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怎么用好这个人，在什么时候用这些人，这些人应该被用在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萦绕在用人者面前的一道道难题，很多领导人为之困惑。历史上因用人不当而招致失败的帝王将相也不在少数。当然也有一些人长于用人之道，一生用人无数，几乎没有出现过差错，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真的没人可用吗？
“曾文正公全集如是说”
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
——《曾文正公全集》
“原文可以这样读”
今天应当讲究的尤其是在用人方面。培养人才有潜移默化的方法，有培养的途径，也有考查的方法。人才是锻炼出来的，不要眼光太高，动辄就说没有可用的人才。
“曾文正公全集活学活用”
“我手下真是无人可用啊。”
“天底下这么多人才都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每次到要用人的关键时刻就找不到合适的人了？”
“这些人通通没用，该用他们的时候，个个都变成了笨蛋。”
可能我们会听见一个当领导的人发出以上这些抱怨之词，说出这些话虽然可以理解，但是这显然不是一个优秀领导人应该说的话。作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不仅要善于发现人才、重用人才，还要懂得培养人才。不是说领导发现的每一个人都是可用之材，其中很多人还仅是可造之材。能够立马派上用场的人才其实只在少数，多数人才都需要经过培养磨炼方能成大器。
曾国藩就主张不仅要识才，还要培养人才，这一点很有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当下许多企业来说。现在很多企业招聘人才都存在一个毛病，希望招来的人立马就能派上大用场，而对那些经验不足的“未来人才”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很多现成的人才往往后劲儿不足，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就派不上用场了，而那些通过培养锻炼慢慢提升起来的人才，却往往在关键时刻能做到面面俱到，这是因为现成的人才有一种优越感，他们往往不会去注意很多细节的问题。
曾国藩善于教导和培养人才，因为他知道很多有能力的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显现得很有能力。他对其小弟曾国葆的教导培养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曾国藩中进士这件事，对几位弟弟是个莫大的鞭策，曾国葆也不甘示弱，每日用功学习。1847年曾国葆已满19岁，但尚未取得功名，心中不免有消极怠慢之情。对此，长兄曾国藩给他指出，“此万万不可”。他在以当时许多名人中举、中进士时年纪都较大的事例加以开导之后，鼓励其“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计算远近而徒长吁短叹也”。在长兄的细心教导之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曾国葆于次年8月参加府试考取第九名，成为诸生。但从此后，曾国葆厌弃科举，不肯继续入学深造。居家乡一边自学经史、练书法、作诗文，一边侍奉老人，照料家务。
1853年，曾国藩训练湘军于湘潭、衡阳时，曾国葆极力推荐杨岳斌、彭玉麟担任水师统领之职。第二年，曾国葆率湘军一部初战于岳阳，兵败，“自引咎，言诸将无罪”。随后，曾国藩统率湘军水陆各营出境援战湖北、江西等地，曾国葆则离开军营返回家乡。在一些经商朋友的鼓动之下，他开始做起了小本生意，往来于衡阳、湘乡、湘潭、长沙等地。对此，长兄曾国藩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在1858年8月28日的家书中指出：“季弟生意颇好，然此后不宜再做，不宜多做，仍以看书为上。”在曾国藩看来，做生意容易使人的心术变坏，还是半耕半读靠得住。即使读书不去应考，也可以使人养成良好品行，变化人的气质。是年11月中旬，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后，曾国藩又在家书中反复叮嘱曾国葆：“明年出外，尚须再三筹维。若运气不来，徒然怄气。帮人则委曲从人，尚未必果能相合；独立则劳心苦力，尚未必果能自立。”如果真正能够做到委曲求全、吃苦耐劳，“则家庭亦未始不可处也”，希望他能放弃经商致富的打算。
