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在严寒的气候中，鲁迅的病情加重，肩膀和两肋开始疼痛，气喘，发烧。
虽然宋庆龄和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等人劝鲁迅出国疗养，但他却认为：“自己这时还有一支笔可用，不能洁身远去。”他“或者知道病入膏肓，无法挽救，索性在有限的光阴，加紧工作，因而对工作和病体，都采取战斗式的罢”。许广平这样描绘，鲁迅“用小跑步走完他的毕生”。
6月以后，病情更令人担忧。鲁迅在自己的日记中追述说，自5日以后，“日渐委顿，终至艰于坐起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了。来访的客人不能一一会见，只得由夫人许广平做耐心解释和转达意见。
对于一再恶化的病情，鲁迅心里还是有数的。他在利用已经不多的时间加紧工作的同时，对身后之事，也作了一些考虑。在病中，鲁迅写下了随笔《死》一文，刊于1936年《中流》杂志第二期。
在文中，鲁迅写道：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鲁迅还为自己拟了7条遗嘱：
1.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2.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3.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4.悼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5.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但不可以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6.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要当真；
7.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1936年10月17日，鲁迅病情急剧加重。到18日清晨6时30分左右，他自觉情况危急，强行支撑坐起，给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写了一封短信，通知他“不能践10点钟的约”，并要他速请医生。
内山完造和须藤医生匆忙赶来为其注射服药。但鲁迅的病情仍未有好转，除气喘咳嗽加剧外，双足冰冷，两手指甲发紫。
午后，须藤又请福民医院的淞井博士和石井医院的石井医生前来会诊，并请护士田岛专门护理。
几位医生会诊后，决定在注射强心针的同时，每隔30分钟给鲁迅吸入酸素，以帮助他呼吸。医生认为，如治疗后两日内病情不恶化，即可度过危险期。
18日整个一天，虽然有医生全力抢救，但鲁迅的病情不断加剧。他躺在床上，喘息不止，呼吸困难，几乎不能说话。
上午当天的报纸来后，鲁迅仍挣扎着戴上眼镜，将报上的《译文》广告细细浏览一遍才放下，此后就一直处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的状态。
10月19日晨5时许，鲁迅的病情突然恶化，气喘加剧，呼吸急促，经注射强心剂后，仍然无效。
5时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不一会儿，两个日本女护士走来，其中一人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鲁迅的胸膛，左右摇动，上下振动，想通过振动的方法使其心脏重新跳动。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
10月19日凌晨鲁迅逝世后，在他居住的二楼卧室设置了临时灵堂。鲁迅身上盖着一床粉红色的棉丝被，脸上蒙着一块洁白的纱巾。
离鲁迅床头靠窗的是一张半旧书桌，上面杂乱地堆放着书籍、手稿，两支毛笔挺然地立在笔筒内，旁边是一只有盖的瓷茶盅。
桌子横头放着鲁迅常坐的藤躺椅，床头床脚各有一架小书柜，墙上挂着一些木刻和油画。
许广平首先将鲁迅逝世的消息通知了胡风，紧接着冯雪峰、宋庆龄也先后赶来吊唁。
冯雪峰经与许广平、周建人、宋庆龄等人商量后，作出两项决定：
第一，由内山完造联系万国殡仪馆承办出殡事宜；
第二，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并拟出9人名单：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史沫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
这个名单见报时，除上海一家外国人办的《上海日日新闻》日文、中文版全文照登外，其他各家报纸都删去了毛泽东的名字。
这时，匆匆赶来一位名叫奥田杏花的日本雕塑家，他走近鲁迅床前，伏身打开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涂在鲁迅的面颊上，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至呈现平整的半圆形状。
等待了半个小时，奥田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托起，面具上同时粘脱了10多根鲁迅的眉毛和胡子，鲁迅的面模做成了。当时又将面模翻注一具，交由鲁迅亲人留作纪念。
上面带有鲁迅的7根胡子，它不仅是鲁迅身体上的遗物，更重要的是保留了鲁迅的DNA。这就是目前陈列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鲁迅面模。
8时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鲁迅的朋友、学生纷纷赶来。
他们当中有沈钧儒、夏丏尊、巴金、赵家壁、孟十还、柯灵等人。他们默默地走上二楼的卧室，瞻仰鲁迅遗容。
萧军径直扑到鲁迅床前，跪倒在地，号啕大哭。同来的还有女作家萧红。
一直守在父亲灵前的周海婴，在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场景时，无限感慨地说：
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天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的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
14时，得到消息的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派欧阳予倩、程步高、姚萃农等人，来到鲁迅寓所拍下鲁迅遗体、卧室的镜头。15时，在内山完造的安排下，万国殡仪馆来车运走鲁迅的遗体。
