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
我同周恩来同志在辛亥年间有过一个相处的时期；尔后，又有过两次会见的机会，直接得到周恩来同志的热情教育和亲切关怀。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和幸福。深情长相忆，心底往事浮。周总理对我的关怀和教育，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一九一一年（辛亥年），我家住在绍兴掇木桥“百岁堂”。这一年我十虚岁，在绍兴大营里尚德学堂读三年级。阳历三月初的一天，放晚学回家，母亲对我说：“二妈家里来了个人，你要叫他七哥，要有礼貌。”我问：“七哥哥是啥人？哪里来的？”祖父说：“他是从淮安来绍兴的，小时候跟大人也来过。今天是从火珠巷王家姑母那里来的。”“他是攀龙公公的孙子，比你大四岁，生肖属狗，你的堂兄弟，名字叫恩来。”提起攀龙公公我就知道了，因为他做官时到“百岁堂”来开过贺，开贺的热闹情景后来在大人口里还经常听说的。记得第二天，是星期日，“百岁堂”的孩子们在玩风筝，我站在一旁看。这时，七哥来了。他穿着长衫，戴着秋帽，向着我们微笑。三妈陪着他，向他介绍这是谁那是谁。过了一歇，七哥走过来和蔼地问我：“尚兄弟，你有没有风筝？”我说：“没有。”他说：“那就到家里去玩玩好不好？”那时，我听他的话不大好懂，但见他客气可亲，就跟着他进了二妈家。到了小客堂里，七哥拿出桔红糕给我吃，问我家里有几个人，读几年级。我那时人还小。三妈就代我回答说：他家有六个人，尚麟的父亲早死了，靠七十多岁的爷爷在菜馆打杂，靠妈妈做针线，才勉强维持着一家的生活。七哥听了，表示非常同情地说：“尚兄弟，不要难过。你还有亲妈妈，我的妈早死了呢！这次我是从奶妈家里过来的。”七哥还说，自己在淮安生活很困难，父亲流落在外地，失了业，伯父在外面有时靠着典卖东西来维持生活，日子也是很艰难的。
清明节到了。这天，七哥和我们一起到九缸山下的裘家岭、外王等地扫墓。扫墓完毕，我们在山上拗映山红、牛郎花，七哥却在仔细看着墓碑上的字。当时，扫墓在房族中是轮流值年的，这—年轮到了八一公公。我祖父就被唤去做厨师。扫墓回家的路上，我祖父就问七哥：“绍兴和淮安那边比较，扫墓的习惯有啥不同？”七哥笑笑说：“绍兴的扫墓习惯比淮安古风一点，最明显的是妇女不能参加。”然后又对我祖父说：“公公你忙了一天辛苦了，要好好休息一下。”我祖父听了很高兴，称赞他年少懂事，有礼貌，常对我们说：“你们要学七哥的样啊！”
“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
我和七哥开始接触时，七哥有好些话我不大懂，常常要三妈出来当翻译。因为三妈在江北（淮安）住过，懂得那边的话。听我母亲说过，二妈、三妈是七哥比较亲近的堂伯母，他们称呼七哥为“大鸾”，并告诉我七哥又叫“恩来”。当时，辛亥革命还没发生，一些古派的人总喜欢称人家的孩子为“少爷”，所以也有人呼七哥为“七少爷”。后来，我和七哥熟了，一放学就和他在一起玩。一次，比我年长一点的几个堂兄弟，围着一丛鲜花在争辩，一个说是“月季花”，另一个说是“蔷薇花”。七哥听了后，就作了说明，说得头头是道，大家都很信服。
端午节到了。这天七哥领了我去游府山，爬上山顶望海亭时，见有人在买凉粉、石花吃，我也想买碗吃。七哥见了说：“这不卫生不要去吃。”当我们走到雷公殿门口时，我见了雷公电母菩萨，感到很可怕，就赶紧下跪朝拜。七哥见我的情状，二话不说，就笑着把我拉走了。在庙旁，他花了几个铜钱，买了几株龙芽草，我们就坐着吃了。我们边吃边谈，很有趣味。他说：“这座府山原来叫卧龙山，以后绍兴建了府，才叫做府山。”随后，我们一起到了越王台，下山到镇东阁，经过火珠巷，到了七哥姑母的家里。七哥在绍兴时，有时住在王家姑母处，有时则住在“百岁堂”二妈家里。这天，七哥就留住在王家。我则由姑母家的保姆陈妈陪送着回了家。七哥没上学，但自学很用功。我去二妈家看他时，常见他在读书、写字。许多书是王家姑母借给他的。在盛夏的夜晚我们都到屋外乘风凉，七哥还在煤油灯下学习。