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之人都难免遇到升迁的问题，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的事。很多官员往往就是在新老换届的关键时刻出现了问题，要么是老官员在临走之前疯狂地行使自己的权力，生怕走了之后用不了；要么就是新官员来了急于树立威信，将前任的政策一律推翻，搞得整个体系支离破碎。这些都是官家大忌。
对前任的政策要“中庸”
“官箴如是说”
法令前官所立，苟无大害，不可辄改，但在我行之至与不至尔，何以更改为哉？故《汉书》重安静之吏，柳公严舞文之吏。若少不顺，亦但润色损益之可也。苟果有弊，则要更张，亦必先要熟思此法行之到底决胜于彼，然后方行之也。予尝见有人动嫌前官积弊之失，及至更定，反不及前。况有法未成立，弊反蜂生者，盖亦不思轻忽之甚也。好更张自是者，戒之！
——《官箴》公规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前任官员制定的法令，如果没有大的危害，就不可擅自更改，只看我执行得合适与不合适罢了，为什么一定要更改呢？所以《汉书》推崇沉静稳重的官吏，柳公严肃处理舞文弄法的奸吏。如果法令稍有不顺的地方，也只要加以润色，适当增减内容就行了。如果真有弊病，即使要重新制定，也一定要首先认真考虑新的法令是否胜过原先的法令，然后才可以施行。我曾经看见有人动不动就指责前任官员累积弊病造成的失误，等到他更改法令以后，反倒不如从前。何况还有法令尚未确立，而弊端已经丛生的情况，这也是因为考虑太少造成的后果。喜欢更改法令、自以为是的人，要慎重啊！
“官箴活学活用”
前任走了，接任者要怎么做，做到何种程度？这是摆在很多继任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做不好，容易一到任就失去威信；做过了，又容易遭到各方的反对，甚至上级也产生不满，实在难办。
特别是对于前任留下的政策，更是要慎之又慎，如果这些政策没有饱受诟病，最好就不要去动它。就像《官箴》中所说：“下法令前官所立，苟无大害，不可辄改，但在我行之至与不至尔。”前任的法令关键再怎么执行，而不在更改不更改。西汉时的曹参就为后人做出了一个继任者的好榜样。
曹参是西汉著名的贤相，在随刘邦南征北战中，屡立战功，功勋卓著。汉初被封为平阳侯。
汉惠帝即位第二年，年老的相国萧何病重，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问他将来谁接替他合适。萧何不愿意表示意见，只说：“谁还能像陛下那样了解臣下呢？”汉惠帝问他：“你看曹参怎么样？”萧何知道曹参是个治国的人才，所以汉惠帝一提到他，他也表示赞成，说：“陛下的主意错不了。有曹参接替，我死了也安心了。”
萧何和曹参早年都是沛县的官吏，跟随汉高帝一起起兵。两个人本来关系很好，后来曹参立了不少战功，可是他的地位比不上萧何，两个人就不那么好了。萧何一死，汉惠帝马上命令曹参进长安，接替萧何做相国。曹参用清静无为的办法，一切按照萧何已经规定的章程办事，什么也不变动。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以前的成规办理；任用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忠厚老实、不善言谈的人，凡是辞藻华丽、喜欢长篇大论、追求名利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嗜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白天饮酒，夜晚饮酒，常常喝到酩酊大醉。那些公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宾客看见他日日饮酒，不理政事，很是焦虑，都想来劝说他。可是这些人一到曹参家里，他就摆开酒席，请他们喝酒，要是有人在他跟前提起朝廷大事，他总是把话岔开，弄得别人都没法开口。客人们一直喝到酒醉离去为止都没有机会向曹参劝说。
汉惠帝看到曹相国这副样子，心里很不满意，认为他是倚老卖老，瞧不起他，心里挺不踏实。但他是个比较柔弱的人，曹参劳苦功高，当面批评他有点说不出口。一天，惠帝对在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说：“你私底下问问你的父亲，就说高帝刚刚去世，我又很年轻，他作为相国，整天饮酒，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哪承想，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一怒之下打了儿子二百大板，并且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好好侍奉皇帝去，天下大事岂是你应当说的。”曹参的儿子莫名其妙地受了责打，非常委屈，回宫的时候当然向汉惠帝诉说了，汉惠帝也感到很不高兴。
