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峻
高峻，男，汉族，1935年12月25日生于彭阳白阳镇赵洼队，中共党员，高级讲师，毕业于甘肃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科。1957年夏参加工作，任固原师范学校教师。
1957年夏，我毕业于甘肃师范专科学校语文科，受省文教厅派遣回固原当教师。同我一起回固原的有7人，分别分配到固原、海原、西吉、隆德、泾源5个县。我和朱世昌、吴诠山留在了固原。文教处把吴诠山派到三营中学，把我和朱世昌留在了固原师范学校。
固原师范学校校舍刚建成交付使用，面貌崭新。新旧教职工合计不到15人。代校长高文景，教导主任顾群，总务主任空缺，由一个姓马的职员负责。7个教学班，分初师、中师两部，是一所完校中等师范。学生人数约300人，规模不大。
学校给我安排了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汉语课程，每周课时18节，外兼一个班主任，担子较重，工作顺利，一切称心。在固原师范一干就是7年，直到1964年。
一
1964年对我来说是个非凡的年份。这一年，“四清”运动在全国全面铺展开来了。人心惶悚，不可终日。所谓“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那时候，年年搞运动，一个接一个，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批人倒下去再也站不起来。极左思潮泛滥，运动范围扩大，次次运动都要伤及一些无辜。这次“四清”运动能例外吗？
我特别担心我自己。因为我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父亲头戴地主分子帽子，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改造，我又是地主家庭成员。这些年虽对党忠心耿耿，工作勤勤恳恳，表示要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站在工人阶级一边，永远跟党走，可有谁能相信呢？历届政治运动侥幸过关，但是这次的“四清”运动能不能也顺利通过呢？我心中实在没有底。
我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一天下午教职工例会政治学习。会上一教师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双手捧着文稿，声色俱厉地宣读了我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动员全校教职工大胆揭发，严厉批判，粉碎我的猖狂进攻，保卫无产阶级政权。同时被点名批判的还有教师丁文庆和韩恩荣。给我和丁文庆定性为“现行反革命”，给韩恩荣定性为“极右”。在场的教职工个个神情惊悚，人人眼里流露出恐慌的神色。他们也很害怕。我此时犹如霹雳轰顶，霎时只觉两耳嗡嗡作响，脑子一片空白，天旋地转了起来。此后是谁发言，说了些什么，一点都没有听进去。会散了，人走了，会议室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还呆坐着，过了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宿舍。晚饭也没吃，倒头便睡，可是睡又睡不着，睁着眼想了一夜。
此后半年的政治学习就成了批判我们猿人的斗争会。会上，人人迫于形势都站出来积极发言揭发批判，以示和我们猿人划清界限，从而保全自己。我们猿个人边听边记，根据群众的揭发，写出书面交代，上交学校领导审阅。
