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情态气色是一个人的外在表象，但其根于情，是精神状态的外在延续，是一个人最直接最现实的反映。情态，就是一个人的表情、举止、神态，这些都是具象的表现，反映的是人物当时的内心情感、精神状态，所以这些都是对识人最有价值的判断信息。而气色则是一个人状态的表现，能够反映人的运势。
暴露他们的总是情态
“冰鉴如是说”
情态者，神之余，常佐神之不足。久注观人精神，乍见观人情态。大家举止，羞涩亦佳；小儿行藏，跳叫愈失。大旨亦辨清浊，细处兼论取舍。
——《冰鉴》情态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人的情态均是精神的延伸，常常能够弥补精神的不足。久久注目，可以看出人的精神，乍见之下，则可以观人的情态。有修养的人，其举止即使羞涩，也是好的；行为如同小孩的人，跳跃叫喊，越是这样越是下等。在大的方面也要辨别清和浊，在小的方面要兼顾到主次取舍。
“冰鉴活学活用”
情态即为神情和姿态，它与精神不同，精神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而情态则是一个人流露于外的表现。情态是每个人固有的，它分为恒态和时态两种。恒态即是一个人的固定情态，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这样的情态都不会改变；而时态是一个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临时情态。在与一个人共处时，其精神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被观察出来的，需要我们久久注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其表现出来的各种情态，来观察此人。观察情态是了解一个人的外在手段，抓住了情态就能了解一个人的内涵。
情态中的恒态是人们通过很长的时间养成的一种习惯，在一定的时期内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人们的一颦一笑、走路的姿势，甚至是说话时的表情都是我们判断他情态的标准。
汉武帝既爱尹夫人，又爱邢夫人。因“美女入室，恶女之仇”，汉武帝诏令二夫人不得相见，免得她们打架。尹夫人钦慕邢夫人“妲娥”(就是嫦娥的意思)的美名，多次恳请汉武帝让她跟邢夫人见一面，最终，汉武帝答应了她的请求。
当数十宫女拥着一位夫人款款行来时，汉武帝朝尹夫人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尹夫人看了即说：“她不是邢夫人。”汉武帝怪而问之。尹夫人答道：“看她的仪容形态，不足以当夫人，配不上陛下。”汉武帝又招来一位穿着旧衣的女人，且没有宫女拥护。尹夫人即说：“这才是邢夫人。”汉武帝大惊，问尹夫人怎么分辨出来的，尹夫人回答说：“邢夫人作为皇上宠幸的妃子，在后宫中艳压群芳，举止一定是文雅大方，从容不迫。”而刚刚这位穿着旧衣的夫人就有这样的举止。说完后，尹夫人居然低头哭起来，感伤自己不如邢夫人那样美丽。原来，先前那位夫人是一名宫女装扮的。
邢夫人那特有的神情仪态正是她恒态的表现，这样的情态不是一般宫女能够装扮出来的，所以说要想看一个人的实质，观察他的情态是一种很重要的手段。恒态不能假装，是什么样的人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恒态，只要仔细观察，定能从一个人的情态中发现蛛丝马迹。
蔡京是北宋最腐败昏庸的宰相之一。他在北宋熙宁三年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任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司马光任宰相时，下令废罢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蔡京按照限令于五日内在开封府所属各县全部改募役为差役，受到司马光的称赞。
北宋末期，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童贯等为六贼，而称蔡京为“六贼之首”。蔡京在得权柄乱朝政之前，有个叫陈瓘的人见蔡京能直视太阳很久而不眨眼，便告诉别人说：“蔡京直视太阳很久而不眨眼，精神意志充沛坚强，定力稳健，将来必定能显达富贵。但他自恃天资过人，敢与太阳敌对，心志太高，这种高不是一般的高，将来他得志后一定会飞扬跋扈，目中无君，肆意妄为，扰乱朝政。”
绍圣元年，哲宗亲政，蔡京任户部尚书。宋徽宗赵佶即位，蔡京被弹劾夺职，闲居杭州。宋徽宗派宦官童贯到杭州访求书画奇巧，蔡京勾结童贯，以书画达于禁中，得以重新起用。崇宁元年，他乘机排挤掉宰相韩忠彦、曾布，而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后又官至太师。
蔡京善于奉迎，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他与宦官童贯、杨戬、梁师成、李彦，权臣高俅等，把持朝政，向宋徽宗进“丰亨豫大”之言，竭全国之财，供其挥霍。
