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美国》终于出版了。
这是继两年前我的中日民间对话集《七日谈》之后，我第二次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生活世界的对话，对话者是美国人欧亚伦。
和美国经济学者欧亚伦的这样一次对话，无论是对他、还是对我，或是对每一位读者，我相信都是一种经过、一次体验、一段阅历。
回望过去，我突然发现，近十多年来，不管是做电视，还是写书，自己其实都一直在做着一件事，那就是沟通。
遥想当年，制作Channel[V]《非常中国》和凤凰卫视《音乐无限》的音乐节目，是把内地的流行音乐传播到海外；后来在美国MTV台制作《天籁村》和《CCTV-MTV音乐盛典》是把欧美的音乐传播到内地。所以，我一直在做架桥的事情，构架的是一座沟通音乐、沟通文化的人心之桥。
从与日本留学生加藤嘉一的对话《七日谈》开始，我就决定致力于做一个民间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地球是一个实体世界，也是一个网络村庄。这是一个趋势，也是一种必然，但各种肤色的人却因为时空的距离、心理的距离，存在着太多的陌生和误解，于是通天塔始终只是穿越时空的梦想。
所以，在做中日对话、中美对话之后，我还想做中韩对话、中法对话、中俄对话、中印对话，让世界各国民间多一点沟通、多一点了解。
而沟通的决不单单是资讯与信息，更有人文，更是思想。因此，希望这本书也能成为沟通心灵的桥梁。
去年11月，在北师大美学博士班的课堂上，美国经济学者欧亚伦给我们讲了一堂生动的课。他流利的语言和对金融危机的解读，当时就吸引了我。
之后在我与团队的策动下，开始构思运作这个系列对话。从秋末到春初，终于完成了这本《对话美国》。
这次和欧亚伦的对话，主要以金融危机为切入点和背景，目的就是想从多元化的思维角度解读、了解中美两国不同历史状态、不同文化形态、不同人文姿态，用民间对话聊天的形式和夹杂在漫谈中的议论作为特色，尽然天马行空，却也形散神不散、亲切而不乏见地。
所以，我们一言一句对白、一点一滴聚积，删繁从简，从容面对，尽力展示两个未来岁月必然成为影响、改造世界的伟大国家在日常眼光中的真实与真挚。
虽然平常、平凡、平实，却也本真、本性、本色，而且随意性情。
透过这样的对话，希望我们以为的确很是模糊的中国和美国能在彼此的心中一点点清晰起来。
无论对方是谁，只要我们愿意敞开自己的心扉，我们都会待之以诚，都欢迎这样的人走近、走进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心里。
今夜的星光再弱，只要闪烁，就会给夜空带来光亮；现在的沟通再少，只要真诚，就能对消除误会有所帮助。更何况国家的战略对话已经开始，而我们这种民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世界再广大，只要沟通，距离就会变通途。天地再宽阔，只要心中有桥梁，沟壑也能成坦途。
2009.08.04英文名Alan D.Partee美国密歇根州人1989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政治经济学部1990年赴台湾，任长荣国际集团咨询开发部顾问，并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频繁往来，开始接触与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
1998年赴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所攻读国际贸易，先后获国际金融学硕士和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早稻田大学期间，适逢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邀到早稻田大学演讲，有幸为江泽民主席作同声英语翻译，自此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并定下博士毕业后到中国工作的决心。
2008年来中国。现供职天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任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博士课程讲师、南开大学滨海发展研究院科技发展研究经济专家等。
近年来致力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协调中日技术与市场的经济政策》、《中国经济的比较产业分析》等论文，撰写了《台湾IT组织策略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2007年IT商务走势》等专业著作。
先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工作、生活十余年，并娶一台湾女子为妻，精通汉语，对中国古今文化典籍多有涉猎，堪称“中国通”。
欧亚伦（美）
欧亚伦的话从1990年到今天，在中国的每一天都是新的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90年。从第一天来中国开始，我发现在美国时了解到的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济等与真实的中国有太多的不同，而且美国的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有太多的错误、错解和误会。
从1990年到今天，我觉得在中国每一天都有很多新的事情需要学习。现在，身在西方的人是很难真正了解正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的。1990年到1996年，我在台湾一家公司当顾问，一直往来于台湾、深圳、广州之间。现在，有很多美国人来中国工作，但他们大部分人在来中国之前没有好好学习中文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和中文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值得学，不过更多的人因为中文太难学才没有这样去做。
