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面临特殊的发展目标的条件下提出和实施的，因而对于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模型的借鉴、背景和内涵的理解都要体现这种特殊性。与此相应，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思路与对策也应该体现出以上特殊性。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性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概念的界定要体现制度和技术的作用；对于转变增长方式的背景要充分考虑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客观历史地看待；对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要有新的理解等。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理论
1.经济增长的内涵与推动因素。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理解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能力的增长。如果考虑到人口增加和价格变动情况，经济增长还应当包括人均福利的增长。库兹涅茨（S。Kuznets）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他认为，这个定义有三个组成部分：（1）提供产品能力的长期上升，因而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是经济增长的标志；（2）先进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或者说必要条件；（3）制度与意识的调整是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充分条件。
经济增长取决于多种因素。在经济制度、经济体制既定和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假定资源配置是合理的，那么，经济增长就取决于各种生产要素的数量以及不同的组合和使用。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可以被抽象为两类：一是各种物质投入要素增加的作用，二是除物质投入要素以外的其他非投入要素产生的效应。第一类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物质资源等数量因素，第二类因素则涵盖了制度因素、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存量增加、学习效应以及结构转变等质量因素。
2.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与类型。
（1）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为充分体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特殊性，我们将经济增长方式定义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下，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
这一定义表明，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如果生产力水平既定，那么在不同经济发展战略的导向下并依托不同的经济体制条件，人们会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相应地获得不同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反过来看，如果要实现一种增长方式向另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就必须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没有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与经济体制和改革与之相配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不可能深入进行。
（2）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在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另一种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由大量的生产要素追加投入来实现，其中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通常较大幅度地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由质量因素推动的增长部分比重较小，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缓慢、劳动力素质较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不合理、经营管理水平较差；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波动，在扩张时期，经济增长受到瓶颈部门的严重制约，在紧缩时期，国民经济中又常常存在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产出的品种较少、质量较差。因此，在粗放型增长格局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增长的代价很高，增长的投入产出率远远低于在相同经济发展阶段内可能达到的最大水平。从较长的时期内考察，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难以持续。
与此相反，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资源转移、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等因素形成的动力所推动；在同样的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下，所受到的资源约束和通货膨胀压力较小；如果宏观调控得当，则增长过程基本上可以保持持续稳定的状态，一般只存在较小的属于动态经济的自然波动，产品的品种较多、质量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库存积压较少。这是一种增长代价较小，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较高，人民能够从中得到较多实惠的增长方式。
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模型。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把资本积累或资本形成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其经济发展理论具有明显的“唯资本论”倾向，典型的便是哈罗德—多马模型。后来，索洛对此模型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指出，仅仅依靠资本投入而无技术进步，不可能维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新增长理论和制度学派充分考虑了技术、知识和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对于指导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予以重点介绍。
（1）新增长理论。主要介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新增长模型。这类新增长模型又可以根据各模型关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不同规定，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另一种是凸性增长模型。
关于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
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分析法研究经济增长问题。这类模型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造成规模收益递增的原因在于技术产生的溢出效应。对单个厂商而言，技术进步表现为一种外部经济，因此厂商是价格接受者，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说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外部性条件下的内生增长模型以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1986）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1988）最具代表性。
在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中，知识或技术是私人厂商进行意愿投资的产物，像物质资本投资一样，私人厂商进行知识投资也将导致知识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为了说明即使在人口增长率为零时知识积累也足以保证经济实现长期增长，罗默假设知识具有足够强的溢出效应，知识溢出足以抵消固定生产要素存在引起的知识资本边际产品递减的趋势，从而使知识投资的社会收益率保持不变呈递增趋势。因此，知识积累过程不会中断，经济能够实现长期增长。