第二天，曹参上朝的时候，惠帝责备他说：“是我让你儿子问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曹参慌忙脱帽谢罪说：“请陛下考虑一下，关于圣明英武，陛下能比得上高帝吗？”惠帝说：“那还用说，我怎么敢和先帝相比呀！”
曹参又说：“陛下看我的才能及得上萧何吗？”汉惠帝不禁微微一笑，说：“先生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说：“陛下说的话都对。陛下不如高帝，我又不如萧相国。高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又给我们制定了一套规章。我们只要按照他们的规定办，不要失职就是了。”惠帝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从此也就不管曹参如何作为了。
由于那时候正值长期战争的动乱之后，百姓特别需要安定，曹参用他的黄老学说，做了三年相国，没有给百姓增加更多的负担。因此，国泰民安，他深得百姓爱戴，便有人编写歌谣称赞萧何和曹参。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萧规曹随”。
如果你继任后，对前任领导的政策的某些细节不甚满意，也不必将整个政策废止，只要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变通一下便可。在具体的条款上改变执行方式，这样既能谨慎地将前任政策保留，又能满足你的想法，何乐而不为呢？总之，对于前任的政策要谨慎，要以保留为主，即便你真想更改，也不应立马全盘否定，慢慢来，受到的阻力就会小多了。
几年的功绩不是自夸出来的
“官箴如是说”
代之未至也，风民立石以颂德，结绮门以祖行，鸠钱帛以佐路费，建生祠以图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也。盖为善不求人知者为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呶呶焉自媒自鬻，惟崇虚誉者，风斯在下矣。
——《官箴》处置事宜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继任者还没有来，就劝百姓立石碑来歌颂自己的恩德，搭建彩门来饯行，聚集钱财来作为路费，建立生祠来图谋不朽的声名，这些都不是士君子该做的事情。做好事不求别人知道的人为上等，别人知道但本身不宣扬善行的人是次一等，喋喋不休地自我夸耀，自我出卖，只是崇尚虚妄的名誉的人，这是最下等的。
“官箴活学活用”
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位明智的官员在离任时自夸政绩的，也没听说过哪一位明智的官员在走前忙着给自己立碑著传的，不谙世事的愚蠢官员才会那样做。要知道名声不是自夸出来的，是靠众人传颂的，政绩也不是吹出来的，而是实干出来的。如果你在任期间真有政绩，自然会存在别人的心中，传于别人的口中。
李行言为海州刺史时，唐朝的盛世已过，开始走向衰败。但是唐宣宗还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而且很有心计。在他继承王位后，裁决细小军政事务时，都能合情合理，人们这才知道他很有主张。
以前，唐宣宗并不了解李行言。一次宣宗出苑城之北去游猎，路上遇到一位樵夫，因皇帝着一身猎装，别人看不出他就是当朝天子，二人随便拉起家常。
宣宗问樵夫是哪个县的人，樵夫回答说：“泾阳县人。”
又问：“县令是谁？”
回答说：“李行言。”
宣宗再问：“李行言在县为政情况怎么样？”
樵夫回答说：“李行言性格固执。前些日子有几个强盗被捉，关押在县监狱，宦官领掌的北司禁军来县府要人，李行言不顾各方面的压力，就是不放人，硬是将这几个强盗全部处死了。”
唐宣宗听完这番话，默默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地说：“此人可用矣。”
樵夫莫名其妙。
宣宗狩猎回宫以后，将李行言的名字、事迹写在一个帖子上，挂在自己寝殿中的柱子上。
