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通权达变的融通智慧
做人不可缺少刚强之气
中国古代圣贤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的意思是说如果上天要把治理天下的大任交给一个人的话，那么，上天一定先要使他的精神、肉体经受磨难，只有这样，才能增长他的智慧和才干。这段话不仅成为儒家的经典言论，也成为人在逆境中激励自己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历来成大事的人没有不是经过了一番艰难曲折的磨炼的，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经受磨难的方式。这在曾国藩身上，集中体现为一个“挺”字，具体说来，就是做人做事要有刚强、坚毅、忍耐的“硬骨头”精神。
“刚”是通向大成者共有的个性，也是曾国藩所推崇的性格气质。
曾国藩对人的评价表现了他独特的处世风格。他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他指出：汉初功臣，唯樊哙气质较粗，不能与诸贤并论，因而，淮阴侯韩信羞与为伍。然吾观其人，有不可及者二。刘邦初入成阳，见秦朝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辄谏曰：此乃奢丽之物，是秦之所以亡天下的所在。愿大王急还坝上，无留宫中。这是第一件事。高祖病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樊哙独排闼直入谏之。以昔何其勇，今何其惫。且引赵高之事以为鉴，二也。此二事者，乃不愧大人格君心者之所为。盖人禀阳刚之气最厚者，其达到事理必有不可掩之伟论，其见于仪度必有不中犯之英风。哙之鸿门，披帷拔剑割彘，与夫坝上还军之请，病中排闼之谏，皆阳刚之气之所为也。未有无阳刚之气而能大有立于世者。有志之君子养之无害可耳。
曾国藩常常写信给他的弟弟、子女们，说曾家后代秉承了母亲江氏的刚猛气质，所以才有所成就。他进而认为，刚直二字，“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其母江氏刚嫁到曾家时，曾家经济尚不宽裕，但江氏谨守曾家家训，操持家务更加克勤克俭，家庭也渐渐兴旺起来了。特别是江氏贤惠，侍奉阿公、阿婆十分殷勤。即使是阿公晚年卧床3年，屎尿都拉在身上，她与丈夫日夜轮流守护在床边，也毫无怨言。所以曾国藩赞言：曾太夫人“来到曾门，事舅姑40余年，造次必躬，在视必洛，宾祭之仪，百方检饬”。江氏自嫁入曾门后，共生有五男四女，“尺布寸缕，皆一手拮据”。曾国藩的父亲常以“人众家贫为虑”，而江氏总是用“好作自强之言”相劝，或以“谐语以解刻苦”。她常对丈夫说：“吾家子女虽多，但某业读，某业耕，某业工贾。吾劳于内，诸子劳于外，岂忧贫哉？”曾国藩在写给家人的信中说：“由写字而想到用功不能有恒心的原因，都是因为日甚一日的软弱的意志力消磨损害了它。今天因为听到吴竹如的话，才清楚这事绝对不是意志疲惫软弱的人所能胜任的，一定要刚强、勇猛，拿出浴血奋战的功夫来，千万不能软弱下来，这两点是不能改变的道理。要牢记着《朱子语类》里的‘鸡伏卵’和‘猛火煮’这两条，时时刻刻也不能忘记。”
骨骼硬才能站得稳
人不可无刚，无刚则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也就不能自强，不能自强也就不可能成就一番功业。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编练乡勇，转战南北，周旋宦海数十载，历经艰险，屡遭挫折，硬是靠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而终成一位受后人推崇的成功大师。虽然说谋事在人，成功在天，但没有曾国藩本身的“刚”，又怎能有他后来的自立、自强和成功呢？
曾国藩一生颇好读书，探求刚柔之法，他的独处能力和自治能力是很强的。他说：“吾独心为最大乐趣。”曾国藩的刚强和毅力，是一般人无法想像的。他自少年时就有吸烟和晚起的毛病，后来决心改掉，但开始毛病很顽固，很难改。曾国藩视之如大敌，决心彻底克服才肯罢休。后来，不仅克服了这个毛病，而且养成了许多好的习惯。他以后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10余年，在紧张的戎马生涯中，坚持每天必写日记，读书数页，下围棋一局，不仅长期坚持下来，而且终身如此。一般人可能认为，这都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但一时半会好说，一辈子天天不间断，没有过人的毅力，又有几人能行呢？
曾国藩律己极严，从他不乏谦词的反省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他遵循孔圣人克己之遗训。曾国藩既是一个善于从古代先哲那里吸取智慧的人，更是一个善于把书本知识与人生实践联系起来思考行事的人，而且他特别善于从中抽取出可以指导人生的信条和经验，这种信条与经验无不反映出他与传统文化的渊源。曾国藩受惠于传统文化，并加入传统文化之中，最后又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这使他成为传统文化在清朝的链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提高自身的“硬”，曾国藩决心从“柔”的敬、静、纯、淡这四个方面痛下工夫。
曾国藩主张敬，他认为做人之道，圣人千言万语，不外乎敬和恕二字。敬，就是恭谨。无论是对地位高的人还是对地位低的人，也无论是对多数人还是对少数人，都不敢怠慢，这就是泰而不骄；衣冠整洁，态度严肃，令人望而生畏，这就是威而不猛。所以这一切都是学习“敬”的最好着手之处。
曾国藩认为“静”字功夫最是要紧，这话确实很有道理。宋代理学大师程颢，是三代以后的圣人，在“静”方面下的工夫很足。王守仁也是在“静”字方面颇有心得，所以他才能对外物不为所动。假若不静，反省也就不细密，见理也就不明了，那一切都是浮的。所以，唐镜海先生才说，大凡人都有切身的毛病，或是刚的恶习，或者是柔的恶习。各有偏重，沉溺既深，动不动就会发作，必须自己体察它，并终身加以治疗。曾国藩的挚友刘蓉早年曾告诉他，说他有偏重于刚的恶习，发起狠来什么也不顾，深究一下病根，就是好动不好静。
纯，就是纯正，纯粹，至善至美。正所谓“圣人之纯亦不已”。这个纯就是至善至美，一般人只能追求它，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它。
淡，庄子讲“淡然无极”、“淡而无为”。诸葛亮讲“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这个“淡”就是清静，超脱。然而很多年来，曾国藩就是清静不得，超脱不了，总是焦虑过多，没有一天可以坦荡于天地之间。这主要在于他有两个毛病，一是名利心太切，二是俗见太重。由于名利心太切，因而学无所成，德无所立；由于俗见太重，因而家人的疾病轻重，子孙的强贤与否都时时缠绕于心，如同作茧自缚。若想除去这两种弊病，应在一个“淡”字上多下工夫，将所有的一切都淡而忘之，淡而化之，这也许可以稍稍获得一点心灵上的自由自在。
刚毅强挺为忍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成为“古今不一二睹之大人物”，这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忍”是密不可分的。