设应奉局和造作局，大兴花石纲之役；建延福宫、艮岳，耗费巨万；设“西城括田所”，大肆搜刮民田；为弥补财政亏空，尽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民怨沸腾，币制混乱不堪，给北宋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陈瓘通过蔡京的情态很早就发现了蔡京的奸邪，当他担任专门为皇帝进谏各种事务的官时，就检举蔡京的奸邪罪恶，但因蔡京正在给皇上当秘书，奸邪尚未显露，众人都认为陈瑾无事生非，不以为然。后来蔡京得志，果如陈瓘所言，大家才想起陈瓘的预见来。
蔡京对日能长久直视也是一种恒态的表现。《冰鉴》中认为：“情态者，神之余”，这就是说情态是一个人精神的补充，是精神的外在表现。如果一个人精神有余，自然会通过情态表现出来，而且是以恒态的形式表现，蔡京就属于“神有余”这种。所以说，在与一个人的共处中，我们需要在一段时间内仔细观察其情态，这是识人最重要的手段。虽然察人情态是一种表面功夫，但是正因为情态是“神之余”，我们就能由表及里，逐渐地深入考查一个人。
狂人无弱态，疏懒人岂懂周旋
“冰鉴如是说”
有弱态，有狂态，有疏懒态，有周旋态。飞鸟依人，情致婉转，此弱态也。不衫不履，旁若无人，此狂态也。坐止自如，问答随意，此疏懒态也。饰其中机，不苟言笑，察言观色，趋吉避凶，则周旋态也。
——《冰鉴》情态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情态包括弱态、狂态、疏懒态、周旋态。像小鸟依人似的，情态细致缠绵，这是弱态；衣冠不整，旁若无人，这是狂态；行为举止自如，问答随意，这是疏懒态；掩饰自己的心机，不苟言笑，善于察言观色，趋吉避凶，这是周旋态。
“冰鉴活学活用”
以上所说的弱态、狂态、疏懒态和周旋态这四种情态，都是恒态，通过这四种情态就可以把人分成各种不同的种类。观察恒态是考查一个人的基本方法，我们能从人表现出来的这四种恒态中看到一个人的本性，就像一个狂放高调的人，他是不可能表现出软弱无能的情态的。
说到当今文坛的第一狂人，非李敖莫属。李敖是一个很有才气的作家，也是一个很有胆魄的勇士。他总是傲睨世人，胆大包天，如果说到狂妄，恐怕目前文坛还没有谁能与之媲美。
李敖是个理想的自由主义者，他贬低鲁迅，称其为“胆小鬼”，推崇胡适；他崇拜毛泽东、藐视蒋介石；他敢于蔑视任何文坛巨人，敢于公开反对“台独”；他还称自己“其文五百年不朽，其人一千年不朽”、“五百年白话文第一人”，并经常拿文坛名人开涮。
李敖的作品独树一帜，颇富特色。说古论今，嬉笑怒骂，讽刺批评，锋芒毕露，豪放兼婉约，风趣而幽默。更令人惊叹的是据说他写书100本，被禁止发行了96本，依然坚持不懈。
李敖的胆魄也实属罕见。他愤世嫉俗，见谁骂谁，虽常遭恐吓并两进监狱，依然我行我素。敢于反对陈水扁，敢替美国的死敌本拉登说好话，反对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显现出英雄本色。
李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狂态之人，而且这是一种很典型的恒态的表现。对李敖的狂态，人们历来褒贬不一，有称赞他的，也有厌恶他的。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个有狂态之人目光睥睨，举止张狂，爱憎分明，个性耿直。这样的人一般思路开阔，才智出众，所以总有不俗成就，但也可能因为过于狂妄，而招致非议。从李敖身上可以看出，有狂态的人是不会掩饰其狂放的情态的，他们会毫无保留地把这些表现在人们面前，因此很容易能从一个人的狂态中看出其性情。
狂态之人比较容易辨别，而有周旋态的人就不是一眼能被看出来的。因为这些人最擅长的就是周旋于各种人情世故之间，所以我们要从多个方面考查，才能辨别出一个人是否有周旋态，不能仅凭一个方面的情况就作出判断。
曹振镛在乾隆朝中进士，点翰林，官至侍读学士，至嘉庆朝便飞黄腾达，升为尚书、大学士。道光皇帝继位后，他更是红得发紫，晋武英殿大学士、赠太傅，被绘像于紫光阁。当他以81岁高龄去世后，又得到“文正”的谥号。这是清朝对故世大臣最高的评价，在清代享受这种殊荣的只有七八个人。曹振镛作为一位汉族官僚，既没有赫赫的武功，又没有出众的文采，在重满轻汉的清朝时代，能够在充满凶险和倾轧的仕途上一帆风顺，自然有他的“诀窍”。有一次，他的门生向他讨教，问他成为三朝元老，深受皇帝宠信靠的是什么。他回答六个字：“多磕头，少说话。”意思是对皇帝、对上司，只需要表示顺从，不用发表自己的意见。真是圆滑到了极点。“少说话”不等于不说话，而是把话说到关键的时候，说到点子上，对此，曹振镛是深有研究的。