曾国葆经过仔细考虑，决定弃商从军，为兄曾国华报仇。曾国藩得知这一消息后又在家书中叮嘱：“季弟决计出外，不知果向何处？”并明确告诉他，如果要出山，就须选择好人：“今日办事之人，惟胡润芝（胡林翼）、左季高（左宗棠）可与共事。此外皆若明若昧，时信时疑，非季弟所能俯仰迁就也。”希望他能做到“择人而事，不可草草”。随后，通过与两位在外从军的兄弟的商议，曾国葆于1859年春自湘赴鄂投奔到湖北巡抚胡林翼麾下，由胡遣令率千人自黄州转战潜山、太湖。后又入曾国荃大营，率所部攻安庆，设计招降太平军将领程学启。
对于自己认定的可造之材，一定要多加开导劝诫，千万不能因为其在成长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就放弃了对其的培养。并且作为一个识才用才的领导者，要为自己认定的可造之材选择一条明确的道路，指明一个正确的方向，千万不可让其走偏了路，也不可因为受到他人的阻挠和妨碍就放弃了对人才的培养，这些都是一个领导者需要注意的。
元太祖忽必烈在识别人才、培养人才方面相当有水平，后来辅佐忽必烈完成大业的一代贤相伯颜就是忽必烈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忽必烈在继承王位后，当务之急就是完成统一大业，而且还需要有人辅佐他处理内政，所以忽必烈可谓求才若渴，竭力网罗天下人才。至元初年，当时的伯颜还很年轻，一点经验也没有，王公大臣们基本上都不看好他，也没人想提拔重用他。伯颜初次奉忽必烈之弟旭烈兀之命来到中原奏事，虽然官职不大，但是伯颜干得勤勤恳恳，也就是在这里，忽必烈发现了伯颜这个人才。
忽必烈初次看到伯颜时，见他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而且谈吐不凡，就肯定地说他不应是诸侯宗王的臣僚，而应该是辅佐他的大臣，日后加以培养定成大器。就这样，伯颜有幸留在忽必烈的身旁。忽必烈对伯颜教导有方，伯颜有功时就恩赐他，但是这样的恩赐都是要掌握尺度的，不能让伯颜恃宠若骄；当伯颜犯了错误时，忽必烈也不急于惩罚他，而是把伯颜叫到身边，耐心教导他，让他消除心中的顾虑，好好干。
忽必烈的培养果然起了很大的成效，在后来的平定南宋的战争中，伯颜色军替忽必烈一举平定了江南，助成了忽必烈的大业。后来，他又被推上丞相之位。忽必烈与大臣们商议国事时，伯颜的议论、看法常使大臣们折服，由此获得了“真宰辅”的称号。
忽必烈曾经想破格提拔不忽木做丞相，但不忽木感到自己资历太浅，便坚决推辞。忽必烈说：“在你年幼时，我就让你跟从许衡等人学习，就是为了今天使用，请不要推让。”不忽木本人与蒙古贵族关系密切，他的父亲曾经被成吉思汗的妃子抚养。但不忽木认为忽必烈这样破格提拔他，不能令比他年长、职位高、资格老的大臣们信服，因而推荐完泽担任丞相，这种考虑在当时按照人才资历提拔官职的情形下，也不无道理。但忽必烈却表明自己的看法说：“没有你，别人我是不放心的。”言下之意，只有不忽木才是最恰当的人选。最终忽必烈在无奈的情况下，折中了一下，拜完泽为右丞相，不忽木为平章政事。不忽木上任后，在处理政事上很使忽必烈放心，深得忽必烈的倚重。这种信任，很多汉族与其他民族的大员也都曾有幸得到过。
忽必烈就曾对汉族出身的大将张弘范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元军攻破南宋都城之后，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仍然拥立广王赵昺于海上，继续从事反元的斗争，闽、广地区连连响应，对元帝国构成了威胁。对此，忽必烈更不能坐以待毙，于是任命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领兵消灭南宋广王，彻底完成统一大业。
对此信任与殊荣，张弘范不敢接受。因为，按照蒙古帝国的军事制度，汉人不可以指挥蒙古军队。所以，张弘范请求忽必烈说：“臣是一个汉人，如此委任，恐怕违背了制度，最终难以取得成功，请您派一位蒙古大臣与我一同行动。”忽必烈深知此弊，便语意深长地说：“你还记得你的父亲与察罕的事情吗？在攻破安丰城后，你的父亲要留下军队守卫，而察罕不愿意，后来我们的军队向南进攻而安丰城再次被宋军占据，使我军进退两难，你的父亲由此而留下了深深的悔恨，这都是委任不能专人的结果。今天怎么可以使你造成像你的父亲一样的遗憾呢？”这番拨云见雾般的教导，体现了忽必烈开导人才的能力。出征前，在张弘范的请求下，忽必烈又特地赐给他上方宝剑，以制伏不听命的蒙古将领。果然，张弘范不辱君命，率领蒙古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打败南宋残余军队，迫使陆秀夫背负赵昺投海，岭南地区全部被平定。
从忽必烈身上我们能看到他对可造之材锲而不舍的培养精神，这种精神是值得每一位领导人学习的。一个尚不成熟的人才是不可能百分之百地满足领导心意的，他们会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毛病，这些都不要紧，关键要看领导怎么教导。
