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否必须设置“艺文志”？这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98年2月10日颁发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没有作出明确表示。但是，在我国传统方志中，“艺文志”从来都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备较重的分量，排在全书之后，作为一部志书的“压轴戏”。因此，在各级各类地方志中，“艺文志”是绝对不可以或缺的一个门类。现在，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时，是否还应该设立“艺文志”呢？这在理论上似乎没有什么分歧，但在修志的实践中，却并非如此。
目前在全国大致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真正设立“艺文志”的志书并不普遍，至少是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已出版的志书中不多见。第二种，真正以“艺文志”名称出现的新志书则更少，一般多包括在“文化卷”中，与传统“艺文志”相比较，多有名不副实。这里的所谓“艺文志”者，只不过是从属于“文学志”，或者称为“文选”，可能更为恰当。第三种，真正按传统“艺文志”的要求撰写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就是这些“艺文志”中，又内容庞杂，往往以词章诗赋为主，文学作品居多，甚至民歌、楹联等兼收并蓄，而传统“艺文志”的真正主体“地方著录”，反而未被重视，多付阙如。我想所有这些现象，恐怕不完全是今人对方志“艺文志”的忘却和误解，可能还有更多的理论与实际的考虑。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审委员会的领导和史志专家们，以及自治区的相关部门，对于新方志中“艺文志”的设置取得一致认识，决定在《宁夏通志》中专设“艺文志”，作为通志分卷之一，独立编纂，自成一册，单卷出版，名为《宁夏通志·艺文卷》。
为了完成《宁夏通志·艺文卷》的编纂任务，该分卷成立了编写班子，由我担任主编。编写人员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有关“艺文志”的历史、理论和一些新旧方志中的篇目设计，并将学习心得进行总结，以求在《宁夏通志·艺文卷》的具体编写实践中所规范与遵循。下面将学习心得从四方面进行归纳。
一、正史“艺文志”的来历
文以载道，千百年不变的真理。文者，天地之精华也。《易》云：“观乎人文化成天下。”艺者，技艺，才能也。儒家主张以“六艺”规范人和社会，维护封建秩序，是为统治阶级的“文治”、“武功”两种手段。“艺文志”这种体例，最早出现于汉代史学家班固所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之中。《汉书》卷三十即《艺文志第十》，是为班固所首创。但《汉书·艺文志》只是把当时儒家经典著作的六艺群书（《礼》、《乐》、《书》、《诗》、《易》、《春秋》等）分门别类编出一个目录，以给读史者提供方便，可以“按图索骥”。此后，历代正史均仿效《汉书》的做法，纷纷载入“艺文志”，或名曰《经籍志》。诸如《隋书》和《旧唐书》有《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大类编目。《新唐书》、《宋史》、《明史》有“艺文志”，而《后汉书》、《三国志》、《元史》中的“艺文志”则是清代学者所补辑。但是，地方志中的“艺文志”门类，与正史书中的“艺文志”还是有区别的，在史书（含政书）中的“艺文志”是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等天下遗书，“条其篇目”、“以备篇籍”，给研究历代图书文献、学术源流提供参考。而地方志中的“艺文志”则仅仅只限于对某个地域内典章和诗文的收录，即一般习以为该地区的诗文汇编专题和地方文献的总汇，这与历代正史著作中的“艺文志”以分类收录全部儒家经典等著述的书目在内涵与外延方面是大相径庭的。但是著录一国文献之目录与著录一方文献的目录则又是相同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国两汉时代大经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所撰我国目录学之祖的《别录》，也可以视为方志“艺文志”的渊源之一。
二、方志“艺文志”的产生