这年冬季，海州刺史位置出现空缺，大臣们纷纷举荐，宣宗力排众议，任命李行言为海州刺史。
李行言入朝谢恩时，唐宣宗赐给他金紫衣裳，并问李行言说：“你知道为什么赐给你金紫衣吗？你知道为什么任命你为海州刺史吗？”
李行言自始至终被蒙在鼓里，于是回答说：“不知道。”
唐宣宗即令左右取下挂在寝殿柱子上的帖文给李行言看。
李行言看过宣宗所写的帖文，暗自庆幸自己在惩治罪犯时，坚持了原则立场，也十分钦佩宣宗明察秋毫。于是，谢恩赴任。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只要你有政绩自然会赢得口碑，如果你没有政绩，就是再怎么自夸也没有人相信，反倒会被说你为人虚伪。我们宁愿相信上级领导的眼睛是雪亮的，也不要相信自夸出来的功绩是有价值的，即使上级暂时没有注意到你的功绩，也不能自夸，因为这会让上级觉得你是在邀功，是在跟他讨价还价，反而对你产生反感。
知足者仕途坦荡
“官箴如是说”
“蜗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东坡此言深可为知进不知退者之戒。夫人事之役役也，计谋之敝也，人皆以人事可以致富贵，计谋可以致功名，殊不知一作一辍，有物宰之，为之而成者，非其能也，命之至也，况为之而不成者多乎。造物无言也，人不可以惑其听；造物无形也，人不可以渎其公。世之人役役敝敝於百年之间，无顷刻之自安者，不亦深可哀耶？
——《官箴》处置事宜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蜗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苏东坡这席话可以作为那些知道进身不知道退让的人的警戒。很多人都在仕途上奔走钻营，用尽计策，认为踏上仕途就可以获得富贵，用尽计谋就可以求取功名，却不知一作一息，是有事物在背后主宰，之所以能够做成，并不是本身能干，而是命运的作用，况且不能成功的人还很多。造物主不说话，人们不可以迷惑他的听觉；造物主没有形体，人们不可以亵渎他的公正。世上的人们一生劳苦不息，疲惫不堪，没有片刻的安宁，不也深深地令人觉得悲哀吗？
“官箴活学活用”
知足者常乐，这是古今不变的真理，无论放在哪一个阶层上都是合理的。纵观古今中外，那些不懂得知足的官员往往是升职最慢的，而那些知道满足的官员却能够较快地得到提升。人人都有私心，当领导的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威信被人超过，他们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功高震主，而喜欢的是知足的人。
“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因为才干超人，本来就引人注意，而又加之狂傲，就会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所以此等之人应该学会深藏不露，不可事事都争“天下第一”，曾国藩常常引用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不敢以第一等而自居。
作为曾国藩九弟的曾国荃具有暴烈的性格和急功近利的天性，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性格十分了解，因而常常用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来训诫他，让他不要事事都做天下先，这是完全从曾国荃的个性缺陷出发而提出的金玉良言。
曾国荃当年进金陵时，曾国藩为了教他少居功避免惹祸，每次写信都多有提醒警告的话，身为朝中第一汉臣的他深深知道大名气不可强求。果然，后来曾国荃攻克了两个省，功勋虽然不能说不可磨灭，但其事业根基已十分深厚。此时的曾国藩对其弟已不患其不能通达、不患其不能自立，但患其不能稳固适应，患其不能自甘寂寞而发达。因而又劝告曾国荃以后安身立命应该从风平浪静的方面考虑，千万不要掀天揭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深深地反省了自己率湘军出征以来的经验教训，认为自己高傲视人、落落寡合、不能以柔克刚是最大的毛病，事事争天下先会伤别人之心，夺别人之志，导致嫉妒和攻击。所以，当他在咸丰八年再次出山时，变得十分注意自我克制，特别注意调整自己和清廷之间的关系，尤其需要借鉴历史经验，注意那些顾命大臣功高震主的隐患，他将周公旦视为自己的楷模，时常提醒自己，以李德裕、霍光等人专横跋扈而不得善终为戒。