还存在一种情况，尤其是在企业领导者中。那就是很多领导者都担心自己辛辛苦苦一手培养的人才到最后不能为自己所用，因此他们对培养人才有顾虑。其实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很多现成的人才会经常跳槽，反而是那些经领导一手培养起来的人才比较稳定。因为这些现成人才认为自己有竞争力，到哪里都能派上用场，所以他们抱有一种无所谓的心理，而那些被培养出来的人才则认为自己好不容易能独当一面，怎能轻易放弃，应该大干一场。如果真的出现了培养的人才出走的现象，那多半是因为领导者在对其培养的过程中出现了懈怠，产生了顾虑，让这些人觉得自己在此处成不了才。
让他在困境中爆发
“曾文正公全集如是说”
专从危难之际，默察朴拙之人，则几矣。人才非困阨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
——《曾文正公全集》
“原文可以这样读”
专门在危难的时候，暗中观察朴实无华、不善言辞的人，这种方法是最好的。人才不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就不会奋发有为；没有经历危心深虑之事，就不能显达。
“曾文正公全集活学活用”
哪个领导手下没有几个人才，有的领导手下甚至是人才济济，以至于不知道该重用哪个好。其实不用这么苦恼，因为真正称得上人才的人，必定是能经历苦难，不怕困难的，这些人能在困难时刻爆发出自己惊人的才能。
战争期间往往会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曾国藩在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就发现了大量的人才。曾国藩利用幕府训练与培养出大批人才，并委以重任，保举高官，以至“荐贤满天下”。这样，保举也就成为了曾国藩吸引人才、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
幕僚追随幕主，出谋划策，出生入死，曾国藩自然酬以实惠，曾国藩的幕僚很多都被他举荐当了大官。但曾国藩奏保幕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确实为他干事，不怕艰难，不讲条件，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也能迎难而上，从不退缩。否则，他是不肯保举的。刘瀚清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刘瀚清原是湖北巡抚胡林翼的幕僚，负责草拟奏稿，很受胡林翼的器重。咸丰七年四月，太平军席卷苏、常，胡林翼病情日危，刘瀚清在幕主及形势危殆之时，辞归乡里，引起胡、曾的不满。胡林翼于同年六月奏保十六人，刘瀚清不在其列。同治元年，刘瀚清进入曾国藩幕府，以后又随曾北上镇压捻军。但移督直隶时，刘又迟疑不肯随行。在曾国藩的眼里，刘是不能担当重任的人，因此虽敬其有才，但也不保举。
想要考查一个人是否是人才，就要把他放置在困难的环境中，或者在困难的时候暗中默默观察他，看他能不能坚持下去。有的人在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一旦到了关键时刻，却能爆发出强大的力量，令人刮目相看。
一直以来，社会上对80后一代有很多批评的声音，80后饱受人们的诟病，并被认为是中国“垮掉的一代”。很多人认为80后的人自私自利、心胸狭隘、没有大局观，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从小生活在安逸的环境中，没有进取心。80后门默默承受着社会对他们的诟病，却在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情。其实很多80后的人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很多人也在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地奋斗着，只是他们从小就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喜欢自己干，平时也不怎么显露。所以说，不了解80后的人才会那样批评他们。
真正让社会对80后一代的看法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事情还是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2008年5月12日，是一个中国人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四川省的汶川县发生了里氏8.0级的大地震，一时间天崩地裂，很多房屋倒塌，无数人被掩埋在了废墟之下，亟待解救。而在这些社会自发组织的救援人员中，80后一代成了主力军，他们抛开手头的工作、学习，在第一时间赶赴了地震灾区，不畏灾区恶劣的条件，积极地投入到了抗震救灾之中。在参加抗震救灾的军队官兵中，绝大多数都是80、90后，这些士兵吃苦耐劳，奋力抢救被困群众，他们的辛苦是全国人民有目共睹的。