批判斗争会不知开了多少次，我们的思想检查（认罪书）也不知写了多少份，但总是通不过，难道是想置我于死地？于是，我写了一封家信，把我可能被捕的事写进了信里，要家人也有个思想准备。写好信后，顺便压在了褥子底下，等有了机会送出去。万万没有想到这封要命的家信却被暗中监视我的两个学生马某和黑某无意中发现了，立即送到了学校领导手里，成了我猝然被捕的导火索。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里，在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中，约定俗成，形成了这样一条规定：被批判斗争的人，不管你有没有错误，也不管你错误是大是小，在群众批判斗争你时，必须端正态度，诚恳接受，不能有丝毫的抵触情绪，更不能有抗拒行为。如果抗拒，必遭重惩。“我最后的一封家信”也被学校某领导当做“绝命书”，成了死不认罪、以死相抗的铁证，还能平安无事吗？非坐大牢不可。
1964年11月17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早饭后，公安人员押我到学校中院接受学校最后一次批斗。会场早就布置好了。中师两校教职工参加。控诉会由县委组织部部长主持，固原县法院院长坐镇。控诉会最后宣布我的“现行反革命罪”成立，经县委研究决定刑事拘留。控诉会在“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高峻”的口号声中结束。干警给我双腕戴上了手铐，把我押送进了与外界隔绝的高墙大堡之中。
二
在固原看守所里拘押了一年有余，日子很不好过。狱房狭小，不足15平方米，羁押5～7人，非常拥挤。一张连墙通床把小屋几乎占光了，没有活动空间，大家只能团坐在床上。日子久了，下肢站不稳，走路踉踉跄跄，身体极度虚弱，头发晕，眼冒金花。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营养。狱中伙食太差，一日两餐，餐餐是稀糜面糊。每餐一人两小勺，吃不饱，个个饿得前胸贴后背，骨瘦如柴。在押人犯都把希望寄托于家里送的炒面上。起初犯人家里送来的食品还收，收后就转给本人，本人除了自己享受外，还给同室狱友也分送一点。不知什么原因，半年后，不准犯人接受家里送来的任何食物了。好些犯人家里把食品送来，都被挡了回去，一点点希望都被掐灭了，只能咬着牙挨饿。大家急切希望法院尽快审讯，早日宣判，去劳改队劳改。听人说到了劳改队里活虽苦点肚子却可以填饱。
入狱后，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公安局、检察院、法院不时地对我审讯录口供，但那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1965年12月的一天，寒风凛冽，阳光黯淡，法院审判员把我们几个人叫出监狱门外，草草作了宣判。我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污蔑罪，刑期5年。
我先后在3个地方劳动改造过，这就是固原黑城劳改农场、平罗大风沟煤矿、惠农农场。在农场劳改的时间短，合计大约半年，在煤矿劳改的时间长，超过3年。农场活苦，是重体力劳动；矿山活更苦，是特种体力劳动。煤矿上劳动很单调，一直是拉煤运石头（废料）。轻一点的活不是没有，只是太少。
我刚到平罗大风沟劳改煤矿，打眼全是人工。两人一组，一个人扶钢钎，一个人抡大锤，一天累计必须完成4米。3个采煤中队，每队都有一个分队专打炮眼，每队大约30人。过了半年后，打眼机械化了，风钻代替了人工。打眼专业队除了少数几个人操作风钻外，其余犯人不是接煤就是运石头去了。拉煤运石头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一人一部车、一把锹，装满运出。拉煤运石头任务指标定得特别高，一人一天60车，必须完成，不然要挨批斗。一部车一天运60回，往返一回1公里，60回不就是远园公里嘛。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谁能受得了，再说装料很不容易，煤料一般还足，石料经常不够。没料可装运任务怎能完成呢？运石头的犯人常常为此而苦恼。