方志文化是在不断吸收我国优秀文化形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和繁荣起来的，尤其是正史对于方志的影响最为深刻，史与志的关系也最为密切。方志的“艺文志”基本上是仿照班固作艺文之法而出现的一个志书新门类。据我国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研究，“艺文志”从方志的早期形式地记开始就已经出现了，到了定型的方志以后，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目。他明确指出：关于地方志记载艺文的例证，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北周间，由北齐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人（后他家乡随北周灭齐也可称北周人）宋孝王编撰的《关东风俗传》中，就专门列有《坟籍志》，其所“著录者皆为本地人士著作，尤其是当时撰者。更引诗来赞颂其既著录上流人物之著作，又记录了民间流传的或下属社会的作品”。“《坟籍志》无疑开了后世地方志中载艺文的先可。”唐代著名史学家、史评学家刘知几在其所撰的《史通·书志》中评道：“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录皆邺下文儒之士，雠校之司，所列书名，惟取当时撰者。习兹楷则，庶免讥嫌。语曰‘虽有丝麻，无弃菅荆’，于宋生得之矣。”清代名儒刘寿曾在撰写的《扬州艺文志商例》一文中也指出：“周宋孝王《关东风俗传》有坟籍志之名，是为地志载书目之始。”所谓定型方志，古今方家普遍认为，系形成于北宋，定型在南宋间的志书六大体载（记、志、传、图、表、录），“艺文志”即志书各分志之一。时由宋县令史安之主修、高似逊撰稿，嘉定八年（1215年）付梓的《剡录》。即浙江省《嵊县志》问世，该志卷五为书、文，卷六为诗。收录戴逵、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14人著述和阮、玉、谢三人的家谱目录42部。志书中虽无“艺文志”的名称，实乃方志“艺文志”的肇始。到了明代，不仅全国各地普遍修志，而且各种志书基本上在篇目中多列有“艺文志”一项。不过其名称除“艺文志”外，还有“艺文篇”、“艺文考”和“艺文部”等。从骆兆平所编著的《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一书考得，在所著录的明志435种中，设艺文志者约170种，扣除未反映篇目的90种，余335种，可见明代方志中有“艺文志”的占全部方志的51%。如果再将不称艺文而名曰著作、书籍、典籍、文籍、文翰、书目等部分属艺文志性质的内容算进去，有“艺文志”的志书就应占到大多数了。清代是我国编修地方志的鼎盛时期，在有清一代，志必有艺文已成为通例，并有“艺文志”行世。如清代文人郑元庆编著的《湖录经籍考》、蒋学坚续编的《海昌艺文志》、吴庆坻的《杭州艺文志》、丁祖荫的《常熟艺文志》，近人陆惟鍌《平湖经籍志》、张寿镛的《四明经籍志》、金武祥《江阴艺文志》和孙诒的《温州经籍志》等。清人除了对方志“艺文志”的编辑十分热心和取到大面积丰收之外，同时对于正史之缺载艺文者，亦视为憾事而不遗全力进行补缀，先后有顾怀三《补后汉艺文志》10卷、姚振宗《后汉艺文志》4卷、侯康和姚振宗《三国艺文志》4卷，还有《晋书》、《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等正史，均有多位学者为之补作“艺文志”。“艺文志”在清代的史志著作中成为“宠儿”，不是可有可无的内容，而是必备的篇目。这样的地位绝非人力所为，而是“艺文志”的重要作用所决定。
三、编辑“艺文志”的意义
我国旧志书定型之后，志载艺文则是定例，几乎无志无之，艺文成为志书不可或缺的重要门类。因为“言以人重”，“事以文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故志书首重人物，次为艺文，乡以人显，亦以文扬，往往因某人名篇传世而不朽。所以通过艺文，充分表现一地“人杰擅灵，名贤制作，云蒸霞蔚，类能媲左、马而俪渊、云矣！”这充分说明“艺文志”在志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有为才有位，有位将更加有为，那么“艺文志”的“位”和“为”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反映一方文化的总水平。方志艺文的收录对象是乡人之著作，不仅搜求无遗，而且序跋、版本、存佚详备，成为“一方之文献”的宝库。它是按地域、分层次了解基层文献的捷径，这是正史和其他史书所做不到的。“艺文志”不仅可以起到补史之缺，正史之讹的作用，而且通过“艺文志”，某地从历史到当前的学术发展大势，学派盛衰，学术成果档次和学术发展趋向等，都会一目了然，则一方学术文化发展的总水平和特色也就凸显出来的。文化的发展水平，是同教育发达与否有直接关系的，而教育工作的好坏又与地方官的眼光与办事能力联系在一起，所以“艺文志”之有无，实在是非同凡响的，尤其是考问地方主官综合素质的一个佐证。