在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四省军务以后，对如此高位重权曾国藩显得喜不胜忧。他认为权重于一时，会树大招风，盛名之下难以自保，因此，反复自律：“古人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餗负乘之咎也。”
为此，他告诉自己和部属、亲属一定要注意“富贵常蹈危”这一残酷的历史教训，自古胜败轮回，有福必有祸，要谨防乐极生悲，他说：“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生克，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门乎？”因此，对于大功之名，大任之职，他常常只是推让，才能持盈保泰，“不敢为天下先”的意思盖由此而来。
知足的人总是很低调、很谦虚，无论是升职了，还是被褒奖了，他们都不会居功自傲，总是想着别人，这样的人想不受人欢迎都难。“月满自亏，水满自溢”，一个不懂得满足的人，就会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没有人喜欢狂妄自大的人，人人都想打压这种人。
清朝雍正时期的大将年羹尧就是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他结交朋党，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基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
年羹尧擅作威福，他位尊权重而不能自谨，过多地干预朝中政务，攘夺同僚权力，滥用朝廷名器。他对待内外官员狂傲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直呼其名，不仅蒙古王公，就是皇帝的女婿阿宝入见，也要对他行跪拜礼。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还代雍正帝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于天下，如此僭越无度，雍正帝怎么能不反感。在雍正心中，年羹尧已经成为第二个吴三桂。
年羹尧还贪赃受贿。他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巨。客观地讲，由于雍正宠信过分，赞誉过高，征询过多，致使年羹尧权力膨胀；而年羹尧骄横傲慢，忘乎所以，不守臣节，则渐渐引起了雍正的警觉和不满，终于下决心惩治这个天下“第一负恩人”。
张廷玉曾经说过：“本来就是用年羹尧来攘外，外患既除，还不知收敛，死期不远。”本来，功高震主之人是最应该懂得韬光养晦的，更应该懂得要及时抽身，但年羹尧天生张狂却让他不知进退，想把十万大军培养成军阀势力，又插手地方政务，培植个人势力。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觐见离京前后给他提醒，第二步是对有关官员打招呼，雍正或叫他们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或叫他们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为处罚年羹尧作准备。第三步将年羹尧调离西安老巢。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把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任意妄为。雍正三年四月，雍正解除了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务，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但念年羹尧青海战功，格外开恩，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官员们不懂得知足，说到底还是一个“贪”字惹的祸。作为国君如果太贪婪，那么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作为官员如果贪得无厌，那么他的政治前途将要丧失；作为商人如果贪心十足，那么他在商战中很快就会败下阵来。人由于贪欲不止，往往只见利而不见害，结果是利还没有得到，害反而先来临了。守住一颗平常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对于一个做官的人来说，要想有较高的修养和境界，更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打好离任前最后一仗