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实际上是将阿罗模型与宇泽弘文（1965）提出的另一个增长模型结合起来，用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解释技术进步，说明经济增长是人力资本不断积累的结果。宇泽模型是从与阿罗不同的角度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化，宇泽的做法是假定经济中存在从事人力资本积累的部门——教育部门。教育部门以线性技术生产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保证经济能够实现持续增长。人力资本在宇泽模型中的作用与外生技术进步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作用一样，二者都是导致有效劳动量的增加，从而使物质资本积累不再呈收益递减趋势，经济将以不变比率持续增长。
罗默认为技术进步表现为私人厂商投资于研究活动而生产出新知识，卢卡斯认为技术进步是教育部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
关于凸性增长模型：
完全竞争条件下内生增长模型的第二条研究思路是在总量生产函数规模收益不变即凸性生产技术的假设下说明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可能性。采用这条研究思路的增长模型有AK模型、琼斯—真野惠里模型、雷贝洛模型、金—雷贝洛模型、拉德尤等人的模型。在这类增长模型中，比较重要的是琼斯—真野惠里模型和雷贝洛模型。
（2）制度学派的观点。能否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有无此要求和内在动力，而这又取决于是否有一个有助于形成激励和约束的内在机制的经济体制。美国著名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产权及其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客观上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根据他们对人类经济史的考察和分析，经济增长虽然同技术进步速率、市场规模大小等许多因素直接相关，但根本的原因却在于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产生。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则又得归因于有效产权制度的建立。这样，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为中介，诺思等学者就在产权及其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只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产权制度，产权才能得到明确界定和有力保护，而在明晰的产权关系和有力的产权保护下，才可能形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诺思和托马斯在其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将他们的上述基本观点概括为两句话：“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产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
总之，实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国民经济由粗放型增长转为集约型增长，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换言之，实行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根本改变高投入低产出的低效增长状况，实现有较高的投入产出比率的高效经济增长。而由以上理论结论可以看出，欲提高投入产出率，离不开体制改革、科技进步、规模经济和资本节约等诸多因素。体制改革是前提，必须形成一个有利于充分发挥各要素投入效率和组合效率的科学的体制，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科技进步无疑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借助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产出率。重视规模经济也是提高投入产出率的重要因素。讲求资本节约，主要是通过严格控制不必要的资本支出，努力提高资本周转速度，以达到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的目的，从而提高资本产出率。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背景
1.全球化浪潮、国际产业梯度转移和新一轮的技术革命构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背景。
（1）经济全球化步伐明显加快，新的国际分工格局正在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明朗，国际分工与合作日益推进，跨国公司的作用日渐突出。这种新的经济格局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出于扩张市场的考虑，在控制核心技术，保持领先优势的同时，也以多种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成熟技术和过剩生产能力。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存在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加快产业技术升级、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不能再以粗放型的方式来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和挑战，也不能再以粗放型的方式再来承接国际产业的梯度转移，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获得最大化的价值。
（2）技术进步成为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关键因素。以通信和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由技术进步引发的产业革命正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经济生活面貌，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突出。拥有领先的技术和不竭的创新能力，成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的关键因素。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远超过其他要素，高新技术产业化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改造的规模空前扩大。因此，我国为取得更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必须迎合信息化浪潮，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加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历史任务面前，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取得了很大成效。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不少行业、企业和产品的能耗、物耗水平下降。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还存在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问题，在有些地区、有些行业、有些企业还相当突出。总之，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既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紧迫的，因为：
我国目前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人均GDP在650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650～2555美元的为中等收入国家，2555～7911美元的为中上收入国家，7911美元以上的为高收入国家。1996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50美元，开始迈出低收入国家的行列；2003年又迈上了1000美元的新台阶，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将建成中等收入国家并开始向中上收入国家迈进。