其二，著录一方文献的权威之作。“艺文志”是一方文献的总汇，是乡贤闻人学术成就的展示，也是后人辛勤笔耕，总结前人文化产品的成果。有了“艺文志”，一方之文献就不会湮没，乡贤之著述也不至于泯灭，结果通过代代续修方志中艺文志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关故里的特殊的十分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来之不易，无可替代。正如章学诚在《天门县志艺文考序》一文中所说：为了编修艺文志，一些有志之士，“往往竭数十年萤灯雪案，苦雨凄风，所与科肝肾，耗心血，而郑重以出者，曾不数世，而一觚拓落，存没人间，冷露飘风，同归于尽，可胜慨哉！幸而轩载笔，得以传示来兹”。许多佚亡的优势作品和历史名著，往往有赖于方志“艺文志”的著录而得以保存；另一些再告散佚的文著，也可以依据艺文志所记，在民间、重点在作者的故里搜寻，即使寻找不到原著，也可以从“艺文志”的书目和相关的题录介绍中对某人某著的基本内容、著作性质等基本面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艺文志”不仅能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还可以起到分辨伪书的作用，可见“艺文志”在学术方面确实有一种权威性。
其三，学术研究的实用性。许多从事历史研究、方志编纂和文史资料整理工作的人，在涉及到一些中下层的人物时，由于他们名不见经传，一般史书难寻其人踪迹，但是只要在他家乡志书的“艺文志”或“人物传”中，基本上都能找到此人的生平、业绩和文著等各方面的情况。方志艺文志，就是要把家乡古今文人，通过刻苦研究，往往是竭数十年萤灯雪案，苦雨凄风，披肝沥胆，耗尽心血而撰著的作品收集起来，使它传久、播远、存信，而不至散佚飘失。修好艺文志，地方文献可以得到很好的整理、总结，则一方之形象就更加鲜亮，所谓“文化之乡”、“文人荟萃”的种种光环就有了依据。这对宣传家乡，提高家乡的知名度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东西无法代替的。并且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意义，它的影响必将放射到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产生一系列放大的作用。这样有意义的事当然要办，“艺文志”的编写确实不应被放弃。由此可见，方志文化之所以千百年不衰，就是因为它有广泛的功能和实用性。我们今天不是为了修志而修志，修志就是为了用志，让方志充分发挥它的存史、资政、教育三大功能和更加广泛的社会作用。“艺文志”在学术研究中的实用价值，也是方志功能的一个方面。为了帮助读者全面了解和方便使用“艺文志”，前贤李濂镗所编写的《方志艺文志汇目》和解放前编成的《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对存世志书中的艺术、经籍书目都一一注明，很受欢迎。
四、“艺文志”的内容和编纂方法
传统方志“艺文志”又称“艺文考”、“艺文略”等，一般多以著录本地人物（主籍）有价值的著作和文章为主。就是说首先要“考核乡贯”，即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作为标准而定主、客之籍贯。而对于外地（客籍）作者著述本地的文著是否收录，存在着分歧。我认为“艺文志”主要应突出一个“文”字，它要使一方之文献著录齐全，这又何需要分主籍和客籍人的文著呢？只要他是撰写本地内容的作品都应收录，以求一方文献的全面性和权威性。尤其是一些边疆和文化相对后进的地区，本地文人和文著比较少，而出现一些有关本地内容的文著，却多是外地作者所撰，特别其中不乏一些相当著名的大人物、大学者所撰。若以籍贯限制，这些文著都要被人为地排除在外，当然是非常遗憾的事，而且于一方文献的宗旨也是很大的损失。前贤刘寿曾说过：“游客愚公，撰述图经，授辑谱录。桑梓之闻斯在，主客之辨宜严。”所谓“严”是主客有别、分清主次，而并非“禁”。今人仓修良先生也说：“方志著录，当然以本地人著作为主，侨客人士著作，与本地文献有关者也不能一律不收，但不能主客相混。”当然，“艺文志”的另一个任务还要彰扬家乡人文之盛况，所以主籍人物有关籍外地区的文著也应收录，以显地灵人杰，而彰扬乡邦人文之辈出。
根据这种认识，我认为方志“艺文志”的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乡贤著述
