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的左派浪漫的左派第三部分第九章郭沫若1925年5月30日，上海数千名中国人游行到外国租界，抗议一个中国工人惨遭日本监工杀害。一名英国警官惊慌失措之下立令开火，10名示威者被杀，超过50人受伤沙恩·凯期内亚努著、H。M。赖特译《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TheChineseLaborMovement，19191927)(史丹佛，1968)，第263页。。这次举国震惊的"五卅"事件引起了全国公愤：抗议、示威、罢工、杯葛以及武装反帝浪潮，迅速席卷全国。正在萌芽的中国共产党从中获益，会员人数在当年剧增至二万人费正清、埃德温·O。赖肖尔、阿伯特·克雷格《东亚：现代改革》(EastAsia：TheModernTransformation)(波士顿，1965)，第685页。。
事件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触觉所带来的冲击十分巨大。文学研究会领袖之一郑振铎在《小说月报》中写道："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的了郑振铎《的血洗去后》，《小说月报》，167：3(1925年7月10日)。。"该会的另一名领袖叶绍钧，虽然在政治上不算是激进派，也愤怒地回忆当日的情形："一口气赶到'老闸捕房'的门前，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没有了！已给仇人的水机冲得光光，已给腐心的人们践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叶绍钧《五月三十一日急雨中》，《小说月报》，167：5.！"诗人朱自清则用这样的诗句回应叶绍钧的怒火：血的口！
血的口！
申申詈，唾着他我你！
中国人的血！
中国人的血！
都是兄弟们，都是好兄弟们朱自清《血歌》，《小说月报》，167：1.！第九章郭沫若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这些发自原本比较沉稳的文学研究会会员的怒吼，清楚显示文学界的政治气候益见炽热。一旦上海工人的苦难打动知识分子的同情心，即铺下了文人"左"倾的道路。而蒋介石在1927年对共产党员进行的大屠杀，更坚定了这些知识分子的"左"倾立场。
"左"倾标示了新文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20年代末，"无产阶级文学"、"革命文学"等口号开始出现。鲁迅与某些较为年轻的无产阶级文学爱好者之间的一连串激辩，导致众多苏联理论家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多数的翻译由鲁迅自己执笔或赞助进行。不过，"左"倾的主要鼓动者及普及者，还是创造社以及太阳社的一些会员。创造社的领袖之一郭沫若，是"左"倾文学的先驱和代表。早在1924年，他已经宣布追随马克思主义。而太阳社的创始人之一蒋光慈，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徒；他的一生可被视为这种城市"左"倾现象的典型。至于这一部分涉及的第三位人物萧军，以他的一生及其作品，展现了自1930年以来，"左"倾作家在已经转变的环境中的命运，为"左"倾潮流写下了续篇。
年轻的反逆者郭沫若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在四川省沙湾镇出生，比郁达夫年长4岁因为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KuoMojo：TheEarlyYears)已详述郭沫若的一生，这篇研究的重点，将集中解释郭沫若从早年的反逆者和泛神论者，到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的教育背景也和郁达夫相似，刚满四岁便开始接受正规的启蒙教育，在孔子像前行了跪叩之礼。他和所有同时期的小孩一样，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其后学习古籍和唐诗。他喜欢李白，但不太喜欢杜甫；喜爱王维、孟浩然、柳宗元，却痛恨韩愈郭沫若《我的童年》，见《少年时代》(上海，1948)，第33、38页。。在十一二岁左右，他和郁达夫一样，迷上传统小说《西厢记》、《西湖佳话》及《花月痕》。这些小说触发了郁达夫的多愁善感，然而早熟的郭沫若却在其中发现性的刺激，并且在11岁开始沉迷于自慰同上，第53页。。我们可以从这个大胆的披露中获得这样的印象：和郁达夫不同，年轻的郭沫若对自己的青春精力是引以为傲的。他相信，关于自己出生时"脚先下地"的传言，象征了他"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同上，第13页。"。他在土匪横行的地方成长，对土匪这样的草根英雄十分迷恋。一般人相信，他的祖父和土匪有来往；至于他的父亲，除了是个"中产地主"和地方权贵之外，也从事贩卖烟酒等一类走私客和土匪爱干的勾当同上，第21页。。据说，年轻的郭沫若不但爱枪，还乐于参与郭、杨两家之间的武斗，甚至曾经把杨家的一个小孩揍了一顿史剑《郭沫若批评》，第33页。。
当科举制度被废、各省开办新式学校时，像郁达夫一样，郭沫若入读嘉定一所新式小学。他的叛逆性格在他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他和校长发生冲突并因此被记"大过"后，他发现自己成了学生领袖之一。郭沫若和郁达夫又一次经历了同样典型的发展模式，但却成为不同的人。郭沫若并没有变得性格内向，反而开始抽烟喝酒，常与"结拜兄弟"出入京戏院、和演员打情骂俏、参与拳斗，并且跟从学校的同性恋潮流。当他1907年小学毕业的时候，成绩在全年级排第三郭沫若《少年时代》，第75-102页。。
1907年秋，郭沫若入读嘉定府中学，继续胡作非为。他的同性恋活动甚至包括偶尔召男妓。在学生罢课行动中担当重要角色，使他迅速成为学校的"八大行星"之一同上，第113-116页。。1909年，他被逐离校，去了成都，进了另一所学校。1911年11月25日，紧随着武昌起义，成都宣布独立。而早在前一天，郭沫若已经把辫子剪掉了同上，第278页。。
郭沫若早期的知识发展和郁达夫、徐志摩一样，都为梁启超的报章作品所支配。他沉迷于梁氏的《清议报》，而梁氏描述的三位意大利民族英雄，对处于四川的郭沫若的吸引力，并不亚于对身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徐志摩。加富尔(ConteCamilloBensodiCavour)、加里波第(GiuseppeGaribaldi)和马志尼(GiuseppeMazzini)成了郭沫若的英雄，与拿破仑和俾斯麦一样，被狂热地崇拜同上，第125页。。郭沫若对这些政客豪杰的钦佩，反映出年轻学生中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富国强兵"的口号仍然在他们年轻的心中激起回响。严复翻译的孟德斯鸠、斯宾塞及赫胥黎的作品，读者众多。新的政法学校纷纷成立，仅在省会成都便有不下四五十间同上，第385页。。学习对建设新共和国有实际功用的"实用"科目，成了当时的潮流。"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谁都是想学些实际的学问来把国家强盛起来郭沫若《创造十年》，第62页。。"在新潮流的影响下，郭沫若刻意抑制自己对文学的爱好而开始学医--这是一个妥协的选择，因为他对法律和经济都没有兴趣，而又由于害怕数学而放弃了自然科学同上，第62页。。
1913年，他到了天津，打算入读那里的军医学校。入学试要求用全新的题目"拓都与么匿"--即社会与个人--作文郭沫若《少年时代》，第369页。。虽然他考试及格，但却没有去注册，而是随着更有"地位"的潮流，在1914年1月去了日本，比郁达夫兄弟略迟。
泛神论1914年秋，郭沫若入读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备班，并在那儿认识郁达夫。随后他被分派到岗山第六高等学校。1918年毕业后，入读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科。
当郁达夫被日本女人吸引，并在早期的小说中宣泄其性挫败时，郭沫若略胜一筹，和一个日本姑娘安娜共坠爱河--先是精神上的，继而是肉体上的。这位姑娘最后和他同居，生下五个孩子。在日本，郁达夫的性欲被唤醒，郭沫若则得到了满足。当郁达夫在社会科学与医学之间犹豫不决时，郭沫若已专注于其医科学习。在郭沫若关于日本的回忆录里，显然没有郁达夫那种不知所措、"多余"的感觉。虽然他也常常沉迷于自怜，但是，和郁达夫不同，他那些关于日本人对他的羞辱的抱怨，看来并非出于深层的心理动荡。也许，在童年时经常处在行动的中心，使他没有觉得在日本被忽视。面对类似的环境刺激，他能够比郁达夫表现得较为积极。这些分别可以从他们的学术主张和文学创作中清楚看到。
郭沫若最初是通过林纾的翻译接触西方文学的。在他的自传中，他举出三部在他年轻时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作品：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和兰姆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26-127页。。后者吸引了小郭沫若对故事和叙事的喜好；而哈葛德和司各特的小说，则真正体现了郭沫若性格中的两大组成部分--多愁善感和英雄崇拜的倾向--两种在他的同辈中普遍存在的特性。
提到《迦茵小传》，郭沫若回忆："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我大量的眼泪哟。我很爱怜她，我也很羡慕她的爱人亨利……我想假使有那样爱我的美好的迦茵姑娘，我就从凌云山的塔顶坠下，我就为她而死，也很甘心同上，第126页。。"我们可以轻易地把他的滥情以及对感伤形象的沉迷，对照郁达夫关于青春期的回忆。虽然，值得注意的是，郁达夫的知识发展中缺乏了林纾的翻译作品，但他也和郭沫若一样，在情感上受了传统中国"才子佳人"一类伤感小说的滋养。郭沫若曾经多次承认自己爱哭："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郭沫若《创造十年》(重庆，1943)，第6页。。"这种性格特征使他主张："能够流眼泪的人，总是好人。能够使人流眼泪的诗，总是好诗郭沫若《女神》(上海，1929)，第30页。。"然而比起郁达夫、徐志摩这两个最突出的例子，郭沫若的多愁善感未免逊色。他的少年梦--找一个像迦茵那样迷人而又爱他的女孩--似乎因为他的日本情妇，即同居妻子安娜，而梦想成真了。但是在他写给田汉的信中，郭沫若把整件事形容为就好像自己无情地奸污了一名纯洁的基督教处女郭沫若《致田汉书》，见《郭沫若书信集》(上海，1937)，第22页。。而实际上，这件风流韵事已因孩子的出生而丧失了最后一点感情引力。曾经当过护士的安娜只不过成了家庭主妇，而我们的诗人则担起了越来越多的家庭琐务。郭沫若在1924年写的家庭生活三部曲《漂流三部曲》(上海，1931)。，灵感显然来自郁达夫的类似描述，但比起郁达夫笔下流露的对第一任妻子的挚诚与深情，则相形见绌。我们也不能从郭沫若的自传中看到徐志摩对爱人的那种真诚的热情。而无论是徐志摩还是郁达夫，都不能够像郭沫若那样，毫不留情地嘲弄那段由父母安排的与童年未婚妻的婚姻题目叫《黑猫》，见《少年时代》。。
因此，郭沫若的多愁善感是表面而不真实的，是为了公开展示而并非私人情感。他性格中的主要特征还要到其他地方寻找。除了哈格德的《迦茵小传》，郭沫若形容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对他有"决定性"的影响，把"那种浪漫派的精神""具象地提示给我了"郭沫若《少年时代》，第127页。。因此，在他心目中，那种占主宰地位的"浪漫派的精神"所包含的爱情成分，反而不及侠义行为及英雄主义那么多--这主题与他年轻时自命的反逆者角色相吻合，也为他在日本时热心信奉"泛神论"铺了路。
郭沫若在日本习医时，第一高校的一个同学介绍他读泰戈尔的作品。泰戈尔"清新的风格"，使郭沫若心情愉快。对于医科学生来说，德文是必修的第一外文，这样又令郭沫若有机会读到歌德的自传《创作与真实》、默里克的《向卜拉格旅行途中的在查特》(又译《莫扎特在去布拉格途中》)等作品。通过泰戈尔，郭沫若认识了卡比尔(Kabir)和古印度的《奥义书》(Upanishads)。通过歌德，他接触到斯宾诺莎的著作。这些西方作品重新唤起他对《庄子》的兴趣郭沫若《革命春秋》，第62-63页。，也使他醉心研究王阳明的哲学。读过这些中外杰作后，他宣称自己热心地信奉泛神论--这是贯穿所有这些作品的共同主线，而且使他"几乎无可避免地走向西方浪漫主义"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70页。。
那么，郭沫若的泛神论概念到底是什么？他提出下列大胆的总结，揭示自己这些性格倾向的真正本质："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只是神的表现。我即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郭沫若《少年维特之烦恼》序言(香港，1949年再版)，第3页。。"因此，对郭沫若来说，成为无我的，或是把自我与神或自然相融合，并不带有在自然中迷失自我的负面意味，而是积极地把自我等同于宇宙的基本动力，而这种动力"即是创生万汇的本源，即是宇宙意志，即是物自体(Dingansich)同上。"。总括来说，郭沫若对于泛神论的理解，和徐志摩关于爱情与自然的理论，是非常接近的：两者都代表一种还原动力论，显露行动的冲动，而不是深邃的哲学思辨。因此，要理解郭沫若的泛神论，就不能脱离他性格上的英雄主义倾向与思想上的"反逆"主题：构成两者的基础的，是一种激进主义特质，这一特质巩固了他的性格，并把其加诸他对生命及社会的一般看法。郭沫若后来知性发展的种种其他特点，在我看来，都来自这个基本的源头。
正当郭沫若醉心于泛神论作品时，有一次，在他就读九州帝国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买了有岛武郎(1878-1923)的日文书《反抗者》，书中谈到三位"反逆"的艺术家：罗丹、米勒及惠特曼郭沫若《革命春秋》，第63页。。通过这本书，郭沫若读了惠特曼的《草叶集》。当时他刚开始写诗，并把诗作寄给上海《时事新报》的文艺副刊。该副刊的主编宗白华"看来也有泛神的倾向"同上，第64页。。通过书信往来，两人成了朋友。郭沫若的"诗作初次刊登，就令当时的诗歌创作激增，使郭沫若引以为傲"霍华德·布尔曼编《中华民国字典》(DictionaryofRepublicChina，Ⅱ)卷2，第272页，"郭沫若"一栏。。这样，郭沫若开始了诗歌发展的惠特曼时期(1919-1921)--他自己评定为最值得纪念的时期，也是最多产和最成功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他的一首坦荡荡地题为"匪徒颂"的诗歌中，郭沫若尽情地颂赞克伦威尔、华盛顿、黎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释迦牟尼、墨子、马丁·路德、哥白尼、达尔文、尼采、罗丹、惠特曼、托尔斯泰、卢梭、裴斯泰洛齐及泰戈尔方志彤《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近代中国诗：探索不成功的诗作》(FromImagismtoWhitmanisminRecentChinesePoetry：ASearchforPoeticsthatFailed)，见HorstFrenz及G。A。Anderson编的《印第安纳大学东西文学关系会议》(IndianaUniversityConferenceonOrientalWesternLiteraryRelations)(ChapelHill，N。C。，1955)，第187页。。
