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28日，鲁迅前往晨报社访绍兴同乡孙伏园，适逢《语丝》撰稿人王品青在座。
其时，创办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议筹设暑期学校，聘学者名流任教。王品青是西北大学校长傅铜的同乡，经他介绍，该校即邀鲁迅等人去西安讲学。
是日，鲁迅与孙伏园、王品青等人同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席间商定赴陕西行程后，鲁迅即作起程的准备。
此时，距周氏兄弟决裂不久，鲁迅已正式搬出八道湾，心情无比郁闷。鲁迅答应国立西北大学去陕西，既为暑期讲演，又为他谋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寻找感性材料，也为散心。
鲁迅对这次外出十分重视，此后数日，在孙伏园的陪同下，先后到门匡胡同的衣店定做“一夏一羽”两件大衫，到劝业场买行旅用的杂物，到西庆堂理发、洗澡。
由于经济拮据，鲁迅还从孙伏园处借钱86元、许寿裳处借钱20元作为差费。一切准备停当后，7月7日晚，陕西省长驻京代表在西车站食堂为鲁迅一行饯行。
吃完晚饭，鲁迅一行13人即坐火车前往西安，至陕州改水路坐船沿黄河西行，一路舟车劳顿。
7月14日，鲁迅一行才改乘汽车，午后抵临潼，下午抵西安，住在西北大学教员宿舍。
鲁迅的陕西之行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郊游、讲演、阅市、购物、会友、赴宴、观戏等多个方面，可谓不虚此行、大有收获。
去陕西是鲁迅平生第一次远行讲学。从7月21日起，暑期学校开学，鲁迅上午开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共讲了8天11次12小时，直到7月29日才讲学完毕。
30日下午，鲁迅又前往讲武堂讲演，讲演时间为半小时。随后，他又应邀对陆军学生讲演一次，演讲课题仍然是小说史。
当时，统治西安的军阀刘镇华，身兼陕西省督军、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鲁迅对当时西安军阀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人也只讲小说史，不讲其他。
鲁迅西安讲演，由当时西北大学记录整理后寄请鲁迅改定，印入《西北国立大学、陕西省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中，后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为题附录于再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全文约20000字，分为6讲，丰富了《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
此次讲演，鲁迅也获酬颇厚，先后两次共得薪水和川资300元。这300元对刚刚兄弟决裂、处于人生困境中的鲁迅不啻是雪中送炭。收到钱后，鲁迅马上托孙伏园往邮局寄86元还新潮社。鲁迅还慷慨解囊，为易俗社捐款50元。
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宗旨为“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移风易俗”，是著名的秦腔科班。鲁迅在西安时，曾应易俗社和讲演团同人之邀，先后五次观看了该社演出的秦腔《双锦衣》全本、《大孝传》全本、《人月圆》等。
这时恰好是易俗社成立12周年，鲁迅亲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赠与易俗社。这四个字是鲁迅书风的典型代表，融冶篆隶于一炉，质朴而不拘谨，洒脱而有法度，现在已成为秦腔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鲁迅一生并不喜欢戏剧，对京剧常辛辣嘲讽，对其故乡社戏的描写也透着一种厌烦。但却能如此厚待秦腔，短期内竟观秦腔五次，此为秦腔之幸。
鲁迅是淘古玩的高手，其眼光专业而独到。西安之行每有捡漏。他多次同张勉之、孙伏园、李济之等“阅市”、“阅古物肆”，先后在博古堂、尊古堂、南院门市、南院门阎甘园家等处，购得耀州出土之石刻拓片2种，即《蔡氏造老君象》4枚、《张僧妙碑》1枚，此外还淘得乐妓土寓人2枚、四喜镜1枚、魌头2枚、杂造象拓片4种10枚、小土枭1枚、小土偶人2枚、磁鸠2枚、磁猿首1枚、彩画鱼龙陶瓶1枚、大小弩机5具。
在淘古玩的事情上，鲁迅甚至还惊动了西安的很多古董商，如当时最有名气的古玩店尊古堂的老板“帖贾”就闻讯找上门来，鲁迅从他手上买了《苍公碑》2枚、《大智禅师碑侧画像》2枚、《卧龙寺观音像》1枚。当时出任陕西省省长的刘镇华，在鲁迅临行前，连夜又送来《颜勤礼碑》10份和《李二曲集》1部。
鲁迅在西安买古董共计花钱32元，花钱并不算多，收获却不小，可谓满载而归。以至于8月12日夜，到达北京前门时，税关见他所携带的小古物数量有些多，觉得奇怪，还故意为难了鲁迅一番，最后才同意让他回家。
鲁迅还有买特产的癖好，这是鲁迅生活情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安期间，鲁迅同王峄山、孙伏园、李济之、夏浮筠等人常常到附近街市散步“阅市”，先后买了栟榈扇2柄、酱莴苣10斤、汴绸1匹等。
临行前，陕西省长刘镇华还送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两盒，西安有代表性的特产也算尽数收于囊中。
在7月23日那天晚上，鲁迅与一起的五六人出校散步，不小心跌了一跤。即便是他受了伤，不能继续走了，鲁迅也不忘在返回的路上购买了一些饼饵。
此外，鲁迅还在西安与自己有师生之谊的陕西商州人氏、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生王焕猷见了面，并游历了华清宫故址、碑林、大慈恩寺等古迹，洗了温泉浴。还先后赴宴7次。
8月4日晨，鲁迅一行乘骡车出西安东门上船，由渭水东行，在逆风里走走停停6天，8月10日才乘陇海铁路车启行，中途又因铁轨积水尚未修复，步行1000米，复登车进发，至12日夜半方抵北京，结束了这次重要的远行讲学活动。
西安之行对鲁迅的著述有很大的影响，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长篇小说《杨贵妃》的破产。从1922年开始，鲁迅开始构思《杨贵妃》，先后向许寿裳、郁达夫、孙伏园、冯雪峰等谈起过《杨贵妃》的腹稿。
小说的构想是从玄宗被刺一刹那间开始倒叙，把他的一生一幕一幕似地映出来。据孙伏园回忆，鲁迅还曾想把《杨贵妃》写成剧本。鲁迅西安之行的动机之一是为创作小说《杨贵妃》作准备，以充实他“破费了数年之工”的这部小说的腹稿。结果到西安一看，全然找不到想象中的长安的影子。
鲁迅说：“我不但什么印象也没有得到，反而把我原有的一点印象也打破了！”鲁迅后来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信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鲁迅陕西之行，还引出了多篇和陕西有关的杂文和书信，如《说胡须》、《看镜有感》等。
鲁迅在西安最重大的美学发现，体现在《看镜有感》中。他结合在西安所见的唐代遗迹，阐发美学主张：
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敝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
上述之语可谓鞭辟入里之言。
西安之行是鲁迅一生唯一的一次内地之行，他从长安昭陵带箭的骏马身上，看到了“汉唐魄力究竟雄大”，这是鲁迅西安之行的最大收获，他也因此受了启发，认为必须“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
鲁迅的这一美学发现和理论主张，对于现代文学及艺术史的意义，远比损失一篇尚未动笔、前途未卜的长篇小说更为宝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