“官箴如是说”
名节之于人，不金币而富，不轩冕而贵。士无名节犹女不贞，则何暴不从，何众不附，虽有他美，亦不足赎也。故前辈谓爵禄易得，名节难保。爵禄或失，有时而再来；名节一亏，终身不复矣。呜呼，士而居官，能以此言铭其心，庶不易所守而趋势要也哉！
——《官箴》处置事宜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名节对于人来说，即使没有金币也富裕，没有高大的帽子也尊贵。士人没有名节就好比女人不贞洁，就会无论什么暴力都顺从，无论什么众俗都归附，虽有其他美好的方面，也不足以赎清声名。所以前辈说官爵俸禄容易得到，但名节难以保持。官爵俸禄有时会失去，有时会再来；名节一旦亏失，终身不会再有了。呜呼，士人身居官位，能将这句话铭刻在心里，或许就不会改变自己的操守而趋附权势显要了啊！
“官箴活学活用”
读史时，我们总是为那些晚节不保的人扼腕叹息，叹息他们的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叹息他们的雄心壮志最终暗淡。尤其是那些将要离任、快要退休的官员，真的应该注意到自己的名节，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大意，造成终生的遗憾。
作为军人，李广堪称标本，其无畏精神和骑射技能无与伦比。他执意追求的封侯之梦，本是一种精神需求，是军人尊严的自证，是他始终不肯放弃的唯一动力。当等到最后一个机会时，老人家谢绝所有劝阻，以60多岁的高龄毅然出征。公元前119年，皇帝得到准确情报，获知单于居住地点，决定开战，以期一举歼敌。这一战，大将军卫青任总指挥，李广为前将军。事情很明白，此役谁担任主攻，谁就可能立下奇功。分配任务时，卫青很不够意思，玩了一个小伎俩，他决定自己带公孙敖率队攻打单于，让李广走东路策应。卫青和公孙敖私交很深，因为这层关系，他把机会留给了公孙敖。卫青当然知道李广因何而来，也可以提供一些便利，但他没有成全老人家。东路偏远，缺草少水，不可能参与决战，李广不干，坚决请求当前部，抓单于立大功。但人家卫青是大领导，这场合哪有你李广说话的份儿。这次，李广运气真的很坏，没有当上主力不说，去东路又迷失了方向。与此同时，卫青也不顺，找到了单于，却让老小子跑掉了。卫青心里窝火没处发泄，派手下人责怪李广，要他到幕府把迷路的事情说清楚。李广知道自己没有死罪，也完全能说清事实，但他彻底绝望了，厌烦了，不想面对那些刀笔吏的斥责和盘问。他以一个军人的方式，怀着深深的遗憾，挥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历史上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为李广没有被封侯而叹息不已，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为他没有被封侯而鸣不平。可是李广自己也在这样的不公平状态下心理失衡，最终没有保住自己的一世英名。本来他可以做一个流芳千古的名将，最后却成了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李广的悲剧时时刻刻在警告各位官员们，一定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千万不要在离任之前晚节不保。
如果说那些有过无心之失的官员还值得人们同情哀叹，那么那些咎由自取的官员就只能遭到后人的唾骂和指责。
李斯，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的最大功臣，荣宠可谓一时无人能比，然而，当秦始皇外出巡游暴毙后，他却为了自己日后的荣华富贵被中车府令赵高拉入了政治旋涡之中。
在赵高的极力诱惑下，李斯竟参与策划了一起宫廷政治阴谋。他们对外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假传圣旨，逼公子扶苏自尽，立昏庸的胡亥为秦二世。然而仅过了两年，羽翼丰满的赵高就鼓动秦二世将李斯治罪，下令将他斩于咸阳市，并夷三族。
明代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即宰相）徐阶曾是一位众望所归的名相。他整顿吏治，招纳贤良，使戚继光、张居正等官员得到重用。然而徐阶当权时，他的子弟们在家乡华亭横行不法，竟侵占田地24万余亩。1659年，吴中一带发生饥荒，朝廷派钦差大臣前去赈济灾民。他来到首富徐阶家，希望徐阶能配合朝廷，退还百姓的田地，并遣散一部分家奴。然而，贪财的徐阶却消极抵制，还悄悄向朝中党羽写信，唆使他们弹劾钦差。
