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期制度最早由资本雄厚、规模宏大、做旅蒙贸易的大商号——大盛魁创立，主要是为了方便当时商号之间的结算而立。凡是有来往的商号，均须于标期前结账，并在标期的前三天办理交款。各商号批发商品，全属赊购赊销，标期之日结算，在赊货时就订明结算期。凡赊购标期货物的商号，如到期付不了款，就叫做“顶标”。顶标的商号经理人姓名，要在汇兑行业登记，一经登记，各商家便与其断绝往来关系，从此就不能或很难买标期赊购货物。对票庄和商号来讲信用无价，“顶标”关系到票庄和商号的信用问题，最被看重，要是有点办法是不会“顶标”的。
当商号赊货到期无法按期付款，即顶标，就有可能出现财务危机。天津恒裕货栈就是由于顶标而破产的一例。天津恒裕货栈的总号在临汾地区，临汾钱局的金融活动依靠太谷标和平遥标维持。按规定先过平遥标，后过太谷标，标期日期选在月中或月末。
天津恒裕货栈，东家洪洞人，经理高级三为临汾乔李村人。其兼营买卖，业务很大，临汾的晋泰恒也是其联号。1920年（民国九年），临汾、洪洞各大商号到天津办事，大都投奔该栈，使其买卖更为发达。因顾客存款很多，高级三就做起了黄金买卖，企图买空卖空大发横财。不料1924年（民国十三年）黄金落价，赔本40多万。夏标宣告顶标，只收不交，被迫停止营业。当时有句这样的顺口溜：“火车汽车天津转，恒裕赔了四十万。”恒裕货栈顶标事件牵连了临汾、洪洞许多商号。直接受到影响的有广聚德钱局。广聚德钱局有资本1万元，被恒裕顶了9 000元。恒升福钱局也被恒裕顶了2万元，急得恒升福的经理邢虎臣要上吊。幸亏东家灵石牛家有许多联号（如运城的同生复和济生复，临汾的永利小当、协太当和金殿的泰元当等），东家发话，各联号殷实，恒升福才没有倒闭。而晋泰恒、晋兴永和裕兴源都被恒裕顶标倒闭了。间接受影响的有星云钱庄和洪茂源钱局，恒裕顶了晋兴永钱庄，晋兴永钱庄又把星云钱庄顶了2.4万元，星云钱庄勉强支撑了一年，第二年苦撑不下去，终于倒闭。恒裕顶了泰昌钱局，泰昌钱局又把洪茂源钱局顶垮。恒裕还顶了洪洞几家钱庄，因此市面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洪茂源，名誉大（东家为南高刘家），不收交，也不怕；德昌合，门楼高（东家下靳王家），南北款项不收交，恒升福，收缴办不到，邢虎臣急得要上吊。”蔚兴茂、瑞丰恒、洪茂源经理坐火车到天津，和恒裕经理高级三会谈多次，毫无结果，住了一个多月，花了不少盘缠，扫兴而归。
天津恒裕顶标不仅祸及钱局，棉业也受到了连带。临汾钱局主要做棉业生意，棉业从钱局汇兑款，也被恒裕顶亏，后又加上钞票跌落，临汾繁荣的棉花市场也就萧条了下来。
还有一个因恒裕货栈顶标而受了牵连的事件，临汾城的王化甫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正月筹办惠生钱局，原计划集股6 000元，实际只集了3 000元。开张前他对外扬言资本有12 000元。二月开市，业务尚还顺利。到五月夏标，它被天津恒裕顶标2 000元，使得业务周转不灵。股东听此消息，坚决不往出拿钱。王化甫再三解释，希望各股东能出足原定的6 000元，而众股东害怕再赔，就是不肯再出钱。王化甫无奈，只好宣告关门。
但也有因投机了标期而获利的，比如德昌合钱局就是一例。德昌合钱局同榆次钱号来往密切，榆次钱号经常派人住德昌合。有一年过榆次标期，未见款到，榆次钱号给德昌合东家下靳王家的王昆打电报催款。王昆接到电报已经是半夜。老谋深算的王昆利用商会会长的职权，打电话给太原省行行长，要省银行往榆次拍电报称款项已到，才没有被顶标。当时和榆次钱号有业务来往的20多家都顶了标，唯独德昌合没有顶标。虽然榆次钱号上了当，但对德昌合来讲，信用更加高了。
评析
标期制度是我国信用制度的雏形，在世界上也属首创。按四季标期的结账办法，也是一种创新，它有效促进了批发商的资金周转速度，保证了专业汇兑的信用，非常受各大商号的欢迎。
信誉尤被晋商看重，所以，在顶标发生后，不仅是商号经理的姓名被登记、被记录，该商号的所有经营活动、资金周转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会波及和其有业务往来的商号，以及有业务往来的其他行业。如上文讲述的，由于天津恒裕货栈的顶标，不仅影响到了其他钱局，而且波及了与其有业务往来的棉花业。所以说，顶标有多米诺骨牌效应。
标期结算制度是晋商在长期经济活动中的产物，是鉴定各商号盈亏的一种方式，通过此方式也考验了各商号的信用。但标期结算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其弊端，对商号的总结过于极端和苛刻，很多商号往往因为一次顶标而衰落，甚至破产。其实，对于一些信誉好的老商号、有发展的新商号可以酌情考虑，不应该一锤定音，因为一次顶标就判其“终身监禁”甚至“死刑”。
（案例撰稿人杨青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