郭沫若对英雄崇拜的狂热，不但贯穿他的作品，也渗透了他在日本的生活方式：家里的墙上挂着贝多芬的画像和米勒的画；三个儿子养了三只家兔，跛脚的那只叫拜伦，其余的两只自然被称为雪莱和济慈郭沫若《菩提树下》，见《抱箭集》(上海，1948)，第77页。。他遗憾在日本逗留时不能在松林里找到凳子，否则便能想像自己是Giekelhahn里的歌德；海上又没有小船，让他失去了像雪莱一样于星空下泛舟，然后于水中溺毙的机会。而他重演济慈的愿望也只是实现了一部分--坐在日本渔船上，在"水中写信"给朋友郭沫若《海外归鸿》，《创造季刊》，11：10-11.。当田汉来探访他，两人一起去郊游时，他们都不断忆想心爱的诗人和艺术家。嘹亮的鸟鸣印证了雪莱的《百灵鸟颂》；月光下的漫步引发了贝多芬《月光曲》的传奇；山头的云被比作罗丹的雕塑；在松林休息时，郭沫若想起李白的诗；在路边酒家喝过酒，两位诗人谈到梅特林克的《青鸟》；最后，酩酊大醉的他们走进一座日本庙宇，要找一位雕塑家替歌德和席勒做青铜像郭沫若《与宗白华书》，见《郭沫若书信集》，第84-93页。。黄昏回家时，田汉对郭沫若说："其实你很像雪莱。""何以故？""雪莱曾学医，你也学医故。……不过你有种关系又像歌德。""何种关系？""妇女的关系！"同上，第96页。
显而易见，他们想起的英雄，主要来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这种浪漫气息也包围着郭沫若对自己喜爱的中国传统人物的独特见解。古代楚国独一无二的天才和诗人政客屈原，是郭沫若最崇拜的中国英雄。他写了一出关于屈原的戏剧，借他的英雄显示自己的苦难。屈原的骄傲、狂热，以及他那未能尽展的抱负所含的崇高意味，成为悲剧伟人的典范，令郭沫若同病相怜地把自己在日本流放式的寄居与之联系起来郭沫若《革命春秋》，第74页。。后来，郭沫若否认自己对歌德的认同，而是骄傲地自称是屈原的现代化身--因为歌德毕竟拥护封建制度，不像屈原那样是真正的英雄。
郭沫若也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人生观强加于其他古代中国哲学家。惠施，战国时代的"逻辑学家"，被认为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人，人的美点缺点他都是有的"郭沫若《惠施的性格与思想》，《创造周报》，32：3(1923年6月16日)。。郭沫若又把老子与尼采相提并论，强调他们的反叛精神："他们两人同是反抗有神论的，同是反抗藩篱个性的既成道德，同是以个人为本位而力求积极发展郭沫若《论中德文化书》，《创造周报》，5：16(1923年6月10日)。。"最惊人的是，郭沫若用相同的角度重新阐释儒家思想，因此，在他对于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中，逐渐灌输了非常重要的动力。而缺乏动力，正是徐志摩对中国传统的彻底抨击的中心。郭沫若宣称，自己崇拜儒家是因为孔子"把自己的个性发展到了极度--在深度和在广度……他自己的现实生活更是一篇优美的诗。而且他的体魄绝不是神经衰弱的近代诗人所可比拟。他的体魄与精神的圆满两两相应而发达。他有Somson的大力"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创造周报》，2：13(1923年5月20日)。。在颂文结尾，郭沫若总结了自己对先秦哲学家的强烈爱好："我们不论在老子，或在孔子，或在他们以前的原始的思想，都能听到两种心音：--把一切的存在看做动的实在之表现！
--把一切的事业由自我的完成出发！郭沫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创造周报》，15(1923年5月20日)。从学术的角度来看，郭沫若的解释是否正确还值得商榷，但我们不得不折服于他那些用以表达自己狂热看法的感情洋溢的言语，其富丽堂皇与干劲十足甚至超越了同时代的徐志摩。而就像徐志摩一样，郭沫若的人生观深深地奠基于他的性格上。
英雄作为诗人郭沫若的泛神式英雄哲学，可以视为他本身性格的投射，而且也有助于这种性格的塑造。按年月计算，值得注意的是，他开始沉醉于泛神论的时候，恰好是他文学创作的起源期。1918至1919年，他开始对歌德和斯宾诺莎产生兴趣。1918年秋，他的首部短篇小说开始成形，那是他上解剖实验课时发白日梦的"成果"。这篇名为《铁盔》的小说，是"欧洲浪漫主义或哥特派关于'利维斯修士'的恐怖故事，以及CharlesRobertMaturin那些最恶劣的暴行的追忆"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74页。。翌年初秋，他的一些诗作首次发表。他出版了的写给宗白华的书信，这其实是他从医科学生转变为诗人的一系列生动的记录。身份混淆的常见症状--不知所措、抑郁、自我放纵的颓废、觉得被日本人羞辱--郭沫若全部都感受到了。1920年1月18日，他写信给宗白华："我自己底人格，确是太坏透了。我觉得比Goldsmith还要堕落，比Heine还懊恼，比Baudelaire还颓废……我现在很想能如Phoenix一般……把我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从那冷静了的灰里再生出个'我'来。"《郭沫若书信集》，第5-7页。在1920年2月16日写的另一封信中，郭沫若坦白地承认：我常恨我莫有Augustine，Rousseau，Tolstoy的天才，我不能做出部赤裸裸的《忏悔录》来，以宣告于世。我的过去若不全盘吐泻净尽，我的将来终竟是被一团阴影裹着，莫有开展的希望。我罪恶的负担，若不早卸个干净，我可怜的灵魂终久困顿在泪海里，莫有超脱的一日。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着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引自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87页。。"他在医学校里掉进了沮丧的情绪中"，他和宗白华、田汉的通信，"显然有助他从沮丧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同上。。然而，还是泛神论作家在他背后提供了支持。如果说，歌德告诉他，过分耗用智慧会使生命力衰退，惠特曼就为他提供一种"反叛先知"的看法同上，第81-82页。，使他恢复叛逆的倾向。罗伊目光锐利地评论说："惠特曼全心全意地贯彻使命，并表达自己在创作时受强烈的力量所驱动，这些可能对郭沫若的影响最大。"同上，第83页。对郭沫若来说，这股强烈的力量只可能是作为一个个人的生命力，而这在他的泛神论系统中，反映了更为形上的宇宙力量的根源。
1919年，他读了卡莱尔的《论英雄和英雄崇拜》，并写了一首诗，在结尾表明："Heropoet哟！Proletarianpoet哟！"郭沫若《女神》，第121页。1919至1920年，他狂热地写诗："在1919年与1920年之交的几个月间，我几乎每天都在诗的陶醉里。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我曾经说过：'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郭沫若《革命春秋》，第64页。因此，诗歌成了他的"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的颤动，灵的喊叫。"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87页。诗歌创作成了释放人类潜能的过程；凭借创作，诗人成了英雄。郭沫若终于找到自己的英雄角色，就是做一个诗人。1921年4月，当他突然离开日本回家乡时，他"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一切的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郭沫若《革命春秋》，第82页。
1921至1924年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产量丰富。除了反复往来于中国和日本，他也翻译了尼采的第一本书《查拉图什特拉如是说》、菲茨杰拉德的《奥马伽音鲁拜集》、史托姆的《茵梦湖》、歌德的《浮士德》的一部分，还有雪莱、格雷、海涅等英德浪漫诗人的一些作品，以及现代中国青年必读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除了翻译，1921年7月，郭沫若和他在日本认识的朋友一起成立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虽然发起人共同负责这些刊物的内容与形式，但最初的构思和意识形态可能是来自郭沫若的。《创造季刊》的创刊号刊登了郭沫若的诗《创造者》，作为该社的宣言。
与其说《创造者》是一份文学杂志创刊的狂喜宣言，倒不如说它代表了郭沫若成为英雄诗人这一新角色的戏剧性过程的完成。诗中提到他喜爱的作家、宇宙力量的召唤、对创作行为夸张的颂赞--总而言之，他的泛神式英雄特质全都集中在诗里，以召来中国神话中最强有力的英雄--盘古：我幻想着首出的人神，我幻想着开辟天地的盘古。
他是创造的精神，他是产生的痛苦，你听，他声如丰隆，你听，他吁气成风，你看，他眼如闪电，你看，他泣成流泷。
本体就是他，上帝就是他，他在无极之先，他在感官之外，他从他的自身，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目成日月，头成泰岱。
毛发成草木，脂膏成江海，快哉，快哉，快哉，无明的混沌，突然现出光来，月桂哟，你在为谁摇摆？郭沫若以力本论的形象详尽再现盘古，与徐志摩的诗《爱的灵感》里所表达的相似。两人热情奔放的诗歌想像，最终的领域都在神话。郭沫若更进一步肯定，只有诗人才有能力创造神话的世界，因为"神话的世界是从人的感性产出，而不从人的智性产出。"郭沫若《神话的世界》，《创造周报》，27：4(1923年11月11日)。
除了编辑创造社的杂志，郭沫若也发表自己的诗歌。1921年出版的第一本诗集，是他作为诗人的最重要证明。《女神》是过去三四年一直主宰他的所有意念和情感的拼凑。他的一些英雄--屈原、贝多芬、卡莱尔--都在诗中备受热情颂赞。不过，最丰富、最炫耀的赞美，他还是留给了自己。在一首名叫《天狗》的诗中，郭沫若表达了典型的、泛神论的及"自我主义的宇宙观"：我是一条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全宇宙的Energy底总量！我飞奔，我狂叫，我燃烧。
我便是我呀！
我的我要爆了。中国诗歌史上从未有过像上述作品那样，"我"字以持续不断的频率出现。这个字的出现，强调了主观自我在郭沫若思想架构中的万能。无论内容或形式，郭沫若诗作灵感的起源多数来自西方而不是中国。方志彤早已指出：就诗意而言，此处引用的诗作多数受惠特曼影响见于方志彤《从意象主义到惠特曼主义的近代中国诗：探索不成功的诗作》(FromImagismtoWhitmanisminRecentChinesePoetry：ASearchforPoeticsthatFailed)，第185-189页。。虽然郭沫若认为它们背后的泛神论特质同时源于中西方，但这些其实显示了欧洲浪漫主义的基本观点：关于人类的个人自由精神的概念，与自然及社会抗争并占了上风。根据斯宾诺莎，浪漫的泛神论取决于人的一元论：神是人，艺术家作为自由的创造者，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神。
这种浪漫观点不但使郭沫若新的英雄角色合理化，使他的性格膨胀，而且被投射到他的个人自我之外。他写了一首异常神话的、结构严谨的诗篇《女神之再生》，以象征北方军阀和南方国民党之间的战争。郭沫若企图在诗中建立"第三中国--美的中国"郭沫若《革命春秋》，第75页。，越出两者的争斗之外。他自己也承认这是一首失败之作。但他建立新中国的想法，也出现在另一首较为成功的诗作《凤凰涅槃》中。最后那启示性的凤凰复活一幕，在"火"的叠句中，郭沫若堆砌了许多辉煌的字眼，来象征未来的光明前景--他自己的将来，以及他的新中国的将来：净朗、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挚爱、生动、自由、雄浑、悠久。
这令人想起他曾在日本说过希望像凤凰一样重生。借着把这私人戏剧提升到国家层次，郭沫若在诗歌和散文中辩称，就像他自己一样，必须彻底破坏过去，新中国才会降临："哎，要解救中国，要解救中国人，除非有一次彻底的兵火！不把一切丑恶的垃圾烧尽，圆了寂的凤凰不能再生。"郭沫若《湖心亭》，见《天地玄黄》(上海，1951)，第195页。郭沫若也是在回应徐志摩对青年的著名呼吁："我们要求的是，'彻底的来过'……我们要求一个'完全的再生'。"徐志摩《青年运动》，见《徐志摩全集》第3卷，第54页。刚经历了五四运动这一剧变的中国青年，对此回以狂热的吹捧。自己也是诗人的闻一多，赞美《女神》是惟一能捕捉"20世纪的时代的精神"--即动力与反叛--的作品闻一多《女神的时代精神》，见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1932)，第61-62页。。钱杏认为郭沫若的热情与精力，是中国诗中罕见的非常"健康"的元素钱杏邨《诗人郭沫若》，见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1932)，第14页。。另一位年轻的小说家王以仁则写道："我常在反复地诵读着《女神》。我觉得《女神》是现代生活苦闷的结晶；同时又是反抗恶社会的鲜明的旗帜。"王以仁《沫若的戏剧》，见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1932)，第167页。
转向马克思主义当郭沫若的诗歌和翻译把他的声望提至新高点，当崇拜者被他诗意的意象所激奋、评论家挑剔他"为艺术而艺术"时，郭沫若突然在1924年、在大部分作家转向"左"倾之前，宣布自己完全皈依马克思主义。
1924年4月，郭沫若回日本，只是带了3本书《歌德全集》、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以及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郭沫若《孤鸿》，《创造月刊》1卷2期(1927年8月)，第127页。。郭沫若在1924年8月9日写给成仿吾的一封信中宣称："芳坞哟，我们是生在最有意义的时代的！人类的大革命！人文史上的大革命时代！我现在成了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了同上，第129页。！"他承认自己的突然转变是受到这三本书中的其中两本所影响。他在几年前和成仿吾一起读过屠格涅夫的《处女地》，使他意识到屠格涅夫的多余英雄和像他这种中国文人的相似之处："我们都嗜好文学，但我们又都轻视文学。我们都想亲近民众，但我们又都有些贵族的精神；我们倦怠，我们怀疑，我们都缺少执行的勇气，我们都是中国的'罕牟雷特'(Hamlet)。"同上，第136页。这种知识分子是多余的看法，似乎和郁达夫的自我形象相同，这形象也有些受到屠格涅夫的启发。不过，不像郁达夫那样，借刻意的堕落，沉溺于对自封的多余角色的渲染，郭沫若从屠格涅夫那儿寻找并得到较为正面的信息。虽然这部作品描述了多余的知识分子，但不也饱含了激进主义即将来临的预言吗？"农奴解放后的七十年代的俄罗斯不正像清朝推倒后的20年代的我们中国吗？"郭沫若《孤鸿》，《创造月刊》1卷2期(1927年8月)，第137页。在马克思主义晨光初现之前，处于过渡时期的人应扮演"产婆"的角色，协助新世界的诞生--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人都得随其性之所近以发展其才能，什么人都得以献身于真理以图有所贡献，什么人都得以解脱，什么人都得以涅槃，这真是最理想的世界，最完美的世界。""这种世界是一个梦想者的乌托邦吗？"郭沫若自问自答："不是！不是！它的确是可以实现在我们的地上的！……在我们一生之中即使不能看见，我们努力促进它的实现，使我们的同胞得以均沾自然的恩惠，使我们的后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质生活的束缚而得遂其个性的自由完全的发展。"同上，第128页；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166页。