清朝进入道光时期就已经暴露出许多衰败的迹象，积重难返，地方官员纷纷把这些情况上报朝廷，等待皇帝拿主意。每天堆在皇帝面前等待批阅的文件就有好几大摞，道光帝看得头昏脑涨，为此，他感到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看吧，实在不愿整天泡在文件堆里，不看吧，又怕留下荒废政务的坏名声。曹振镛敏锐地察觉出道光帝的这种心思。他讨好皇帝说：“今天国家在陛下的英明治理下，太平无事。可是一些大臣偏偏好无事生非，在奏章中讲一些危言耸听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博取敢于直言的虚名，对于他们又不能降旨怪罪，这样会使陛下蒙受拒谏的名声。依臣之见，陛下今后只要在批阅奏章时，选择其中的细枝末节上的错误，降旨严厉斥责，臣下就会慑于陛下的天威圣明，知道陛下对天下事早已明察秋毫，一定不敢再呈上那些搬弄是非的奏章。”曹振镛的一席话，正中道光帝的下怀，果然照他的办法做了。不少人因此丢了官职，文武百官谨小慎微，尽量不向朝廷报告或少报告，甚至出了大事也隐匿不报，即使报告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掩盖事情的真相。于是，官场上形成互相欺瞒，报喜不报忧的恶劣作风。国家的许多弊政得不到及时解决，最后形成了全国性的内乱。然而，道光帝却少看了许多奏章，免去了大量的伏案之劳。
曹振镛这么一说，实际上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地位，成功地施展了逢迎上司的小手腕，这种人只能给自己带来某些私利，而对国家来说，却是埋下了可怕的隐患。这种人整天想着自己的名誉如何，根本不考虑国家的安危。更可怜的是道光皇帝没有看透这一点，反而把曹振镛当成言听计从的股肱之臣。曹振镛的举止无疑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反思。
有周旋态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中庸之道”，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人在哪里都不会说坏话，从来不表达自己明确的观点，只有到了关键时刻，他们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而这样的态度肯定是有利于自己的。有周旋态的人话不多，但是每一句听起来都让人很受用，他们既不柔弱，也不张狂，无论在什么场合，表情上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有这些表现的人，一般都是有周旋态的人。
其他的情态，也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有弱态的人，多是性格温柔、腼腆，感情丰富，一般在文学艺术上颇有造诣，但是冲劲儿不足，做事没有排山倒海的气势，这样的人不太适合做领导。有疏懒态的人，多是很随意的人，他们对世事不太关注，只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些有大志的疏懒之人，不会在意一时的成败，也不会在乎得失，但那些十足的疏懒之人，不仅懒惰，而且十分在乎自己的利益。
神情往往在不经意间流露
“冰鉴如是说”
皆根其情，不由矫枉。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反之，败类也。大概亦得二三矣。
——《冰鉴》情态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情态都是发自内心的情感，不是有意表现的。文弱而没有媚态，狂妄而不哗众取宠，疏懒而又真诚，擅长周旋而又不强干豪雄，这样的人都能成器；反之，则必然归于失败。依照这一方法观察一个人也能看出个十分之二三了。
“冰鉴活学活用”
前面说过，情态是一个人精神的外在表现，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无论是在神情还是在姿态上都会有充分的表现，这种表现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是不由自主的，所以往往也是最真实的。相反，一个神不足的人亦是如此。一个人的真正情态，是不可能被掩饰得住的，因为当他们在表现自己情态的时候连自己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尤其是神情，就是一个瞬间的表现，不可能留给表现者充分的时间去考虑。
作为《冰鉴》的作者，曾国藩自然是一位通过情态识人的高手，他识别刘铭传的故事，就充分证明了情态识人的正确性与可行性。
李鸿章的淮军建立之初，他曾经带了三个人来拜见曾国藩，不巧曾国藩散步去了。
等他回来，李鸿章说：“老师，我招了三个人，带过来给您看看，看给他们安排什么职务比较好？”
曾国藩只是打量了一小会儿，就说：“不用看了。”
李鸿章问：“为什么啊？”
曾国藩私下对李鸿章说：“第一个人抬头不敢仰视，是一个严谨心细、老成稳重的人，可以安排一般官职。第二个人当面恭敬、正视不乱，背地里左顾右盼，是个阳奉阴违的人，不可用。第三个人怒目而视，形同金刚，精神始终挺拔不懈，忠义满怀，是个将才，功名不在你我之下。”
曾国藩说的这个“将才”，就是后来的淮军名将、鼎鼎大名的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