所谓石料短缺，不是说完全没有石头，石头多的是，堆积如山，只是这石头大都体积庞大，重逾数百斤，一个人弄不动啊。为了完成任务，只得拼命呗。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抢料和硬装大石头的现象，违背了安全操作规程，酿成工伤事故。因为抢料，就会忘记了安全，坡顶大石头滚下会砸到人和车。可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一个劲儿还在装车，结果不是死便是致残。因为一个人拼命装大石头，体力支撑不住，往往会被大石头“咬伤”，不是腿折便是胳膊断。至于放炮炸石，碎片横飞，砸伤砸残的工伤事故更是屡见不鲜。拉煤运矿石的犯人个个苦于完不成任务，置生命于不顾，玩命地干。天长日久个个精疲力竭，骨瘦如柴。煤矿年产煤炭10万吨，任务重，时间紧，只好加大劳动强度。大风沟煤矿实行的是大礼拜，半月休息一天，疲劳远远消除不了，个个体力透支，人人命悬游丝。
我初到煤矿，队长派我打炮眼，我一无力气，二无技术，不管和谁配对打炮眼，一天的4米任务总完不成，因此没有人愿意跟我搭档。队长知道了，便硬性指派全队人犯轮流帮带，一人一周。人工打眼被风钻代替后，我也拉起车子运石头了。一天60车的任务我怎么也完不成，天天欠十几车。不是我磨洋工不尽力，实在是力量不足，体力太弱。使我安心的是拉石头完不成任务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一人领罚罢了，不累及他人。
拉煤运石头属于特种体力劳动，月口粮五十一斤半，全是米、面，没有杂粮。副食供应也充足，但还是吃不饱，因劳动强度大，人人喊饿。我这个人身体瘦小，饭量原来很小，如今也是吃不饱，经常觉得肚子饿。幸有一个远房老舅名叫李天荣的也在劳改，和我同队同组。他干烧钢钎的活，较轻，馍吃不完，常常送给我吃。其他犯人非常羡慕。老舅的这一饭之恩，铭刻于心，我至今忘不了。
20世纪70年代社会上强调阶级斗争，而劳改煤矿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把犯人分为两类：人民内部犯法分子和阶级敌人。对人民内部犯法分子在思想上管教上放得松。政治犯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就大批特批。
劳累、危险、饥饿、压迫，是横在所有犯人改造道路上的四座关隘。谁若通过了，谁就洪福齐天，能与家人重聚，回归社会，重见天日。否则就只能留尸大风沟，长眠于贺兰山腹地，与山狐野鬼为伴了。幸运的是我虽历经多次风险却都逢凶化吉，死里逃生。一次是点炮时，下山走得急，没踩稳，脚下一滑，便掉进一个一丈多深的石头洞里，上不来。接着从山上又滚下一个大石头恰好盖在我头顶上，把我捂得严严实实。炮放过后，上山撬石的人听见了我喊救命的声音，急忙用钢棍撬开大石，才把我从空洞里吊了出来。还有一次更险，我在坡下低头装料，一块百十斤重的圆石从山顶飞滚而下，我还没来得及躲开，大石就落在我的料车上，把车子砸了个稀巴烂，两根车辕断了一双，像刀切断似的，可没伤着我，而我正在两根辕中间，大石头擦身飞过，相距不过分寸间。至今忆及，仍有后怕。
三
1969年10月我刑满释放，回乡当农民，重操祖业。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勤劳作，淳厚朴实。
我家属于彭阳公社海巴大队赵洼生产队。这是个先进生产队，稍逊于赵磨生产队，排名第二。我们赵洼生产队在支书和生产队长两人的领导下，生产搞得好，年年大丰收，岁岁超额完成公购粮上缴任务。阶级斗争弦拉得尤其紧，凡是队里的地富分子和成员都被他们严加督管，人人服服帖帖，个个规规矩矩，没有一个敢乱说乱动。因此赵洼生产队屡受公社表扬，列为先进队。赵洼生产队政治空气如此浓烈，我这个劳改释放犯要回去当农民，其艰辛和坎坷就可想而知了。
刚回到家，队长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他要我拿出身份证明给他看，要我到固原县保卫科去开证明，我当即回绝了：“要证明你们去要，我不去。”后来，他到公社找了书记，要求公社和县保卫科电话联系，询问我是否戴“分子”帽子。书记婉转地谢绝了：“你太多事，高峻原是咱们教师，因思想认识糊涂说了几句错误话，被判刑改造5年，已经够戗，还戴什么帽子呢。”经书记这一驳，他才死了心，但把注意力转向了对我的劳动改造上。
队长没敢把我当“分子”对待，但也没有把我当“成员”对待，而是当“坏分子”对待了。这不是瞎说，以后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左”路线统治着农村，“五类分子”备受欺侮和压迫，处境极其艰难，用水深火热来形容，一点不算过分。在生产队里他们的日子很苦，脏活重活别人不愿干，只能由“分子”成员干了。我和“分子”一样，经常一起干脏活重活。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分子要天天写汇报，我不写。