这种出自一位自封的马克思主义支持者的个人宣言，充满有趣的含意。首先，它并没有显示出任何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理论，除了带有感情色彩的、关于那句受欢迎的口号的描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郭沫若承认受了河上肇的作品的影响，而且实际上还把这本书译成了中文，但是在给成仿吾的信中，他投诉自己并不满意这本书的内容，特别是河上肇不赞成马克思"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图"。郭沫若《孤鸿》，《创造月刊》1卷2期(1927年8月)，第130页。这不禁令人怀疑，在1924年以前，郭沫若究竟有没有读过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以外的作品。虽然他张扬自己至少要翻译部分《资本论》的打算，但这计划却从没开展过。在郭沫若少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中，有一篇叫做《新国家的创造》，他尝试针对国家主义追随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抨击进行辩护。他们认为，马克思否定了国家的角色。在1920年代的政治趋势里，当国家主义可能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最关注的事情，关于国家问题的批评是并不难理解的。郭沫若也不愿意放弃自己漫无边际的预言式的看法--"第三中国--美丽的中国"从旧传统的灰烬中重生。为此，他逐句引用《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章(包括德文原文)来证明：马克思确实把重要的功能指派给国家郭沫若《新国家的创造》，《洪水》第1卷(1926年6月)，第228-229页。。但是他并不承认--又或者所知的并不足以承认--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初期基本上扮演了一个功能角色。而关于"国家的枯萎"这一首要问题，文章则从未谈及。
当郭沫若在其他文章中觉得有需要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性影响辩证时，他就会采用以下策略，例如：斥责当代的国家体系为"人类的狱监"，又或者重提中华帝国的世界主义郭沫若《国家的与超国家的》，《创造周报》，24：1-2(1923年10月20日)。。不过，最终的手段也只是借援引"人道"、"人类"的宏伟概念，使国家主义在人道主义前相形见绌。而在1920年代，泛人类学者如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和巴比塞(HenriBarbusse)，都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视为和马克思、列宁地位相等。
这容易使人觉得，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在能够理论性地证实的程度上，是更接近"青年的马克思"的理论的--即从《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共产主义宣言》时期，那个比较唯意志论及革命的马克思--而不是《资本论》时期的"成熟的马克思"。郭沫若自己的马克思宣言的要旨，包含在他的无政治意义的劝告之中：一个未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将会实现，"我们的后代得以早日解除物质生活的束缚而得遂其个性的自由完全的发展"。人道主义的精神特质在这一论点中清楚显现。他不关心人性灭绝或异化这些就生产关系而言的历史问题，而是更为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人类生活在未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里的前景，以及人类行动对实现乌托邦所起的作用。他承认"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的人要来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佞妄"，因此"要发展个性，大家应得同样地发展个性。要享受自由，大家应得同样地享受自由"。郭沫若《文艺论之书》序言，《洪水》第1卷，第197-198页。他甚至不惜编造一段马克思与孔子之间的虚构对话，以证明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唯心主义者，其展望的乌托邦则因为非常接近儒家经典作品所描绘的"大同"世界而得到孔子本人的认同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洪水》第1卷，第215页。。通过实现乌托邦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的责任，在郭沫若看来，由那些"先觉者"和那些"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的人来承担郭沫若《文艺论之书》序言，《洪水》第1卷，第198页。。所谓先觉的精英，无疑是指像他和成仿吾一类的知识分子。这里展现的唯意志论及激进主义的精神特质令人想到李大钊，一位比郭沫若年长的同代人，也是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见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起源》(LiTachaoandtheOriginsofChineseMarxism)(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1967)。。
然而，郭沫若是否真的放弃了自己的自由？查究他在1924年前后的丰富作品，便会发现他宣称的从浪漫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是表面多于真实的这个观点逐渐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例如上面引过的戴维·罗伊的书以及秋吉久纪夫写的《郭沫若的浪漫性格》，见《近代中国思想与文学》，第236页。。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在郭沫若的"匪徒英雄"的万神殿上出现过，尤其是列宁，被敬奉为"强而有力的个人"。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99页。郭沫若回忆说："在1924年初头列宁死的时候，我着实地感着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阳的一样。"郭沫若《革命春秋》，第174页。在一首纪念列宁的诗《太阳没了》里有下列几句：啊！太阳没了--在那西北的天郊，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无衣无业的穷困的兄弟们受了他天上盗来的炎炎圣火郭沫若《太阳没了》，《创造周报》，38：7(1924年1月13日)。该诗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三个月前写成。。列宁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不但是郭沫若泛神论英雄主义中的典型，而且因为其浪漫意义而值得注意。本书较后的一章将会指出，普罗米修斯实际上是重要的神话形象，不断地被郭沫若用来制造英雄崇拜者。把列宁赞颂为必不可缺的英雄人物，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家，是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共同的做法。在郭沫若的扩展思想倾向中，很容易就把焦点从列宁身上扩阔到一个英雄主义的集体形象上--即苏俄。在转投马克思主义之前，他已急于赞扬俄罗斯："啊啊！我所畏敬的俄罗斯啊！/晨安！我所畏敬的Pioneer呀！"引自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98页。在致敬的同时，他便已迅速地把自己等同无产阶级。他的诗集《女神》以一首"序诗"开始，诗中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
因为我除个赤条条的我外，什么私有财产也没有。郭沫若《序诗》，《女神》，第2页。显然，郭沫若觉得自由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丰富自己关于英雄的词汇，并没有任何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英雄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作为英雄被崇拜远多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自己也公开承认，因为他不懂马克思理论，他诗中的马克思术语只不过是"文字游戏"。郭沫若《革命春秋》，第140页。但即使在他对此认识更多时，我们发现这种英雄式的特征继续存在。夸张的格调还是一样，只不过他的英雄主义展望被扩阔，并重新命名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对郭沫若来说，从惠特曼预示的雄辩，转移到共产党世界革命的看法，并不困难"罗伊《郭沫若：早年岁月》，第82页。。中国的凤凰会重生，带来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像郭沫若这样的先觉者，则会担任推动这"重生"的英雄角色。他仍然是他自己的英雄。
郭沫若的转变所造成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是关于他作为诗人的光荣骄傲的形象。他应否牺牲自己诗人英雄的身份，去担任革命激进主义分子的新角色？文学与革命、艺术与政治的问题，成了困扰整个时代的文学知识分子的重要争论。即使郭沫若后来加入了北伐军，成为政治委员，但他显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文学创作。他积极地尝试解决可能发生的矛盾，先是把文学和革命相联系，再者强调文学知识分子在革命前夕应担当具有影响力的角色。
在他著名的文章《革命与文学》中，郭沫若提出以下的论点：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在读者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愈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愈强烈愈普遍。这样的作品当然是好的作品。一个时代好的作品愈多，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愈兴盛的表现。革命时代的希求革命的感情是最强烈最普遍的一种团体感情，由这种感情表现而为文章，来源不穷，表现的方法万殊，所以一个革命的时期中总含有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1927年9月)，第6-7页。这种革命情感和革命文学的理论，与他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拥护相一致，表露出他预言性的乐观主义。正如他把英雄崇拜的范围从个人扩阔到没有固定目标的无产阶级大众，他也把个人情感扩展为集体情感，并根据事实本身把其界定为革命性的。与其说他的理论证实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倒不如说是进一步巩固了他早期的浪漫主义。在他宣告经过了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候，郭沫若正摸索着走向一种更概括的集体浪漫主义的形成，而这要在四十年后才得以证明其相关性。
在奠定了文学与革命的联系之后，郭沫若进一步要做的，就是要表达群众对现状不满的情感，来肯定"文学是永远革命的，真正的文学是只有革命文学的一种。所以真正的文学永远是革命的前驱"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1927年9月)，第5页。。因此，文学的实践者自然属于革命的先锋。为了找历史上的证据，郭沫若迫不及待地举卢梭和伏尔泰为例，以作为法国革命的其中两名先驱同上，第8页。。19世纪俄国激进作家对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也是另一个有直接意义的明显例子。因此，郭沫若用革命术语来为文学辩护的企图，也保存了--倘若没有进一步提升的话--他之前作为文人的地位。但在他热情地归附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背后，暗藏了浪漫主义这熟悉的面孔。
有利的环境和个人的机智互相结合，使得郭沫若能够把他的一些理想实现到了一个自己满意的程度。通过他的写作和创造社的杂志，在他1924年宣布归附马克思主义时，已经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人之一。他在文章中谈到的文学与革命的理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一个愉快的解决方法：1926年7月，他获委任为北伐军政治部宣传员，并在11月晋升为该部门的副主任"郭沫若"，见《中华民国字典》卷2，第273页。我对郭沫若后期生活的勾画，就是完全根据这本书的。。关于这次革命经历的个人记录《北伐途次》，显示他完全享受作为一名高级官员、与国民党将军及苏俄顾问一起行动的威望。当国共两党的分歧逐渐扩大，郭沫若设法踏上了另一股革命浪潮，把自己的名字先和武汉革命的领袖，继而和1927年8月在南昌及同年9月在汕头起义的共产党员相联系。他是惟一经历了革命中的革命这一复杂过程的文人。当1927年10月以后他被迫躲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时，他计划复兴创造社，以投身文学舞台。当郭沫若寻求与鲁迅合作的努力因为一群从日本回国的年青激进分子失败时，郭沫若再次设法让自己和年轻的同事一起出版Deluge和其他新的激进杂志，而当时郁达夫已经完全被逐出创造社了。由于得到他的人头可以获得悬赏，郭沫若不能继续呆在中国，他在1928年2月去了日本，此后十年，过着一个流放诗人的生活，仿照屈原的方式，他潜心钻研古代中国历史和考古学。"在日本的十年，他写了十五本学术著作，七本自传，许多学术文章、短篇小说和专题评论。他翻译了三本辛克莱(UptonSinclair)的小说、德国考古历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郭沫若"，见《中华民国字典》卷2，第274页。当1937年8月，他的名字终于从国民政府的敌对名单中被剔除时，他回到中国，恢复政治活动，而这次是领导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文学宣传组。他的任期在1940年秋天，当国民政府决定除去担任要职的激进分子时结束。在1940至1945年第二次的"下滑"时期，他除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这一闲职以外，再次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文学兴趣上，写了五出历史剧，其中包括最受欢迎的《屈原》。1945年5月，他应邀参加在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举行的苏联科学院周年纪念。1946年1月，他作为九名无党派人士代表之一，参加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晋升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统率最负盛名的学府。