他是安徽合肥人，李鸿章的老乡。本为私盐贩子，聚众贩卖私盐为业。后随李鸿章办团练，编入淮军，初为营官，只有部下几百人，即铭字营，后来逐渐扩充为淮军主力和最大一支，他也成为淮军第一勇将。
僧格林沁被捻军打死后，曾国藩奉命北上剿捻，湘军已经被裁撤，只能依靠淮军。他很清楚，淮军将领在素质、学养方面皆不及湘军，没有像塔齐布、罗泽南、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那样的人才，不得不在行军之际，对淮军将领多加训导，尤其对刘铭传的培养最多，成效最大。
刘铭传本来是一员猛将、悍将，曾国藩则希图强者更强。剿捻之初，湘淮各营都不是捻军的对手，唯刘铭传敢临阵变化，主动出击，还多次夺得军马，足以组建一营骑兵。李鸿章先有信来，说现在粮饷筹集困难，各军概不得增添步兵，若要增添骑兵，必须裁减步兵，好腾出口粮。鲍超的部队就是因为粮饷不足而闹了哗变。曾国藩却支持刘铭传新建一营骑兵，并拨给军饷口粮。
他夸赞刘铭传说：“惟贵军门好养绝技之人、敢死之士。古来名将亦往往精选帐下健儿，以备缓急。”他要刘铭传裁撤三哨亲兵，把壮士留下来，几十人就够了，少而精，经常跟随身边。本来军饷口粮紧缺，曾国藩仍坚持每月加银三百两，加夫三十名，要刘铭传照实领取。
东捻军失败之后，清政府论功行赏，刘铭传劳苦功高，嫌封赏小，对李鸿章很有意见，请了病假，回家休息去了。西捻军为了报仇，从西边打来，威胁北京。刘铭传装大爷，说自己有病，不能带兵，将了李鸿章的军。刘铭传有勇有谋，为淮军栋梁，连西捻军都畏惧三分。他不肯来，李鸿章就少了一个臂膀。西捻军来势凶猛，李鸿章追堵不力，朝廷降了他的职，以示惩罚。这下李鸿章着急了，只好请曾老师帮忙，劝刘铭传出山。
曾国藩超过李鸿章的地方，此处即是一例。他给刘铭传写了三封信，又劝又导，要他应命出山。曾国藩的幕僚吴坤修还亲自登门劝说，刘铭传才答应出来。
刘铭传本是盐枭，性情粗暴，匪气颇重，经曾国藩一番培养，终成淮军第一名将。后来也积极主张开发台湾。台湾本属福建，在他的坚持下，台湾继新疆之后升级为省，免于被日本侵占，并修建了贯穿台湾南北的铁路。
刘铭传只是在曾国藩面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神态，就让曾国藩通过其神情看到了其本质，可见通过情态识人方法的准确率还是比较高的，也是比较可信的。曾国藩一生识人无数，不可能每见一人都过于深入细致地观察，那么他是通过观察什么来保举人才的呢？其实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情态，曾国藩一直很重视这一点。
有一次，曾国藩约了两个人在会客室见面。过了很久，曾国藩都没有出来与两人见面，只见其中一人静坐沉思，另一人走来走去。到了傍晚时，曾国藩派人告诉他们回家，不必见面了，他录用了这两个人。有人问他：“两个人为何不用召见，就被录用？”曾国藩说：“此二人在屋内时，我已观察过了。那个沉思的人，心情不畅，活得不久，但为人稳重；来回踱步的，气度胆识不凡，刚强沉着，实在是不可多得之才。都是军中需要的人才。”后来经过事实证明，沉思的人是王某，年余病发，功名不显。踱步的是彭玉麟，官至兵部尚书，人们都佩服他。于是大家都佩服曾国藩能慧眼识人。
汉武帝喜欢打猎，有时是群臣俱往，盛况浩大；有时则是轻服便装，只带小队人马。有一次轻服便装打猎晚归，路经一村子借宿，开门的老头儿见来者不善，都带着弓马刀箭，以为是盗匪，不敢怠慢。待汉武帝一行人歇下后，老头子找老太婆商量，想去集结一些后生来攻打这群“强人”。老太婆急忙制止住老头子：“我看那领头的人气度不凡，容止沉稳、谨慎有节，神态之间有种顶天立地、不为世事曲折的气概。这不应该是普通人的容止，一般盗贼更不用提了，还是谨慎一点好。”
汉武帝的侍卫自然将此话听在耳中，报告给汉武帝。第二天早起，汉武帝一行人告辞。一夜无事，老头子心中稍安。不过数日，朝廷来了圣旨，封赏二位老人家。原来汉武帝惊奇于老太婆的能耐，故有心照顾二老。
“弱而不媚，狂而不哗，疏懒而真诚，周旋而健举，皆能成器”，从《冰鉴》中的阐述观之，情态不是绝对的，不是说柔弱纤细之人就一定不好，也不是说大气高调之人就一定是人才。情态要找一个平衡点，不能过于极端，极端的情态不是大器之人的表现。从上述的两个故事也可知道，我们在观察他人情态时，最好是在一种自然的状态下进行，即不能让被观察者看出你在观察他的情态，这样不至于被别有用心者利用，以暂时虚假的情态蒙混过关。
抓住最真的时态
“冰鉴如是说”
前者恒态，又有时态。方有对谈，神忽他往；众方称言，此独冷笑。深险难近，不足与论情。言不必当，极口称是，未交此人，故意诋毁。卑庸可耻，不足与论事。
——《冰鉴》情态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前面说的是恒态，另外还有偶然表现出的情态，称为时态。在与人交谈时，忽然出神想别的事；别人都在称赞时，他却独自在那儿冷笑。这样的人深沉险恶，难以接近，不能与其谈交情。别人所说的话不一定对，他却满口说对；还没有与这个人交往，却对这个人故意诋毁。这样的人卑鄙可耻，不值得与其谈事情。
“冰鉴活学活用”
有时候恒态并不能完全体现人的各种情态，常常需要辅以时态进行观察，可以说时态是恒态有效的补充。时态是人们的一种临时表现，或许是一个表情，或许是一个动作，或许是一句话，或许是一种眼神，它不能作为分析人本质性情的依据，但是能看出一个人当时的心理变化。比如《冰鉴》中说的：“方有对谈，神忽他往”，这样的状态能说明很多问题，可能是对方根本没有诚意交谈，可能是交谈的内容会涉及到他的利益，可能是对方正在想别的事情。总之，观察时态，能让我们趋利避害，看出个中端倪。