这叫“因人而求”。乡人所撰有关家乡内容的文著，首当收录，并应尽地主之责，其中一些有影响人物的文著尽量搜辑完整，力求校刊无误，手稿、版本、序跋、存佚（含缺和未见）等内容注清，馆藏注明，以显示家乡“艺文志”的权威性。你要研究某某人吗？到其人家乡志书的“艺文志”中去寻找标准答案吧。尤其是对一些非闻人和乡土人物的研究，更应当把目光放到此人家乡的“艺文志”上。每一个县的“艺文志”都这么做了，将会产生1+1＞2的效应，其学术价值将得到放大和升华，这项工作的意义可就大了。
另外，有些乡人因为长期在外地为官（古代实行回避制度，一般不能在家乡做官）、经商、做事，在此期间写过一些有关宦游地的作品；或者虽未出外，但在家乡长期从事籍外有关问题的研究，形成的研究成果，都应择要收录，但应当与本籍文献分辑，以方便读者查索。
（二）地方文献
这叫“因地而求”。以地域为标准，只要文著内容以本地为主，或事涉较多者，不论是正史、稗野之史、方志、档案和专著等，均在收录之列。并力求全、新。所谓全，是指时代不断档，学科不偏废，人物不遗漏；所谓新，是指下大力搜求未被著录过的文著和当代涌现的新人新作品，努力让“艺文志”作为一方文献的宝典，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地方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工作提供全方位和权威性的资料，也为后人留下研究某一地区的一串“金钥匙”，让他们比较顺利走进治学的殿堂。
但是，我国方志学先辈们对艺文志收录自有一套严格的要求，诸如生人著作不收录，不考证作品流派，不详细介绍作者生平，特别规定“空泛之论，庸腐之谈，骈俪之交，徙贾抄胥，无关考证，剪裁斯下，芟柞从严。”当代方志学家，原中国地方志协会原副秘书长欧阳发先生也说：“凡本地历史、地理、政治、风俗有关者。否则，班扬之作，亦不著录。”
（三）其他文化形式
这叫“因文而求”。历代方志“艺文志”多以地方文献为主，也有一些方志“艺文志”是採取文献与诗文并重的做法，甚至还有偏重诗词和以诗词代替文献的现象。在这些志中，所谓艺文，仅仅只有诗文一类内容。对此，章学诚提出过批评。他说：“近志艺文，一变古法，类萃诗文，而不载书目，非无意也。”我想志书之所以有艺文门类的设立，无非是通过它来展示家乡的学人、名著、乡风，进而夸耀家乡是诗书传家的文化之乡，是声教远播的文明礼义之邦。既然是这样的目的，那么，反映一方文明和文化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形式，为什么不可以在“艺文志”中各展风姿而集体亮相呢？难道只有著作这一种是文化吗？章学诚是主张艺文重在著录，而并不完全抹杀收录其他内容的积极作用。他还说过：“两汉以下，百家丛脞，雅俗杂糅，猥鄙琐屑之谈，亦具有存着，则其中亦自有幸不幸焉。”他认为对于这种文化形式的收录，不仅可收“雅俗互陈”之功，亦有“以辅正史，广见闻，昭文章”和“蹱事增华”的作用。比如诗词、颂赋，金石和民间、民族文学等，不是都能起到烘托一方的文明进程和文化氛围吗？旧志的“艺文志”，有份晋人荀勖的四分法，即甲、乙、丙、丁——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隋以前称乙部为学部，唐以后改称乙部为史部）。可是一般府、县，乃至一省，有那么多文人，那么多作品，值得如此细分吗？特别是一些小地方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可以视情不类四部，而以作者或文体分录较为实际和简便。其具体内容，应包括作品名称、完成年代、作者简介、内设卷目和内容提要。金石类则包括制作年代、作者简介、文学内容和形状。诗歌又分诗、词、赋和竹枝词等形式。统统先分类，后按时序进行著录。
诗。它是方志的专门内容之一。所谓艺者，与文在某些内涵方面是相通的。在儒家经典中，早期有“六艺”即“六经”的必修课，其中也包括“诗”，即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而所谓文者，也不完全是指文章，而泛指文学。在泛文学大范畴中，当然也涵盖诗词歌赋。所以古人往往把诗和书两字联用，称作“诗书”，用来泛指一切的书籍。“艺文志”既然是乡人文著的集萃，收入诗歌作品也是无碍于志体的，更何况它是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呢？所以《嘉靖九江府志·诗文志小序》云：“志以纪事，诗文弗与也。然有事不可考，因诗文而见之者，则诗文亦所以纪事矣。”可见，前贤认为收录诗文，同样对地方史、地方政治和人物等“有可考稽”，“亦考镜之助云”，而不可笼统斥之为“浮文艳词”。事实也证明，古今志书之艺文志收录诗文，无一例外，已成定式。当然，艺文志仍然要坚持以注录著作为主，更不可以诗代文或以诗抑著。而且在诗文选择方面，也以佐证地方史和充分反映社会生活的具有现实主义意义的作品为主。