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走出低收入国家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对任何国家的成长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可能保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明显提高。在这一时期，快速发展的各种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处理得当，就能抓住战略机遇期，使经济社会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但这一时期，往往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等矛盾突出、瓶颈约束加剧的时期，如果处理不当，就可能丧失发展机遇，导致经济增长徘徊。因此，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从近期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的需要。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张，对各种物资资源的投入相应俱增，我国许多资源就其总量看是丰富的，但按人均拥有量计算，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我们如果继续沿着高消耗、低加工度的老路走下去，经济快速增长就会遇到严重的资源供给约束。高消耗意味着高浪费，表明投入到生产流通中的能源、原材料并没有充分“转化”成产品，而作为“三废”排入环境，形成严重污染，使环境生态遭破坏的速度与经济快速增长同步而行，动摇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环境基础。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工业生产由于资源利用率低，一年的损失达2000亿元，每年工业“三废”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也近2000亿元。如果逐步转向低消耗、轻污染，仅此两项就能增加巨额的社会财富。
以2003年为例，我国经济增长9.1%，呈现出多年期盼的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活力比较强的好形势。但实现这一增长，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一是消耗了大量资源，加剧了资源短缺的压力。2003年，我国实现的GDP约占世界GDP的4%，但为此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经折合后粗略估算为50亿吨，其中，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的消费量分别约为世界消费量的7.4%、31%、30%、27%、25%、40%。由于国内资源不足，相当一部分资源依靠进口解决，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日益增大。二是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加大了物价全面上涨的压力。对钢铁、有色、化工、建材、能源等的旺盛需求，引发了这些产品价格的轮番上涨，并导致全年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8.1%。生产资料属于上游产品，其价格的快速和大幅上涨，会挤压消费品等下游产品的利润空间，当下游产品生产企业难以承受时，必然要通过涨价释放出来。三是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经济运行绷得过紧。2003年煤炭产量达到了历史新高，仍供不应求。供电紧张地区的数量增加，缺电程度更加严重。由于缺电和缺煤，一些地区不得不重新启用高耗能的柴油发电，又带来了柴油供应的紧张。大量调运资源，又导致了铁路运输吃紧。
总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缓解资源约束的矛盾，保持经济平稳运行，防止出现经济大起大落，在千方百计增加能源、资源供给的同时，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转变增长方式上下大功夫，进一步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坚决遏制某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动员全社会力量节能、节材、节水。否则，难以保持快速增长的好势头，弄得不好经济会出现大起大落。
（2）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如何保障经济更加发展，力争202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两番，是十分艰巨的任务。经济是基础，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翻两番的目标很难实现，民主、科教、文化、社会和人民生活等其他目标也很难实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用能源消费翻一番支撑了前一个GDP翻两番。再实现GDP翻两番，即使仍按能源再翻一番考虑，也面临很大困难。面对国内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利用国外资源来弥补国内能源资源的短缺。但大量进口海外资源，也存在一些难以回避的风险。一是全球资源是有限的，重要资源已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的比例很低，进口需求也不是可以无限得到满足的。二是存在着市场和价格风险，作为资源消费大国，大量进口还会导致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上升。三是存在着运输能力的保障问题，有些资源虽然海外有储量的保障，但开采后的运输能力也难以保障。四是存在着安全问题，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重要资源特别是战略资源过于依赖进口，不仅涉及供求格局和价格变化等技术问题，还涉及如何打破现有垄断格局、运输线路安全保障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处理不好或出现难以控制的动荡，会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
（3）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子孙后代和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需要。20世纪的100年间，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超过了以往历史的总和，同时也加速了资源消耗。全球GDP增加了18倍，石油、钢、铜、铝的年消费量也分别增加了170倍、29倍、27倍和3608倍。其中，60%以上的能源和50%以上的矿产资源是由占世界人口不足15%的发达国家消耗的。进入新世纪，全球另外85%的人口将陆续进入工业化阶段。如何解决日益紧迫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工业化加快、经济快速增长的矛盾，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能源和主要资源的人均消费水平会进一步提高。我们不能像少数发达国家那样奢侈地消费地球上的资源，也不能因为面临资源问题而影响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增长方式，降低工业化进程中人均累计的资源消耗水平，缩短工业化进程，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考虑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因此，无论从国内资源储量、地球资源储量看，还是从中华民族和全人类未来发展的要求看，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及其资源消耗强度都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迫切需要根本转变。
（4）从发展的根本目的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以人为本的需要。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满足人民的物质需要，还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粗放的经济增长，是低效益的增长，使人们得不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收入增长；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消耗的增长，必然导致过度向自然索取，生态退化和自然灾害增多，从而使社会财富减少；粗放的经济增长，是高排放、高污染的增长，必然会给人民健康带来极大的损害。人是最宝贵的资源，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身体健康的需要，必须切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三）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新内涵
“九五”计划中，中央科学地判断我国发展形势，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这些年来取得了积极成效，企业效益和产业发展效率都有了很大提高。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转变，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格局还在继续。那么，今天重新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便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时代的新的内涵。
经济增长的阶段不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容就不同。比如在“八五”时期，商品短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是解决供求矛盾问题，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外延型增长；“九五”时期，我国短缺矛盾消除，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的是着眼于由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的产出；而目前我国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仅指提高效率，还有结构升级、环境保护、技术进步等内容，这是新的发展阶段的要求：