齐桓公上朝与管仲商讨伐卫的事，退朝后回后宫。卫姬一望见国君，立刻走下堂一再跪拜，替卫君请罪。桓公问她什么缘故，她说：“妾看见君王进来时，步伐高迈，神气豪强，有讨伐他国的心志。看见妾后，脸色改变，一定是要讨伐卫国。”
第二天桓公上朝，谦让地引进管仲。管仲说：“君王取消伐卫的计划了吗？”桓公说：“仲公怎么知道的？”管仲说：“君王上朝时，态度谦让，语气缓慢，看见微臣时面露惭愧，微臣因此知道。”
齐桓公与管仲商讨伐莒，计划尚未发布却已举国皆知。桓公觉得奇怪，就问管仲。管仲说：“国内必定有圣人。”桓公叹息说：“哎！白天工作的役夫中，有位拿着木杵而向上看的人，想必就是此人。”于是命令役夫再回来工作，而且不可找人顶替。
不久，东郭垂到来，管仲说：“一定是这个人了。”就命令傧者请他来晋见，分级站立。管仲说：“是你说我国要伐莒的吗？”他回答：“是的。”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为什么说我国要伐莒呢？”他回答：“君子善于策谋，小人善于臆测，所以小民私自猜测。”管仲说：“我不曾说要伐莒，你从哪里猜测的？”
他回答：“小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悠然喜乐，是享受音乐的脸色；忧愁清静，是有丧事的脸色；生气充沛，是将用兵的脸色。前些日子臣下望见君王站在台上，生气充沛，这就是将用兵的脸色。君王叹息而呻吟，所说的都与莒有关，所指的也是莒国的方位。小民猜测，尚未归顺的小诸侯国惟有莒国，所以说这种话。”
齐桓公的确是一个拥有丰富时态的人，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都拥有丰富的时态，只是平时我们没有注意罢了。不过作为一国之君，将自己的时态表现得过于充分，也不是一件好事。
春秋时期，梁国只是一个小国，但梁惠王雄心勃勃，想有一番大的作为，因此频频召见天下高人名士，像孟子等都是他的座上嘉宾。
有人多次向梁惠王推荐淳于髡，因此，梁惠王连续召见他三次，每一次都屏退左右，以与他作倾心密谈。但前两次淳于髡都沉默不语，弄得梁惠王很难堪。事后梁惠王责问推荐人：“你说淳于髡有管仲、晏婴的才能，哪里是这样！要不就是我在他眼中是一个不足与言的人。”
那人以此言问淳于髡，淳于髡笑笑，说：“确实如此。我也本想与梁惠王倾心交谈。但在第一次，梁王脸有驱驰之色，想着驱驰奔跑一类的娱乐之事，所以我就没说话。第二次，梁王脸有享乐之色，想着声色一类的娱乐之事，所以我也没有说话。”
那人将此话告诉梁惠王，梁惠王大吃一惊，叹服淳于髡有圣人之明。据梁惠王自供，第一次与淳于髡相见，恰有人送上一匹骏马，梁惠王跃跃欲试。第二次，恰有人献上一组新曲和舞女，他急着想去听。
后来他们安排了第三次见面，连谈三晚，淳于髡最终没有接受梁惠王的相国之职。
当然，时态仅仅能判断一个人的临场状态，识人时不能光看一个人的时态就下定论，也不能光看恒态就下定论，要充分将两者结合。比如，一个一向保持弱态的人，如果一时的时态显得狂放，可能是他心里感到了极大的痛苦或是他真的生气了；一个一向保持疏懒态的人，突然呈现周旋态，则可能意味着这个人马上将要改变自己的作风。当然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区别对待，即是如果对方只是一个刚步入社会的新人或是学生，我们一般就不能用观察时态的方法来判断他了，因为这类人一般没有伪装的能力，总是很率直。
有三种人要远离
“冰鉴如是说”
漫无可否，临事迟回；不甚关情，亦为坠泪；妇人之仁，不足与谈心。三者不必定人终身。反此以求，可以交天下士。
——《冰鉴》情态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对事情不知对与不对，碰上事情时迟疑不决；与自己关系不大的事，他也能为之落泪；有妇人之仁的人。上述的这些人都不值得与之谈心。虽然这三个方面不一定能确定人的终身情况。但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去掉了这三种弊病，可以与天下之士相交往。
“冰鉴活学活用”
通过情态可以辨别一个人的实质，所以从情态中，我们是能窥见一个人日后的成败的。正如曾国藩所说：“文弱却没有娇媚情态的人，狂妄却从来不哗众取宠的人，疏懒却为人真诚的人，圆滑世故却强干豪雄的人，这些人都是能成功的人。”对于另外三种情态——犹豫不决、多愁善感、妇人之仁，曾国藩认为有这三种情态的人不宜交往，因为这三种情态都是失败者的象征。因此，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要多注意他人是否有这三种情态，否则一不小心就同他人一起沦为失败者了。
项羽之所以失败，其中就有妇人之仁的因素，当时的“鸿门宴”，项羽妇人之仁不忍杀害刘邦，才有了后来的失败。
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约定谁先入关谁就在那儿称王，结果刘邦的大军先入关。等项羽的军队到了函谷关，瞧见关上有兵守着，不让他们进去。守关的将士说：“我们是奉沛公的命令，不论哪一路军队，都不准进关。”