有时实在闷热了，他才从屋里出来和我们一起乘凉。在乘凉时，他有时给大家唱歌曲，有时则背咏诗词。诸葛亮的枟出师表枠，他就能一口气背出来。有时他和我们一起听讲枟三国演义枠，还有绍兴别的一些传统故事。当有人讲到曹操是奸臣，所以戏里扮大花脸时，七哥就说：“枟三国志枠里的曹操不是这样的，他有才能，兵多将广。”听到讲“三顾茅庐”时，七哥当场就背出了诸葛亮的一首诗：“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他还把这四句诗作了解说。我听了很感兴趣，就要求他写出来。七哥就写给我一幅。此后，我就模仿七哥的正楷写，写这二十个大字。因为学着写了很长时间，所以四句诗至今还记得。
八一公公是个老秀才，乘凉时经常谈起封建的“老经”来。有一次他对我们说：“做人的道理就是要忠于皇帝，孝顺父母，敬重师长，这之上还有天地，天地有菩萨，管理人间一切。”七哥听了就很不以为然地说：“天地是自然界，有啥菩萨？君皇尧是好的，夏禹治水也是好的，但他传给了儿子就不好了。糊涂皇帝忠他干啥？！师长教得有道理，就要敬重，要是教得不对又有什么好敬重呢？”有一次八一公公又说：“‘三元’（指解元、会元、状元———整理者）都靠师长教出来的，？？你书读伊作啥？”七哥说：“‘三元’有啥用？读书难道是为了考‘三元’？”八一公公听了，无可奈何地叹叹气，接着叽哩咕噜地连声斥责说：“‘小赤佬’真是没出息的。”八一公公常对我的一个堂伯说：“现在天下不太平。要太平就要听宣统皇帝的圣旨，要再出个曾文正公来治国平天下。”七哥听了，就很气愤地说：“曾国藩是卖国贼，叫了洋鬼子来打太平天国，残害中国人。清朝皇公是专门欺压老百姓的。”随后，七哥就把民间形容清朝官吏是妖魔鬼怪的顺口溜念了起来；“青眼红头发，牙齿丈七八；小人囫囵吞，大人连嚼嚼。”念毕，又作了非常生动的解释。还有一次，八一公公又说：“当今妇女风气不好，都是被秋瑾带坏的，秋瑾该杀。”七哥立即和他争辩说：“秋瑾是女中豪杰。她出在绍兴，闻名全国。中国妇女要是都像秋瑾就好了。”八一公公听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当时，我听了七哥的话很觉新鲜。看到七哥口才很好，没有被八一公公难倒，心里感到很痛快。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说：“七哥晓得的东西真多啊！”
七哥在辛亥革命前后
秋天来了。我们经常相约去斗蛐蛐（绍兴方言，即蟋蟀）。对此，七哥很不以为然。有一次，七哥看到我在斗蛐蛐，就走过来对我说：“这种游戏没有意思。”劝我不要去干这些玩意儿。这时，就有一个人出来讥讽七哥说：“江北佬，不识货。别听他的。”别的人见他辱骂七哥就站起来同他评了理。这人恼羞成怒，就大耍无赖，故意把几个蛐蛐罐头踢破了。争吵得很厉害，双方几乎要动武了。这时，七哥感到很为难，恰好二妈、三妈也赶来了，把孩子们唤回家去，在这之后不久，七哥就被接到姑母家里去了。
这时，在我心目中，七哥是自己顶好的保护人，没有和他在一起总觉得孤单，觉得没味道。所以七哥走后，我就常常跑到王家姑母家里去看他。见面时七哥就常常要我讲些学校里的事情。七哥总是说，要遵守学堂规则，不能任性贪玩，要好好读书，认真听讲，还要我努力养成早晨读书的习惯。当时，我写不好字，七哥说，不要老是描影格字了，要仔细看着字帖写字，练字要练出自己的风格来。后来，我到姑母家里去看七哥时，就把写字本拿去给他看，他就像先生一样，给写得好的字打红圈圈。
七哥生活艰苦朴素。有一次姑妈给他做了件花棉袄，他感到不顺眼，不想穿。姑妈、二妈给他吃的点心，自己舍不得吃，但一有了就给我吃，有时给我打的红圈圈多了，给我吃的东西也多一点。他鼓励我写字要一次比一次写得好。有一次，我到姑母家时，正值七哥要上街，就叫我同行。到了墨润堂，店员对七哥说：“你来了，正好。你要的书，我摆开咚。”七哥大略看了一下就付了钱拿着书走了。在往回的路上，七哥告诉我说：“这书是头天拣好的。”