其一，效率提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要由高投入、低效率的增长模式，转向低投入、高效率的增长模式。
其二，结构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产业结构由低层次的结构，转向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高、轻型化的结构。按照国际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三次产业发展的逻辑次序为：一二三——二一三——二三一——三二一。产业结构越来越轻型化，越来越服务化。
其三，自然和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意味着要实现由不计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转到向减少环境污染、发展循环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方向转变。
其四，运行平稳。经济增长方式要使经济增长由大起大落的“雷电型”，转向缓起缓落的“流线型”。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条件和标志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
1.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长期以来，我国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重数量轻质量的外延发展方式深深扎根于各级领导和人民大众的思想之中，忽视成本与效益、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因此，牢固树立经济效益意识，是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为基础的条件，要尽量以最少的生产要素投入，最大限度地获取持久收益。
2.科学处理速度、质量、效益的关系。当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了质量和效益的时代，过度地追求速度和数量，而没有质量作保证，是无法取得好的经济效益的。而且经济的过度加速，会带来一连串的恶果，诸如短缺程度提高，产生新的颈瓶，发生恶性膨胀等，因此，控制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3.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体制，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
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标志，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可以把反映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标志，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这一标志应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1.通货稳定（或者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即在保持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基本平衡条件下实现的经济增长。这样既可以充分发挥资源的生产潜力，又不会造成供求关系紧张，同时也可以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实现持续、快速的增长。
2.投入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即生产同量产品的总投入中，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缩小，技术进步的贡献率提高。人们一般都认为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广义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才算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只有实现投入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用最小的代价实现经济增长，也才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
3.结构趋向合理、优化和升级的经济增长。只有结构趋向合理、优化的经济增长，才能加快工业化、现代化的步伐，才能适应国内消费结构的需要，也才能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占有较大的份额。
4.商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仅要生产出数量多、品种新的产品，而且要提供更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以改善和丰富人民的生活，只有这样的增长才是合乎目的的、有社会效益的增长，也只有这样才能持续地促进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5.保护资源和环境的经济增长。经济资源是稀缺的，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永恒的资源，而且许多资源不能再生，自然环境一旦破坏就很难恢复，破坏资源的经济增长是不可能持久的。
6.生产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生产同量产品（GNP）的投入（劳动、资本和各种物资）不断减少，使成本不断降低，提高企业和全社会的生产效率，进而提高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1.发达国家的经验。发达国家在既定制度下突出发展高新技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战略转变。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能够创造出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追求利润的内在动力和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使发达国家都把提高效益放在第一位，先后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工业化到再工业化的根本性转变，把原来以追求数量和速度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转变到以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效益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上来。实现这一转变的主要做法是：一是注重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二是注重科技创新与应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三是通过资本积聚和集中，不断扩大规模，提高企业的规模效益；四是改进企业生产方法和经营管理方法，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2.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东亚国家和地区突出资源优化配置与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东亚国家和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做法与发达国家有些不同，发达国家重视“知识进步”和“规模经济”对提高经济效益的作用，东亚则强调资源合理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其主要做法是：一是大力筹措发展资金，争取较高的投资效益；二是积极推行产业政策，适时调整产业结构；三是高起点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尽快形成科技产业化；四是重视全民教育，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
3.苏联的教训。苏联几十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努力，也没能根本改变其原有发展模式，反而导致许多新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了经济发展环境，原因很多，其中直接原因是其计划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低质量。纵观苏联经济发展历程，阻碍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要素有下列几个方面：一是未实现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导致经济效益低下；二是企业不是真正的科技创新主体，阻碍科技创新；三是经济发展战略未及时转型，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四是政治目标定位错误，阻碍经济战略转换。