对郭沫若自1924年以来的主要活动的简单勾画，显示出他似乎能够轻松地游走于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政治活动的范畴中。尽管被指责为狡猾的两面派最典型的右翼分子对郭沫若的批评是史剑的《郭沫若批评》。，这个令人钦佩的纪录至少能证明：他的一些关于一个革命作家的角色的理论是正确的。他实在可以说自己已经扮演了"产婆"的角色，带来新中国的降临。大概因为这种理论与实际的明显一致，让人有理由找寻更多他的浪漫态度的延续。因此，发现郭沫若用曾经赞美过列宁的泛神论想像来赞美斯大林也不足为奇。总而言之，以一位昔日的英雄崇拜者成为官方喉舌来评论毛泽东那非常英雄式的诗作，是十分恰当的。对毛泽东个人的狂热崇拜--郭沫若也曾凭借他诗意的颂辞为此出过一份力--只是代表了他那几乎无穷无尽的英雄云集里的一个新高峰。也许，最重要的证据可以在官方杂志《红旗》中找到。在1958年第3期中，有一篇郭沫若的文章，协助推动全国上下"结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运动郭沫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重印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3卷，第703-715页。。即使在论证官方政策时，郭沫若也不忘加一段文字赞美自己的英雄：屈原。不过，却是毛泽东而不是屈原，成了"最伟大的一位浪漫主义者"同上，第705-706页。。"大跃进"被郭沫若描绘成"天才的时代……这使人民的生产力大解放，人民发挥了潜在的才能"同上，第712页。。集体的英雄形象终于从个人的幻想被提升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郭沫若应该为了他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得以实现而感到高兴。但在1966年，新闻媒体披露了他的"忏悔"："恐怕我已经写了数百万字，但是，假如我以今日的标准去评价，严格来说，全都应该烧掉，全都是没有价值的。"《纽约时报》(1966年5月2日)，第5页。这份忏悔可被理解为他先发制人的手段，以免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年轻激进分子可能对他的指责。他会觉得有需要否认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自己在1924年以前的作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就意味着他的个人见解与官方路线的冲突。如果我们相信郭沫若的忏悔是真诚的，那么我们也要接受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就是：这位最成功的、从浪漫主义作家转变而成的共产主义者，姗姗来迟地意识到一些存在已久的错误。大部分有和郭沫若相同的、早期英雄主义及英雄崇拜的左翼作家，命运迥异。他们的个人见解与社会现实或党的政策之间的冲突，往往导致理想破灭或经历清洗和"思想改造"，为此，个别作家被迫放弃先前的见解，达致某种意义上的"重生"。有两个人可以被选出来作为这种模式的代表：蒋光慈把自己的英雄看法加诸社会政治的现实上，结果以幻想破灭告终；萧军以自我跟党的政策较量，结果成为被清洗的受害者。
(刘宝玲译)。……从二卷二期开始第十章蒋光慈蒋光慈是最早一批作为诗人和小说家闻名的共产党员之一夏济安《蒋光慈现象》("ThePhenomenonofChiangKuangtzu")，见《黑暗的闸门：中国"左"倾文学运动研究》(GateofDarkness：StudiesontheLeftistLiteraryMovementinChina)(西雅图，1968)，第84页。。当郭沫若戏剧性地从浪漫主义者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蒋光慈已经宣称自己是共产党员，早于他在文坛崭露头角之前。1901年，蒋光慈在安徽六安出生，是一个小店主的儿子。他参加过与五四运动有关的学生活动，1921年，作为共产党青年团员黄药眠《蒋光慈小传》，见《蒋光慈诗文选集》(北京，1955)，第1页。，被派往苏俄。他大概属于第一批约30多名被送到莫斯科的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而当中还包括刘少奇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71页。共产党青年团在1925年之前，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由陈独秀等人成立。。蒋光慈在1924年回国，熟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并具备阅读俄文的能力。上海大学委任他教社会学，这只不过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委婉说法。该校的许多学生和教师后来都参与了国共联合革命事业。蒋光慈教书教职了，就到北方军阀冯玉祥的军队里，为苏联顾问担任翻译。"五卅"事件发生，他在上海大学的同学很是活跃，而他当时身在张家口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72页。另一个说法是蒋光慈回国后，先替冯玉祥做事，后来被调派到上海教书，因为"他的性格不适合"那工作。见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现代》34：475(1922年8月)。。192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继续教书，直到1927年。
在蒋介石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之后，蒋光慈不得已离开上海，逃避追捕，但随即发现自己在武汉面临另一场反共清洗。他又一次安全逃脱并回到上海。在外国租界的庇护下，他过着不受干扰的生活，并投入到诗歌和小说的创作中去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72-73页。。他和创造社中较年轻的会员交往，并且在1928年和钱杏邨及孟超一起创立太阳社。从1928到1931年，他相继编辑了多本左翼文学杂志，例如《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及《拓荒者》。1931年6月30日，他死于肠癌，时年30岁。
第十章蒋光慈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从以上的简单介绍看来，蒋光慈的经历和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许多左翼作家相似。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认为，蒋光慈的文学成就只不过是一连串明显的不足夏志清《现代中国小说史》(AHistoryofModernChineseFiction)(纽黑文，1961)，第259-262页。。而他缺乏文学想像，使另一位学者夏济安在一篇尖锐的批评文字里，提出了这么一个疑问："谁会看蒋光慈的作品？"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100页。
从历史的角度看，蒋光慈过分平凡的典型性实际上变为一个具特殊意义的"现象"。在我们的主题结构中，其重要性在于郭沫若的例子所揭示的关键问题：当情感的历程向"左"倾移，当文学越来越多、并且无可避免地捲入政治时，到底会发生些什么？郭沫若的故事提供了这种现象"较为愉快"的一面：他坚持个人浪漫主义与他的革命活动互相配合；而他也活得够长，能够在两方面都取得收成。蒋光慈则代表了同一现象的另一面--那比较可悲的一面。
俄罗斯：拜伦和布洛克蒋光慈没有写过自己的童年生活。他的一生，通过粗略重组他的作品所知，是从苏俄开始的。作为一个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远东班的学生，蒋光慈需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政治宣传技巧。对于才20岁的年轻人来说，在莫斯科的生活应该不会全是课室里的理论研讨。就像郭沫若通过学德文而吸收了德国文学，学习俄文也把蒋光慈带向俄国和欧洲文学。不过我们所知的很少，因为关于蒋光慈在莫斯科岁月的记录，只有一本诗集和一位俄罗斯女画家为他画的肖像。
虽然十月革命的热忱早已减退，列宁温和的新经济政策也正在推行之中，但是对于一个来自中国的青年激进分子来说，苏俄大地仍然回荡着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余音。以下是蒋光慈的诗歌《莫斯科吟》中的一部分：莫斯科的雪花白，莫斯科的旗帜红；旗帜如鲜艳浓醉的朝霞，雪花把莫斯科装成为水晶宫。
我卧在朝霞中，我漫游在水晶宫里，我要歌就高歌，我要梦就长梦。
我今晨立在朝霞云端，放眼一看：
好了！好了！
人类正初穿着鲜艳的红色衣襟。
十月革命，如大炮一般，轰隆一声，吓倒了野狼恶虎，惊慌了牛鬼蛇神。
十月革命，又如通天火柱一般，后面燃烧着过去的残物，前面照耀着将来的新途径。
哎！十月革命，我将我的心灵贡献给你罢，人类因你出世而重生蒋光慈《莫斯科吟》，《蒋光慈诗文选集》，第17-20页。。尽管技巧不成熟，但蒋光慈对莫斯科和十月革命诗意的崇敬却散发着英雄式的欢腾，令人联想到郭沫若。蒋光慈的政治信念，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炮火、燃烧的梁柱、奔腾的洪流以及人道的重生等充满活力的形象表现。他在情感方面和郭沫若的相似，在其哀悼列宁的诗中更为显著：我的列宁！
俄罗斯农民的列宁！
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
全人类解放运动的列宁！
哎！列宁你死了！
你真的死了！
我怎能不痛泣而悲号！历史上本不少伟大的人们，他们也值得诗人的赞美歌吟。
但是列宁你啊！
你是一个空前伟大的个性：
你送给人类不可忘的礼物，你所遗留的将与日月以同明！蒋光慈《哭列宁》，《蒋光慈诗文选集》，第21-24页。蒋光慈是在1924年1月23日写这首诗的，就在他得知列宁逝世的那天。不久，一个响亮的回声从身在中国的另一位诗人那里传来："啊！太阳没了--在那西北的天郊"郭沫若《太阳没了》，《创造周报》38：7(1924年1月13日)。。蒋光慈和郭沫若不大可能读过对方的诗作，然而同样沉重的英雄崇拜颂歌，发自一位在中国的自命泛神论者，也发自一位在苏联的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可以说，蒋光慈在苏俄生活的诗集是《女神》的小复制品，虽然当中加入了一些政治色彩。就像郭沫若为《女神》写的序一样，蒋光慈也在自己诗集的序言中，用和郭沫若相同的腔调，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员："朋友们啊！我是一个无产者；除了一双空手，一张空口，我连什么都没有。"蒋光慈《我是一个无产者》，《蒋光慈诗文选集》，第50页。而就像郭沫若在日本门司市附近的笔立山山头吟诵，"展望""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蒋光慈在苏联中部的乌拉尔山俯瞰更广阔的景色：横着欧亚的中间；我站在乌拉山的最高峰上。
看啊！那不是太平洋么？
隐隐跃现着的，那不是美利坚假人道旗帜的招展，英吉利资本主义战舰的往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王的狂荡？
听啊！那波浪轰轰助那战鼓咚咚地响！
是厮杀声？
痛哭声？
喊叫声？蒋光慈《太平洋中的恶相》，《蒋光慈诗文选集》，第7-8页。郭沫若赞美门司市是"20世纪的名花"和"近代文明的严母"舒尔茨，第68页。，蒋光慈在另一首诗中，也是在乌拉尔山顶，把莫斯科视作"多少年梦见的情人"蒋光慈《红笑》，《蒋光慈诗文选集》，第3页。。郭沫若那些自然主义和拟人化的比喻，那些富丽堂皇的气氛，被这位较为次要的诗人用来激起反帝国、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即使是一位老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也会发现蒋光慈的"政治"诗是天真的英雄式的，而不够政治性。不过，这位青年共产党员的真诚与奉献却是无可置疑的。究竟是诗人作为政治工作者，还是政治积极分子作为诗人，这个两难局面从他由苏联回国便不断困扰他，而这困境早在苏联土地上时便播下了种子。他去莫斯科是为了学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行动教义，然而他所接触到的苏联和欧洲文学刺激了他的诗歌创作。蒋光慈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根，是他和郭沫若，以及1920年代初许多其他萌芽"诗人"所共同拥有的--一种英雄式的和情感上的渴望。显然，蒋光慈没有察觉到他这两个角色之间潜在的冲突与混淆。实际上他还愉快地把诗歌配合政治，并在一首赞美"皮昂涅儿(Pioneers)"--类似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苏联团体--的诗中，宣布他那自命的"一个东方的青年诗人"的新角色蒋光慈《十月革命的婴儿》，《蒋光慈诗文选集》，第28页。。蒋光慈在苏联的诗歌中最重要的一篇--对诗中主角作为"政治诗人"的一段热情洋溢的颂赞--是一首在1923年4月写拜伦的长诗。拜伦啊！
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
飘零啊，毁谤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
我啊！
我生在东方被压迫之邦，我的心灵充满了屈辱的羞愤！
百年前你哀吊希腊的不振，百年后我今乃悲故土的沉沦。
我们同为被压迫者的朋友，我们同为爱公道正谊的人们：
当年在尊严的贵族院中，你挺身保障捣毁机器的工人；今日在红色的农国里，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拜伦啊！
十九世纪的你，二十世纪的我……蒋光慈《怀拜伦》，《蒋光慈诗文选集》，第35-37页。蒋光慈可能想从拜伦那为自由和受压迫者而战斗的一生中得出政治教训，好让自己要成为中国对抗外国压迫的政治斗士的抱负能有一个光荣的先例证明。但读者可以轻易发现我们的诗人那突出于意识形态表层之外的英雄式的自负。蒋光慈对拜伦的个人认同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令人马上想起那位肯定不是革命诗人但也有类似态度的苏曼殊："……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柳无忌《苏曼殊》，第76页。实际上，这种相似性，作为蒋光慈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大缺陷，早为一位具洞察力的共产党评论者所注意黄药眠《蒋光慈传记》序(北京，1951)，第18页。。
从传记的角度上看，尤其重要的是蒋光慈对拜伦以及他自己的定义：不单是一个英雄，还是一个"旅居"的人，而且因为所拥有的诗歌创作天才而注定要受苦一生--这是一种既熟悉又非常浪漫的姿态。因此，蒋光慈性格中的浪漫征兆，在他于苏联留学时期写的诗歌中，便已经非常明显。他作为英雄诗人这一自我形象，基本上依循着和郭沫若相同的模式而逐步发展。当郭沫若通过研究古中国及德国的浪漫文学，从而达到其英雄主义式泛神论的"人生观"的时候，蒋光慈则是凭借苏俄文学逐渐摸索到了他的英雄姿态。虽然蒋光慈在1925年之前并没有什么关于苏俄文学的作品，但是一篇在1927年的《创造月刊》上连载的长文，却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假如蒋光慈在欧洲文学中最喜欢的英雄是拜伦，那么他在苏俄文学中的偶像就是布洛克(AlexanderBlok)--那位在十月革命期间变为革命者的犹太诗人。蒋光慈的长文《十月革命与苏俄文学》，第二部分完全是写布洛克的，并且加上了小标题："革命与罗曼蒂克--布洛克(Blok)"。蒋光慈在称赞布洛克的浪漫主义时，先指出他所认为的：布洛克的真正浪漫主义和布洛克之前的浪漫主义之间所存在的基本区别。后者没有"将幻想与实际生活连合一起，不会将罗曼主义与革命视同一体，因之闹出许多大的悲剧"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创造月刊》1卷3期(1927年9月)，第83页。。但是，布洛克却能认识到，在"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蒂克更要比其他诗人能领略革命些"同上，第85页。的原则背后的真正意义。但革命如何才能成为艺术？蒋光慈的解释取决于他替浪漫主义下的定义："罗曼蒂克的心灵常常要求超出地上生活的范围以外，要求与全宇宙合而为一。革命越激烈些，它的怀抱越无边际些，则它越能捉住诗人的心灵，因为诗人的心灵所要求的，是伟大的，有趣的，具有罗慢性的东西。"同上。