农业受时令支配，四季活路不同，所谓春种、夏耘、秋收、冬藏。生产队干部就是依据季节和生产需要给社员安排活的，农活也是有轻有重。队长分配给我的活总是最重的，轻活与我无缘。不是叫我筑墙盖房，仓库背粮，就是修渠补坝、抱粪打场。别人干一天，晚上还可睡个安稳觉；而我白天干了，晚上还要加班。夏天晚上护渠放水，冬天夜里看场护粮，不给喘息的机会。
在生产队里有两种活没有人愿意干，这就是：修渠补坝，随拖拉机站耱。前一种活苦，后一种活险。队长就把这两种活承包给了我和成员了，成了我们独享的“专利”，其他社员无权分享。彭阳店洼水库的修补和沙港水库的兴建都是我们兄弟几人轮换干到底，其他社员很少参与。在水库干活就是拉土，路陡车重，粮少肚子饿，且有定额，其苦不亚于在矿山拉石头，自然都不愿去了。夜里跟拖拉机站耱，风险极大。拖拉机耕地速度快，站在后面踩耱，稍不留意，脚下一滑，就会从耱上摔下去，耱从身上擦过，不是衣服划破，就是皮肉受损，谁愿意干呢？
还有一样活更没人愿意干，那就是冬天看场。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睡在热炕上尚不觉暖。看场护粮却要坐在空似旷野的大场上，看守一堆扬净的小麦或玉米。深夜寒气逼人，冷彻肌骨，腿脚冻得又麻又僵，双耳如刀削般痛。这活倒不重，但要受冷冻之苦更没人干，队长就把这活包给我和几个成员。我建议给小场窑盘个小热炕，叫看场人取暖。副队长同意了，带人着手去盘，却遭到了队长的蛮横拦阻，泡了汤。看场窑洞没有热炕，赵洼队是首创。
春节到了，忙活了一年，大年初一总该歇息了吧。可是队里的喇叭又响了，高声粗调的队长又通过话筒给我们少数几个人安排活了，叫我们去彭阳粮库背粮包。好在我虽然是个文弱书生，但经过多年的强度锻炼，有了对艰苦环境的应对能力，不然早就会倒毙在劳动岗位上为工殉职了。
把我当“准分子”对待的又一例证是剥夺了我作为一个社员应当享受的一些基本权利。自留地每人一亩，人人都有，唯独我没有。1976年冬天老母病逝，举家服丧。刚把老母灵柩安葬于坟茔，回到家里脸上的尘垢尚未洗去，队长便寻上门来，骂骂咧咧地催我们兄弟去上工。
对于队长的诸多霸道行为，我一忍再忍，默然承受着。而他得寸进尺，蹬鼻子上脸，仅为一点小事就破口大骂，出言不逊，侮辱我的人格和尊严。士可杀而不可辱。为了维护我的人格与尊严，我终于抗争了，曾经顶撞了几句，他就暴跳如雷，扬言要对我进行报复，愤愤地说：“咱们走着瞧。”
他们一合计，就添枝加叶把我先告到彭阳公社，说我不服管教，顶撞队长，气焰极其嚣张，必须杀杀威风，要求公开批斗我。公社书记同意了，于是他俩就研究布置批斗事宜。先布置积极分子开会，给我搜集整理材料，写了18页，巨细都有。不过这18页罪行录全是鸡毛蒜皮的琐事，虽经整理提升，还是上不了纲，就是他们认为最具杀伤力的一条“反对批林批孔”也是无中生有，经不起反驳。所以在生产队里召开了几次批斗会，社员都不发言，没人响应，斗不起来。没办法，就把斗争会挪到大田上开，希望外队社员批斗我，从而扩大影响，把声势搞大，结果效果仍不理想，反应冷漠。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与公社对我的最后处理了。他们天天去公社打听消息，日日在家里盼望佳音。在他们看来，根据以往的经验，这回就是法办不了高峻，也给戴个“帽帽”，便于以后管教。谁知他们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不但此事不了了之，而且听说公社还要录用我去彭阳中学当代课教师了。
1978年，中共中央正本清源，着手纠正倒行逆施的“四人帮”多年在全国推行的极“左”路线，拨乱反正，给一批批无辜受害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昭雪平反。知识分子的春天到了！许多曾身陷囹圄多年的知识分子平反后，又走上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展其所长，为祖国效力献身。历史冤案一个一个在纠正。过去那种讳疾忌医，不许讲真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四