中国人都在努力学习英语，或许将来中国人都可以用英语和外国人进行交流，这成了一部分美国人不好好学习中文的一个理由。但这完全是两回事情，如果我们要了解中国和中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和中文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中国人很努力地学习英语，并且积极地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而美国人却对中国和汉语所知甚少。以我在两个国家长期生活的经历来判断，我认为中国人差不多能够了解美国的百分之四十，可是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却只有百分之五。即使在中国待了三到五年的美国人，如果他们不懂中文，那他们回美国的时候对中国的认识也有可能是一知半解的。
如果美国的媒体报道和教育系统能够充分地介绍中国，让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达到百分之四十，中美之间的互相了解就不成问题。1990年到现在，我中间曾去了日本九年，在早稻田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课程和在日本国立东京工业大学当博士研究所的老师。我在日本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只比美国人的了解程度好一点点，好比美国人了解中国有百分之五，那么日本人了解中国就是百分之十。虽然美国和日本都很自豪地宣称他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受过高中以上的教育，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可以上大学，但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让他们汗颜。
最近10年美国的媒体经常强调，在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教徒不能自由地开教会。有很多报纸写了中国为了不让教徒信教，把很多教徒抓去坐牢。可是在中国，不管去哪里我都能看到好多教会！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人教会等等。很多次，我到教会里问他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听过教会的教徒因为信教被关在监狱，他们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完全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报道，他们在中国做教徒是很自由的。实际上在中国，宗教信仰的自由是被充分尊重的，待在中国的外国人都知道，可是美国的媒体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
还有一个例子，2000年的秋天，我在早稻田大学读博士课程一年级的时候，江泽民主席来到早稻田大学演讲。早稻田大学问我能不能帮江主席当英文翻译，因为学校很多外籍老师不懂日文，他们需要一个人能将中文翻译成英文。我特别高兴，就爽快地答应了。当时，我坐在江泽民主席的正前方听他演讲，做同声翻译。在现场听他的演讲就是和电视里感觉不一样，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半小时的演讲过程中，江主席一直在强调国际合作、世界和平、东方团结。正因为如此近距离地聆听了江主席的演讲，被江主席的魄力和个人魅力所倾倒，因此我马上决定读完博士以后要去中国，去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虽然江主席那么强调国际和平与合作、日中友好，可是日本当晚的新闻和报纸大部分的报道却是不积极的、负面的，完全扭曲了江主席的演讲。在听演讲的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可到了晚上看到日本媒体的报道，我是很失落和惊讶的。
美国最近二十年的媒体报道也有同样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的学校里介绍中国的近况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够客观，在这样一个提倡言论自由的国家里，却没有公平的、实事求是的报道。
我在日本的九年间，经常来中国交流学习，前后大概有三十五次。而我在去日本前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七年，从日本学成回到中国也有两年了。在这十八年里，我经常在美国和日本的书店里看到很多关于“中国威胁论”的书籍，我看过其中九本，那九本差不多是一样的内容，它们有同样的误会、误解，参考资料都是海外媒体的报道，很少有在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且这些作者都不是大学的教授，很多是私人研究所的个人观点，没有水准，缺乏对中国近况的了解。但是，在美国，如果是研究西方其他国家，他们一定要深入到那个国家长期了解，采访相关的人物，参阅当地的资料，学术研究水准是很高的，可是对中国的报道却缺乏深入的了解，在中国很短的几周，也不会中文，也没有采访相关的人物，当然也没有查看中国的图书资料，这样写出来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没有学术研究水准的。可是这些“中国威胁论”的书又变成媒体对中国进行报道的参考资料，新的媒体报道又根据这些书描述中国。这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研究者写的“中国威胁论”的书没有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媒体也没有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大家相互参考，其实谁也没有真正去了解中国，因此误解就越来越深。
我希望我和山奇先生的对话能够为美国人了解中国，或者为中国人了解美国打开一扇窗户，给误解的空气中带来一阵清新的风。
2009.0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