金石。金，指金属，古代的钟、鼎都是金属所铸，所以金又指钟鼎；石，指石材，用以制碑和柱础等，古代镌石刻字，以旌表贤者，传芳后世，称之为丰碑。所以金石，一般分为碑刻、石刻、题记和钟铭、鼎铭等一类铸镌在鼎和石头上的文字。它把本地一段重要历史事件、著名人物功德、自然灾害实情和建筑物兴建始末等方面内容记录下来，这种镌铸在金属和石头上的文字，不仅也是一方的文献，重要的文著，而且是非常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地方宝典，将其收录在志书艺文之中，以防传失，也是艺文志的一项特殊贡献。
民间文学。经劳动人民集体口头创作又在民间广泛流传，不断修改、加工，用以反映人民群众愿望、要求和理想，体现他们的思想感情活动的一种原生态的文学形式是为民间文学。在民族地区，又称民族民间文学。它包括民歌、民谣、神话、传说、故事、童话、平话、咒文、说唱、戏曲等形式。它们是伴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并充分反映生产实践、生活实际和宗教活动而创作的。例如国外有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我国有《诗经》和《格萨尔王传》等享誉文坛的民间文学著作。后世所谓高雅文学和诗歌创造正是渊源于这些民间文学。那么，流可以载入志书的“艺文志”，而源为什么就要拒之于大雅之堂门外呢？当然一部志书的容量有限，是可以有所侧重，但民间文学也应有一席之地，至少对主要作品存目还是应当的。
其他。凡不属于文著、诗歌、民间文学和金石文字的其他重要文学作品，也可择要录入，但必须是反映地方文脉的特殊文化载体，不可滥收。如宁夏地区的西夏文字、西夏文著作和伊斯兰文化成果以及一些大姓谱牒等，都应酌情采入艺文，以体现一方文化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
宁夏是一个小省区，而且历史上又是边关用武之区。人们常说：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宁夏人民自古尚武、重力、锐于战斗，而文化相对于中原显然不可相提并论，文学作品自然也较少。也就是清儒刘寿曾在《扬州艺文志商例》中所说的“声教未迄，文雅尚绌，无可入录者”的具体地情。所以在编修宁夏通志的艺文卷时，我们有目的增加一些民间文学的内容和分量。我们这样做的想法是：首先，编修一次省级通志，是百年一遇的大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应当抓住这次机会，迎难而上，力求把家乡的文化产品尽可能较全面的搜集荟萃于“艺文卷”之中，传给家乡的后人，也算是本次修志的一种责任、使命和贡献。不过，我们这样处理，也是从宁夏的特殊情况出发的，即宁夏是我国唯一省级的回族自治区，加之历史上又是神秘的古西夏国和尚未完全揭开面纱的西夏文化的产生地。而且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宁夏与兄弟省、区、市相比，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产品，也相对比较少。依据这种实情，适当加大“艺文卷”的分量，志书也是可以容纳的，并做得到的。当然也不能凑数。其次，方志从产生、定型、成熟，到繁荣时期，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着。由记地到载人，从表彰帝乡到褒扬自己的故乡，从为达官贵人树碑立传，到敢于为普通小人物树碑立传，从不载生产和经济活动，到以经济各分志为主体内容，从“六体”（记、志、传、图、表、录）到“七体”（增概述一体）等等。这正是方志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千古不衰的重要原因。如果方志不能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和时代的变化，就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今天，我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里，着手编修反映社会主义祖国在改革开放年代中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的新方志。在这样的新形势下，编撰主要反映改革开放新内容的新志书，我们修志人员自身也要有点改革开放的精神，与时俱进，立志编修出一部既坚持传统，又有创新的社会主义新方志。这种史稗兼收、雅俗共赏、博采群芳的尝试应该是可以的。如果全国各地的志书都“千书一面”，没有“百花齐放”的满园春色，那这一代的修志事业也难称繁荣。
艺文志的内容搞清楚之后，如何编纂也就不难了。
