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意思是说，“中”是天下万事万物的根本，“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如果能够把中和的道理推而及之，达到圆满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都能各安其所，各遂其生了。这里说的是处事的方式、境界。《尚书·泰誓》中说：“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与地孕育了万物，给予了万物生长的土壤、阳光、空气、水，所以天与地是孕育万物的父母；而处于天地之间的人，则可以改造万物，利用万物，让万物为人的利益服务，所以人乃是万物的主宰，万物的灵魂。
儒家学说吸取众家学说之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孔夫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把人看作是天地之间最高的主宰。人的力量体现就是和，就是凝聚。单独的个体，其力量与智慧是十分有限的，而群体的力量和智慧则是巨大的。所以孟夫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分出了主次。“人和”与天地相比，是获取成功的第一要素。重人的根本点是重视人的和谐、人的团结、人的凝聚、人的群体，一句话，是人的群体价值。每个人的个体价值只是在群体价值中发挥作用。本章通过一些经典案例来说明晋商是怎样做到“人和”，从而“生财”的。
学说之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孔夫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把人看作是天地之间最高的主宰。人的力量体现就是和，就是凝聚。单独的个体，其力量与智慧是十分有限的，而群体的力量和智慧则是巨大的。所以孟夫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分出了主次。“人和”与天地相比，是获取成功的第一要素。重人的根本点是重视人的和谐、人的团结、人的凝聚、人的群体。一句话，是人的群体价值。每个人的个体价值只是在群体价值中发挥作用。本章通过一些经典案例来说明晋商是怎样做到“人和”，从而“生财”的。
晋商重视稳妥经商，善待“相与”。所谓“相与”，就是有相互业务的商号、友好的同行。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他们不乱交友，不随便建立相与关系，需经过了解，认为可以共事，才与之银钱来往，否则婉言谢绝。既是“相与”，必竭力维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可中途绝交。
山西榆次的常家被称为晋商中的“儒商”，不仅体现在重视子女的教育，更在于其经营管理过程中与合作伙伴和谐相处、互帮互助。榆次常家天亨玉掌柜王盛林（汾阳人）在东家发生破产还债需抽回天亨玉资本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天亨玉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改组为天亨永，照常营业未发生倒闭，全凭了王盛林的人格信用。1929年大盛魁危机时，王掌柜派人送去二万银元，同事们坚决反对，认为此款无法归还，王正色道：“假如二十年前没有大盛魁的维持，天亨玉早完了，哪里还有天亨永呢？”
晋商中有一部分商人属于旅蒙商人，专门从事蒙古贸易以及对俄罗斯的贸易，其中，做得最好的是晋商开办的大盛魁。大盛魁在与其合作人相处方面也是有口皆碑的。大盛魁购货、订货有一套办法。凡买大宗货，合价300两白银以下的，现银交易，不驳价，表示厚待“相与”。但如果价高货次，则永不再与之共事。由于其做法名声在外，无人敢骗它。对于手工业品订货，凡选中的手工业户，世代相传，不随便更换加工户。当手工业户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时，便借垫银两，予以扶持。这样，大盛魁就取得对这些加工户的手工业产品的优先购买权。每逢账期，大盛魁对“相与”商号予以宴请，表示厚待“相与”。但宴请时有厚有薄：凡共事年久或大量供货的商号，则请该号全体人员，并请经理到最好的馆子吃酒席；一般的“相与”，只请一位客人在较次的馆子吃普通酒席。吃好酒席的，觉着与大盛魁交情厚，引以为荣。而大盛魁则通过这一做法，扩大自身的影响。因此，大盛魁购销的商品不仅质量有保证，而且种类繁多，自称是“集二十二省之奇货”。