到了冬初，绍兴光复了。王金发进了城，我们尚德学校的学生就集体剪去了辫子。到了十二月间，七哥又回到了“百岁堂”来住了。记得那次来时，他已经剪去了辫子，还戴了一顶光复帽（绍兴称鸭舌头帽———整理者）。我发现他好像改了相就噗哧笑了起来。七哥严肃地说：“光复了，这条民族压迫的辫子也剪掉了。是好事啊！”不久，地保在“百岁堂”台门口墙上贴了一张安民告示，看的人很多。我很快把这事告诉了七哥。七哥过来仔细看了好些时候说：“皇帝倒台了，不要逃难了。”我紧着问他：“是不是‘青眼红头发’（指清朝———整理者）打倒了？”七哥含笑回答说：“是啊。”过了几天，七哥又给我改了大字本。他看到我还写着“宣统三年×年×月”的字样，就说：“你以后就不要再写这年号了。”接着他就挥笔把“宣统”二字划掉了。
这年年底，七哥是在二妈家过年的。在新年里，我到东关外婆家做客去了，大约住了十来天才回到绍兴。回家后不见七哥，问了二妈才知道七哥已被叔伯接走了。我一时还不相信，就再到姑母家里去找他。到了门口，陈妈也说：“恩来少爷已经被他叔伯领去了。”我接着问七哥被接到哪里去了，陈妈回答说：“不知道。”这天我心里怏怏不乐，拖着重步子回到了家里，我多么希望七哥再回来啊！
十二年后喜重逢
同七哥离别以后过了三年，我就开始了学徒生活。
一九二二年，在那兵荒马乱的黑暗年代，我失业了。一九二三年经父亲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到了杭州，在华兴鞋店里当外账房。次年八月的一天我回到绍兴，来家里洗换被铺。回杭州前夕，我到火珠巷姑妈家里向从小认识的七哥的表弟贶甫兄辞行。贶甫兄一见到我就兴奋而又小声地说：“恩来在绍兴！”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就立刻问：“他在哪里？我要见他。”贶甫兄说：“你明天到朱合兴菜馆来，我已定好了午餐。你来吧！”我又问：“朱合兴菜馆很偏僻，为啥不在大街上，要到那个角落头去午餐？”他说：“正是因为那里僻静些才去的。”我听了，还不知底细，但一想到可以同阔别十多年、常常思念的七哥再次相见，心里真有一股乐滋滋的味道，当年一起生活的许多情景，都一幕一幕地浮现在自己的脑海里了。
第二天我到了宝祐桥朱合兴菜馆楼上。七哥穿着西装，一见到我，就热情地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问长问短。他问了我家的情况后，高兴地说：“你有了工作很好，我真为你高兴啊！”吃饭的有八九人，其中有几个是我不认识的。但七哥与他们谈得很热火。接着，大家边吃边谈开了。当时有位堂房小叔正住着七哥祖上的房子，曾经问过七哥：“这次回来是否打算在绍兴久住？要不要房子？”七哥回答说：“不要了。这次是来探望亲友的，过几天就要走。”后来，大家才知道，这次七哥是从上海转来的，他已经到过法国、英国和德国，这次是从巴黎留学回来经过上海来绍兴的，接着将去广东干教育训练的事务了。
当天晚上，我去王家见七哥，他已由西装改穿长衫了。我们谈的时间很久内容也很广泛。七哥同我讲了许多国外的见闻，又联系到国内的情况说：“我们中国比欧洲落后，失业的人也很多，许多工人出国在给外国做苦力。我到上海也看了一看，我国的经济政治命脉掌握在外国人手里。租界里很热闹繁华，别的地方却冷落破败。中国要发达，工业要向西方国家学习，但是首先要有自主权。现在我们国家就是缺少自主权。”他深有感触地说：“辛亥革命已十多年了，我们的国家名义上是‘中华民国’，实际上国家不统一，军阀各霸一方，连年混战，这怎么弄得好呢？”他最后说：“中国要强起来、富起来，必须外争主权，内谋统一。”次日晚上，我又去王家看望他，临别时，他对我说：“你祖父、母亲处，我来不及拜访了。请你代为问安。”接着我就把通讯地址抄给了他，并向他要通讯地址，他说：“现在我的地址还不稳定，等到了广东有了固定的地址再告诉你吧！”
告别了七哥后，我从绍兴回到了杭州。过了几天，当时的省警察厅就来传讯我，先后传讯了三次。他们无理斥问我，说我见了“赤党”为什么不报告，还硬要我交代七哥的来龙去脉。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绍兴警察局为此也传讯了七哥在绍兴的一些亲友。
