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中国正进行着伟大的革命，“北伐”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鲁迅经常带着兴奋的心情给许广平写信报告胜利消息。鲁迅在厦大虽然感到有些孤军作战，但是他的战斗任务，客观上是与整个革命的要求合拍的。
鲁迅的辞职，正是一种阵地的转移，他要到“革命策源地”的广州去深入战斗的漩涡，集合广大的群众来重新布阵。而早已在广州的许广平，也表示愿做他“永久的同道”。鲁迅于1927年1月18日便离开了厦门，来到广州。
在中山大学里，鲁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广州的青年对鲁迅景仰已久，他们希望鲁迅先生出来领导他们从事文艺运动和社会改革运动。
鲁迅说：“我的年纪比较老一点，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至于要我帮忙，我或者有力可以做得到。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
鲁迅到中山大学执教的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
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把中国共产党的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地欢迎。
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并给予退回。
鲁迅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鲁迅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
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要像个样”。
那个学期，中山大学要到3月1日开学，3月2日正式上课，可是鲁迅于2月10日就开始工作了。鲁迅除主持召开教务会议、文科教授会外，还忙于众多事务。因为鲁迅是中大第一任教务主任，所以一切教务工作，都得从头做起。
拟订教务处规章，着手改革预科的学制，精简预科的科目及教材，接纳朝鲜和国内各地包括台湾等地的进步学生入校，主持校内学生及转学学生的编级试验，甚至排课表、发通知书、核算成绩、写榜、贴榜等具体工作，都得鲁迅亲自动手。
繁重的工作，压得他有时连吃饭都顾不上，但他却毫无怨言。此外，他还要接见各式各样的来访者。
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鲁迅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
“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
此时，鲁迅在青年中间有一个新发现，那便是他们分成了两个阵营，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鲁迅接近的学生当中，就有好多是共产党员，可也有“投书告密，助官捕人”的。接着在官办的报纸上，有人用“流言”的“武器”，对鲁迅加以袭击、陷害。
鲁迅在3月29日，因为谨避“学者”搬出中山大学，自己在广州东堤赁白云楼居住。
4月8日，鲁迅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
鲁迅也谈到了革命文学。他认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革命文学。当革命进行时，大家都在忙革命，没有革命文化。等革命成功之后，大家都去歌颂时，也不算革命文学。真正的革命文学，一方面要有颂歌，另一方面也要有挽歌。
鲁迅拿革命去看文学，拿文学去看革命，这是鲁迅自己创作的让革命与文学相互证明的方法。这是鲁迅自己的发现和发明。
鲁迅也谈到了革命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区别。小革命就是我们说的改良，大革命有短时期爆发的暴力斗争。鲁迅认为，革命没有一刻不存在，大革命没有，小革命也会进行。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不能停顿的。
北伐节节取胜，1927年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南京、上海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鲁迅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
鲁迅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预言，为几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
4月12日，在上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屠杀工人群众及共产党员，接着在广州也发生着同样的惨剧。
4月15日，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山大学“清党”。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
鲁迅在紧急会议上据理力争，他说：“五四‘运动时，学生被抓走，我们营救学生，甚至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都罢工罢市。我们都是’五四运动时候的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
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
中山大学当局拉不回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
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鲁迅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他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应了他们造谣？”
鲁迅在白云楼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在《唐宋传奇序列》中有“时大夜弥天，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之句，概括了鲁迅在广州生活的心情。其寓意：一是讽刺造成白色恐怖的当局；二是对上海某君造谣中伤的反击。
“四一五”大搜捕让鲁迅目瞪口呆。尤其震惊的是那屠杀者中间，竟也有许多青年人，不但是年轻的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更是年轻的戴着眼镜的大学生，投书告密，助官捕人，这些青年似乎还格外起劲。残酷的现实彻底摧毁了鲁迅曾经信奉的进化论的思想！
1927年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的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鲁迅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当时，何春才也是知用中学的学生。他还清楚地记得，鲁迅先生是针对时弊而发表他对读书的意见的。他旁征博引，材料丰富，说话生动，比喻确切，讲者畅所欲言，深入浅出，听者津津有味，深受教育。
当时，广州还是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中，到处搜捕革命青年，而鲁迅在公开场合中演讲，敢于提出与当局主张尊孔读经相违背的意见，劝导学生搞好功课的同时，不妨看点自己感到有兴趣的文学书籍，也不妨看点俄国的文学论著，以开阔眼界。他的言论是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的。
鲁迅先生对有朝气的、追求进步的青年是很爱护的。有一次在饭桌上，鲁迅对何春才说：“你叫何春才，春字下面加两个虫就变成了何蠢材。”表面上是开了个玩笑，但何春才根据鲁迅先生平时对他的关心和爱护，知道这句话的含意是“你要变成一条龙，不要变成一条虫”。
鲁迅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鲁迅的广州话翻译。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鲁迅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
此时的广州，反革命势力到处伸出罪恶的黑手，使空气中充满了残杀的气氛。
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同时还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
《而已集》的题词，可以看做是鲁迅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意义的小结：
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从此，鲁迅开始转变成阶级论者。在白色恐怖中，鲁迅无所畏惧地站到无产阶级的战斗行列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