这种肤浅的解释显示了蒋光慈自己的信念，那就是：一个诗人和一个革命者的真正本质，从定义上说，是浪漫的。正是这种浪漫的主导精神构成了革命动力及诗人创意的基础："在(革命)这一种打扫的行动中，有一种无限制的前进的趋势，鼓荡着人类要求解放的热情，诗人可于浪潮中听出能令人欢畅的音乐，看出革命的心灵。"同上，第88页。根据这种逻辑，蒋光慈坚称"革命是最伟大的罗曼蒂克"；再者，因为他所说的革命显然是指十月革命，布洛克就是"这一世纪历史的转变中之最后的，伟大的"同上，第83页。的诗人。布洛克的代表作《十二个》，在蒋光慈看来，成了"革命的证书，是最近一百年来罗曼蒂克的心灵世界之转变，是布洛克所以能成为伟大的诗人--劳农群众所崇拜的诗人之枢纽"同上，第87页。。
蒋光慈在这篇长文中对布洛克的过分推崇，显然不是为了学术目的，而是象征了他自我辩解的努力。那些他认为以布洛克为代表的主题，实际上成为1924年回国后，他自己的生活及工作的主题。
爱情和革命蒋光慈回国后的活动，再次展现了从外国回来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典型模式。他们所接受的多是非文学科目的训练，但是却接触到文学，他们发现自己回到祖国时正降落于一个十字路口：究竟是担当和自己专业训练有关的职位，还是继续发展自己新发掘的文学兴趣？这种在歧路上的争斗与徘徊，最动人地表现于郁达夫身上。但是，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徐志摩和郭沫若身上。而对于蒋光慈来说，选择的难题更令人痛苦，因为事实上他是被一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为了特定的政治目的而送到国外留学的。我们可以想像，当他发现教授社会学作为推动自己政治活动的渠道，以及资助自己文学活动的经费是"乏味的"，他的苦恼可想而知。就像多数文学知识分子那样，蒋光慈选择把重点放在文学创作上。然而作为政治工作者，或者是来自党的需要，又或者是自己良心的发现，他让文学创作为政治目的服务。但结果是可悲的，他的一系列故事及小说，无论从文学或政治的角度看，都不能令人满意。
夏济安从文学的角度，透彻地探讨蒋光慈的创作，并得出下列结论："蒋光慈虽然非常努力、几乎透不过气地表达那些似乎深深打动他的抽象愤怒与悲哀，但是他对概括的偏爱，压倒了他的想像。"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81页。这些"概括"全都是政治的，从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形成的。夏济安指出蒋光慈的所有作品都在"推销两样东西：共产主义和感伤主义"同上，第82页。，但没有一篇是生动流畅的。因此，他的文学作品成了一个大杂烩：热情而不恰当地描述人们受苦，以及流于口号化的一般抽象概念--"法西斯主义"、"地主阶级"、"资本家"、"社会"、"世界"。我们可以轻易地把这些缺点视作一个真诚献身写作、但未臻完善的作家的自然特征。令人更感兴趣的是，从传记的角度看，他的作品未能成功表达共产主义的情感深度，这与他不愿意流露自己的多愁善感是相联系的。在他可以面对自己作品题材涉及的模棱两可与矛盾态度之前，他已经相信爱情会无可避免地与革命相冲突，并且迟早要为了革命而牺牲爱情。
举例来说，蒋光慈的第一篇小说《少年漂流者》，是用忏悔信的形式写成的。男主角向收信人，一个知名的学者，寻求"同情"。男主角详述父母被地主害死，以及他后来做过"乞儿、杂货店的学徒、洋货店的小伙友、替罢工的铁路工会当跑腿"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80页。。蒋光慈加插男主角与杂货店女儿之间的爱情故事，应该可以替这篇以流浪汉冒险事迹为题材的小说增添一点趣味。但在几段夸张的情感描述，像"我爱你！我爱你"的文字之后，他让女主角死于她自己造成的疾病蒋光慈《少年漂泊者》(上海，1933)，第11节。。另一篇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也是用第一人称忏悔的形式，说出一个白俄女人在上海怎样逐渐地堕落成妓女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上海，1940)。。因为蒋光慈同情这位"反动的"女主角，这篇作品引起左派的许多批评和不满。批评者认为，好的作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情感的要素，并挑动这些情感与昏暗腐败的社会背景相抗争。
恰恰相反，蒋光慈似乎局限于强调社会与政治环境：革命与内战，以及主宰上海的"资本家"的罪恶，再次把他的女主角送向死亡。著名的短篇小说《鸭绿江上》，假设是由韩国革命者述说自己生命中惟一的爱人，即他的表妹的故事蒋光慈《鸭绿江上》(上海，1927)，第1-40页。；她最后死在监狱里。在《碎了的心》，好心的护士爱上了受伤的革命者；他治好后，参与地下活动时被杀，她也自杀了蒋光慈《鸭绿江上》(上海，1927)，第41-80页。。在另一个短篇故事，我们终于兴奋地找到下列宣言："你爱我，莫非是因为发现了我是一个革命党人？莫非是看出来我有伟大的精神，反抗的魄力和纯洁的心灵？……倘若你是因为这个爱我，我的姐姐！我是如何地幸福呵！我是如何地高兴呵！"蒋光慈《一封未寄的信》(上海，1927)，第128页。在这篇恰如其名的故事《一封未寄的信》里，渴望爱情的革命者所写的信，因为某种原因，从来没有寄给他的爱人。这革命激进分子是另一个故事《田野的风》的主角。在故事中，他赢得两位女主角的芳心，但最终并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位结婚蒋光慈《田野的风》，见《蒋光慈选集》，第193-283页。。这位本来是地主儿子的主角，却成了革命者，同意放火烧了自己的家园。令人痛苦的时刻是革命者承认："唉！进德同志！人究竟是感情的动物，你知道我这时是怎样地难过呵！我爱我的天真活泼的小妹妹……"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89页。但这从内心发出的珍贵呐喊，马上被农民歌颂革命的洪亮歌声所淹没，有趣的是，那革命歌却是男主角之前教农民唱的。
只有在两三个故事中，蒋光慈才让浪漫爱情担当正面功能来辅助革命。《短裤党》讲上海发生的一系列工潮，我们的确看到一起罢工的快乐的一对，但另一对却成了抗争的受难者蒋光慈《短裤党》，见《蒋光慈选集》，第85-192页。。《冲出云围的月亮》的女主角，"经历过热心和沮丧的阶段(1927年的大灾难后，她沦为在街头拉客的妓女)，然后又重燃希望(当她到工厂做工，和爱人重聚。)"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89页。，因此这革命者找到爱情，并赢得爱情，而且爱情似乎有助革命。然而这勉强的一线希望，也标志着故事的终结。
为什么爱情必定妨碍革命？为什么蒋光慈觉得有需要在故事中加入女性的角色，然后又匆忙地让她们死掉？对于像蒋光慈这样的革命作家，为什么作品中相对地缺乏"正面的女主角"？一些中国内地的评论者已经注意到蒋光慈的许多女主角是旧传统的女孩，他的爱情故事有点像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黄药眠《蒋光慈选集》序，第18页。。夏济安用同一个调子评论："蒋光慈坚持在关于革命的故事中加入'爱情'，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情感需要。理想女性的爱情，和革命理想一样，是蒋光慈一生追求的目标。"他的理想女性其实是"类似他母亲的传统家庭妇女，而不是革命的那一类"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90页，第96-97页。。认定了蒋光慈对爱情和女人带有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的品位，我怀疑他不愿意让爱情在革命中扮演正面角色，与其说是反映了他对革命的全面拥戴，不如说反映了他只专注于爱情。在革命的幌子背后，他的小说暗藏双重的忧虑；他确实不愿意做党指派给他的政治工作，却又想证明自己作为革命者的价值；他渴望爱情、人间温暖和一个不错的家庭，却为了这些小资产阶级欲望而惭愧。因此，他太急于描绘革命，并强调应该把革命放在浪漫爱情与孝道之上。当他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生活得挺不错，并沉醉在自己的书本中时，一种内疚感促使他谴责："人世间的黑暗，人们的狠毒，社会的不公平，公理的泯灭。"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80页。他已经成为浪漫主义者而不是革命者，虽然他想借着颂扬布洛克来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别。要证明这种说法，与其在他的作品中找证据，倒不如在他的生活中找证据。
蒋光慈和宋若瑜1925年春，蒋光慈刚从苏联回来，和郁达夫在上海见过面。郁达夫对这位自命革命诗人的初次印象，并非完全正面的："当时他刚从苏俄回来，穿一套优质的外国衣服……他个子高，不难看，戴一副薄框眼镜，令他的绅士风度更加生动……光慈的态度和谈吐可能受某些西欧作家影响。他说话时，显得很有野心，语调傲慢。但当时他还未发表过一部严肃的作品。因此，创造社出版部的年轻作家并不掩饰对他的轻蔑。"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现代，3.7：71(1933年5月)。杨邨人和蒋光慈在1927年初次会面，并在后来一起成立了太阳社。他记得蒋光慈"身材瘦削，脸也瘦削，特别长的下巴略为向上挑。透过眼镜，他双眼的微光也不是特别闪亮"杨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现代，34：470(1932年8月)。。虽然蒋光慈在1926年已经出版了诗集《新梦》和第一部小说《少年漂泊者》，但这些作品"对文学界没有影响"。蒋光慈也常常抱怨怀才不遇郁达夫《光慈的晚年》，现代，37：72(1933年5月)。。
就在这沮丧的时刻，蒋光慈遇上宋若瑜，河南省信阳一所女子师范学校的老师。他们疯狂地相恋，并在1926年11月，宋若瑜死于肺病前一个月结婚。这段悲剧，通过蒋光慈在1927年出版的《纪念碑》而广为人知。《纪念碑》收录了他与宋若瑜的通信，实际上也是他人生的一个纪念碑。
我们不知道这段爱情如何开始。宋若瑜的其中一封信指出，蒋光慈早在1920年6月4日就写第一封信给她蒋光慈、宋若瑜《纪念碑》(上海，1931)，第85页。他俩以及其他名人的情书选辑于《现代民间情书》(上海，1936)。。蒋光慈在苏联时，他俩一定也有书信往来，虽然当时蒋光慈和一位苏联女孩子相恋过，并在一首诗中称这女孩叫安娜蒋光慈《安娜》，见《蒋光慈诗文选集》，第38-41页。。《纪念碑》披露的故事，由蒋光慈和宋若瑜从友情发展到爱情的转变开始。她写信给他表达同情和倾慕。他接受了，但还是发出天才孤独的叹息："我觉着茫茫人海没有一个人爱我的……你称我为爱友--这个，老实说，我有点怀疑，因为我觉着现在的世界中没有爱我的人。"她断言自己的爱意："侠生！亲爱的侠生！我现在对于你已经发生了很热烈的不能抑制的爱力！感情已经战胜了意志！我友！你知道我吗？"他感激地回应："若瑜！我的若瑜！你这般爱我，你这般热烈地爱我，真教我向你表示无限的感激……我决定承受你的爱……好！我是你的了，我是你的了！"她重复自己的爱意："侠生！我感激你呵！……我的侠生！我为什么抑制不住我要爱你呢？……我总希望我能诚恳的热烈的永远的爱你一个人！……我的侠生，你能永远地爱我吗？……我现在才相信意志是战不胜感情的啊！"他也同样热情地回应："我心中燃烧着热烈的爱情之火……我现在的快乐不可言状，或者我有生以来，未尝经过这种高度的快乐。我的若瑜！我的爱人呀！……"但他也没忘记要提醒她："我曾屡次同你说过，我是一个革命诗人，我是一个反抗者……亲爱的若瑜，你不怕将来我要连累你受苦么？"《纪念碑》，第18、24、127、154-155、158、170页。
与典型的年轻人互诉爱情的不同之处是，在情感的爆发当中，蒋光慈不断重申自己作为孤独受难英雄的自我形象。对蒋光慈来说，诗人的角色有一个悲剧性的显赫地位："我是一个诗人，古今来的诗人，特别是有革命性的诗人，没有不飘零流浪的。我对于人类，对于社会，怀抱着无涯际的希望，但同时我知道我的命运是颠连的。"同上，第126页。这种孤芳自赏的悲伤表达出来的背景，当然预示许多令人难测的事。蒋光慈面对的是困扰郁达夫及许多其他人的同样问题--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中找到一个使命。在外国时，他们曾经放纵于想像，但现在他们要面对社会现实的冲击。郁达夫令人向往的颓废，马上拉拢了一群忠心的拥护者。蒋光慈和郁达夫不同，他尝试掩饰自己无所适从的窘境，并以英雄的姿态面对自己人生的两大主题：爱情和革命。他设法赢得宋若瑜的芳心，所基于的理想是：女性的爱慕美化诗人的生活，唤起诗歌想像的灵感；爱情来自诗人的自爱--"你爱我，你疯狂的爱我，只因为我是诗人，你是司文艺的神女。"《纪念碑》，第197页。蒋光慈用和郁达夫、苏曼殊一样的手法，逐步建立自己的看法。他只不过把郭沫若对卡莱尔英雄的奔放看法，修改成带点悲观的诗人。在这熟悉的局面中，蒋光慈独一无二的贡献，是在浪漫的基础上--不仅在艺术上，而且在革命活动中--努力地证明自己。
除了拜伦和布洛克，蒋光慈也把自己与普希金(AleksandrSergeyevichPushkin)相比黄药眠《蒋光慈小传》，第2页。。他显然相信这位光荣前辈，认为诗人在社会中可以同时扮演既反叛又革命的角色。拜伦在希腊的最后几年，以及布洛克参与旋风式的十月革命，一定让蒋光慈更加觉得，诗人是可以把写作与政治行动相结合的。然而他的最后几年，却见证了一系列日益恶化的幻想破灭；他的英雄理想，证实不适合中国的残酷政治现实。
蒋介石出其不意的反共举动，导致国共合作瓦解，共产党积极分子被迫转向地下工作。蒋光慈这位重要的无产阶级作家和共产党员，处于真正的"不稳定"之中。"白色恐怖"的忧虑，使他提心吊胆；他要在上海隐居，名字也从蒋光赤(红色)改为蒋光慈(和蔼)，以致鲁迅困惑不解地称他为蒋光×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第96页。。当时上海的城市地下积极分子中，属于李立三路线的，认为革命的气候已经成熟。然而蒋光慈并没有像李立三等人和他自己的小说所建议的那样，投身工潮或筹划起义，反而去编辑文学杂志。1927年，蒋光慈和朋友成立了太阳社，出版了一系列无产阶级杂志。出版社其名何来？原来当年6月，他们在汉口街头走着时，杨邨人抱怨说热得耐不住，蒋光慈就马上想到了以"太阳"威名扬邨人：《太阳社与蒋光慈》，第471页。。
虽然蒋光慈的杂志在左翼路线刊物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而太阳社的年轻会员也勇敢地挑战创造社和鲁迅，但共产党领导人对蒋光慈的贡献很不满意。1929年，蒋光慈出版了《丽莎的哀怨》，令革命同志对他更加不满。为了躲避国民党警察和他自己的共产党同志，他逃到日本。1929年8月25日至11月9日，他在东京养"病"期间写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他内心磨难的第一手珍贵记录。
在日本的日记身体上，蒋光慈确实病了，患上了最终令他死亡的肠胃病。精神上，他因为自己的新作品非常不受欢迎而难过。《丽莎的哀怨》中的白俄女人，似乎只能赢得蒋光慈自己的同情。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当白色恐怖令革命工作更加紧迫时，他为什么去写一本关于白俄女人悲惨命运的书，相信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这可能显示他追求丽莎和他自己都没法享受到的舒适天堂，带有一种逃避现实的怀旧感染力。东京可能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天堂，但他却不能忘怀自己的祖国："唉，我是中国人，一个不幸的中国人！就是旅居在异国里，也没有什么自由的可言。这较之当年羁留在巴黎的海涅，流浪在意大利的拜伦如何？"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见《光慈遗集》(上海，1932)，第49页。即使在堕落的边缘，他也不能忘记自己是诗人英雄。