就在我挨批受斗的时候，传来了彭阳学区要录用我当彭阳中学代课教师的消息，社员们觉得不可思议。我更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呢？
彭阳中学特缺教师，没老师上课，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区专干胡世俊向县文教科建议录用我为代课教师，以缓解彭阳中学教师紧缺状态，文教科采纳了。县委经过慎重研究，同意了文教科的建议，把录用文件正式下发到彭阳区、乡两级政府，责令执行。
当时全国正大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各地都大胆地录用了一批学有专长的人出来工作，发挥所长，这些人都是在政治上曾经受过迫害而被抛弃不用的老知识分子。固原县人民政府基于贯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首次批准了我们7个被迫害的老教师当代课教师，分配到各校任教。县政府文件下达到彭阳学区后，胡世俊立即把消息托人转到赵洼生产队，叫生产队传达给我。队里人都知道了，纷纷转告，可没人敢告诉我。我还什么都不知道，整天蒙头干农活。后来家里人听到了，才把消息透露给了我。
虽然消息不假，但没有见到正式文件，没有见到胡世俊专干，我心里还是不踏实。那年头，事情千变万化，难以捉摸。如果再有新变化了呢？特别是在极“左”的年代里，人人都把阶级斗争视为天经地义永不改变的信条。多年的实践也证明，对于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来说，灾难多于幸福。
就在我还没动身去彭阳中学报到时，生产队里又放出了风，说是支书和队长不许我去彭阳中学当代课教师，因为我在队里表现不好。去呢，还是不去？正在这两难之际，郭校长上门又催我报到上班。他说：“你快来彭阳中学报到，学生等你上课呢。开学两周了，不能再耽搁了！至于说你们支书、队长不让你去彭阳中学当教师，那是瞎说，他们没这个权利，录用你为代课教师，这是县上的决定，区、社两级都执行，又何况小小生产队呢？”郭校长的这番话终于驱散了我心中的阴云，我不再犹豫了，就挟起铺盖卷，去彭阳中学报到了。
那是1979年3月的一天。风清气爽，阳光明媚。这一天，它是我人生道路上又一个转折点，脱离苦难，重见天日。
彭阳中学热诚欢迎我，教务处给我安排好宿舍，学生主动帮我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就等我入住。教导处也给我安排了工作，初一两个班语文，外兼一个班主任。我欣然接受了。铺好床，歇了歇气，便去教导处领取了教学用具，当夜就着手备起课来。
教书是我的老本行，按说轻车熟路，应该没有困难。可是撂的时间太长了，整整15年啊，完全生疏了。俗话说“三年荒一个秀才”哩，更何况15年呢。15年没有读一本书，没有写一个字，书和字连我都不相识了。分析课文能力更是低下，一篇课文读两遍还把握不住中心，重点难点找不准，解不开，至于教学方法就更加茫然了。
字音读不准，查字典；课文分析不透，翻阅相关资料；教学方法不会，向同事请教。好在还有一个相知甚深的郑君里老师和我同课头，有他指点，有他帮带，备课和上课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我边教边学，除了研究教材阅读参考资料外，抽空还读些有助于语文业务水平迅速提高的专业书籍，充实自己，使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
苍天不负有心人。经过3个月的刻苦努力和实践锻炼，勉强能够适应语文教学了。这时我对自己更不放松，越发努力进取，主动听同科老师讲课，取其所长，还给自己制订了短期业务学习计划，争取到期末读完初中三年的六册语文课本，全面了解初中各年级语文教学目的、任务及要求，做到胸中有数。
