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争”就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有时高调地去争往往并不能够带来预期的效果。而不去刻意地追求,却反而会有好的结果。其实,我们做出的努力都不会是白白付出的,采取低调的态度,并不代表对结果的放弃,而是代表了一种对全局的深刻了解与把握。当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会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放弃那种咄咄逼人的高调态度了。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是一种极富智慧的处世方法。
王安石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他很有才华,年轻时候,文章就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赏。他高中进士之后,初任淮南签判。按照惯例,任满之后,可以向朝廷提出要求,参加翰林院的考试,得到“馆职”的工作。这份工作不但身在中央,比较清闲,而且前途远大,北宋不少宰相都是由此位升来的。所以,属于备受瞩目的“清要”之职,很多人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可王安石却与众不同,他放弃了这个做高官的机会,宁愿到地方上先做一名县令,从基层干起。于是,他就做了鄞县县令。
鄞县是个位于东南的偏僻小县,王安石到了那里,兴修水利,改善交通,发放农业贷款,为地方上干了不少好事,广受百姓称赞。宰相文彦博对他这种安于基层的作风十分欣赏,就请求朝廷把他调到中央,以此树立榜样,对官场上的跑官要官之风给予打击。欧阳修也推荐他担任谏官。于是,朝廷又让他参加馆职考试,却仍被王安石拒绝了。为了表示自己不是在沽名钓誉,他还在给朝廷的上表上特地说明,自己这么做不过是因为家累较重,地方官的俸禄能够多一点,“止是营私”,并没有谦虚恬退的意思。
于是,朝廷打算让他担任俸禄较多的群牧判官。这时,有一个叫做沈康的人觉得不公平。就去求见宰相,说自己久任馆职,资历老得多,早就要求做这个官了,却一直得不到。王安石不过是个地方官,资历又比自己浅,怎么能先让他做了呢。宰相就对他说,王安石屡次辞让朝廷的馆职考试,朝廷嘉奖他的恬退之风,才会给他这个职位,怎么会再和他计较资历。朝廷设置馆职,是为了招揽天下的人才,并不是把官位看作第一位。可你却为了一个官职如此争夺,脸皮可是比王安石厚多了啊。说得沈康脸红羞愧,灰溜溜地走了。
可王安石此时并不想担任这个职位,他打算向朝廷上表辞退,后来欧阳修劝他接受,他才答应下来。不过,他仍希望能够到地方上去锻炼自己。于是不久请求外任,做了常州知州,后来去主管江东地区的司法工作。
王安石虽然一直任地方官,却并不是无意于天下大事。二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他对各地风俗,民生疾苦都有了很深刻的了解,慢慢地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当后来宋仁宗调他到京城,担任管理财政的度支判官时。他就把这些年深思熟虑的结果写成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书,提出了他改革财政的主张。但此时宋仁宗已进入暮年,经过范仲淹“庆历新政”的一番折腾,已经对改革提不起多少兴趣,再加上他没有儿子,正在为选取继承人的问题焦心,所以,对王安石的奏章置之不理,搁置在一边。
王安石自然十分失望,他知道皇帝无意采用自己的政治主张,那么继续在朝中为官也只是尸位素餐而已,不可能做出什么事情来。所以,当朝廷任命他做给皇帝起草诏书的知制诰时,他就屡次拒绝,坚持不受。后来,官府派人将委任状送上门去,王安石照例不肯接受,送信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躲进厕所里,送信人则将委任状放在桌上就走,却又被王安石追上。不久,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按照惯例,要回乡守孝三年。但三年期满,王安石却仍无意回到朝廷。此时宋仁宗也已经去世,宋英宗即位,朝廷里的大臣因为一些礼制问题吵得十分厉害,分为两派,互相攻击。王安石不想加入到这种争吵中去,就在家乡设馆讲学,打算多培养一些人才,或许以后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然而,机会来了。不久,英宗皇帝去世了,他的儿子宋神宗即位。神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就对王安石的政治观点十分感兴趣,一即位就任命王安石作江宁知府,接着马上提升他为翰林学士,几个月后,命他进京越次召对,参与国家机要。王安石到了京城,皇帝与他一番长谈,大为倾倒。第二年就任命他为副宰相,推行新法。一年之后,又把他升上了宰相的高位。
王安石这种对官位“不争”的态度,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有人说他是故意做作,沽名钓誉。这种对于动机的探讨,恐怕不会有什么结果,纵然是沽名钓誉,肯花上三十多年,也算是很难得了。无论如何,正是这种“不争”的低调态度,为王安石赢得了良好的名誉,即使在他回乡守孝的时候。当时的舆论还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不来做宰相真是可惜了。后来神宗皇帝对他的信任和推重,也未尝不与他的这种名声有关。所以,“不争”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低调也绝对不是没有追求。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低调可以使自己更能看清周围的形势,等待真正的机会到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样的“不争”,远远胜过那些盲目的“争”者,正是“天下莫能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