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事”是古代北方人对于翻译人员的称呼。“通事行”是清代对会说蒙古语、专门从事蒙古和俄国金融贸易商行的称呼。大盛魁就是清代北方最大的一家通事行。
“大盛魁”拥有两万头骆驼专业运输队，总号先设在科布多，后移至归绥。其从业人员经过蒙古、俄罗斯、哈萨克、维吾尔几种语言的专门训练，经营商品“上至绸缎，下至葱蒜”。庞大的骆驼商队常年往返于莫斯科—西伯利亚—恰克图—科布多—库伦—归绥—张家口—祁县—开封—周口（骆驼最南到周口，再往南则是经水路至汉口、广州）。
大盛魁主要利用驼队在草原上进行流动的贸易，当时人们称之为“货房子”，每顶货房子包括1顶账篷和3个押货人，14把骆驼，每把14头，1把骆驼连成一串，由1名驼工拉牵。这样算下来，每顶货房子共有骆驼约两百头，职员和驼工20多人。每顶货房子就是一个销货单位，它们从总号出发到蒙古，先到指定的盟旗将货物成批赊销，这就是大盛魁的批发部。另外在组织一部分驼队，专做串蒙古包的零售业务。
其实大盛魁的销货机构不仅仅是直属机构的驼队，还有小号，但是小号随着大盛魁的发展，它的赊销活动主要是为总号服务，在内地为直属机构的驼队采办商品和推销畜产品。所以，大盛魁的销货主要依靠这些在草原上流动的货房子。
大盛魁的赊销货看似以物易物，但在赊销货物的结算上却要折合为现金并附加利息，所以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赊销货物和回收货款，而是赊销货物和货款放贷的特殊结合。由于蒙古人手中没有大量的现金，所以，大盛魁的赊货放款就分成了三个过程：
首先，以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为中心，划定通往各部、各旗的若干营业路线，每条营业路线由一个掌柜负责领导，这个掌柜称为“坐道子”。每个“坐道子”率领若干销货员，带着骆驼队和账房，驮着各种货物到各部、各旗，把货物赊销给王公贵族和广大牧民。大盛魁对货物的选择比较讲究，一是遵循蒙古人的生活习惯和特点。例如砖茶在蒙古销售就与其饮食习惯有关，蒙古人以肉食为主，而砖茶正好消食，所以砖茶的销售正好迎合了蒙古人的生活饮食需要。再如，由于牧民不擅长算账，他们就把衣料和绸缎拉成不同尺寸的蒙古袍料，大小不一，任蒙古人选购。二是订货具有针对性。例如蒙古和喇嘛需要的商品一般实行专门订货，不随意采购，蒙靴、马毡、木桶、喝奶茶使用的壶、寺庙喇嘛用品都是选择工匠，特别定制，这样不仅保证了商品的质量和品种，而且都是受蒙古人欢迎的畅销货，所以进货快出货快，没有积压。一般购买者不问价钱，只认商标，只要是大盛魁的商品，人们都乐意接受。三是注重信誉的树立。有时遇到了不了解大盛魁的新顾客，售货人若发现了对方怀疑商品质量，他们一般会用很实在的方式来展现自己商品的质量。例如在销售布鞋，对方怀疑布鞋鞋底内用的是草纸，他们就会当着众人的面，用刀将鞋底砍成两段，把鞋底的真正用料——布，展示给公众看，这样不仅说服了购买者，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其次，由账房人员把赊销货物的价款折合为银两，作为赊货放贷的本金，由王公们出具盖有印信的票证作为借款凭据，按月计息，这样就得到了合法可靠的还款保证。赊销自然就要计算利息，账房人员把商品赊销金额作为本金，加上利息，折合为牲畜或者皮张若干。然后在账本上只记下“某年某月某日借贷本银若干两”在旁边加注上按月利息三分计算。大盛魁在对商品的作价上也偏高，例如砖茶，当时砖茶在蒙古市场上，也可以作为计算价格尺度周转的物品，价值比较稳定。但大盛魁对赊销砖茶的价格要比市场价格高出60%之上。仅仅依靠个人信用并不能保证货款赊欠的收回，大盛魁就使用了“印票”。凡来赊购商品者，必须持有“印票”，交给大盛魁。印票上还写着这样的话：“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这样，大盛魁通过“印票”保证就保证了赊购货物债权索取权。