项羽这一气非同小可，命令将士猛攻函谷关。刘邦兵力少，不消多大工夫，项羽就打进了关。大军接着往前走，一直到了鸿门这个地方，驻扎下来。刘邦手下有个将官叫曹无伤，想投靠项羽，偷偷地派人到项羽那儿去密告，说：“这次沛公进入咸阳，是想在关中做王。”
项羽听了，气得瞪着眼直骂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对项羽说：“刘邦这次进咸阳，不贪图财物和美女，他的野心可不小。现在不消灭他，将来后患无穷。”项羽下决心要把刘邦的兵力消灭。那时候，项羽的兵马40万，驻扎在鸿门；刘邦的兵马只有十万，驻扎在灞上。双方相隔只有40里地，兵力悬殊。刘邦的处境十分危险。项羽的叔父项伯是张良的老朋友，张良曾经救过他的命。项伯怕仗一打起来，张良会陪着刘邦遭难，就连夜骑着快马到灞上去找张良，劝张良逃走。张良不愿离开刘邦，却把项伯带来的消息告诉了刘邦。刘邦请张良陪同，会见项伯，再三辩白自己没有反对项羽的意思，请项伯帮忙在项羽面前说句好话。项伯答应了，并且叮嘱刘邦亲自到项羽那边去赔礼。
第二天一清早，刘邦带着张良、樊哙和一百多个随从，到了鸿门拜见项羽。刘邦说：“我跟将军同心协力攻打秦国，将军在河北，我在河南。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能够先进了关。今天在这儿和将军相见，真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哪儿知道有人在您面前挑拨，叫您生了气，这实在太不幸了。”
项羽见刘邦低声下气向他说话，满肚子的气都消了。他老老实实地说：“这都是你的部下曹无伤来说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样。”
当天，项羽就留刘邦在军营喝酒，还请范增、项伯、张良作陪。酒席上，范增一再向项羽使眼色，并且举起他身上佩带的玉玦，要项羽下决心，趁机把刘邦杀掉。可是项羽只当没看见。
范看看项羽不忍心下手，就借个因由走出营门，找到项羽的堂兄弟项庄说：“咱们大王心肠太软，你进去给他们敬酒，瞧个方便，把刘邦杀了算了。”
项庄进去敬了酒，说：“军营里没有什么娱乐，请让我舞剑助助兴吧。”说着，就拔出剑舞起来，舞着舞着，慢慢舞到刘邦面前来了。
张良一看形势十分危急，于是就找个借口离开酒席，走到营门外找樊哙。樊哙连忙上前问：“怎么样了？”
张良说：“情况十分危急，现在项庄正在舞剑，看来他们要对沛公下手了。”
樊哙跳了起来说：“要死就死在一起。”他右手提着剑，左手抱着盾牌，直往军门冲去。他拉开帐幕，闯了进去。项羽十分吃惊，按着剑问：“这是什么人，到这儿来干什么？”
张良已经跟了进来，替他回答说：“这是替沛公驾车的樊哙。”
项羽说：“好一个壮士！”接着，就吩咐侍从赏他一杯酒，一头猪腿。樊哙一边喝酒，一边气愤地说：“当初，怀王跟将士们约定，谁先进关，谁就封王。现在沛公进了关，可并没有做王。他封了库房，关了宫室，把军队驻在灞上，天天等将军来。像这样劳苦功高，没受到什么赏赐，将军反倒想杀害他。这是在走秦王的老路呀，我倒替将军担心。”
项羽听了，没话可以回答，只说：“坐吧。”樊哙就挨着张良身边坐下了。
过了一会儿，刘邦起来上厕所，张良和樊哙也跟了出来。刘邦留下一些礼物，交给张良，要张良向项羽告别，自己带着樊哙从小道跑回灞上去了。
刘邦走了好一会儿，张良才进去向项羽说：“沛公酒量小，刚才喝醉了酒先回去了。叫我奉上白璧一双，献给将军；玉斗一对儿，送给亚父。”
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座席上。范增却非常生气，把玉斗摔在地上，拔出剑来，砸得粉碎，说：“唉！真是没用的小子，没法儿替他出主意。将来夺取天下的，一定是刘邦，我们等着做俘虏就是了。”一场剑拔弩张的宴会，总算暂时缓和了下来。后来，刘邦渐渐强大了起来，项羽被迫在乌江自杀，刘邦夺取了天下。
古人讲“救穷不救急”，也是论妇人之仁的。有妇人之仁的人想法阴晴不定，可怜范增跟了项羽这样一个有妇人之仁的人，最终被项羽杀害，在杀害范增时项羽却一点儿也没有表现得“妇人之仁”。同样的道理，做事犹豫不决的人和多愁善感的人一样是不值得交往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为犹豫不决而错失商机的商人，而跟着他们的那些员工也就纷纷失业。再看那个多愁善感的林黛玉，落花流水也能让她伤感一番。
上述这些人，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都很正常，甚至在有些方面还很优秀，比如项羽，无论声音、精神、体态都堪称优秀，但是就是因为有了这“妇人之仁”的情态，最终还是失败了。所以在与一个人相处时，我们不仅仅要观察他的外貌精神、声音、性格，观察情态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方面，因为有些方面只能通过情态来辨别。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
“冰鉴如是说”