还有很多80后的青年，虽然不能奔赴抗震救灾的前线，但是纷纷走上街头，捐款、捐物、献血，他们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自己是中国未来的希望，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中华民族的危难时刻，80后一代证明了他们，展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风采，爆发出了惊人的力量。从此以后，批评80后一代的人大大减少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赞美之声，80后已经渐渐成长为社会建设中挑大梁的一代。
识别人才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有灵巧的方法，不要只看外表，也不要只在一种情况下作出判断，多观察一段时间，多分析几种情况。有的人只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有的人却是英华内敛、深藏不露，只有在困境中爆发的才是真正的人才。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曾文正公全集如是说”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抵牾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不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
——《曾文正公全集》
“原文可以这样读”
即使有好的药物，如果不对病症，还不如一般的药物有效；虽然有贤才，如果工作不适合他的特长，就不如普通人；质地好的木梁可以冲开城门，却不可用它去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可以去捕捉老鼠；也不可以用骏马去看守家门；用价值千金的宝剑来砍柴，不如斧子好用；三代的宝鼎，用它开垦荒田，还不如用犁。在一定的时间，面临一定的事情，普通人也可以发挥出神奇的能力。不然，分辨不清，将一事无成。因此说世上不害怕没有人才，怕的是用才的人不知道如何正确使用人才。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他很懂得孝德，但不懂得打仗的谋略，陛下怎么用他呢？”
“曾文正公全集活学活用”
刘邵在其所著的《人物志》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故明白之士，达动之机，而暗于玄虑。玄虑之人，识静之原，而困于速捷。犹火日外照，不能内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些有洞察力的人，通晓随机应变的关键，但却不能做到深谋远虑。而那些深思熟虑的人，能够把握冷静考虑的原则，但却不能随机应变。这就像发光的太阳只能向外照射，而不能照到内部一样。
刘邵的这段话说明了一个道理——每个人才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因此，一个领导者在选才用能之时，不可求全责备，要量才而用，换而言之，就是要在适当的地方用上最合适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所有的人才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有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一个人才能否发挥其最大的能力，关键就要看领导者能不能清楚地看到其优势，将之安排在最合适的岗位上。
李世民用人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量才授职，各取所长”。他在《帝范》一书中，从治国平天下的各个重要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和方法，以教诫太子李治。其中《审官》一篇，就着重论述了用人应用人所长的问题。
李世民把用人所长作为用人方略的重点。在《审官》篇中他这样阐述道：“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犹如是也。智者取其谋，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于烹鸡；捕鼠之理，不可使之捕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充百而尚小，或统一而已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劣智者不可责以大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才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民。《书》曰：‘则贤惟难’，良可慎也。”