4.对我国的借鉴与启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国际经验与教训给我们提供了以下有益启示：（1）经济集约化程度与各国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对应和相互促进的关系。（2）不断改革经济体制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3）切实提高科技贡献率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杠杆。（4）不断进行技术改造，及时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培植主导产业，是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益的关键环节。（5）加强管理、减少浪费、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建立效益型经济的必经之路。（6）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7）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保证。
（三）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路与对策建议
“十一五”期间在全面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上下功夫，既要摒弃落后观念，又要完善核算体系；既要调整经济结构，又要促进科技进步；既要发展循环经济，又要加快体制创新；既要引导合理消费，又要提高国民素质；既要改善企业管理，又要加强法律约束。
1.战略思路。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思路可以概括为五句话：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自主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结构调整是转变增长方式的主要途径，建设节约型社会是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举措，体制创新是转变增长方式的制度保障。
着重强调两个创新：一是体制创新，二是科技创新。体制创新无非是从微观与宏观两方面来进行。从微观方面讲，着重是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不仅国有企业要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企业、家族企业也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基础，企业不再盲目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树立起理性的发展观，追求效率与效益的统一。从宏观上讲，主要是改革政绩考核体制和机制，改变目前政府以追求当地经济规模扩张为重点的业绩标准，把政府的注意力转移到以提供公共产品、良好服务、社会管理上来。
2.对策建议。如果说体制环境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的话，科技创新则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科技进步既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标示了方向，同时也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手段。从当前来看，要从根本上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切实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继续推进结构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十一五”期间，我国要通过大力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调整经济结构，其核心任务是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整体竞争能力。要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符合我国国情和国家利益的工业化道路；实现工业化是就全国而言，各地区要充分考虑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应盲目提高工业比重；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注重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知识含量，避免低水平扩张和重复建设；重视产业升级，不仅要注重振兴装备制造业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也要重视传统产业优化问题；既要重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要重视就业结构改善，注重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
（2）要建立能激励科学研究和技术在生产中运用的制度和机制，加快技术进步。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以机制转换为动力，积极发展循环经济。对科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独立自治的科学共同体，以便依靠共同体的自律树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建立以科学发现优先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对技术而言，最重要的是形成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使技术创新者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增强科技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形成转变增长方式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动力源。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就是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以“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为原则，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突破口。以冶金、煤炭、化工、建材、造纸等行业为重点，进行循环经济再造。推行清洁生产，实行全面节约战略。
（3）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三次产业的竞争力，努力引导合理消费，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结构调整。当前，我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既要解决资源配置的平衡问题，更要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在宏观规划的引导和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优化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地区之间的结构趋同。我们应当顺应生产要素集中化趋势，因势利导，不同地区应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避开劣势，培育优势产业。
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必须先改变“大企业、小生产”以及企业专业化分工程度低的企业组织结构。在一般加工组装型产业领域，应在专业化分工的条件下，通过发展小而专的企业实现大批量、大规模生产；在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应支持具有显著规模效益、生产技术水平先进的大企业，淘汰规模不经济、技术落后、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落后企业。
结构调整的主体是企业，政府在结构调整中的作用不是代替企业去跑项目、找投资，而是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供公共产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依据世贸组织规则，保护本国产业与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要增强三次产业的竞争力。首先，“十一五”规划要把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解决农业弱的问题，这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要特别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农民增收问题以及继续推进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等重大问题。农业一要安全，二要发展，“十一五”要解决如何更好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问题。其次，工业要解决大而不强或者低水平的问题。工业优化升级的内容很多，其实质是要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的道路，提高工业的整体水平。伴随着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改革，我们要重新定位自己的制造业，以期早日提升中国在世界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层级。其三，服务业要解决慢的问题。积极发展服务业必须作为“十一五”规划的重点。由于服务业不发达，我国的交易成本比国外高10%～20%。同时，发展服务业也是破解资源约束矛盾的重要途径。如果不调整经济结构，仍然仅是盲目发展工业，发展高耗能的、大量消耗资源的产业，服务业比重仍然徘徊不前，资源短缺这一关我们就过不去。相反，如果服务业有一个大的发展，不但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而且可以大大缓解资源约束的压力。其四，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即通过信息产业的服务提升各行业的效率。对信息产业，我们有很大的认识误区，就是用传统工业化眼光看待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在国际上，信息产业中硬件与软件和服务的产值比重大致是3：7，可是在我们这里这个比例倒过来了：主要是硬件，其次是软件，信息服务简直微不足道。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要使信息技术成为降低各行各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有力武器，带动社会整体效率的提高。