面部如命，气色如运。大命固宜整齐，小运亦当亨泰。是故光焰不发，珠玉与瓦砾同观；藻绘未扬，明光与布葛齐价。大者主一生祸福，小者亦三月吉凶。
——《冰鉴》气色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面部体现着人的命运，气色体现着人的运势。大命先天生成，但仍应该与后天遭遇保持均衡，小运也应该保持顺利。就如光辉不焕发出来，珠玉与瓦砾是一样的；如果色彩不能呈现出来，即使是绫罗和锦绣，也和粗布糙葛没有什么两样。大的命能够决定一个人一生的祸福，小运也能够决定一个人一段时间的吉凶。
“冰鉴活学活用”
在由表象识人的方法中，由气色观人虽不及由精神、情态等方面观人重要，但也是一个很好的辅助观察手段，尤其表现在观察一个人近来的运势方面。其实在古人的理论中，“气”和“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气”可以理解为人体中流动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而“色”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由“气”产生的，主要是通过面部来呈现。因此，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色”，这里主要论述的也是“色”在识人中的作用。
根据《冰鉴》的理论，气色影响一个人的小运势，也就是说一段时间内运气的好坏，与气色的好坏有直接的关系。其实，与其说是气色主运势，不如说是运势主气色。首先一个人要有了好的运势，气色才会逐渐变好，一般是红润清爽之色，反之亦然。不过我们还是要从观察一个人的气色入手，因为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他人是否近来运势很好，只有先通过气色来判断才可能知道。如果一个人气色好运势佳，那他做起事来也会很顺利，这种情况下，与之合作的人自然也会益处良多；相反，如果一个人气色差运势不佳，那最好是在一段时间里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一篇古文叫《扁鹊见蔡桓公》，讲扁鹊给蔡桓公看病的故事。扁鹊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医生，医术高超，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他第一次看到蔡桓公时，告诉蔡桓公他纵情声色，病在肌理，应及时治疗，不能让病情加重。蔡桓公觉得自己精神很好，没有哪儿不舒服，以为扁鹊在吓唬他，想用危言耸听骗点儿钱花，考虑到扁鹊名气大，就客客气气送他走了。
过了十几天，扁鹊又见到蔡桓公，告诉他病已入内脏，赶紧治疗，还来得及，否则后果难料。蔡桓公认为自己每天能吃能睡，哪里会有什么疾病，仍是把他送走了。
当扁鹊第三次见到蔡桓公时，转身就走了，也不打招呼。
旁人很奇怪，问他为何。扁鹊说，蔡桓公病入骨髓，已无药可治了。
数天之后，蔡桓公果然暴亡。
扁鹊三见蔡桓公，没问情，没把脉，却知道病的轻重，这是中医里“望闻问切”四诀中的“望”。这个“望”的功夫可不是简单的技巧，完全来自经验的沉淀积累和天赋。他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气色。
那么这里所说的“色”到底是什么？显然“色”是指人们所呈现的肤色，尤其是面部的肤色。肤色有颜色之分，也有光泽度之分，不同的颜色和不同的光泽度反映了人们不同的运势。气色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气候中都是不一样的，《冰鉴》中为此专门有一段论述。
有终身之气色，“少淡、长明、壮艳、老素”是也。有一年之气色，“春青、夏红、秋黄、冬白”是也。有一月之气色，“朔后森发，望后隐跃”是也。有一日之气色，“早青、昼满、晚停、暮静”是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人的气色有多种形态，有贯穿人一生的气色：少年时气色比较淡薄；青年时气色旺盛，相当明显；中年时气色丰润艳丽；老年时气色暗沉朴实。一年之中人的气色也有不同；春季气色以青、木色为主，夏季气色以火、红色为主，秋季气色以金、黄色为主，冬季气色以水、白色为主。一个月中人的气色也有所不同：十五之前人的气色如同枝叶盛发，十五之后人的气色则若隐若现。每一天的气色仍然有所不同，早晨气色开始复苏，白天气色充盈饱满，傍晚气色逐渐暗淡，夜间气色安宁平静。
其实曾国藩还有一些关于气色的论述，主要是列举和分析各种气色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情况和一些人们应该忌讳的气色。这里引用来只是作参考，有时也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能死板地一味套用。