在此篇中，李世民阐明了人智有长短，贵在能用所长，弃所短的观点。这种舍短取长的见解，比较辩证地解决了如何正确用人的方略。按照这一用人原则，能够恰当地在用人上量才授官，量才分禄，使人才各尽其长，各得其所。
李世民不仅从认识上做到“用人如器，各尽所长”，为了充分发挥大臣的作用，并且对重要臣子的优缺点都有较深程度的了解，他经常与大臣讨论他们各自的长短。最典型的莫过于贞观四年李世民与王珪的一次谈心。当时诸宰相侍宴，王珪在李世民身边。李世民对王珪说道：“卿识鉴精通，复善谈论，自玄龄以下，卿可一一加以品评，并可自比一下，和他们相较卿高下如何？”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这一点臣不如玄龄；文武兼修，出将入相，这方面臣不如李靖；奏事敷讲详明，出纳公允，臣则不如温彦博；而处置复杂严重事态，使众务皆得当，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诤为己任，臣又不如魏徵；不过要说能激浊扬清，行事嫉恶好善，臣比起众人来，也稍有微长。”王珪不卑不亢，品评公允精当，李世民听罢，也深以为然。显然，对大臣们的品评，李世民与王珪的看法即使不全相合，相差也不远矣。王珪这番品评得到了众人的认同。
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对主要臣属作了一番品藻，他说道：“长孙无忌因身为内戚，善避嫌疑，为人应变，格物迅敏，明于事理，长于决断，古人较之，亦不远胜；不过带兵攻城，督军作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晓通达，临难不改节操，为官不结朋党；所欠缺的就是不能疾言直谏。杨师道性格纯厚，举止和蔼，做事无误；但其为人有些懦弱，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采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贤贞，然为人过重然诺，于朋友不免有私。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品评衡量人物，直道而言。朕近来大师，多能称朕之本意。褚遂良学问稍过于众人，性格亦坚贞正直，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
李世民所作的这番评论，虽有帝王主观因素在内，但也有相当的客观性。譬如说长孙无忌为人谨慎，言行循规蹈矩，做事深思熟虑，以之处理日常事务自能胜任，但正因其过于谨慎，所以不能打仗；岑文本自幼有胆有识，明于事理，敏于文章，办事严谨缜密，为人心地光明，乃文墨宰相，实是栋梁之才，李世民对他很是放心；刘洎性格耿直，对李世民诤谏不已，多次逆鳞，李世民对他很不“放心”；马周一代贤臣，才略过人，性格豁达，政务勤勉刻苦，李世民对他很满意，倚为腹心；褚遂良虽有才华智略，为史之名家，奈何为人素无骨气，不敢谏诤，一味顺旨。
可能后来的许多皇帝都很羡慕唐太宗有如此多的人才可用，而且个个都是大才。但是我们却忽略了唐太宗知人善用的能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唐太宗手下这帮能臣能够尽情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得个个名垂青史。与其说是这些人都有经世之才，还不如说是唐太宗将这些人的才能用对了地方，“房谋杜断”的典故就是这样来的。如果一个领导者不善于知人善用，将一个人才放到了不恰当的地方，不仅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还会使岗位职能出现错误，实在是事倍功半。
北京一家软件公司因为效益不好快要倒闭了。这时，公司的一名年轻的程序设计员开发出一个新的财务软件，投入市场后非常受用户的欢迎，此举立刻扭转了公司的命运。
公司总经理高兴之余，问这位程序设计员有什么要求。
程序设计员说：“我只想做公司的副总。”
总经理听后，虽然对程序设计员的要求感到惊讶，但因为他开发的软件使公司起死回生，所以总经理还是答应了他这个过分的要求，并让他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这位程序设计员走马上任后，却把公司的日常事务搞得乱七八糟，公司的员工抱怨连连，这时总经理才意识到自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一段时间后，总经理在一次会议上突然宣布，解除那位程序设计员副总经理的职务。
“为什么？”程序设计员激动地问，“是我对公司的贡献不大吗？”
