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克智
海原地处祖国西北少数民族聚居的贫穷落后山区，教育事业发展非常缓慢。民国10年（1921年）前，除城北高小外，基本是私塾教育，全部民办。有三种形式，一是先生开学馆，收生徒按年交钱、粮上学；二是富家为子女请家庭教师，亲友子弟付费寄读；三是社、庙学堂，由一坊民众（一村或数村）集资并义务出工盖学堂或利用庙宇办学，其经费有的是庙学一包揽，有的是办学校校董会专管，将集捐的学田、羊只等出租收入作为延师及办学费用，学生家轮流给先生管饭，群众子女皆可入学。学习方式是识字、写字、读书、背书、偶尔先生才开堂讲书。念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五、七言杂文、四书、五经等，没有其他课程，个别学堂有加教算盘的。至民国20年（1931年）期间，教育部推行“壬戌”新学制，拨了点钱，在集镇和大村庄扶持改造私塾或兴建了些学校（全县不超过30所），拟改为课堂教学制，加授算术、常识、公德、音乐、美术等课程，但因缺教师、没课本，仍未能改变私塾教育形式。从民国21年（1932年）起，国民政府大力推行义务教育：强令10～16岁儿童一律入学，扶持改制私塾为新学制教学，增建义务小学、短期小学等，至民国26年（1937年）海原教育有所发展，完小增至三所，初小有六七十所。虽然如此，仍因经费不足，缺教师、教材、课本等原因，大部分初小还摆脱不了私塾式教学，我就是这年春天上西安义务小学的，记得父亲拿着香表和供品，领我去学校拜师，老师只有三伯父程耀庭一人，住里外套间，外间上设香案，供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牌，父亲献上供品，领我焚香跪拜了先师。然后进里屋给老师五块银元，叫我叩头拜了师。全校40多个学生，虽按规定设国语、算术、常识等课表，但没老师和课本，仍是背念三字经、百家姓、短期小学课本、古文观止等书，加学珠算，也不分班级。两年后县上才派来一位姓屈的校长和一名梁老师，规定课程开了，学生也有了课本，我被编入三年级。西安这所乡镇所在地的学校，才算结束了私塾式教学。偏远村庄的学校仍在等待、期盼着这种难得的机遇。
民国29年（1940年），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次年甘肃省贯彻该精神，由教育厅发文件将完全小学一律称为“保国民学校”。增加教育经费，提倡官民共同办教育，从外地调派教师。从而推进了海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完小增至城北、城东、女子、李旺、西安、兴仁六所，乡村私塾一律改为初小，使得保国民学校增加到90所以上。公职教师也有百余人。各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教材课本等均按国家规定办学，海原的私塾式教育才算彻底告终。
二、“两免一补”钩沉
出生盛世，福莫大焉。现在的农村孩子，不论贫富贵贱，一到入学年龄，都能上学读书。在九年义务教育期间，还享受“两免一补”，即学杂费用及课本费全由国家出钱，对住校学生，又给予食宿补助。这样的惠农政策，有史以来，闻所未闻。而且现在的中小学建筑设施宽敞，教学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学习环境良好，食宿条件优越。回忆我们当年的读书境遇，可谓天地悬隔。记得1945年海原中学成立，是从城北小学挤出一座教室、20间宿舍起步的。当年招收55名同学，全是本县十多年来小学毕业无力赴外地上中学者。我最幸运，是应届小学毕业生，13岁，全班最小。关庄乡的汪凯元同学，已26岁了，大家尊他为老大哥。省教育厅派来校长和三位任课教师，县上派了两名财务后勤及伙管老师。课程按规定全开，只有课本，师生同用，没有其他教学仪器及图书资料等设施。四个人住一间宿舍，土坯火炕，冬天靠家人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驮送的羊粪煨火取暖，没有火炉。教室里架着两个煤皮火炉，过冷时墨水瓶还会结冰。早晚上自习，每人端着个煤油灯去教室自习，下自习后端回宿舍，爬进被窝做完作业听铃声熄灯就寝。