彭阳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班级不多。不久校长换为景崇义，副校长冯国端，教导主任张清栋，总务主任许自强。教职工合计不过20人，学校规模很小，力量单薄。十多位任课教师只有4人具有本科学历，其余都是专科或中专。
那时候的彭阳中学高考年年“推光头”，一个也未考取过。上级主管部门着急，学校着急，家长更着急。学校一直在设法改变这种难堪的局面，不然，难以向社会交代。
查问题，找原因，大家一致认为彭阳中学这几年高考之所以“推光头”，是因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的缘故。要改变学校目前的落后面貌，必须狠抓教师队伍建设，要想尽一切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招录足够数量的学历合格、经验丰富的教师来校任教，别无良方。“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办学几近停滞状态，学生人数急剧萎缩，自身生存尚有困难，哪有毕业生输送给社会呢？从兄弟学校里挖，更不现实。教师的紧缺不是一地一校，而是全国。全国各级中学都缺教师，不只是彭阳中学。于是便把目光落到了我们这些曾经从教多年而被抛弃在阴暗角落里的老教师身上，借平反机会，落实政策，把我们重新安排到教育工作岗位上，以缓解教师缺少之急。我之所以能当上彭阳中学代课教师，不是事出偶然，也不是某个人的怜悯，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所以，当我进彭阳中学当上代课教师的第一天起，就相信平反复职不会太久，能真正当一名正式教师。我抽空写申诉、发信函，分别寄给固原县两级法院。请示复查我的案件，给予公正改判。
彭阳中学录用我当代课教师，目的很明显，希望通过我的加入能够为改变彭阳中学高考“光头”局面贡献一份力量。领导的这一厚望，既让我感激，又让我诚惶诚恐。我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呢。要改变彭阳中学当时的落伍局面，争取每年高考考取几个大学生，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教师阵容，没有大家齐心合力，没有三到五年的奋斗，是不能实现的。我一个人再怎么努力是无济于事的。怕他们对我失望，便萌生了离开彭阳中学回原来的固原师范学校的想法。当时固原师范政治处也给我来信，说他们已派专人复查落实我的问题，不久会有结果，希望做好回校的准备。
彭阳中学是个乡村中学，存在问题很多，政府投资少，办学条年差，管理松散，教学规章制度不健全，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也不合格。要把教学质量大幅度地提高，把学校办好，仅依靠几个有事业心的教师努力工作是办不到的，需要动大手术，进行全面改造。但这是政府的事，学校自身解决不了。我既然没有能力为彭阳中学作点贡献，留有何益？去心愈坚定了。
离开彭阳中学，重回固师任教，应是我后半生最好的归宿。固原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以培养合格的小学教师为宗旨，没有升学压力，教好教坏，无从评判。回固师任教，没有高考压力，工作轻松愉快，别人求之不得，我为什么不可以争取而为呢？再说我本是固原师范学校教师，受政治迫害而离开学校，在哪跌倒再在哪爬起来，这是每一个人的尊严所致。如果一旦平反，要求重回旧校，这也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的事，谁又能阻拦得了呢，何况固师政治处已经向我明确表示：欢迎我重回学校。
当年5月，固原县人民法院派遣复审员张维烈给我送来了刑事改判书，当众宣读了改判词：查无实据，改判无罪。不久固原地委落实办也给我下达了恢复公职，回固原师范学校任教的通知。15年的冤案终于昭雪了，我终于重新见到了天日！我内心的喜悦难以用语言形容啊。我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两股清泪像暴雨冲破了关闭长久的闸门，从眼眶里奔涌而出，一泻千里。妻子儿女也格外欢欣，他们从此可以挺直腰杆做人了，他人再也不敢平白无故地来欺负我们了。