三十年后又重逢
解放初，我没有固定的职业，生活上存在一些困难，我把自己的情况告知了当时在绍兴市工商联任职的贶甫兄。
一九五四年，贶甫兄上北京出席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回来后，他兴奋地告诉我说：“我把你的情况告诉总理了，总理要你继续好好工作，还要我给你带来了三百元钱，以补助生活。”当时我闻之愕然，在深情的感激之中，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我对贶甫兄说：“总理的话我一定听，总理的关怀之情我收下，三百元巨款我受之有愧，是不敢当的。”贶甫兄却说：“盛情难却嘛！安心收下吧！”我收下总理亲自送我的钱，激动得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七哥和我阔别三十年了。现在，他担任着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总理，还记着我，为我操心。我感激的心情真难于言表呀！我多么想有一个见见总理、当面道谢的机会啊！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九五五年秋的一天，贶甫兄说：“总理在杭州，我们明天去见见吧！”我说：“好，好，好！”第二天中午，我们到了杭州。午后一时许，在西湖六公园附近的一幢房子里，我们幸福地见到了总理。当贶甫兄刚要把我介绍给总理时，总理亲切地说：“我认识，我认识。”当我说到三百元钱，正要表示感激时，总理当即说：“私人小事，不足挂齿。”总理还深情地对我说：“希望你老当益壮，继续努力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我回答说：“我一定听总理的指示。”总理立即纠正说：“不，听毛主席的指示。”总理对自己是这样的谦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这样的尊敬，对于我这个普通的群众，又是如此的关怀和爱护！
一九五九年下半年，邓颖超同志来到绍兴视察。我同贶甫兄前往绍兴府山下交际处见她。当我们提出准备要动工修缮“百岁堂”的总理故居时，邓颖超同志说：“这件事总理已经知道了，他说不要搞。有人要参观的话，请他们到韶山参观毛主席的故居去为好。”在谈话结束告辞时，我请邓大姐代向总理问好！邓大姐笑着说：“一定，一定。”
敬爱的总理就是这样，几十年奔波忙碌救中国，几十年呕心沥血为革命，几十年无私无畏为人民。
可是，万恶的林彪、“四人帮”对人民的好总理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出于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对人民的好总理极尽陷害、诬蔑之能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三个人突然窜来绍兴，他们自称是北京某大学的，死死缠住了我，妄图从我的口中得到陷害、诬蔑总理的黑材料，去干伤天害理的反革命勾当。他们把我弄到一个地方，关在一个角落里，连中饭也不让我吃，要我“回忆”、要我“提供”、要我“交代”。他们初则伪装正经，继而拍桌打凳，他们以冰冷的口吻直呼总理名字，他们行动诡秘，手段卑劣，我看出他们来路不正，居心险恶。我们的总理一生光明磊落，洁白无瑕，全党共知，人民共知，还用调查么？！我决心不让他们玷污总理的名声。我同这些家伙整整周旋了一天，最后他们捞不到半点材料，阴谋破产了，只好无可奈何地把我放了。
今天，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三周年和“四五”运动三周年之际，回忆往事，悼念总理，我的心情真是难言的激动。我谨以这篇片断回忆来纪念敬爱的总理！来纪念我敬爱的七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