第三，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较快，但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绷得很紧，突出表现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以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两个方面。2000—2003年，我国的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消费率分别为61.1%、59.8%、58.2%和55.5%。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不仅造成能源、原材料等上游资源性产品供给不足，并在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导致这些领域投资过热，而且造成下游消费类产品供大于求，生产能力显著过剩。所以，调整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提高消费率，把两者的比例调整到35：65的水平上，是必要的和可能的。与此同时，应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例保持在2.5：1的水平上，即当GDP增长8%时，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20%是比较合理的。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盲目、过快增长的主要手段是银行控制信贷规模和提高信贷质量。一些投资主体在资本金不足的情况下，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上项目。一旦投资失误和破产，受损失的是国有商业银行。因此，必须严格审查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例，硬化担保与约束机制，以避免盲目甚至恶意向银行贷款的行为。
（4）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依靠科技进步。企业是技术进步的主体。企业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具有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内在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企业始终面临着竞争的压力，具有重视技术创新的外在压力；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能够使科技创新方向和目标的选择更符合市场需求；企业具有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设备、工程技术能力以及社会化的配套能力，大多数科研院所则不具备这种能力。
目前，科研院所通过技术市场向企业转让科技创新成果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大多数科技成果未经过工业性中试，其技术的可靠性还有待完善，其经济可行性还需要市场的验证，科学技术创新与生产脱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改变，从而阻碍了科技成果的转化。我国科技人员的分布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占到科研人员总人数的80%。因此，必须改变我国科技研发的人力资源与企业生产能力及经营能力相分离的状况，大力充实企业科技人员，加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以实现科技要素、生产要素、经营管理要素的直接结合。
（5）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加快完善相应的法律和法规，把企业投资、生产行为和政府行为“逼入”科学发展的轨道。重要的是要按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定，全面推进改革，建立和完善竞争性市场体系，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供提高效率的制度性保障。同时，要矫正由于行政干预造成的价格扭曲，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力，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首先，必须加快转换政府职能。经过几届政府的努力，我国政府职能正在逐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但是，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本应该由市场决定的经济资源配置权，还牢牢掌控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手中。必须按照温家宝总理要求的：“一方面，现在政府还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情，这些事情要坚决地让企业、市场、民间组织、中介组织去处理。另外一方面，政府要建立法制，建立公正的执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市场经济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一些政府部门把持着资源配置权，一方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思维定式在作怪，另一方面不乏谋取利益和好处的思想存在。必须消除这种思维定式，把资源配置权还给市场，还铲除了可能滋生腐败的土壤。其次，充分发挥税收、利率和产业政策的调节作用，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耗能大、资源浪费大的行业必须课以重税、实行高利率信贷政策，限制其发展；对于环保型企业、资源节约型企业减轻赋税，实行优惠信贷利率政策，促进其发展。
（6）要从根本上转变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和经济绩效考核办法，引导广大干部求真务实，扎实工作，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引导领导干部转变发展观念，更新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彻底转变引发粗放增长的动力机制。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同人们对GDP的片面认识有很大关系。GDP表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产品和提供的服务的新增价值的总和，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宏观调控过程中制定就业政策、财政税收政策、金融货币政策、进出口政策的重要依据。所以，在统计和考察经济发展业绩时，GDP是一项重要的总量指标。但GDP指标也有其局限性，它只是一种产出指标，不能反映社会生产的总成本，既不反映创造GDP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反映社会财富的积累水平、分配结构及其公正性。在实际经济工作中，一些盲目决策的投资项目，在投资兴建过程中虽然会产生GDP，但项目建成后却成为无效投资，进而形成银行的不良贷款和地方政府或企业的包袱。这种有损无益的“GDP”，实际上是对资源的浪费和社会财富的扣除。因此，在统计和考核一个地区的经济业绩时，既要保留GDP这项指标，又不能把它作为唯一的指标。特别是要综合考察资源利用效率、环境质量、文化教育发展水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社会发展指标，克服单纯追求GDP增长的片面性。
（7）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归根到底要靠人，加快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较高的人才队伍，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要充分认识教育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的先导性、基础性和全局性作用，积极推动教育改革，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