伙食大灶一天两顿饭，中午蒸馍、黄米稀饭炒洋芋，下午是白水面就咸菜，早点基本是开水拌炒面。米面是自背或家人送交的，菜碳等伙食费用另交。就此同学们都非常珍惜自己有机会上学读书，团结友爱，互帮互学。老师也一人教几门课程，昼夜辛劳，燃蜡吐丝，哺育学生。初中毕业后我考入兰州中学读高中，该校是当时甘肃省最好的完全中学，师资水准高，教学设施好，理化课有实验室，生物等课有少量标本及配套挂图。学校还有一个20万册书籍的图书馆。课余、星期天、节假日，有钱的同学逛街市吃喝、购物，我们穷乡僻壤的学生，便浸泡在阅览室里吸取营养。大灶伙食既差又贵，四块银元一月，父母吃力还得按时邮寄。住宿每四生一室，干板凉床，最愁的仍是冬天，房地中间砌着个砖火炉，自己出钱买煤球生火，晚上四人各坐一边，背对火炉取暖，板凳当桌子写作业。同时，每人将从黄河里捡来的圆长棒棒石，在炉上烧烤，睡前放进被窝暖被，睡时脚蹬暖石入梦，直至冰醒，踢出被外。学习照明用电灯，但因当时兰州市电力供不应求，故每周停电两天，早晚上自习，富学生点蜡烛，我们依旧是煤油灯。城乡有别，贫富显眼，全班60名同学，集合站队时，西装革履者居多，布衣烂衫者不少，可是一堂授课，前二三十名皆为布衣。
仅以自己中学时代的细小往事，激励当代的青少年们：珍惜机遇，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发愤图强，及早成材，献身祖国，回报党恩。
三、海原中学的诞生
民国30年（1941年）后，海原完全小学发展较快，每年毕业百多名学生，但有能力赴外省升中学的仅有四分之一。至1944年夏，已有二三百名小学毕业生失学，8月，时任海原县临时参议会长的徐元礼、副参议长田增荣、三青团干事长兼教育局局长程耀藜、副局长刘献瑞等倡议在本县设立初级中学，引起县府、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的热烈响应。经教育局呈请县长杨慕震同意，于9月中旬成立了筹备委员会，有八人组成，程耀藜任主任，刘献瑞为副主任，委员有徐元礼、田增荣、田凤鸣（县保安大队长）、任孝久（民众教育馆馆长）等六人。由教育局牵头向县府、省府及教育厅呈文，并向社会发起募捐活动。10月初县府会议议定：“以落后贫穷少数民族边远山区为由，上文省府争取省立。”随由杨慕震县长和程耀藜二人备厚礼带县府呈文去甘肃省政府斡旋，被省主席谷正伦以“抗战在急，无力付资、暂设县办、待后在议”为由拒绝了。教育厅长水梓却很同情，建议暂办个县立职业中学，即开中学课程，又利用海原产羊毛纺织毛衣、地毯等产品销售，弥补经费不足。杨县长认为可行，亲去兰州工业职中观摩洽谈。回县后开会研究，县上拨50万元给筹委会，作为启动资金。派人去兰州工校半价购回纺毛线、织毛衣、地毯、床单等机器十多台，放在城北小学大礼堂内。同时做课桌凳40套及办公桌、卷柜等件，侧边均写有“海原职中”字样。这批桌凳我们班一直用到1946年底。捐款事宜也派人分组深入城乡积极劝募。教育局又请来在兰州工校毕业的程克明、李峻德二人（均是西安乡人），计划作业务教师。安装检查纺织机、并购羊毛，纺织试机，备开学使用。紧张的筹备中，社会上特别是青年学生们认为上职业学校没前途。普通中学毕业，可到外面考高中、升大学，报效国家，故强烈呼吁改建普中。筹委会、教育局多次开会研究，恐变来变去教育厅不批咋办，议而未决。1945年4月中旬，新任县长杨蔚南（甘谷县人）到任，了解情况后，同意社会请求，改办海原县立初级中学，并言他和教育厅长水梓邻县有交。5月初又和程耀藜备文去省厅升办普通初中，事情很顺利，三天后讨到了批文，名为“甘肃省海原县立初级中学”。由省厅派校长、教师、订印课本，并给了点建校奖励金。回县后，捐款也超过两千万元的计划，急召开县务会议议定：1.由教育局负责7月初招生50名，8月开学。2.改筹委会为海原中学校董会，人员不变，管理经费和办学等事宜。3.买回的纺织机器连人员转建设局办个地毯厂，已占用资金由县府如数补拨到账。
1945年8月20日上午10时，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县府官员，各界人士到会，新招的55名中学生及县城三个小学的学生列队，在热烈的掌声中，杨县长揭开了海中名牌。
从此，甘肃省海原县立初级中学诞生了。