此后不久，在新任首辅高拱的参奏下，徐阶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判充军，他家数万亩田地也被没收充公。当官兵前来带人时，徐阶的儿子们抓住他的衣服号啕大哭，徐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
早年的汪精卫绝对是万千民众的革命偶像，为了刺杀清朝摄政王，他敢于自充人体炸弹。狱中，他留下了天下闻名的绝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被释放后，汪精卫更加积极地投身于革命中，并被孙中山视为接班人，其后，虽然在与蒋介石的争权夺利中失败，但是，他也始终以正面形象出现，并具有极大的革命号召力。然而，抗战爆发后，这个民众心目中的“完人”却变成了汉奸，投靠日本侵略者并成立了傀儡政府。从此，这个曾经的革命偶像成为了万民唾骂的大汉奸！
三个鲜活的故事，个个都在告诫官员们千万不要头脑发热，干出糊涂的事情，尤其是在离任之前。如果在职期间做了糊涂之事可能尚有挽回的余地，但离任之际要是做了糊涂事可真的就没有机会再挽回了。记得前些时候，有一位官员在离任之前的一天里居然集中任免了一百多人，这样的行为简直骇人听闻，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干出了这样的蠢事。所以留给他的只有政府的责问之声，社会舆论的一片质疑之声、指责之声，没有任何一点的赞同之声、溢美之词。
既要看升迁，也得知进退
“官箴如是说”
居官念念在想进步，刻刻要防退步。知进而不知退，亢之所以有悔也。
——《官箴》克终篇
“原文可以这样读”
做官的人，时时刻刻在想着要晋升，但是更要考虑好退路。知道进而不知道退，必然会招致罪悔，这就是亢龙有悔的原因。
“官箴活学活用”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然而真正能够懂得其深刻含义的官员却未必多，因为很多官员都有升官发财的情结。自古以来，为官者的进退原本就不是件容易处理的事，尤其是“退”字。不管个人的主观愿望如何，只知进不知退，在处理“退”的问题上欠火候的官员，都可能使自己的一生功绩毁于一旦，身败名裂。
萧何是最早支持并参与刘邦起事的人，在后来灭楚兴汉的事业中立有大功，刘邦在论功行赏时，将他排在功臣之首，并给了他可以佩剑穿履从容入宫朝见的特殊待遇。
后来韩信被诬蔑为谋反，当时刘邦率兵出征在外，是萧何为吕后设计除掉了韩信，解除了刘邦心头的一大患，萧何由此从丞相被提升为相国，封地增加了五千户，还有了五百名士卒做他的警卫。朝中大臣无不向他表示祝贺，只有一个叫召平的秦朝遗老独去致哀，对萧何说：“你不日将有大祸临头了，如今主上风餐露宿转战于外，而足下坐镇京师，并未立有战功，主上之所以给你增加封地，设置卫队，是由于韩信刚刚谋反，主上对你心存怀疑，以此加以笼络，并非是对你的宠信。请足下让出封赏不要接受，并将自己的家产拿出来资助前方军队，主上必然高兴。”萧何认为他说的十分有理，依计而行，刘邦果然十分高兴。
又过了一年，英布谋反，刘邦又一次率兵出征，却从前线一再派回使臣到京师打听萧何在干什么。萧何以为皇帝出征在外，他便尽心尽力地安抚百姓，筹备粮草，输送至前线，如同他多年来所做的那样。又有人对萧何说道：“足下不久将有灭族的大祸了。足下如今位为相国，功列第一，官不可再升，功不可再加，可足下自入关中十几年来，甚得民心。如今主上派使臣来打听足下的情形，是担心足下名声太大，对他构成威胁。足下何不到处压价买田，高利放债，使民有怨言？只有如此，主上才会对你放心。”萧何听从了他的意见，并这样做了，刘邦果然很高兴。
当刘邦班师回朝时，老百姓纷纷拦路上书，状告萧何，刘邦一点也不怪罪萧何，反而将老百姓的状纸交给萧何，笑着对他说：“你自己处理吧！”
萧何是刘邦的贫贱之交，刘邦亲口将他封为第一功臣，为什么刘邦对他还不相信呢？这是因为，政治斗争是一个不断一分为二的裂变过程，当年项羽、刘邦共同对付秦朝，秦朝灭亡了，项羽、刘邦这一对盟友翻了脸，打了起来。项羽被消灭了，刘邦内部又发生了裂变，中途入伙的韩信、英布又被视为异己的力量。韩信、英布垮台了，刘邦又该找出新的打击对象了。萧何树大招风，自然首当其冲。
在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古代，或许官员自毁名声还有些理由，现在就没有那个必要了。不过为官者要知进退仍然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放在任何时代都是重要的，都是正确的。
