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孟子·梁惠王下》
“译文”左右亲信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还是不可轻信,全国人都说某人好,就要考察他。
孟子在这指出当权者应该听听别人的意见,不能一意孤行,所谓兼听则行,偏听则暗,作为管理者更要懂得此理。
不少领导者都有一意孤行的癖好,除了自己的意见外,根本就听不进别人任何有益的进言。而当别人有意见的时候,他们也常常命令别人保持沉默。在组织的环境里发生质疑的时候,出面发出质疑的人就很有可能会被贴上“不忠”的标签,甚至被视为是制造麻烦的人。到底什么才是判断反对和不同意见的最佳方式?应当鼓励勇于发表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意见的人,并注意倾听。
战国时期,一位君王曾下过一道求谏旨令:“群臣和百姓能当面指责寡人之过的,受上赏;上书规劝寡人的,受中赏;能在公共场合议论寡人的过失而被我听到的,受下赏。”这道旨令一下,收到了极好的效果。一年之后,人们想再进直言,已无话可说了。而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泰民安,社会稳定。
自古以来,一意孤行、刚愎自用的领导人必定要垮台。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读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知道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其实,关羽并不是疏忽大意而丢了荆州,而是丢在他不能兼听不同意见的弱点上。关羽守卫荆州时,东吴吕蒙做了大都督,吕蒙早就有抢回被刘备骗去的荆州的打算,但他心知强攻硬取只会使自己吃亏,于是想办法从关羽的弱点上开刀。正巧,关羽没有亲自守荆州,正在外面带兵攻打樊城,吕蒙一见机会难得,便表面上主动与关羽搞好关系,暗中用计蒙蔽关羽。他诈称有病,让东吴书生陆逊代替自己都督的职位。陆逊刚上任,就以友好的言辞写了一封信,并备了厚礼,遣使拜见关羽,关羽听说后,警惕性一下子放松下来,他还嘲笑孙权说:“孙权见识短浅,竟用孺子为将!”他丝毫没把陆逊放在眼里,认为陆逊奈何荆州不得,反而把荆州守兵抽出攻打樊城。关羽的副将司马王甫、赵累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东吴必有阴谋,苦劝关羽不要轻易撤走荆州守兵。而关羽对东吴近日一系列的行动与迹象没有认真分析研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狂妄地认为东吴胆怯,放心大胆地撤走了荆州守兵。但后来事实是,东吴军队渡江夺取了荆州城。
直到此时,关羽对荆州已失守的消息仍不相信,当军中有人私下传言荆州失守时,他听后愤怒地制止道:“此是敌方讹言,以乱我军心!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都督之职,不足为虑!”这是何等的目空一切。后来探马报知实情后,才相信荆州真的丢失了。关羽这才大惊失色,不得已投奔荆州属地公安,岂知公关也已被吕蒙夺取了。在这进退无路之际,关羽似乎有一丝觉醒,他对身边的司马王甫深深叹道:“悔不听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
如果说,荆州是关羽大意才丢失的还说得过去,那么,关羽败走麦城则是不听建议所致。当困守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之际,关羽决定抛弃麦城,突围去西川。可是去西川如何取道他又拒绝了王甫的正确建议。去西川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一条是偏僻小路,关羽打算从小路去西川,王甫听后唯恐吴魏在小路设下埋伏,连忙建议部队取道大路。这时,关羽又犯下了一意孤行的老毛病,他固执地不肯听王甫的话,还自信地扬言:“纵有埋伏,有何惧哉!”坚定不移地要走小路。王甫料定关羽此去凶多吉少。纵百般劝阻仍无济于事,结果呢?父子双双遭擒身死。一代英雄豪杰因不能兼听不同的意见而酿成重大的历史悲剧。
一千张羊皮,不如一张狐狸腋窝皮珍贵;千百人俯首顺从,不如一人诤言争辩对事有益。作为一个领导,应该具有从谏如流的雅量,能够听取不同意见,并鼓励下属敢于讲不同意见。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领导者能经常听到不同意见,于己于人都有好处。
唐太宗问魏征:“历史上的国君,为什么有的明智,有的昏庸?”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接着,他列举历史上的人与事说:“秦二世只听赵高的,隋炀帝偏信虞世基,结果耳目闭塞,导致国家灭亡。国君如果能多听各方面的意见,采纳下面的正确主张,下情上达,就会明智;如果只听单方面的话,就会被蒙蔽,就昏庸。”太宗听了魏征的话,连连点头称好:“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