四、海原最早的旅外学生助学资金
民国31年（1942年），海原在外面上中学、大学的学生已有数十人，但因大部分家境清贫，往往半途辍学。当时社会贤达徐元礼（商会会长）、米玺珍（县地政局局长）、程耀藜（教育局局长）、曹圭文（西区区长）、田凤鸣（保安大队长）、何光裕（民教馆馆长）、蒋仲廉（县府会计主任）、刘兆甲（城东小学校长）等人自愿捐款400万元，并发启倡议，捐筹资金，扶持旅外学子完成学业。经报请县府批准，于当年夏由上述人员组成了“旅外学生助学基金会”，辅设教育局，程耀藜为主任，负责按时审核发放助学金，其他人为委员，积极化捐资金。县府也发文协助筹措资金：1.县政府拨款500万元；2.地政局、田粮科合手出100万元；3.城乡集镇工商铺户及皮、衙、斗、称各行业征收500万元，加上基金会人员已捐的400万元，共计2000万元，存银行生息使用。补贴标准：视其家庭经济情况，中学生每人补助20万元～40万元，大学生补助40万元～50万元。此项目基金一直运转到海原解放。
据我所知享受过该助学金者有：
郭恒，西安园河人，兰州大学史地系，1944年补助50万元。
徐洪泽，海原县城人，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1944年补助50万元。
马国荣，海原县城人，湖南大学数学系，1945年补助50万元。
薛仲英，海城镇涧沟堡人，西安西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945年补助50万元。
虎献义，关桥方堡人，武汉大学物理系，1946年补助50万元。
刘宗慧，西安刘湾人，南京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补助150万元。
李玉英，关桥贺堡人，1947年补助100万元。
刘玉书，西安刘湾人，1947年补助25万元。
李树仁，海原县城人，1947年补助25万元。
刘普洲，海原县城人，甘肃师范学院中文系，1948年补助100万元。
从1943年～1948年，海原在兰州、平凉、固原、靖远等外地上中等学校的学生超过二百人之多，我也是其中之一，只要自己向基金会申请，均可享受该项补助，多少不等，不再列举。
五、海原第一棵核桃树
海原县政府招待所多功能厅北侧长着一棵大核桃树，树干粗1.56米、高16米，树头轮围直径17米。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它已75岁高龄了，是核桃树种落户海原的祖宗。
政府招待所现址解放前是居民米玺珍（任过海原县地政局局长）家的宅院和果树园子。米老酷爱养花种树，园子里桃、李、杏、枣、果、梨等树都有，唯缺海原人不种的核桃树，便从外地访求栽植方法，并于1932年春从平凉购回核桃树种子二斤，选了八棵最大的用温水泡了三天后，再用牛粪包住种子，植木盆壤土育苗，放在向阳处，掌控好温度湿度。至农历五月下旬有六棵出了苗，分移单盆养护。次年春天存活了四株，分栽园子四处，秋末长高五尺左右，冬天用麦草捆绑压盖。又次年春，幸存了两棵，十年后才结了果实。一棵1982年左右招待所盖小楼时挖掉了，只活了五十多岁，现存的这棵，虽老仍健，但也有了干枝黄叶，期盼着人们施肥、浇水，当作文物精心养护。
六、说赌害
这是民国年间流行在民间的一首快板说唱词，尤其是民国25年前后，国民政府强令三禁（禁种烟片、禁吸大烟、禁止赌博）时，鼓励民众说唱以警诫。我觉得当今仍不乏警示和育人作用。
从古至今几千年，赌博场上出麻烦。
商人耍钱店门关，农民耍钱地卖完。
职工耍钱不上班，官员耍钱腐财贪。
学生耍钱书不念，教师耍钱失体面。
士兵耍钱不操练，将军耍钱国不安。
女人耍钱搞淫乱，男人耍钱贼盗现。
老爷耍钱丢了官，皇帝耍钱失江山。
一进赌场红了眼，两手发痒心发颤。
三餐茶饭无心咽，四邻提心又吊胆。
五更三夜不下线，六魂颠倒夜难眠。
欺老辱弱胡乱言，巴望赢钱眼睁圆。
久坐赌场成病汉，十分可恶又可怜。
赌得妻离子又散，赌得骨肉不团圆。
赌得倾家又荡产，赌得亲友把脸翻。
赌得富汉讨了饭，赌得穷汉入黄泉。
赌得偷人又诈骗，赌得违法坐了监。
真是人死家财散，人财两空一起完。
劝人没要把钱赌，行归正道当状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