在唐代中期政坛上，李泌是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人物，他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那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奸臣当道，藩镇割据，许多大臣不是死于奸佞的谗言，便是死于武夫的刀剑。而他被四个皇帝所信任，虽屡被诬陷、谗毁，却能幸免于难，保全终身，其中的诀窍有两条：一条是避权让位，一条是功成身退。
早在唐玄宗时，他还是一个少年，因其出色的智慧而闻名于朝廷。唐玄宗要任命他为太子李亨的官属，他辞谢了，只愿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来往，李亨称他为先生，对他十分尊重。后来因遭杨国忠嫉妒而遭贬斥，他干脆弃职而去，游于嵩山、颍水之间，避免了一次灾难。
安史之乱期间，新即位的李亨（肃宗）特意派使臣去请他出山，并要任命他为宰相，他又坚决辞谢了，对肃宗说：“陛下以宾客、朋友的身份对待我，这不是比宰相还要尊贵吗？请别勉强我了！”
肃宗也只好由他，他对李泌的尊崇信赖，可谓非同寻常，出则并驾齐驱，入则同床而卧，朝中事无巨细，全都请教于他，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连宰相的任免，以及太子的人选，也都要听从他的意见，真是所谓不在其位而谋其政。每当朝中议事时，他和皇帝联袂而坐，大臣们在下面便指指点点地说：“穿黄袍的是圣人，穿白袍的是仙人。”这样一种高级参谋的身份，使他既可参与决策，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旦发现有于己不利之事，进退也很自由。
当唐朝的军队收复了失陷的长安，平定安史之乱的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后，他便向肃宗请求还山归隐。他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对我的厚恩，如今重新做一个闲散之人，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了。”
这使唐肃宗十分吃惊：“我与先生这几年来共同经历忧患，如今将要同享欢乐，先生为什么突然要离我而去呢？”
李泌严肃地说：“我有五条不能留下来的理由，恳请陛下任凭我离去，使我免于一死！”肃宗不明白，问道：“此话怎讲？”
李泌说：“我同陛下相知太早，陛下对我倚托太重，宠信太深，我的功劳又太大，行为又太不一般，这五条正是我不能久留的理由。”
肃宗没有表态，只是说：“该睡觉了，这事以后再说。”
李泌坚持说：“陛下如今与臣同榻而卧，臣的请求还不能得到批准，更何况将来在朝堂之上、公案之前！陛下不许臣离去，这无疑是要置臣于死地！”
肃宗说：“没想到你对我疑惧到这个地步！你简直把我看成是只可共忧患而不可共安乐的勾践了！”
李泌说：“正因为陛下不会杀臣，臣才请求归隐，若是陛下决定杀臣，臣又怎敢说话？而且杀臣的不是陛下，而是‘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陛下一向待臣如此之好，臣有些事情还不敢说，将来天下安定之后，臣就更不敢说话了！”
李泌对官场的风云看得可谓透彻，处理得也很得法，就是这样，仍免不了遭到奸佞之辈如宦官李辅国等人的嫉妒、陷害，他终于坚决离开朝廷，隐居衡山。肃宗赐他三品官的俸禄，并在衡山为他建了房舍。
像李泌这样的人既能全身而退，又可博得美名，做官时他们秉公执法，两袖清风；归隐后，他们逍遥自在，无所羁绊。有远见卓识让他们能很好地把握时局，选择适合自己的路。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所有的官员：“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往往那些留得美名、得以保全的官员都是做到了淡泊宁静。淡泊宁静是中国传统哲学所提倡的一种理想的士人品格。淡泊主要指摒弃私心杂念而清静安宁的精神状态，轻视名利，不为名利所困的精神境界。宁静主要指心态平和，不与人争，不自暴自弃。淡泊宁静，讲求以简朴为美，不计较物质得失，厌恶奢侈，以贪婪为耻，以清廉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