色忌青，忌白。青常见于眼底，白常见于眉端。然亦有不同：心事忧劳，青如凝墨；祸生不测，青如浮烟；酒色惫倦，白如卧羊；灾晦催人，白如傅粉。又或青而带紫，金型遇之而飞扬，白而有光，土庚相当亦富贵，又不在此论也。最不佳者：“太白夹日月，乌鸟集天庭，桃花散面颊，尾守地阁。”有一于此，前程退落，祸患再三矣。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面部气色忌青色，也忌白色。青色一般出现在眼睛的下方，白色则经常出现在两眉之间。它们的具体情形又有差别：如果是由于心事忧烦困苦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多半既浓且厚，状如凝墨；如果是由于遇到飞来的横祸而面呈青色，那么这种青色一定轻重不均，状如浮烟；如果是由于嗜酒好色导致疲惫倦怠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势如卧羊，不久即会消散；如果是由于遭遇了大灾大难而面呈白色，那么这种白色一定惨如枯骨，充满死气。还有青中带紫之色，如果是金型人遇到这种气色，一定能够飞黄腾达；如果是白润光泽之色，土型兼金型人面呈这种气色，也会获得富贵。这些都是特例，不在以上所论之列。而最为不佳的，则是以下四种气色：“白色围绕眼圈，此相主丧乱；黑气聚集额头，此相主参革；赤斑布满两颊，此相主刑狱；浅赤凝结地阁，此相主凶亡。”以上四相，如果仅具其一，就会前程败落，并且接连遭灾遇祸。
我们在观察一个人气色的时候，要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状态区别对待，才能比较正确地看出一个人的气色好坏，从而判断其运势的好坏。
才子要配佳色
“冰鉴如是说”
科名中人，以黄为主，此正色也。黄云盖顶，必掇大魁；黄翅入鬓，进身不远；印堂黄色，富贵逼人；明堂素净，明年及第。他如眼角霞鲜，决利小考；印堂垂紫，动获小利，红晕中分，定产佳儿；两颧红润，骨肉发迹。由此推之，足见一斑矣。
——《冰鉴》气色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追求科名的士人面部气色应该以黄色为主，因为黄色是正色。如果有一道黄色的彩云覆盖在他头顶，那么这位士子必然会夺魁；如果两颧部位各有一片黄色向外扩展，如两只翅膀直插双鬓，那么这位士子登科已经为期不远；如果印堂呈黄色，那么这位士子很快就会获得富贵的机会；如果明堂部位白净，那么这位士子第二年必能科考入第。其他面部气色，如眼角即鱼尾部位红紫二色充盈，其状似绚丽的云霞，那么可以肯定，这位童子参加小考，必然能够顺利考中；命宫印堂有一片紫色，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经常会获得一些钱财之利；如果两眼下方各有一片红晕，而且被鼻梁居中分隔开来从而互不连接，那么可以肯定，此人定会喜得一个宝贝儿子；如果两颧部位红润光泽，那么可以肯定，此人的亲人如父子、叔侄、兄弟等等，必然能够立功显名并发家致富。由此推而广之，足可以窥见面部气色与人的命运的关系。
“冰鉴活学活用”
上文说由气色能判断一个人的运势，那么什么样的气色能反映好的运势，怎样气色的人又走背运呢？曾国藩已经对各种肤色在人的命运中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描述，这里就不再总结。唯有一点需要说明，即凡是体现好运势的肤色必定是均匀适度的，不过浓也不过淡，且要有光泽。而那些命运衰败的人，肤色定是暗淡无光的。
魏明帝曹叡(曹操的孙子)临死前，欲将大事托付外人。当时曹爽(曹真之子)正在床边，对明帝耳语道：“臣以死奉社稷。”明帝嫌他能力不够，不肯做手诏，曹爽就命令手下按着曹叡的手，强行写了一份诏书。曹叡无奈，只好让司马懿与曹爽共辅朝政。
何晏、丁谧、邓扬、李胜皆有才名，但追求富贵，趋炎附势，曹叡讨厌他们，所以四人没能做官，曹爽与他们的关系却很好。所以曹爽当权以后，就把他们提拔为心腹。四人替曹爽出谋划策，剥夺了司马懿的权力，相继做了尚书、校尉等大官。
黄门侍郎傅嘏对曹爽的弟弟曹羲说：“何晏外静而内躁，机巧好利，不务根本，我担心他误你兄弟大事，恐怕会仁者离心，朝政荒废。”何晏四人知道后，寻个小事，罢了傅嘏的官。
四人欲令曹爽立威名于天下，劝曹爽伐蜀，司马懿劝阻无效，结果大败而回，伤亡甚众。四人又专擅朝政，乱改制度，司马懿无奈，于是托疾不出。
管辂精通术数，何晏向他咨询前程。管辂说：“如今你位的势重，却离德背心，不是求福之道。如能扶贫益寡，以德行政，才能位至三公。否则位高而颠，豪重而亡。”管辂回家后，跟他的舅舅说了此事。舅舅责备他说话太直。管辂说：“与死人语，何所畏也！”
后来曹爽被司马懿杀死，何晏等四人被夷三族。
管辂的舅舅问他：“先前你如何知道何、邓之败呢？”
管辂说：“邓行步如鬼躁，何如魂不守舍，血不华色，精气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故知其败也。”
一个状况不佳、能力不足、信心不足、精神不够饱满的人，其气色肯定不会好；相反，一个有才华有实力的人，一定是状态良好、精力充沛，其气色肯定上佳，这就是才子配佳色的道理。所以，我们能通过气色来分辨一个人是否是有才之人，当然这种分辨方法不能作为主要的依据，关键还要看一个人的能力，观察气色能作为一个初步筛选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