“不，你对公司的贡献很大，”总经理说，“但是，你天生是做程序设计的。也就是说，你最佳的位置是在开发部门，当一名程序开发员。管理工作并不是你的专长，这样只会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可这位程序员并不买账，始终认为总经理屈才，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分内的工作也不认真做了。
最后，总经理只好解雇了他。虽然总经理明白他是一个难得的软件设计人才，但当他不愿从事软件设计时，他在公司里就已经不再重要了。
天生情感丰富的文人，绝对不能当将军；天生勇武暴躁之人，也绝对不可能成为诗人。这些都是自然不变的法则，也是一个领导者应该掌握的用人之道。这位总经理的教训值得每一位领导者反思。
高手都是练出来的
“曾文正公全集如是说”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强勉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三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已知哉？
——《曾文正公全集》
“原文可以这样读”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努力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通过努力来建立，名声可通过努力来获取。”董仲舒说：“努力地做学问，知识就会广博；努力按理行事，道德修养会天天进步。”《中庸》里所说的“别人下一分工夫，你要下上百分；别人下十分工夫，你要下上千分”的言论，就是要人多努力付出。现在的人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拯救社会的才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加以考证，再向那些过来之人学习，苦苦思索以求贯通，并亲身去实践，以验证其效果，不断努力，那么就可以慢慢通达识变，才识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识若是能有益于社会，还担心世上的人不知道你吗？
“曾文正公全集活学活用”
正如上文所说，人无完人，每一个后来成为人才的人，在起初的时候都是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的。他们或许桀骜不驯，或许骄傲自大，或许年轻幼稚，但这些都不能遮挡他们闪光的才华。如果你认为某人是一个人才，就要珍惜他、磨炼他，磨平他的棱角，压制他的傲气，让他成为一个成熟老练的人才。
磨炼人才与培养人才有所不同，培养人才只是在人才所拥有的长处上加以改造提高，而磨炼人才是需要纠正这个人才不符合要求的缺点，将之锻炼成一个符合任用标准的人。从这种角度来说，磨炼人才比培养人才更困难，更需要有耐性和手段。
曾国藩不仅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而且在磨炼人才的实践方面也做得很出色，李鸿章就是经他之手磨炼出来的最优秀的人才。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的湘军在江西北部同太平军作战，攻陷了九江，这对李鸿章来说，真是一剂强效的兴奋剂。倒不是因为湘军的这点胜利对他有多大鼓舞，而是因为湘军统帅曾国藩同他有师生关系。他认为一旦投奔湘军，曾国藩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予以重用。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灿烂的前程。于是，李鸿章离开了镇江，昼伏夜行，抄小路，避村舍，绕过太平军的营地，赶往九江的湘军行营，投奔了曾国藩。
然而，事情并不像李鸿章预料的那么称心如意。他满怀希望地赶到九江，但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太忙，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曾国藩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丁未科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然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呢？这实在是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墙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我这里呢，局面还没有打开，恐怕他这样的艨艟巨舰，不是我这里的潺潺溪流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进入了曾国藩幕府。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足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待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因其有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