祁县乔家堡乔氏是晋商中较大的一个家族，在“全”字辈三兄弟当家的乾隆、嘉庆初年，广盛公字号做了一笔数额很大的“买树梢”生意，不料事与愿违，到秋后粮食歉收，结果是大亏大赔。消息传开，广盛公的储户纷纷挤兑，债权人上门要账，一时满城风雨。不得已大掌柜只得派人去祁县、徐沟找乔、秦两东家请求谅解并给予资金上的支持。掌柜又亲自出面与“相与”磋商，以求得债务宽限。结果是乔东家由乔全义主持家政，通情达理，和两兄弟商量后给了4万两现银的支持。秦东家的儿子却不给面子，不予现银支持。“相与”们同意缓期3年归还债务。有了喘息和重振旗鼓的机会，乔东家的仗义和豁达以及“相与”们的支持后，使濒临倒闭的广盛公渡过了一次难关，同时也给了大掌柜重整雄风的机会。此后，大掌柜自己亲自带上绸缎、茶叶等当地的稀缺商品，做起了旅蒙生意。三年下来，不仅把亏损补齐，还有了余头。两个账期下来，广盛公就恢复了元气，财运滚滚，红利赫赫！在这次广盛公的起死回生中，乔家注入了大量银子和掌柜们付出了大量心血，所以基本上由乔家和大掌柜主导拟定了分红及改组方案：将广盛公更名为复盛公，乔家当初注入的救援银子悉数成为银股，由此乔家在改组后的复盛公里银股大大超过了秦家。通过这次改组，乔家已是绝对的大股东，有了主事的权力。复盛公改组后搞得红红火火，为乔家挣了不少银子，使乔家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
山西祁县乔氏开办的“复”字商号，尽管资本雄厚，财大气粗，但与其他商号交往时，首先详细了解对方，确认该商号信义可靠时，才与之建立业务交往关系。否则，均予以婉言谢绝。其目的是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麻烦漩涡之中。但是当看准对象，摸清市场的状况，认为可以“相与”时，又舍得下本钱，放大注。对于已经建立起“相与”关系的商号，均给予多方支持以及业务方便，即使对方中途发生变故，也不轻易催逼欠债，不诉诸官司，而是竭力维持和从中汲取教训。“复”字号认为，即使本号吃了亏，别的商号沾了光，也不能因此把钱花在衙门里。广义绒毛店曾欠“复”字号5万银元，仅以价值数千元房产抵债了事。至于“复”字号下属商号，一旦停业时，则要把欠外的全部归还，外欠的能收多少算多少。“复”字号的上述做法，使它在同业中的威望很高，影响甚大，故许多商号均以能与“复”字号建立“相与”的业务交往关系为荣。而此时，正是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逐渐走向兴盛时期。乔氏三堂审时度势，紧跟中俄贸易的巨大经济浪潮，积极投身于中俄恰克图茶叶贸易，于嘉庆后期在祁县城共同开设了大德诚、大德兴两大茶庄，从福建省武夷山长途贩运茶叶到中俄边境进行贸易，为乔氏赚取了大量的银钱，使乔家进一步走向富有和兴盛。
评析
山西商人笃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面的和谐相处，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相互支持和关照。同舟共济的企业之间协调思想，根源于两千多年的孔孟之道，孔孟儒家经济思想与现代商品经济思想无根本相悖之处，对现代经济发展是有借鉴意义的。
假如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像一场龙舟比赛，那么，政府就是击鼓掌舵之人，而划手就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各部门、各企业，只有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才能取得胜利，企业才能获得最大的效益。其实，对商人来说，崇尚信义与追求利润并不相悖。利润实际是对追求信誉所给予的报酬。崇信尚义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社会观和社会使命，在这种责任和使命的指导下，企业可以实现和社会的共存共荣，实现与原料供应商、批发商、协作商、顾客、社区、提供资金的银行、股东等众多利益相关者共存共荣，实现与同一行业其他企业的共存共荣。晋商崇信尚义，讲究“和为贵”、“和气生财”，不唯利是图，善待相与，扶危济困，宽容下属，与同行共存，赢得了天下人的敬佩和信任，因而晋商的商业活动能够百年不衰，利润回报不断，这正是值得现代企业注重的方面。
（案例撰稿人杜云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