趁此之机，我向彭阳中学的领导提出了口头申请：离开彭阳，重回固师。彭阳中学的领导不置可否，要我直接找彭阳区政府领导去谈。我清楚地知道这是推脱，他们不同意我走。彭阳中学缺教师，费尽周折，才把我录用为代课教师，想叫我为家乡教育出些力，作点贡献，可屁股还没把板凳坐热，就要走了，这怎么行呢？十有八九不会批准我走的，估计找也白找！但是走还是要走的。这在我当时是铁了心的决定。
既然按正常调动程序行不通，那就只有不辞而别。平反前，我是彭阳中学代课教师，行动自然得听彭阳中学的；平反后，我身份变了，不再是彭阳中学代课教师，而成了固原师范学校正式教师，行动就应当听固师指挥了。何况固师频频发函催我回校，我怎能久滞不动呢。干完这一学期，给彭阳中学作一个完整的交代，然后回我向慕已久的老学校——固原师范。
1979年秋，学校开学了。彭阳中学给我安排了高一语文，我未接受。决意走了，在一个星期日早晨，我拎着行李袋，乘去固原的班车，悄然无声地离开了相处半年的彭阳中学，一路心里很不好受。大脑里不止一次地闪现着半年来彭阳中学生活的种种情景，无限留恋。
我和彭阳中学的缘分是浅，但是长说起来也不光是这半年，若追根溯源，20年前，即1958年吧，我就与彭阳中学有了千丝万缕的扯不断的关系了。彭阳中学是大跃进时代的产物，名为戴帽初中，当年的第一届学生的招收录取是我和马秉忠（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固原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奉县委之命一手操办的。当时马秉忠是主考，我是办事员，还有王洼小学教导主任李德华也来帮忙。那时的招生工作很粗略，不像现在规范细致。考场在王洼小学，我们三个人把早已命好的数学、语文考试题拿到考场上，分发给考生，就开始考试；答完后，收集起来，拿到办公室就当即阅卷。我阅语文，李阅数学，只有不到100份试卷，半天就阅完了。然后按分数高低排出名次，写成榜文，张贴出去，就完事了。按就近录取的原则，王洼考生录到王洼戴帽初中，彭阳考生录到彭阳戴帽初中。至此才有了王洼和彭阳两所中学。这里应当更正的是当时的彭阳中学不叫彭阳中学，应叫城阳中学，名字是后来改的。如此说来，我虽算不上彭阳中学的开校元老，也算是奠基时的培土者之一了。我在彭中虽然为教半年，资历甚浅，微不足谈，但历史渊源甚深。如今要离它而去，怎能不伤感呢！
离开彭阳中学的前一天，我向校领导打过招呼，并非后来传言的给“谁也没告诉，偷偷走了”。我还清楚的记得，我向两位校长告别时，总务主任许自强也在座。他们猿人正在研究工作，一进屋，我就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说明了我的来意，我说：“我明日就要离开学校回固原师范去了。这样做，我知道对不起你们，但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是在固原师范跌倒的，我还要在固原师范爬起来。不这样，我的气鼓不圆啊。”他们听了面呈难色，谁也没有说话。沉默片刻后，景校长开口了。他说：“高老师，你要走就走吧！我们不留你，留也留不住啊！你是固原师范的人，固原师范催你回校，我们更没有理由阻拦你。不过你不要把今天向我们告别的事告诉别人了，就说你是不辞而别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不然学区的领导知道我们放走了你，会批评我们的。”我答应了。若要不是为写这篇短文，我会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去的。
我对不起彭阳中学，我欠下了彭阳中学一笔偿还不清的人情债。彭阳中学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录用我当代课教师，解救了我；我要回固原师范，又千方百计地挽留，这是器重我。知遇之恩，无以为报，铭刻于心，永志不忘。
我之所以坚持回固原师范任教而不愿留在彭阳中学教书，不是厚此薄彼，实因自己德才浅薄的缘故。留下来，不能给彭阳中学增添光彩，只会给彭阳中学蒙羞，假若我真有大能耐、真本领，能挽狂澜于既倒，兴彭阳中学于衰微，那我一定会留在彭阳中学不走的。
五
