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不识字的乡下人，他说那些印得密密麻麻的书是爬满了一张又一张纸的黑蚂蚁，我被母亲拧着胳膊送进村北的学校时，父亲呸地在院中间淬了一口唾沫说：“不上学堂认识几个黑蚂蚁，想和老子一样当个睁眼瞎呀！”
父亲的确是个“睁眼瞎”。我入学没几天，刚刚认识几个“黑蚂蚁”，就在他面前卖弄起来了，常常现炒现买把学校刚学的字儿歪歪扭扭写在父亲的脚旁，摇头晃脑地炫耀，而父亲总是围着我写的字扭来看去，满脸喜气地直嚷嚷：“咱娃子能学蚂蚁爬了。”他眉开眼笑的，像叫花子捡了个大元宝。有一次，我将父亲的名字写在地上，问蹲在一旁的父亲说：“爹，你猜我写的这几个字是啥字儿？”父亲装模作样地伸着脖子眯着眼看了又看说：“这不是公蚂蚁在撵母蚂蚁？”我听了，就忍不住咧开嘴巴笑起来，不屑地说：“就自己的名字都不识得，还硬说公蚂蚁母蚂蚁的。”接着我就用脚尖点着那三个字，一字一顿地大声念起了父亲的名字，父亲一听就火了，忽地站起来说：“反了你啦，敢用脚尖踢俺的大号！”吓得我撒开脚丫子，一溜烟似的跑出了院子。
寒假的时候，学校给我发了一张奖状，父亲爱不释手地将那张红色的奖状翻来覆去，看来看去，兴奋地对母亲说：“咱娃子都得回奖状了，还不赶紧搅一碗糨子，让俺把奖状贴上！”我疯着出去玩耍，回来一看，气得直跺脚，奖状倒是贴上了，可父亲竟把奖状贴倒了，父亲明白后，不好意思地一个劲儿地搓着一双老手说：“瞧你妈和俺这两个睁眼瞎，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连奖状的头脚都分不清楚哩！”
但大字不识一个的父亲却爱读字儿，每到村头的井上挑水，或下田到地里做活儿，见了树干上、电杆上或墙壁上贴了一张写满字儿的红纸，父亲便会走过去，装模作样地读一读，我问父亲说：“你大字不识半个，那红纸上写的啥你能读出来？”父亲说：“我咋能连这个也不会读？那红纸上写的是天黄黄，地黄黄，我家有个哭夜郎，过路君子读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我笑父亲，其实这在我们老家是三岁小孩儿都能一气背诵上来的东西，村里谁家小孩闹夜，哭得不睡觉，家里人没办法了，就会买上几张红纸，写上这样的顺口溜，贴在墙上、树上或电杆上，让路人去读。风俗上说，只要每个过路的人能过去面对红纸多读几遍，那家的孩子便不会闹夜了，父亲见了这样的红纸，不管多忙多焦急，总会踱过去，面对着红纸表情严肃摇头晃脑地读三遍。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随父亲去镇上，见路旁的电线杆上又贴了一张这样的红纸，父亲走过去，装模作样地大声读了三遍后，又招呼我说：“你也过来，对着红纸读三遍。”我梗着脖子，不理睬父亲，我才不屑去读这种可笑的街头球艺呢。
父亲见我的这种态度，一下子就火了，厉声骂道：“识字多了就傲了不是？识字是干啥哩？是让字烂在你狗肚子里？还不是让你学点本事儿，为乡亲们做点事儿！”回到家里，父亲还一直絮絮叨叨地训导我说：“就巴掌大一片纸，能有多少字儿，读三遍就累着你啦？气不喘腰不酸就能给乡亲们帮个忙，怎么能不干？”这是父亲对我生平最严厉的一次呵斥。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那恼火的样子，眉毛紧紧地拧着，眼睛瞪得又大又圆，脸色近乎铁青，说话呼哧呼哧的。
如今，父亲苍老了，腰身已经很显佝偻了，眉毛和胡子都十分苍白了。
我在县城工作后，常常隔三差五接他来城里住一段儿，我住的地方是闹市，门口的墙壁上，电杆上，甚至楼梯间都贴满了一张一张的广告单。父亲很诧异，问我说：“这城里怎么这么多的孩子都闹夜，瞅瞅，满处都是天黄黄，地黄黄呢。”我笑父亲说：“这些都是广告，看不看无所谓的。”父亲白了我一眼，不相信地读说：“不会没有一张天黄黄地黄黄吧？你这人我知道，怕替别人读几个字累着了，从小都这么不仗义。”我听了，只好苦笑。
常常下班回家，老远就能看见父亲苍老的背影，站在刚贴了湿淋淋的广告单的墙壁前或电线杆前，嘴唇若静若动的，一副神圣又严肃的样子，只是默不作声，不像他年轻时诵读起来就摇头晃脑声若洪钟。父亲说：“如今我学会了不张嘴不出声的心读，在心里读。”
但我分明听见了父亲朗读的声音，像来自乡下轻柔的微风，像老家山林里的高山流水，像深夜一声响亮的鸟啼，像夜行者脚下如水的月光，像黑沉沉的旷野里隐隐约约的温暖灯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