日记也提到他准备写一部新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记录他去拜访著名日本左翼作家藏原惟人，以及他钻研俄国文学和马克思文学批评。他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这可能是这位苏联大师最感性之作。他也读了高尔基的《玛砍伐》，为"哥尔基的初期的主人公'浮浪汉'的坚强的人生观"而感动。苏联文学大师使他有点谦虚，然而他重申对自己的英雄评价："我是不是有点文学的天才呢？似乎是有一点……但是我一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哥尔基……我觉得我的天才是这样地渺小，渺小得不可言状！但是我应当失望吗？我应当退避吗？不，不，绝对地不！我就努力把我所有的表现出来罢！"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见《光慈遗集》(上海，1932)，第58-59页。他还读了波连斯基、普列汉诺夫和鲁那卡尔斯基的文学批评。翻译过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间》，他表达下列想法："读者读了这一部书，将觉得所谓真正的革命党人并不是简单的凶狠的野兽，而却是具着真理性，真感情，真为着伟大的事业而牺牲的人们。"同上，第56页。
他喜欢读法捷耶夫、爱莲堡、费定、左林及绮达阿克谢洛德的作品。这个苏联作家的名单，会使每个马克思批评家都认同蒋光慈深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他显然被苏联文学吸引，然而有趣的是，他背后的动机是个人的。与其说他发挥苏联作家意识形态的含意，倒不如说他要证明自己过去作为作家是正确的，他要在历史的先例中，寻求文学对革命的实用性。受挫于其他革命同志，他要令自己确信作家可以是革命者，而真正的革命者可以有文学品位和倾向。总的来说，蒋光慈企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架构中，为本质是英雄而作为诗人的卡莱尔姿态辩护。他费尽心血地为自己和批评者指出："Marx和Heine(海涅)曾有过很深的友谊，Lenin于Gorky(哥尔基)也特别地加以注意"；拉萨尔曾经写过一个剧本，获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烈赞赏；卢森堡"差不多读尽了俄国各名家的著作"。蒋光慈从马克思主义得出的教训是："伟大的革命的领袖，如Marx、Lassale、Mehring、Lafargue、Plehanov、Luxemburg、Lenin、Lunacharsky，他们对于文学和艺术是这样地有兴趣，是这样地深切地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Lenin的案头时常放着Pushkin、Nekrasov、Tolstoy等人的作品？"为什么文学实际上对革命者如此重要？"伟大的社会改造者，不但要在艺术中找出社会学的资料，而且要在艺术中得着美学的感觉，以丰富自己的精神的生活"蒋光慈《异邦与故国》，见《光慈遗集》(上海，1932)，第102-104页。。蒋光慈似乎在结论中暗示，即使共产党不满意他的政治工作，他的文学作品仍然与革命事业息息相关，而且是重要的。这种合理化可能足以令他为自己过去的生活辩护，然而党却不是这样想。因为在1930年10月20日，党的地下报《红旗日报》，宣布开除蒋光慈的党籍。党的决定是基于下列原因：蒋光赤原是一小资产阶级的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虽已几年，但从未做过艰苦的工作，更没有与群众接近，素来就是过他所谓文学家的优裕生活。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遂开始动摇。蒋原为文化工作人员之一，近中共中央决议将在文化工作人员中调一些到实际群众工作中去，蒋光赤早已动摇，经此一举，害怕艰苦工作，遂写信给党，说他是过惯了浪漫优裕的生活，受不住党内铁的纪律，自请退出党外，"做一个实际的革命群众一份子"。蒋所属支部，认为每一共产党员，应当在党的铁的纪律之下，经常刻苦工作，特别在目前中国，反动统治急剧走向崩溃，革命斗争日益高涨，革命战争开始，工农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作最后决战的时候……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投机取巧动摇怯懦的份子，健全党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苏省委批准。引自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55-56页。然而导致蒋光慈垮台的人生戏剧，比这官方的说法更加复杂有趣。
最后几年1929年11月下旬，蒋光慈从东京回到上海。他并没有像党所期望的那样改造了思想，反而更加坚定了诗人作为英雄的理想。1930年春，在上海租界田汉家里，他遇上吴似鸿，一位年轻的艺术学生，也是田汉的南国剧团的演员。他们初次交谈时，蒋光慈潦草地写出自己作品的名称，问吴小姐有没有看过；知道她一本也没看过，他很失望。在他俩的一次早期约会中，蒋光慈带她到一间苏俄餐厅。当她努力喝那著名的罗宋汤时，我们的作家傲慢地说："陀司退也夫斯基与他夫人结婚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但他的夫人呢，却还是个快将二十岁的年青姑娘。"吴似鸿《光慈回忆录》，《大风》，74：2364(1940年9月6日)。蒋光慈当时才29岁，但吴小姐已经觉得他看来老了，背有点"驼"，手指"白嫩的"、"长长的"同上，74：2362(1940年9月6日)。。当他求婚时，双手"似慈父一样"地绕着她说："我希望你和陀司退也夫斯基夫人帮助她丈夫一样地帮助我，与我做一个终身伴侣。"同上，75：2394(1940年9月20日)。她认定自己是波希米亚式的，当她决定搬去和他同居时，她用这几句诗表达了自己的感觉：虽然你是个波尔雪维克，政治的人物；我是一个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学生--谁说我们不能同居在一起？同上，75：2395(1940年9月6日)。她不是真的爱他，就像徐志摩或郁达夫的第二任妻子，她可能因为他的文学名声而感到荣幸。蒋光慈也看出粉饰形象对自己有利。他向第二任妻子承认自己曾爱过一个苏联女孩和宋若瑜，并在宋若瑜死后，"不少女朋友同我来往着，可是我没有想到要与她们结婚"吴似鸿《光慈回忆录》，《大风》，75：2396(1940年9月6日)。。他也尝试用普列汉诺夫和托洛茨基的文学理论来启发吴似鸿的思想同上，76：2441(1940年10月4日)。。
可能受活泼的妻子影响，蒋光慈终于决定退党。他经常要去开党的会议，令她觉得孤独无聊。正如吴小姐后来回忆，她有一天不高兴地问他："为什么要去开会呢？"蒋光慈说："你要晓得，我是一个政治的作家。政治须要我去开会"同上，76：2440(1940年10月4日)。。193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蒋光慈参与示威回家，看来格外疲倦。他解释说："吃不消啊。"吴似鸿在她的回忆录中说：我呆若木鸡地，在他旁边站着。他接着说：
"他们(指他的党团同志)以为一道跟着去打玻璃窗，去暴行才算是革命，可是我是个文人哪！我只能在文字上努力，只有文字是我的革命工具。""那你为什么要去呢！要是我，愿意去就去，不愿意去就不去！"我说。
"这个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你不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整个脸好似要炸了。同上，77：2480(1940年10月20日)。后来他终于决定："我既不会做实际工作，那么，我何必冒名为党员；既是写作不算为工作，那么我退出。"同上，78：2516(1940年11月5日)。他递交了《退党书》。三天之后，《红旗日报》就宣布他被开除党籍。讽刺的是，据吴似鸿说，蒋光慈的悲剧，在于他被开除党籍后，受到国民党警察的追捕。1930年的夏天，当他去书局取回订购的俄文书时，被捕入狱同上，78：2517(1940年11月5日)。。等他出狱时，吴似鸿决定要离开他。二人分开之后，蒋光慈在1931年6月7日写给她的一封信中说："我又在病床上躺了几天……唉！阿鸿！……我的安慰是什么？谁个给我的热情？我的热情恐怕已用尽了，而我所得的报酬是些什么呢？朋友的情谊吗？爱人的抚慰吗？社会的同情吗？……唉！我怎么样能不冷淡？我又怎么样会把热情兴奋起来？天哪！我只有痛哭而已！"吴似鸿《光慈回忆录》，《大风》，78：2519(1940年11月5日)。
同年5月，蒋光慈被送进医院。5月20日早上，写上述那封信的三个星期后，他就死了杨邨人，第576页。。
1949年以来，蒋光慈的名字逐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重新确定。1953年举行对他的正式追悼：在他22周年死忌的前一天，他的遗骸被迁至上海虹桥公墓安葬。上海市长陈毅在墓碑上写："作家蒋光慈之墓"夏济安《黑暗的闸门》，第65页。关于蒋光慈作品和翻译的目录，也已出版，见《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一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文学史家也对这位曾经被开除党籍的"革命诗人"大加赞扬。丁易的说法代表了对他进行重估的典型意见："他的小说分析了革命的主要动力，描绘了重要的革命事件，故能赢得当时年轻人的赞同……他的作品广泛流通，扩阔了革命的影响力，替革命文学赢得许多新读者，因此他对革命的建树将永远让人记得……在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鼓动群众的革命情绪、带领革命文学的写作这几方面，蒋光慈都有杰出贡献"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北京，1958)，第166-167页。另一篇正面评价蒋光慈的文章，见范伯群及曾华鹏《蒋光慈论》，《文学评论》5期(1962年10月)，第42-58页。。
(刘宝玲译)第十一章萧军1931年，蒋光慈的去世标志了整整10年的城市浪漫剧的结束。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揭开了日本即将入侵满洲序幕。战争将临，风云密布，在文学界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再加上"五卅"事件令许多文人震惊，带来了人们普遍"左"倾的现象。郭沫若戏剧性地宣布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年轻的创造社社员及他们的同志所出版的左翼杂志激增，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学席卷文坛。这种正如蒋光慈和他的小说作品所代表的现象，先是令鲁迅勃然大怒，后来更令这位在上海的文学泰斗精心研读苏联的文学理论。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由鲁迅致开幕词。因此，1930年代见证了两股趋势的发展：爱国主义--主要针对日本侵略；以及"左"倾主义--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的官方路线)、托洛茨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理论的普遍反帝国姿态。1936年，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以及中共在国内外宣布联合阵线的开展，标志了上述两股趋势的合并。在文学界，这两股趋势的结合对左翼作家大为有利。南京政府显然不愿意向日本宣战，这让左翼作家可以言之凿凿地认为：国民党这"法西斯"政府，已经把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者，因而支持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中国无产阶级的镇压。国民党警察对"五烈士"的迫害，被共产党评论者和历史学家描绘成这种双重镇压的明显例子。到国民政府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正式向日本宣战，中共和左翼作家已经在文学界建立了稳固的意识形态力量。因为反日也就是反帝，爱国主义成了左翼立场的一部分。左翼阵营内部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仍然有待进一步探讨，然而在表面上，中共和左翼作家都尽量利用联合战线的策略，宣称自己是抗日斗争的先锋。林语堂、郁达夫一类没那么政治型的作家，通过林语堂的两本杂志《人间世》和《宇宙风》而聚集在一起。他们被左翼同行认为不单是小资产阶级，还是不爱国的。新的趋势已经来临，新人开始代替旧人，并得到爱国意识觉醒的大众广泛赞扬。
第十一章萧军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九一八"事变刚发生后，一群年轻作家从满洲逃到关内。在迅速席卷所有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旋风下，这些"逃难"的青年作家，因为是首批见证日本侵略的人，几乎一夜成名。他们的作品立刻广受欢迎，备受赞赏。他们写作的内容与风格，开始取代那昙花一现的"无产阶级文学"，成为战争文学的典范，并导致大量模仿作品的产生。这群青年的领袖是萧军，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除了是战争小说的首个实例，还有幸成为第一篇翻译成英文的当代中国小说萧军著，艾文·金(EvanKing)译《八月的乡村》，埃德加·斯诺(EdgarSnow)1942年在纽约写序言。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俄文和德文。。在意识形态上，萧军也是其中最出名的左翼作家之一。后来作为第一批要被清洗的"毒草"的其中一员，他在某一时期的中共文学史上也占了声名狼藉的一页。因此，从郭沫若代表的浪漫主义过渡到蒋光慈的"左"倾行为，萧军的例子提供了恰当的续篇；因为萧军本身代表了中共文学史上从城市上海时期到乡村延安时期的另一个转变。
来自草根阶层的英雄描述萧军的早年生活，最好的莫过于他的自传：1908年我在满洲一个不太小、但离最近的城市差不多七十里山路的乡村出生。那里住的人包括农民、工匠、猎人、士兵，还有"鞑子"，即土匪。
我的祖父是农民。我的叔叔和父亲起初也是农民，后来当了木匠，再后来成了商人、士兵和"鞑子"。我的家曾经有过钱，但也试过什么都没有。沈阳事变后……我的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应征成为抗日的自愿军。
我没有受过正统教育。每间进过的学校都把我赶出校。加起来我只上过六、七年学。
1925年，我加入军队，大约当了六年的兵，做过骑兵、步兵、宪兵、炮兵和军训队队员，后来成了下级军官。1931年，我也加入自愿军，但不久就在一个满洲城市开始了我的文学生涯。1934年，我到了上海。
除了参军之外，我曾经做过流浪汉、秘书、那种在露天市场忘命表演的职业拳师的学徒、侍应，以及在一间豆厂推磨石等类似工作。我的志愿是成为"鞑子"，虽然没能实现，而我现在正在写小说，但我仍然珍惜这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斯诺《西行漫记》(LivinginChina)(纽约，1936)，第205-206页。。这自传式的概述，是萧军应斯诺(EdgarSnow)的要求，替他第一篇小说的英语读者写一篇简短的自我介绍。这概述读来就非常像流浪汉的冒险故事，甚至比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更加精彩。另一方面，萧军的背景和郭沫若相似，特别是他们的家族成员都与"土匪"有关系。两人的个性里都注入了一种鲁莽大胆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及反叛的特征，在萧军身上更加明显，从他描绘自己的童年环境就可以看出："他们鼓励着孩子们大胆，鼓励着孩子们蔑视任何秩序和成规……他们崇拜勇力……他们总企盼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成为一个非凡的轰天动地的能够高临万人的'英雄'！不管这英雄是怎样获得来的。"萧军《我的生涯》，周立波在《萧军思想分析》一文中引用，见《周立波选集》(北京，1959)，第262页。