首先，要对一方文化的总体面貌和发展变化的基本情况进行综述，回顾历史，交代成就（名人、名著），史论结合地总结优势和劣势，前瞻性地提出本地区文化学术和文学创作的发展趋势。这一任务就是每一部志书必备的“概述”所要完成的任务。
其次，遵照修志的基本要求，进行横排竖写，即事以类聚，类为一目，先分大类，即谋篇设章，定篇目。大体上在第一个层次可分为著作、文章、诗词赋、文学作品、民间文学、金石和其他七大类。第二个层次，再把著作和诗文等按作者的籍贯分为主籍、客籍两类。第三个层次，要把主籍作者的作品，按其内容，再划分为事关本乡和事关外乡的两目。第四个层次就到作品了，对于收录的作品，可按三种方法处理：第一，对知名度极高、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专著按图书馆学的要求做题录，并将文中千百年引用率极高的原文名句录出，供人欣赏；对于单文、诗词赋的精品亦全文照录。第二，对地方性的名著、名诗、名文，可按目录学的要求，作细目入志。第三，其他大量的文著，可登记名录入志备查。
正史艺文志的编纂通例，一般是以著作名称为主体进行分类编次，而传统方志则往往是以作者姓名为主体进行著录，可称为“变例”。我所提出的四个层次、三种方法，是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结合宁夏的实际情况，或可谓试用的“新例”。
至于艺文收录的时限，应按《宁夏通志》凡例的要求，上不封顶，下止2000年底。对此，前人刘寿曾却有不同的主张。他反对收录当代在世人的作品。他在《扬州艺文志商例》中说：“起两汉迄国朝，咸同朝凡生存之人著述概不甄录。”我想这又何必呢？本来搜集当代人的作品就因数量大、作者游宦范围广，所涉学科门类多，同代人都感到困难很大。如果把这一任务留给后代人去做，不是困难更大，结果不是错漏会更多吗？所以近代著名方志学家黎锦熙明确主张：“人物不录生存可也，而艺文则不可，乡人学士著述，不问其人之存没，概为著录。”但不给生人著述加评语。另外，还要特别注意处理好“艺文志”、“文化志”中的著作和《社会科学志》的科研成果三者之间的关系。艺文的任务是著录，对于作者、小传、书评、序跋、卷次、存佚等都是考清祥载，而“文化志”之著作只要有作者姓名、内容提要、出版情况即可。社科成果与文化略同，所不同的是对著作和作者要有学术评介。更为关键的是，“艺文志”是一方文化的集萃大成，如果设了“艺文志”，则文化志、社科志都应服从于“艺文志”而定削长。
五、《宁夏通志·艺文志》篇目设计初探
查旧志艺文一门，大多之载文章和诗词两种，往往只是“流连风景之作，无关宏旨”，“语一省之典章，则挂漏者多；语一方之文集，则简略滋甚。”其中文章又多以“御旨”开篇，把当朝帝王的“皇言”、“御制文字”等放在最前面。其后，依次是奏疏、公牍、赋、赞、记、考、辨、序跋、传、书、说、铭和杂文等一类文字，而更为大量收录的却是诗词。章学诚曾对艺文志滥以各类诗文充数，提出过批评。他说：“今世志艺文者，多取县吏及邑绅所为诗赋……甚而风云月露之无关惩创。”旧志艺文对于乡贤撰著和必要的研究性著录，反而并不多见。章学诚认为，这样的艺文志，已经是“非复志乘之体”了。不过，民国时期所编修的一些大型志书，已渐渐重视对著作的入录了。如《民国河南新志·艺文》就是首先对书著按经、史、子集四类，从书名、卷数、撰人姓名、爵里、提要等五个方面进行注录。宁夏的《民国朔方道志》也在艺文卷中，列入著作介绍，但不如《河南新志》详细。
翻阅现在新编修的一些志书，一方面许多丢弃了“艺文志”的传统门类；另一方面即使也有“艺文卷”之设，但与传统的“艺文志”对照，已是面目全非了。仓修良教授在他撰写的《新编志书艺文志必不可少》一文中做过这样的统计：在查阅全国各地的229部新县志时，发现保留“艺文志”内容有74部，占32%，而其中“真正称艺文独立成篇的几乎没有，能在文化篇中专设一章已经很不错了，有的还是放在最后附录之中。”
宁夏是一个回族自治区，也是全国较小的省级行政建制单位，经济、文化相对后进，而且自古以来多为武材之乡，战争频仍，学子文儒乏人，文著名作稀见，所以根据这一特殊区情，我们想抓住此次修志良机，把本来就不多的文化产品分类聚合在一起，提供给多方面需求的读者和有关科研工作者，其中有些还带有抢救性保护作用，使这部分地方文化产品不至于再次流失，让宁夏的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精品，通过这次《宁夏通志·艺文卷》的编纂，能够较为完整地传递给后人。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传统艺文志的体例满足不了要求，不得不有所突破。《宁夏通志·艺文志》的建议篇目，就是基于以上的学习心得和想法提出来的，以便征求各方面专家的意见，然后我们在修改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