重回固原师范执教是我的梦想，没有想到的是这梦想却变成了现实，其欣喜之情不言而喻。1979年秋季开学不久，我自背行囊回到了阔别15年的固原师范，又成了固原师范的一名教师。
学校指派我去校东教师单人宿舍4号房间去暂住。这房子很小，不到20平方米，一盘小火炕，一张蓝色大办公桌，一把蓝色背靠椅，还有一个简易蓝色书架。住一个人完全可以，再多就拥挤了。巧合的是这东一排4号小房间就是我以前住过的，曾住了7年，别后15年间不知换过多少主人，如今又为我服务。15年后小房间尚没忘记它的旧主人，又欢迎我入住，足见其对我忠贞不贰了。我无比感慨。
学校里凡是认识我的老师和职工，听说我回校了，高兴异常，纷纷前来看我，表示慰问。我对他们的如此热情，非常感动。15年了，沧桑巨变，见面的话题很多，实在说不完。不过说得最多的还是勉励我重新振作精神，发挥应有的才干，把教学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的期望，以报答党和政府平反拯救的恩情。我自然首肯。
校长兼书记古彦刚同志和我谈了话。公正平和的态度、忠恳亲切的言词使我无比感动。他的话就像温煦的春风把我心头还残余的一点阴冷也融化掉了。至此，我没有任何憾恨，只有勃起的雄心，准备抓紧有生之年大干一场，把失去的时光补回来。
教导处给我安排了课程：一年级7班和9班的文选和写作课。这是门新课程，以前听都没听过，须花大力气研读方可胜任教学。
我自然在语文组坐班。教研组组长是张学斌，这是我们的老组长，为人谦和，乐于助人。他带领我观摩了其他老师的课堂教学，交流了其他老师书写的教案。至此，对于“文选和写作”教学脑海里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
刻苦学习是我的长项，努力工作是我的一贯作风，刚正不阿是我做人的准则。我正是遵循这三点，才在漫长的奋斗历程中作出了一些成绩，取得了学校的信任，受到了师生的好评。我是1979年秋季回固原师范的，那时我44岁，到了1996年已经过了17年了，我已年逾花甲。遵照国家公职人员退休年龄规定，当年退休，居家养老。
17年中，我为固原师范的壮大发展奉献了绵薄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学校对我的关怀和培育却是无微不至、难以尽述的。17年里，我因工作努力，作风严谨，常常受到表彰奖励，多次获得“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的殊荣。师范语文组是个大组，有教师20多人，都是大专以上学历，学有专长，资质深厚，可学校却任命我为组长，担任学科带头人，足见对我的信任程度了。正因为此，1986年，我被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评为中级职称，1988年又晋升为语文高级讲师，后担任固原地区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任期多年，直到退休，还荣任全国师范语文学会理事。
最使我感动的是党对我的政治信任。我虽然坐过牢，但是党却对我没有丝毫的歧视和猜忌，和其他的优秀分子一视同仁，培育我健康成长，接纳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现在是一名光荣的中共党员，这是我做梦也没敢想的。
我做的工作很少，虽然把一生献给了六盘山区教育事业，但是由于学历低、资质低、能力有限，都做了一些平凡的工作，没有作出重大贡献，至今感到惭愧。党和政府却不低视我，相反，在固原和彭阳分开建制时，还同意彭阳县委的要求，叫我回彭阳参与山区教育建设，独当一面，担任领导职务。由于种种原因，那次调动未能成行。主要是我有所顾虑，怕辜负了党的信任，自动放弃了。
尽管我的奉献小，党和政府无微不至地关心我的家庭生活和身体健康。1985年，学校工作很忙，我日夜上班，顾不上休息。为了解除我的后顾之忧，让我一心一意工作，不但把我们全家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让他们搬到城里和我一起生活，而且还给两个年满18岁的孩子安排了工作。为此，我们全家铭感在心，永远不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