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
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尝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打战。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
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少荃天资聪颖，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12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糊涂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曾国藩的培养下，逐渐地能够独当一面了，他所指挥的淮军也成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日后，还成为了清朝后期朝廷所倚仗的股肱之臣。
从李鸿章的身上，我们能看见一个典型的需要打磨的人才形象——志向高远，但心高气傲，有才能但不拘礼节。我们也能看见曾国藩作为前辈老师，是怎样磨炼李鸿章这个人才的——欲扬先抑，既褒又贬，讲求原则。
在当今这个个性张扬的社会，人才确实很多，但是大多数的人才都是极富个性的，所以大多数的人才都是不符合用人者标准的。作为一名选拔人才的领导者，就应该有识人之法，不要认为这些人棱角未平就不看重他们，要对你认为是人才的人进行磨炼，这样的磨炼可以是在艰苦环境中进行的。如果他真如你所认为的那样是个人才，就一定能通过你的磨炼终成大器，而那些不能被磨炼的人，无疑就是不适合你任用的，你只能选择放弃。
不拘一格降人才
“曾文正公全集如是说”
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词，除非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
——《曾文正公全集》
“原文可以这样读”
我私下里怀疑古人评论将才时，往往称他们神明变幻，超乎想象，几乎要把所有的优点都集中在一人身上，一点短处都不能容忍。这恐怕是史书上的溢美之词，并不是选拔将才之初就定下的标准。其实，选拔将才时要不拘一格，评论事情不能过于严苛，不能因为一点点短处就不用极有才干的人，不能因为结细密的渔网就漏掉了大鱼。这才是从前圣贤常常说的话，即使是很愚昧的人，也可以此来勉励。
“曾文正公全集活学活用”
清朝诗人龚自珍曾写下过“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名句，这句诗是在当时清朝统治者压抑人民思想，朝廷官僚一片死气的情况下写的，目的是劝谏统治者要开创思维，唯才是用。但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这样做，所以清朝后期官场腐败、国家羸弱，加速了灭亡。
作为一位领导者，不能一味地讲求原则，要多开创新的思维、新的方法，从各种地方选拔有用的人才，使自己手下有各种人才，人才的特点也是各具特色。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业的领导人，都需要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这样才能将整个环境盘活。
汉武帝年轻时，实权控制在窦太后手中，但他仍想尽办法任用人才。他颁发命令，让各地推荐人才。于是，公孙弘、庄助等许多有名儒生，都被推荐上来，同时进入京城，总数有100多人。汉武帝逐篇细读他们的文章，看到董仲舒一卷，是详论天人感应道理的，说得原原本本，计有数千言。武帝击节称赞，叹为奇文。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已被列名为博士，为学子们讲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远近学子都奉他为老师。
