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白居易是唐朝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一生与杜甫一样，也经历了求仕、谪贬之路。也正是他在仕途不达之时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黎民百姓的疾苦，从而激发他创作了启迪世人的名著佳作，为后人留下了硕大一笔人文财富，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诗人和文学家。
逆境中的奋起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在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的祖父白锽曾是巩县的县令，父亲白季庚因对抗李正己的叛变有功，所以被封为散大夫、大理少卿，还兼任徐泗观察判官。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带发生了战事。军阀李正己割据了河南的十余处州县拥兵自重，于是，白居易的父亲，由彭城县令升任徐州别驾的白季庚便送儿子到南方避乱。小小年纪就离家避难，随后南北奔走，备尝艰辛，所以白居易15岁时便写下了这首记录当时真情的绝句：“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今日因君访兄弟，数行乡泪一封书。”后来有一首寄兄弟与妹妹的七律也写得较好，历来为人称道。从这些诗中可见白居易当时的生活状况和心里感受。从他家骨肉分散的情况也可以反映出当时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的。
白居易青年时期家道中落，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所以深知平民百姓的疾苦。唐德宗贞元三年，白居易迁至长安，拜访当时当地最有名的士子顾况。顾况见到白居易时，便笑着说：“长安的物价很贵，生活起来着实不易啊。”可是当顾况看到白居易的诗篇时却不由得感叹：“你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就是天下也去得，我之前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29岁的白居易迎来了人生的转折，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31岁时，试书判拔萃科，与元稹等同时及第，与元稹相识，从此成为莫逆之交。在32岁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书郎，算是步入了仕途。
为官不忘百姓苦
唐宪宗元和元年，白居易罢校书郎，因为唐宪宗当时也甚是喜好文学，所以白居易才因此而得到了皇帝的常识，并加以提拔。他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为官期间尽职尽责，因此频繁上书言事，而且写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诗集，甚至当面指责皇帝的错行，而他这种太过直接的言事行为触怒了唐宪宗，唐宪宗便向李绛诉苦说：“白居易这小子，我这么提拔他，他竟敢对我无礼，这真让我寒心啊。”李绛却劝皇上说白居易是一片忠心，所以才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向皇帝直言进谏，劝唐宪宗能宽宏大量，接纳白居易的进谏。
白居易写了大量讽喻诗，其中《秦中吟》和《新乐府》是其代表作，这些诗使那些权贵们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元和六年，白居易的母亲因患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3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裴度受了重伤，武元衡当场身亡。面对如此情形，那些掌管大权的宦官却袖手旁观、无动于衷，白居易当时为他们的行为而感到十分气愤，便向皇帝上书缉拿凶手，以正朝纲。那些宦官不仅不出面相助，却还说他抢在宦官之前进谏是越级行为，而且王涯上报皇上，说他母亲是看花时不慎坠井而亡的，而白居易却频频作赏花和叙井之诗，是对先人的不敬，这样的人不配在朝为官。就这样，白居易被贬为了江州司马。
实质上，让白居易在仕途上遭遇不幸的不是上述原因，而是因为他写了大量的讽喻诗，诗集大部分是以物喻那些身在朝堂却心无苍生之人。贬谪江州成了白居易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想一心为官，解救苦难生灵、报效国家；而被贬之后，他仍心系苍生，但是却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逐而开始了独善其身的生活。贬州之后的失意让他作出了流芳百世的《琵琶行》，其中“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写出了他此刻的愁绪。虽然白居易在江州不得志，但是在生活上却怡然自得，他在庐山香炉峰北建立了草堂，并且四处游走，实探民情，因此在这一时期内，白居易的著作颇多而厚实。3年后，因好友崔群的扶助，将他提升为忠州刺史。
“清正廉洁”诗中现
白居易是盛唐时期最著名的大诗人，他写作时全力表现创作的写实性，这一点在中国诗史上占有极高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一诗中：“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喻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就可以看出，白居易在讽喻、闲适两类诗中体现出“奉而始终之”的兼济和其独善之道的理念，所以他的诗盛受重视。
白居易主张创作性的诗，主要是在他早期为官时写的讽喻诗中表现出来。在《策林》中，“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就表现出白居易重写实、强调讽喻的倾向。他不主张华而不实的写作风格，所以齐梁历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是白居易比较反对的，实而不华、实事求是是白居易的作诗标准，这在《新乐府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中强烈地表现出来了。
白居易作了许多反映民情悲苦的讽喻诗，他觉得只有将民情进谏给皇上，让皇上知道人民的疾苦并极力治国，才会有“盛世”。“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就写出了他的心声。