萧军成为草根英雄的路已经铺好了。他早年的许多角色--流浪汉、小文员、职业拳师的学徒、侍应、推磨石的人--为他达到最终目标、成为"胡子"、"马靴子"而提供了必要的训练。正如他后来承认："自己幼小的时候很喜欢打架。稍长，受了一些武侠小说的影响，对于'武艺'这道就着了迷！拜过各样的师，访过各样的友，也交过各样的手。"萧军《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第4版。他后来参军，也可以说是延续他成为武术英雄的人生抱负。他所谓的"土匪精神"，仍然是他的人生特征；到他后来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这又成了他的文学作品的特征。
萧军土匪形象的形成，也无可避免地和满洲的自然风景有关。满洲是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和的地方，还有许多自然美景。萧军的童年回忆，对那失去的风景充满怀念："我爱那无边无际的蓝天，那黑暗的松柏树林，那笔直的树枝和那高耸入云、闪着银光的槭树；我爱那像海浪一样，在平原上漫游的牛群；然而我最爱的是那些诚实无畏的人。纷飞的雪花和呼啸的风，可能会像刀子一样削我的脸，但我统统都喜爱。"袁家骅及罗伯特·本恩编《中国短篇小说》(ChineseShortStories)序言(伦敦，1946)，第12页。
对萧军来说，"诚实无畏"的人与广阔崎岖的"东北"或满洲大自然相结合。以这种背景衬托出他同乡的愚蠢残忍，成为他大部分早期故事的主题。在地平线上隐约出现的是地主的城堡，用壕沟稳固地围住，防卫非常严密。在城堡黑暗的阴影下，农民辛劳地工作，饱受煎熬，反抗也没用，只好回去过艰难的生活例如萧军的《第三代》(上海，1946)和包括在《江上》(上海，1936)的短篇小说。。摆脱这种悲惨情况、维护人类尊严的惟一方法，就是成为"马靴子"。因为只有在土匪中才会找到真正的手足之情和真正的英雄。尤其是土匪的首领，仁慈地率领弟兄，勇敢地和地主斗争，英雄而光荣地死去，这是萧军草根英雄的典范。这令人很容易联想起《水浒传》中著名的108条好汉，他们的英雄行为满足了萧军、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少年幻想。然而对萧军来说，这些历史故事的英雄，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最接近的化身。
日军占据满洲，意味着萧军成为土匪的少年梦想的英雄浪漫插曲告一段落。当他开始写第一本小说，现实只可以再现，但不可以重新经历。文学创作对他来说是一种弥补的事业，使他以想像来把现实生活中不能达到的事在小说中实现。但为打算成为土匪英雄的人写小说化的回忆录，远比实现愿望涉及更多的问题。文学创作强调心巧多于着重体力，似乎不会是喜欢"武艺"和"交手"的人的合适职业。因此，写作从来都未能抑制他的打斗精神。但成为受欢迎作家的声望，也带来其他的可能性。作家可以成为另一种英雄，用笔杆子而不是拳头，跟社会上的不公平相斗争。作家用文学表达的反叛精神，可能会驱使其他人采取行动。萧军成为作家的故事，反映出重新给英雄主义下定义的有趣过程。通过把土匪精神从满洲大平原带到上海和延安的文学舞台上，他寻求让另一个英雄角色永久长存--这过程使他最终完全成为受害者。
《八月的乡村》
1934年春，萧军还在被日本占据的哈尔滨时就开始写他最重要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同年5月，他和萧红一起逃到青岛，怀着沉重的心情和痛苦的回忆，终于完成了这部小说萧军《八月的乡村》后记(北京，1954)。。11月，他把小说的草稿拿到上海给鲁迅看；在鲁迅的赞助下，小说作为奴隶丛书的一种出版。鲁迅在小说的序言中指出了作品的特征，这甚至也解释了小说受欢迎的原因："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鲁迅全集》第六卷(上海，1948)，第288页。
鲁迅的热心推介，指出有趣的事实：小说的成功并不在于它那一点点艺术价值，而在于作者澎湃而复杂的情感。小说反映了萧军自己的爱国情绪，以及30年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沸腾的爱国主义。因为萧军参加过志愿军抵抗日本侵略，所以小说是公开的自传。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写自传的焦点已开始从个人爱情转变到政治感觉，而萧军正代表了这种过渡现象的另方面。
《八月的乡村》情节松散，故事环绕着在满洲的共产党游击队，以一个又一个的片段，展示游击队员在队长萧明这个知识分子的领导下，以令人敬佩的勇气，与势不可挡的日本军队作战。这支游击队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不但是爱国抗日战士，也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八月的乡村》大概是"第一篇包含抗日主题，而又全国出名的共党小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第273页。
萧军的自传，并没有什么线索解释他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来源。他小说中的"共产主义"色彩，暴露了他只有肤浅的共产主义知识。"劳苦大众"、"资产阶级"和"革命"等术语，被大量采用，有时也会含糊地出现马克思主义的话，例如："只要全世界上无产阶级的革命全爆发起来，我们的祖国就可以得救了！"萧军《八月的乡村》，第93页。萧军把游击队员描绘成不但是"人民的军队"，而且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他也尝试以大量"红色"的意象来描绘各种含糊的形象，红旗、红星、红灯，全都带有唯心主义气氛("天照应吧！革命的红光照应吧！"萧军《八月的乡村》，第36页。)。
萧军肤浅的共产主义，加上完全不懂游击战术，根本不可能和毛泽东著名的游击战理论相比较。相反，我们在"革命军"的行列中，看到的多数是萧军本人喜爱的那些粗犷顽强的满洲农民。农民觉得难以抛弃自己喜爱的妻子、孩子、土地和烟斗，而萧军由始至终都在农民的一方。他的小说，于是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完美的例子，这是因为作者还有尚未解决的冲突：他的爱国主义，要求角色有丰富的英雄主义，但他的现实主义只可以使他面对许多人类的缺点，有损纯粹的英雄主义。他很了解那些农民英雄的性格，因此不可能把所有主角描绘成深受共产主义美德影响、具备正确意识形态的正面模范。
唐老疙瘩在小说中代表了农民英雄的典型形象。他是这支共产党游击队的一员，也是热情奔放的农民。在一段情节中，日本军队逼近，为了整队的安全，游击队要撤退。唐老疙瘩的爱人刚被一个日本士兵强奸而身受重伤。在这紧急关头，唐老疙瘩的个人情感占了上风：他宣布放弃革命，坚持留在爱人身边。游击队领导铁鹰队长，最后被迫决定要处决唐老疙瘩，以维持纪律和确保整支队伍的安全："铁鹰队长底脸色更来得阴郁了！嘴角也显得更陷下，同时将腕子挂着的手枪拿到了手里。"萧军著，艾文·金译《八月的乡村》，第125-127页。
1934年，萧军在青岛写这一节。他后来回忆："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这场面，我看着海--那时在青岛--看着山……从家里走到街上，又从街上走回来，足足思索了近乎两夜两天，直到后来，我才决定让日本的流弹打死了他。"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第4版，1958年2月19日在《文艺报》重印。
萧军运用这解围方法的个人原因是："因为我不愿看，也不愿让读者们看，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第4版，1958年2月19日在《文艺报》重印。但这解决办法透露的比他招认的更多。很容易可以看出，萧军欣赏唐老疙瘩的"勇气"；这种性格特征，被认为是东北人的一个主要特色。另一方面，铁鹰队长显然是萧军的正面革命英雄典范，是不会做错的。带点幼稚的萧军让两个人在他内心的战场上冲突，以便解决自己在情感上的窘境。因此，有趣的是，小说的高度现实主义，不大靠深刻地描绘性格而达到，反而靠真诚地揭示作者的真实感情而获得。小说是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萧军挺笨拙地尝试重现自己内心的冲突经验。从写作技巧上的瑕疵，我们可以看出哪个角色是虚构的，哪个角色仍然是有血有肉的。
萧军自己认同的一个角色是萧明，铁鹰队长之下的知识分子领袖。就像萧军，萧明不单是游击队战士，也是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萧军选择用萧明来生动地表达在唐老疙瘩不妥协的背后所潜藏的冲突：那令蒋光慈也心神不宁的浪漫爱情与革命责任的冲突。这位勇敢的知识分子，由深受爱戴的革命领袖而变得没有政治力量，就因为他和另一位游击队员朝鲜姑娘安娜谈恋爱。那最终解决方法--为革命牺牲爱情--是在两位恋人热情而伤感地分手后才作出的。萧军让那含泪的英雄说出以下的话："……安娜……你应该让我在你面前，流一次痛快的泪吧！仅是这一次，就让我们是没有相爱过，看在同志的份上，让我在你面前，痛快的流一次泪吧！就让我今夜侮辱一次革命尊严吧！我不会辜负它，我会用我的血完成它的光荣……"萧军《八月的乡村》，第137页。
安娜这角色可能是虚构的，这情节本身也有人工斧凿的痕迹。但谁都会注意到，萧明感情冲动的招认，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真正感觉。萧军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让他内心的两股情感在小说中进行斗争。萧明结果吃了败仗，但最后也戏剧性地试图为了自己留恋私人感情而道歉。虽然萧明失败了，但小说以一线希望终结：萧明和一个独立小分队被留下来照顾伤病患者，显示萧明重建意识形态的迹象。
萧军对角色的处理，可以直接地与《八月的乡村》的模仿对象，苏联法捷耶夫的《毁灭》TranslatedbyR。D。CharquesasTheNineteen(NewYork，1929)。AcomparisonofthesetwoworkscanalsobefoundinMinoruTakeuchi，"ShoGuntoyusakkanitsuite，"inTokyoToritsuDaigakusoritsujisshunenkinenrombunshuhimbunhen(Tokyo，1960)，pp。333-340.相比较。两篇小说都以东北农村作背景，谈到一支游击队的漫游和挣扎(法捷耶夫的故事发生在内战期间的苏俄远东沿海三省)，两篇小说都有三个主角：唐老疙瘩和木罗式加，萧明和美蒂克，铁鹰队长和莱奋生。
比起法捷耶夫的木罗式加来说，萧军在情感上更加介入唐老疙瘩的角色。正如先前说过，唐老疙瘩是萧军所钟情的东北质朴同乡中一个爆发性的外在表现，然而木罗式加却被描绘成残忍、脾气暴躁而又爱恶作剧的人。法捷耶夫处理这苏俄农民时抽离自己，显示他主要的关注对象不是木罗式加，而是美蒂克和莱奋生这两个知识分子。尽管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装饰，法捷耶夫还是按19世纪庄严的苏俄小说传统写作，把感情上的疏离这种苏俄知识分子的特征，在小说一开始就指派给美蒂克。美蒂克是"从来不能成为游击队的一分子，从来察觉不到游击队内在的人性'机制'；他在最后一刻的怯懦，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自私，摧毁了整队人。"小鲁弗斯·W。马修逊《苏俄文学的正面英雄》(ThePositiveHeroinRussianLiterature)(纽约，1958)，第243页。萧明却不受这种特征所折磨，他在小说接近尾声时的部分疏离，并不像苏俄知识分子那样源于社会或哲学因由，而是源于浪漫爱情。他对安娜的爱情也没有完全使革命蒙羞。这两组角色的区别，显示两位作者对知识分子的不同理解。不像郁达夫，萧军太喜欢自己成为作家的新地位，以致不能认同知识分子会是完全多余的。对萧军来说，知识分子就等于文人，是受过教育的"新风格"激进分子，通过写作来反抗社会。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惟一的弱点，就是可能对个人感情过于敏感。因此，萧明在每个方面都是五四传统的典型知识分子，虽然萧军认为适合把他转变成游击战士。
可以说，萧明代表萧军"知识分子"的一面，把萧军自己的人生角色，从拿枪变为握笔的转变联结起来。但萧军还有来自草根的英雄这自我形象，因此创造了另一个英雄来补助萧明的不足。铁鹰队长被写成如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所规定的正面英雄典范，也是萧军本人的正面英雄。铁鹰队长曾经当过农民、士兵和土匪。他有眼光和勇气，自律而思想正确，并献身公务。因此，对萧军来说，铁鹰队长结合了理想共产党员和理想草根土匪英雄的性格特征。不像法捷耶夫的莱奋生，那驼背而"像侏儒"的犹太共产党员，逐渐地连他的同志也对他疏远；铁鹰队长由始至终都获得队友和农民的爱戴。法捷耶夫的莱奋生这"临时性人物"觉得："他正保存着那种会在他理想中的更高级的人中发放的张长"，这种人就是正面英雄小鲁弗斯·W。马修逊《苏俄文学的正面英雄》(ThePositiveHeroinRussianLiterature)(纽约，1958)，第249页。。然而铁鹰队长却是萧军理想的自我形象，并包含了萧军自己没有但希望拥有的美德和品质。就是这对正面英雄本质上的个人看法，使萧军后来在党内陷入困境。
萧军、萧红和鲁迅《八月的乡村》是萧军成为文人的处女作。在写这部小说时，他的私生活也为他作为文人的新角色增添了多一点证明。1932年秋，萧军遇上另一个逃难作家萧红(张乃莹)。他们的浪漫爱情以及后来的纠葛，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小小的传奇。他们撤退到上海时遇上鲁迅，萧红马上赢得了这老学者的钟爱，萧军实际上也成了鲁迅的门生。从那时起，萧红和鲁迅两人，在萧军的生命中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1911年，萧红在黑龙江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出生。就像多数"新式"的女孩，她从乡村移居到哈尔滨市。1929年，作为哈尔滨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她已经是班上的名人。她组织了绘画远足班，开始阅读茅盾、冰心和徐志摩的新文学。1930年，她被迫回家和一个将军的儿子结婚。但她已经是叛逆者了，于是和爱人--一个在哈尔滨认识的法律学生--双双逃到北京，然后猛然发觉她的爱人原来是个有妇之夫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1947)，第2-26页。。她独自回到哈尔滨，受到贫病交逼的煎熬。
就在她人生的关键时刻，一个在哈尔滨报社工作的朋友带了另一个流浪作家萧军来探望她。萧军对她不幸遭遇的同情，很快就变成了爱意。即使她身怀那爱人的骨肉，同样穷困的萧军也让她住进一间由白俄罗斯人开的小旅馆。两人一起开始了不折不扣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他们互称对方为"我的爱人"，靠面包、盐巴和清水为生，买东西则用萧军做家庭教师赚的一点钱同上，第36-41页。。正如萧军后来回忆："像春天的燕子似的……我和我的爱人终于也筑成了一个家……我的任务是飞呵飞……寻找可吃的食粮，好使等待在巢中病着的一只康强起来。"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1947)，第44-64页。他们的新居位于街角，街上有许多工匠与小贩。每天早晨，萧军出去借钱和找事做，萧红则在家等着。就这样他们度过了一起生活的第一个冬天。第二年，萧红生了一个女孩。萧红不但有病，而且身无分文，因为付不起医药费而不能离开医院。医生也不肯替她医病，萧军只好用土匪的方法，威胁说要把医生和他们的家人统统杀掉骆宾基：《萧红小传》(上海，1947)，第44-64页。。