“坚忍”者何？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他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他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寄客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40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闿运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都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于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官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曾国荃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他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王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和上海势力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1862年李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耍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鸿章40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这种九折臂三折肱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写成冷血动物。他到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打脱开和血吞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来自官场内部的忌刻、疑谤与攻击，多于来自敌对阶级的真枪实弹。这使他养成了一种“忍”字当头的性格和韧性战斗的精神。同治五年十二月，他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道光三十年、咸丰元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咸丰三年、四年)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咸丰五年、六年)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掉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是就克己说的；“恕”，是就待人说的。没有恕，就不可能有忍；唯其忍，才能造就自己的恕道。忍实是从恕中生发出来的，可以说，又包含在恕中。咸丰八年五月，曾国藩自省说：“近年在外，恶人以白眼藐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近于慢，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想之事，说出许多不想之话，至今愧耻不已。”不想，是因为他性近刚慢，不能忍。恕和忍，实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互为表里。
曾国藩以“恕、忍”励己，也不完全是在屡受挫折的际遇下以屈求伸的权宜之计，有时候，他简直站在时空的制高点上，以洞察环宇的姿态，以浩瀚博大的胸怀来谈这个问题。同治元年四月，正当湘军胜利进军的时刻，他在日记中写道：“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无有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塌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有这种观察的人，常常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有的人由此发出感叹“人生如梦”，循入空门，去寻找心灵上的极乐世界。但曾国藩却是从这个时空的制高点上出发而积极“入世”。他说：“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善于打持久战
一个人能否有成就，主要在于“恒久”两字做到了几分。曾国藩说“天道忌巧”，也就是要下“笨”功夫，持久努力，无间进取。他常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了，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
持久就是坚忍，是一种耐力、意志力，是人与环境、事物对抗的心理因素、物质因素的总和。两军对阵勇者胜，两军相持久者胜。曾国藩说：打持久战最忌讳的便是“势穷力竭”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则是指大局和全盘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坚持下来与之抗衡，然后才能取得胜利。这只有充分休养士兵，相时而动，不必急于求胜而抢时间，白白地消耗精锐，等到时机成熟，举兵歼灭，凯歌而还。
曾国藩的“恒”字诀，是他制胜的法宝。
曾国藩最终战胜太平军，靠的也是持久。曾国荃最初进驻雨花台时，曾国藩以太平天国“势焰犹盛，不可骠图，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劝曾国荃退兵。曾国荃认为屯兵坚城之下，可以持久，拒不退兵。此时，正是曾国荃轻兵冒进、力量单薄之时，又逢湘军各营疾疫肆虐，战斗力大为下降。面对李秀成的大队人马，曾国藩无重兵可调。多隆阿已远走陕西，作为打援的鲍超又被李秀成所派的杨辅清大军阻截在宁国一线。如若兵临天京城下的湘军一旦被击溃，重新纠集起足够的力量包围天京实属不易，不仅会前功尽弃，而且他又如何向朝廷交差？大战期间，曾国藩夜不能寐，一向以持重著称的他，竟然“绕窒彷徨，不能自主”。他在写给儿子的信中说：“余两月以来，十分忧灼牙痛殊甚，心绪之恶，甚于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门之状。”
面对岌岌可危的雨花台大营，曾国藩苦心积虑，调动了一切可调动的兵力来支援雨花台大营。为获取正确无误的判断，曾国藩亲自前往视察。1863年3月17日，曾国藩从安庆出发，乘舟顺江东下，过池州(今贵池县)、大通以后，到达芜湖，在裕溪口会见了彭玉麟。3月23日，曾国藩坐船驶至乌江，并携同杨载福一同到达大胜关，次日到达曾国荃的雨花台大营，听取了曾国荃的汇报，并视察了雨花台的壕墙，见曾国荃一切防御均井井有条，他甚为满意。4月2日，曾国藩由大胜关赴九湫洲。次日坐船回驶，又查阅了金柱关、龙山桥。然后由东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阅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涧埠、无为州，随后由神塘河出江回抵安庆。在一个月的视察期间，曾国藩对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防御比较满意，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辑睦”，于是便取消了撤兵之议。
曾国藩还通过双方力量对比，认为湘军不可撤，一撤则难以鼓舞士气，天京不知何时才能攻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