鲁迅逝世的噩耗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各界人士的唁函、唁电如雪片飞来。为了悼念这位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连续发出3份电报，一份发给许广平，一份发给国民党政府，还有一份为《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
电报对鲁迅的逝世表示了哀悼：
本党与苏维埃政府及全苏区人民，尤为我中华民族失去最伟大的文学家，热忱追求光明的导师，献身于抗日救国的非凡领袖，共产主义苏维埃运动之亲爱的战友，而同声哀悼。
同时，对鲁迅给予了高度评价：
做了中华民族一切忠实儿女的模范，做了一个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为世界和平而奋斗的文人模范，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中共中央还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给鲁迅以国葬的待遇，并付国史馆列传，废止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
根据各界群众的意愿和鲁迅家属的意见，治丧委员会决定，10月20日、21日两天和22日上午，为各界人士吊唁、瞻仰鲁迅遗容时间；22日下午出殡，安葬于万国公墓。
10月19日下午，鲁迅遗体安放在殡仪馆大厅二楼。当晚，胡风、黄源、雨田、萧军4人留在遗体前守灵。
第二天一早，鲁迅遗体经殡仪馆工作人员稍加化妆后，移至楼下大厅。
9时，各界瞻仰遗容和吊唁开始。灵堂四壁悬挂着各界人士所赠挽联、挽词，门首缀以鲜花和布额，上书“失我良师”4个大字。
鲁迅遗体身着咖啡色绸袍，覆深色锦被，两颊瘦削，神采如生。遗体后为灵桌，上供鲁迅8寸遗像一幅，四周有各界人士送的鲜花、瓶花及花圈，室内窗户均悬绒帘，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
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断，宋庆龄、何香凝、苏联驻华大使以及上海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均亲来吊唁。
来得最多是青年学生，他们大多读过鲁迅的作品，对鲁迅充满敬仰之情，闻讯鲁迅逝世后，结队前来瞻仰这位青年学生的导师。
殡仪馆职员为鲁迅更衣，内穿白绸礼衫裤，白袜黑鞋，外加薄棉咖啡色袄裤及长袍，外面加以同色棉衾，上覆绯色彩绣锦被。然后由许广平、周海婴扶首，周建人及女儿扶足，安置于棺内。棺为红色楠木，西式制作，四周有铜环，上加内盖，半系玻璃，露出头部，供人瞻仰。
10月22日13时50分，在胶州路上的万国殡仪馆，民众自发地为鲁迅举行了“启灵”仪式。鲁迅的亲友及治丧委员会成员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等30余人，肃立棺前，默哀、行三鞠躬礼。
就在盖棺前5分钟，著名画家司徒乔为鲁迅作了最后一幅速写像。然后由殡仪馆职员将棺盖封严，全体绕棺一周。接着，由黄源、姚克、孟十还、萧军、欧阳山、聂绀弩、胡风、周文、吴朗西、巴金、靳以、黎烈文、张天翼、曹天白等人扶柩出礼堂，移至灵车内，执绋者随车而行，聚至大门外整队。
14时30分，送殡队伍出发。原拟定的路线是要经过上海的繁华区，但由于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反对，只好改为较冷僻的路线行进。其路线为胶州路、极司菲尔路、地丰路、大西路到虹桥路。
走在送殡队伍最前面的是作家蒋牧良、欧阳山，他们执掌着由张天翼手书的横额“鲁迅先生殡仪”。
在送葬的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幅鲁迅的遗像，它是由画家司徒乔画在一块大白布上，其形象刚毅、坚定，栩栩如生。
随后是鲁迅的两位侄女恭扶的鲁迅遗照，再后面是灵车。许广平、周海婴、周建人、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人分乘四辆汽车跟随其后。女作家草明、萧红陪伴着悲伤至极的许广平。
租界当局和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迫于鲁迅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和舆论压力，不敢公开禁止，就派出大批的巡捕和警察对送殡队伍进行监视。
但是，送殡队伍所到之处，无数的市民伫立街头，悄然默哀。更有数不清的工人、学生，甚至小学生，加入到送葬队伍之中，使队伍出发时的6000余人很快扩大至几万人。
一路上不断有人散发纪念鲁迅的传单，高呼继承鲁迅的遗志、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16时30分，送葬队伍抵达万国公墓，在礼堂前举行了追悼会。蔡元培主持礼仪，沈钧儒致悼词，介绍鲁迅生平及成就。
宋庆龄、内山完造、胡愈之等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政府迫害鲁迅。
最后由萧军代表“治丧办事处”同人和鲁迅晚年比较关心的《译文》等4个杂志同人作了简短的致辞。
在三鞠躬、默哀、挽歌声中，救国会的王造时、李公朴等人将一面由沈钧儒亲笔手书的白底黑字“民族魂”旗帜覆盖在棺木上，移置东首墓地，徐徐安置穴中，盖上石板并填土。明星电影公司专门派人跟踪拍摄了镜头，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临别，冯雪峰紧紧握住许广平的手安慰道：“将来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一定为周先生举行隆重的国葬。”
195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仪式，将鲁迅的灵柩从万国公墓迁葬上海虹口公园。
在挺拔肃穆的白玉兰掩映下，鲁迅的坐像巍然屹立，毛泽东亲笔题写“鲁迅先生之墓”6个大字。
鲁迅光辉的一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崇高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给祖国和人民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精神遗产。他这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民族的未来，祖国的前途，而从未考虑过个人的得失。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