最后，赊欠到期，收回羊马牲畜，作价归还欠款。大盛魁到各部、各旗收“印票”账时，预先指定集中地点，同样也是按照距离，划定若干路线，组织若干个羊班头、马班头、打火印的（管理羊工的头称为羊班头，管理马工的头称为马班头，给羊、马身上打火烙印记的员工称为打火印的）和办理收账手续的先生，前往各地收回羊马。凡经他们挑选上的羊和马，都要作价打上火印，然后由各部、各旗派人把羊、马送到指定地点。大盛魁接收人员凭火印验收羊、马，按数收账。接收前的牲畜损失由牧户负责，接收后的牲畜损失由大盛魁承担。大盛魁计息的方式很特殊，只有本利都全部还清才彻底将这部分钱勾销。如果只还了一部分，仍然要照原来的本金行息，收回的部分只作为暂记的浮存款项，等到本息全部还清再予以销账。收账时，先生只在账簿上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收牲畜银元若干两”，不记载牲畜的种类、数目和价格。到了年终结账，结算为三笔，即欠本银若干两，利银若干两，收银若干两，用大字写在账尾，等下一年账簿建立后，把上述三个数字抄下来。长期如此循环，每本账簿只显示着三个数字。具体的记法为：“共欠某年至某年的本银若干两，共欠某年至某年的利银若干两，共收某年至某年的牲畜银若干两。”从账面上只能看到，放账、利息和收账，都以银两为计算单位，每月加利三分，加到33个月，即停止加息，并看不出来将利加本。大盛魁在对牲畜折价上也比较苛刻，下面以绵羊为例。绵羊当时在蒙古市场上，也可以作为价值尺度。一般而言，绵羊价值也在短期内变化不大，虽然由于羊只的大小、肥瘦、口齿不同会使得价格有所差异，但大盛魁在收印票账时，对绵羊作价过低。比如当时市场上一只能值八钱的绵羊，大盛魁在收“印票”账时，一般只作给二钱，仅占到本来价值的1/4.
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大盛魁对王公贵族不惜重金拉拢。除了在销货时提供各种便利外，在收回“印票”账时，对各部、各旗王公到各级官员，都要分别送上一份轻重不等的礼物。对王公送上上好的绸缎衣料和绣佛像的哈达等物，对一般的仕官则送烟酒茶和普通哈达等物。王公们有时住在大盛魁柜上，大盛魁更是以贵宾礼仪隆重招待。礼尚往来，大盛魁在收账时，王公们也是盛情款待。再次，大盛魁的总经理和分号掌柜，多数在清代捐官制度下，用白银买来各官衔，归化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经理无不顶戴花翎，最高者有候补道员、加捐二品顶戴。所以大盛魁的债务，不仅一般牧民不抗拒，就是蒙古贵族到期不还也不行。经理们常常衣冠整齐、翎戴辉煌地去见执掌地方政权的王爷，要求他们替大盛魁催债。这些王公大人也都是大盛魁的债务人，自然就会用其行政权力为大盛魁催账。大盛魁不仅利用捐纳职衔，通过“印票”垄断蒙古地区贸易，充当蒙古王公和庶民的债权人，而且与清廷代表、蒙古王公一起组织议定蒙古物价的会议，决定市场物价，形成了大盛魁的垄断价格体系。
评析
大盛魁作为最大的通事行，通过赊销放款，把商品交易与货币信贷有机的结合在一项业务中，获得“三重取利”，一取高价赊货利润；二取高额放贷利息利润；三取低价收购牲畜利润，可谓“一羊三皮，一本三利”。
对于大盛魁这种商业、借贷、服务三位一体的大型企业，要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看到它的两面性。一方面，大盛魁凭借不等价交换和发放“印票”账的高利贷手段，严重盘剥了广大的蒙古族群众。另一方面，大盛魁通过其经营活动，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稳定边疆政治，增强民族团结，沟通地域经济，活跃金融市场，对当时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案例撰稿人杨青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