汉武帝询问治国良策，董仲舒把平生的学识尽皆施展出来，果然压倒群儒，独得汉武帝宠幸。汉武帝又再三询问，董仲舒又细加解释，并将所学归为“天人三策”。所谓“天人三策”，就是“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汉武帝不断发现人才，破格任用人才。司马相如是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用其所长，在建元年间从四川把他请到京城做郎官，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唐蒙、庄助有外交才能，谋略过人，汉武帝就让他们出使夜郎和东瓯。他们两人不负王命，终于在建元时期降服了夜郎和东瓯。窦太后病死后，汉武帝完全摆脱了束缚。他罢免了窦太后安插在朝廷里的所有党羽亲信，重新任命曾经协助他革新的舅父田蚡为丞相，把韩安国提拔为御史大夫。
汉武帝继建元元年那次全国大推举之后，又于元兴一年、元封五年等，几次要求各地推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才。他下诏书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出使远方国家的使者）。
吴人朱买臣，字翁子，性好读书，不治产业。他40多岁时还是一个落魄儒生，家境贫困，连妻子也不能养活，只得同他人进山砍柴，挑到市上去卖。朱买臣挑柴去市途中，口中尚背诵古书。妻子不让他念，他反而大声念，引得行人观看。最后，妻子不堪忍受贫穷，弃他而去。朱买臣仍操旧业，边读书，边卖柴。转眼又过了几年，朱买臣已有50来岁。恰好有会稽吏入京，他随带物品多，朱买臣便自愿为其搬运。一行人到了京城长安，朱买臣就上书自荐，又经同乡庄助引见，武帝予以召见，面询学术。朱买臣言《春秋》，说《楚辞》，正合武帝意旨。武帝没有嫌弃朱买臣年龄过大，遂拜朱买臣为中大夫，与庄助同侍禁中，这样朱买臣就由一介平民一跃而成为官员。后来朱买臣替汉武帝击破东越，汉武帝还破格提拔他为九卿之首。
主父偃出身贫寒，怀才不遇，游历齐、燕、赵、中山诸地，但不为各诸侯所用。元朔元年他来到长安，直接向汉武帝上书九条，有八条谈及律令，一条谈及讨伐匈奴之事。主父偃所谈之事，正是汉武帝关心的事。汉武帝看了上书，立即召见。二人相谈十分投机，遂拜为郎中。主父偃的同乡严安也上书言政，武帝也亲自召见，夸奖他并对他说：“相见恨晚了。”也授予郎中官职。主父偃连续为汉武帝献策，都得到汉武帝的赞赏，他的官职也一升再升，由郎中而中大夫，一年内连升四级。主父偃成为汉武帝的重要谋臣，他献的削弱诸侯权力的“推恩令”，对巩固皇权具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用人不论出身，唯才是用。他从牧羊人中提拔了卜式，从商贾中擢升了桑弘羊，在奴隶中发现了卫青，在降虏中任用了金日。汉武帝还在长安设立太学，选拔郡国的优秀青年来长安受业，通过考试，从中发现治国人才。
不拘一格降人才就要不论出身、背景、贫贱，只要是其有真正的才能，就应该得到重用。如今社会是人才的社会，谁拥有了一大批真正的人才，谁就拥有了成功，就能赢得话语权，中国以往注重背景出身的人才观早已经过时了，根本不值得采纳。
汉高帝刘邦的开国功臣陈平是河南原阳人，少时家贫，与兄嫂同产，仅有薄田30亩。其兄陈伯宽厚仁慈，辛勤供陈平在外游学。后陈平娶曾嫁过5次均丧夫的富家孤孀为妻，靠妻家相助，得一展宏图之志。
陈平出仕，初投魏王咎，后遭谗出逃，从佐项羽。见项羽无道，仗剑而逃降汉。经汉将魏无知推荐，面见刘邦，刘邦与之纵论天下大事，言语投机，破格擢其为都尉，留在身边做参乘，并命他监护三军将校。汉军将士不满，说：“大王得一楚军逃兵，还不知他品行才能高低，便与他同车共载，又使他监护军中长者，未免抬举过分。”
刘邦不为闲言所动，反而升陈平为副将。大将周勃、灌婴也很不满，说：“尝闻陈平在家曾与嫂子通奸，出仕之后又两次出逃、三次择王，如今大王封他尊官，让其监护诸将，凡贿金多者，便分派好缺，否则便安排些坏差事。简直是反复无常的逆乱之人，愿大王详察。”刘邦闻言心生疑虑，便召见魏无知和陈平，魏说：“只要有建功立业的本领，即使盗嫂、受贿，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平其实并未有所谓盗嫂受贿的行为，心里一委屈，便说：“过去我投奔的魏王和项羽都不能信用人才，故来投大王。若认为我可用，则不拘此小节；如认为我无用，我收的小费如数未动，你拿去吧！我就此告辞。”
刘邦连声道歉，旋提其为护军中尉。后陈平六出奇计佐刘邦定天下：一为离间项羽、范增，楚势由此颓衰；二为乔装诱敌，使刘邦从荥阳安全撤退；三为封韩信齐王，使韩信忠心效命刘邦；四为联齐灭楚，刘邦于是战胜项羽；五为计擒韩信，使刘邦剪灭异姓王而巩固其刘家天下；六为白登解围，刘邦终于脱离匈奴险境。此外，陈平还在刘邦死后与周勃一起平定诸吕之乱，匡扶汉室。
作为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领导者，需要有平和的心态，有一颗包容的心，还要有辩证的思维。提拔人才不仅要不论出身，还需要领导者包容人才身上的缺点，只要是人才身上有一点值得你任用的地方，就应该将之无限放大，忽略其不重要的缺点，让其优点得到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