白居易综合儒、佛、道三家的思想，所以讽喻诗表现出其志的“兼济”，它与社会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白居易讽喻诗最显著的艺术特色。白居易最成功的诗作是《长恨歌》与《琵琶行》，其抒情因素的强化是艺术表现上最突出的特点。与之前的诗作相比，这两篇诗在叙述人物、事物上简而又简，通常是寥寥数笔将其带过，反而在人物心理的描写上和环境气氛的渲染上泼墨如雨、务求尽情。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唯美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诗人将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凄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哀伤、怅惘的情感，为诗中的人物、事件一齐染色；或将淅沥的夜雨、凄冷的月色、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情景。
除讽喻诗外，白居易还很擅长写闲适诗，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怡然自得的情怀，都为世人称道，他那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与陶渊明的生活态度相接近，因此更符合后人的心理，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中“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对酒五首》其二）中“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的诗句，就表现出了他悠然自得、与世无争的情怀。
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在《问刘十九》中“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中“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在《赠元稹》中“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都把诗人喜欢喝酒的情志描写得淋漓尽致。白居易逝后，洛阳人和游客得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提壶而挥，地面上常年都是湿漉漉的。在历史中不仅有白居易造酒的记载，而且至今，在洛阳一带还流传着“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
白居易同样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事实上，在古代，白居易的文誉尚在韩愈之上，他的散文在唐朝、五代曾享有盛名。白居易的诗歌现存约有3040余首。他最注重的是讽喻诗，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诗。
平民诗人，诗中之魔
白居易是日本人最喜欢的唐代诗人，他的诗歌在日本广为流传，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引用他的诗文，在日本人的心中，中国唐代诗歌的巅峰人物非白居易莫属。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内载其诗文3800多篇，因后人保管不慎导致散乱。现存世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的刻本，收录诗文3600多篇，里面有几十篇他人的作品。绍兴本与明马元调重刻本、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基本相同。今人都是以绍兴本为主来学习白居易的诗。
白居易所作的《新乐府》、《秦中吟》共60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新乐府》诗主要是从理念出发，所以在情感上有渲染力不足的缺憾。而《卖炭翁》序为：“苦宫市也。”写的是朝廷以管市为由强行掠夺百姓财物，揭露了当时为官之人的贪婪和社会的腐败。
白居易的最伤情诗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与《琵琶行》。《长恨歌》描写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前半篇讽刺了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务朝政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这是引起了“长恨”的原因；后半篇却充满同情地描写了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相思之情，使全诗的主题思想从讽刺转为同情并美化了他们的相爱之情。以前实后虚的情节构幻出了唯美的仙境，这篇诗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近人，孩童妇老都能读懂他的诗，因此在当时广为流传，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后代作家根据白居易的故事将诗集分类，马致远、蒋士铨把《琵琶行》分为《青衫泪》和《四弦秋》；把《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白居易的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其《策林》一诗识见卓著、意气风发、词畅意深，是追踪贾谊《治安策》的政论文；《与元九书》洋洋洒洒、笔调深入，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荔枝图序》、《草堂记》、《三游洞序》、《冷泉亭记》等文笔简洁、平浅易懂，为唐代散文中的优秀之著。白居易不属于韩柳文学团体，但也是新体古文的倡导者和创作者，是词创作的领军人物，《浪淘沙》、《长相思》、《忆江南》、《花非花》诸小令为后世词人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我们都知道李白的称号是“诗仙”，杜甫的称号是“诗圣”，白居易也有着类似的称号，他的称号是“诗魔”。
白居易时时刻刻心系着黎民百姓的疾苦，当他无力救国时，依然没有放弃对人民的关注，而是把心系苍生的力量集聚在他不朽的笔下，成就了千古名扬的著作。白居易所作之诗不仅是为了倡导新体古文的运动，更重要的是批驳了当时封建社会主义的旧思想和贪官污吏的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