1933年春，二萧把孩子送给人，卖掉所有东西，借了足够的盘川，出发去青岛。在那儿，萧军完成《八月的乡村》，萧红也完成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生死场》。1934年10月，他们把自己的作品带到上海；11月27日，在一家咖啡馆和鲁迅第一次见面。11月30日，在鲁迅最喜欢的日本书店里，他们又和鲁迅见面了。12月17日，鲁迅邀请二萧一起吃晚饭许广平《鲁迅书简》(北京，1952)，第773，781页。。之后，他俩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与鲁迅保持近乎两年的通信联络《鲁迅书简》一共有53封写给萧军的信。之前只有另一位门生徐懋庸，得到鲁迅差不多数目的信。。当时鲁迅已被上海的左翼作家气坏了。二萧作为来自日本占领地满洲的年轻逃难作家，对鲁迅可能更具吸引力。萧红对鲁迅的回忆，以及萧军与鲁迅的通信，清楚显示这悲伤多疑的老人，对两个新来的人情有独钟。他提醒他们在上海的文人是诡计多端的，并向他们提供金钱援助，修改和推荐他们的作品，又千方百计地帮忙他们发表作品，甚至对萧红穿什么颜色、款式的裙子，他也提供意见萧红《回忆鲁迅》(北京，1949)。。
萧军向鲁迅学了一些写作的基本原理。鲁迅的影响，可以很容易地在萧军上海时期所写的短篇小说中看到。周遭的城市矫揉造作和纵情声色，令萧军多少有点心灰意懒。他开始写流离失所的满洲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日军控制地去到上海--只在纵情声色和生活潦倒中找到自己的坟墓萧军的故事集《羊》(上海，1935)。。但饱经折磨的呐喊，往往受限制而变得低沉；满洲的田园风味，也带了一种强化的艺术笔触--这些显然受到鲁迅影响。
鲁迅的书信中，在许多地方赞赏自己的门生的作品。鲁迅的其他文章中，也提到萧军是新文学运动以来，七位最好的作家之一威尔士(NymWales)在斯诺的《西行漫记》第347页指出。其他六位最好的作家是茅盾、丁玲、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和沈从文。。鲁迅也在萧军知识成熟的过程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萧军求见鲁迅时，抱着很大的希望。鲁迅憔悴的外表和平实的衣着，可能使萧军初时感到忧虑。但从鲁迅身上，他显然找到一个取之不竭的思想泉源，给他启发，使他重新振作，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他自己的思想和看法。
萧军把鲁迅的理想归纳如下："他留给我们的理想，是使我们的国家怎样从奴隶的位置变回真正的人的位置，怎样从半人半兽提升到真正的人。"萧军《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序言(延安，1941)，第2-3页。根据萧军所述，鲁迅的"基本精神"就是："为中国的生存、解放和发展而战斗；就像所有的伟人一样，为人类的公义、幸福和自由而战斗。"同上，第136页。把鲁迅描绘成受压迫者的英雄斗士，这也是萧军自我形象的要素。马克思和女儿玩耍时，曾举出两个他最崇拜的英雄：斯巴达克思(Spartacus)和开普勒(JohannesKepler)马克思、恩格斯《文学与艺术》(LiteratureandArt：SelectionsfromTheirWritings)(NewYork，1947)，appendix，p。145.。萧军的士兵-艺术家复合体的心态，也促使他寻求一个双重形象的英雄领袖。《八月的乡村》中，两个主人公萧明和铁鹰队长的性格，无可否认地反映了这种斯巴达克思和开普勒的共同特性。在现实生活中，萧军似乎把鲁迅当作是中国的开普勒，一个有智慧的预言家，具备深刻的见解和大无畏的勇气。但他去哪儿找真正的斯巴达克思，一个既有勇气又有杰出本领的草根英雄，来领导受压迫的人们重新获得人的地位？显然，他从自己身上找到了他的斯巴达克思。他在延安的活动和写作，显示他也渴望承继他的老师那德高望重的地位。
延安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促使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同年10月，二萧和其他新难民一起离开上海，到了武汉。当战火从中国北方扩展到长江平原，二萧也因为一连串的家庭纠纷而终止关系。一位朋友对他俩生活所作的记述，显示萧军对他经常卧病在床的爱人的支配变得越来越厉害。他们身体上的不协调，可能已经种下不和的种子。但看来更合理的原因是他的自负。他认为她的作品比不上他；在上海时，他甚至在一个和他有染的朋友妻子面前羞辱萧红骆宾基：《萧红小传》，第90-100页。。据说萧红讲过："他太自信了。"同上，第98页。
当他们从武汉移居到陕西西安，萧红、丁玲和另一位从满洲来的作家端木蕻良成了朋友，二萧这对情人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丁玲及其他朋友帮他们挽救关系的努力，最终是徒劳无功的，尤其因为端木蕻良的介入而隐隐地发展成三角关系同上，第113-115页。。萧军最终离开萧红，去了延安；萧红则和新欢同居了一段时间，1942年1月22日被遗弃在日本占领的一所香港医院，死于肺结核同上，第159页。。
1940年，萧军刚到延安时，获邀在特别为文学名人而设的招待所"边区文协"暂住。据说他有时会抱怨，在这革命基地"没有社交生活"赵超构《延安一月》(南京，1946)，第116页；金东平《延安见闻录》(重庆，1945)，第124页。。1941年11月，他应邀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二届参议会的参议员萧军的名字见于《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件汇集》(北京，1958)，第169页。。早在同年10月，他担任主席的延安研习会，发表了《鲁迅研究丛刊》的第一版。
虽然他在延安文学圈子内享有崇高威望，但他并不满足。就像多数知识分子到延安寻求个人的英雄主义，他觉得在就像被日军和国民军队重重包围的延安，革命的现实也远远不符他心目中的理想。王实味带头在《解放日报》用《野百合花》为名，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丁玲在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中，悲叹延安妇女的命运。萧军不久也照着做。在一篇叫做《论同志之"爱"与"耐"》的文章中，他用家长式的态度宣泄了自己的不满。他赞扬真正的战士"从血和铁里滚爬出来，赚得遍体疮疤，仍然不倦地战斗着"。对那些"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也表示同情。总结时他声明："我是尊敬他们，比对那些从来就没见过血和铁，在'保险箱'里逞英雄的英雄们，似乎更尊重些--他们终究是被'试炼'过了。'浪子回家'不是很可贵的么？"《解放日报》(1942年4月8日)重印于《文艺报》，第19-20页。
他攻击的目标主要是那些在延安位居高层而没有经验的党干部。讽刺假英雄的同时，萧军也暗示自己是真正有战争经验的英雄，经历过那"血和铁"的严峻考验。这权力主义的口号，清楚反映他已经承继了鲁迅的角色，在延安成为文学泰斗。在另一篇文章《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他甚至以屈尊俯就的态度对待新作家。根据他读果戈理(NikolaiVasilievichGogol)的小说，老布尔巴高兴地欢迎两个儿子回家，并用拳头和两个儿子互揍来表达喜悦。当他被儿子击倒时，满足地流下泪来果戈理著，伊莎贝·F。哈格伍特(IsabelF。Hagood)译《布尔巴》，纽约，1915年。然而我找不到该书提过这件事，萧军可能从电影上看到这故事。。萧军从布尔巴对待儿子的态度中找到一个比喻，认为是对待新作家的正确态度："在我们文学的运动上，也应该增加一些'布尔巴'的精神才好--那就是，不要怕被你底后来者打倒，还要鼓励他们和你交手，和你竞争……甚至你还应该为这交手或竞争中自己失败了而欢喜。只有这样，人类才有望，文坛才有望。"《解放日报》，1942年6月13日。
对萧军来说，布尔巴精神实际上是鲁迅对新作家的帮助和鼓励。但他选一个粗犷的哥萨克英雄，容易令人想到另一个比喻：他那著名的土匪精神。几年后，"共产主义"批评家们断章取义地把这举出来，说是能够看出布尔巴精神与土匪精神的联系，从而认为是萧军反党立场的根源。
即使《解放日报》刊登了好几篇文章批评王实味，萧军的自吹自擂也未能有所抑制。他继续写他的杂文，一种从鲁迅那儿学来的杂文形式，但内容却始终围绕着他自己。其中一篇随便的叫做《也算试笔》，他公然宣称："我是一个新英雄主义者，它的原则是--为人类，强健自己，竞取第一。"《解放日报》，1942年1月1日，第4版。宣称了这原则后，他又列举了一大堆他喜欢的人物，并指出他认为是这些人物一生中的重要时刻：大乘佛教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率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摩西；主张"以暴易暴"时的耶稣；临终时还记得要还鸡给邻居的苏格拉底；被汉朝创建者打败的项羽，以及汉朝末年的黄巢，他们都以英雄式的自杀来傲慢地了结生命；还有曹操在战船上创作了那首悲伤的诗篇，预感自己将会失败；司马迁受了宫刑还继续写《史记》；马克思和列宁"他们是可爱的人物，因为他们是真正的诗人"；盲诗人荷马；最终舍弃了自己的贵族家庭的托尔斯泰；宣布"我不但创造历史，我更书写历史"的恺撒；拿破仑；在希腊的拜伦；因为太聋了，才能静静地实现"人类的英雄事业"的贝多芬；还有米开朗琪罗和罗丹："Icantnamethereasons，fortheyarelikemountainsandoceansthat'naturally'exist"。同上。
从萧军带偏见而又往往错误的理解角度，广泛陈列伟大的历史人物，代表了一个总结--这不但是萧军自己的英雄观，也是从林纾到郭沫若等前辈，长久以来所喜爱的人物。早在郭沫若开始唱出对新中国的颂歌前，萧军已敢于把鲁迅、毛泽东和朱德包括在自己的英雄人物中："InChina，Ihaveseenthreegreat'Realists。'TheyareLuHsun，ChuTeh，andMaoTsetung。Theyearsoftheirbirthwereclosetoeachother。Thehistoricalmissiontheycarryontheirshouldersisthesame。Butwhatisthemostimportantistheircommongoal-forournationandformankind-[whichispursuedwith]therealistic，'flexible'methodofstruggle。"萧军编《鲁迅研究丛刊第一辑》序言，第1页。
毛泽东在1942年5月2日召开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时，萧军是超过200名参与者之一。后来他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摘要，在座谈会上发表。这篇《对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的文章，与毛泽东的路线相比较，产生许多有趣的观点。
就作者的立场而论，毛泽东明确地表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北京，1960)，第77页。然而萧军用他广泛的性质，使毛泽东的明确描述变得模糊不清："我们要站在什么立场写作呢？第一为求得民族的解放；第二为求得人类的解放。一切是为这'解放'而服务。"萧军《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第4版。关于文学创作的主题和来源，萧军没有遵从毛泽东的工农兵焦点，反而坚持可以到处收集素材：乡村、城市、战争前线，以及作者身边的环境。他对毛泽东的指导方针只作了一个妥协：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好处时，他也强调"多写进步的，典型性较大的。"同上。
5月23日，萧军发表文章的九天后，毛泽东作了《结论》，正式结束座谈会。在那些被人牢记的句子中，可以找到下列的话："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论文学和艺术》(北京，1960)，第111-112页。
虽然萧军的观点明显不正统和不相干，但1942年并没有出版什么针对他的批评。在整风运动中，他没有经历任何公开的折腾。战争结束，他回到满洲，党内才终于发起针对他的运动。
文化报1946年9月，萧军和共产党武装军队回到满洲的哈尔滨严文井和公木《萧军思想再批判》，《文艺报》，7：36(1958)。。在党内领导的支持下，他办了《文化报》，1947年5月4日创刊，每五天出版一次据说共产党将没收的印刷设备给了萧军，见赵聪：《中共的文艺工作》(香港，1955)，pp。56-57.他可能做了一段短时间的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见菊池三郎：《中国现代文学史》(东京，1953)，第567页。。
土生土长的儿子回到家乡应该是高兴的时刻，但萧军却不是这样想："在上海有时心情确是很落寞……在上海是陌生人，没生下根。如今总算回到自己土生土长的故乡来，按道理似不应该有这种落寞的感情了，可是它依然存在，而且似乎还有些浓重……而且依然觉得没生根。"萧军《我的生涯》，刘绶松在《中国新文学史初稿》Ⅱ，第222页引用。
在心爱的故土上感到没生下根，无疑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当时的满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乱，社会的状况显然不能与萧军珍爱的印象相吻合。另一方面，他的回归不只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儿子回家，也是一个英雄从革命基地胜利凯旋。但面对党内混乱的官僚结构，他在延安已经形成的高傲感，使他焦躁不安。于是他又拿起惟一听他指挥的武器。他在《文化报》写的讽刺性文章，既强烈而又大胆尖锐，迄今无人能及。
他把矛头指向许多目标：在满洲的苏联人关于萧军对苏联帝国主义的人道主义攻击的评论，见夏济安《天堂中的魔鬼：中国对苏联的印象》(DemonsinParadise：TheChineseImagesofRussia)，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s(1963年9月)，第27-37页。、中国内战的国共双方，尤其是共产党占领地的党行政。他把地方官僚的官阶和名次冠以124个"主义"，从"'阿Q'式'瞧不起'主义"、"'吉诃德'式'与风车作战'主义"，到"马马虎虎主义、'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主义"刘芝明《清算萧军的反动思想》(香港，1949)，第3页。。对于当时党在满洲推行的土地改革，他写道："复加以'分'人之地，'起'人之财……此真亘古未有之强盗行为。"原文见于《文化报》第8期，题目是《新年献词》。
萧军对待敌人的态度，显示他心性前后一致的另一面。他逐渐形成的孤行专断、自我扩张倾向，在他的延安文章中已经流露，现在更放纵地倾吐出来，直接与党抗衡。他势不可挡抨击背后，是一种不断坚持的妄自尊大：如果党处理社会现实的路线是错的，他作为真正的共产党战士就是对的。他的自传《我的生涯》在《文化报》连载。他反复回忆自己童年的动荡岁月，那童年反复灌输了一种"大蔑视"，使他深信"一切是'力量'……一切是'战斗'"和"人为了获得自己要获得的东西，不要吝惜生命。"引自周立波：《周立波选集》，第263页。鲁迅这位伟大斗士的灵魂被召了来。萧军重印鲁迅的书信，加上详尽注解，其中对萧军本人的描述，远远超过对鲁迅的描述。他把自己的家称为"TruthseekingTower"。我们这饱经沧桑的战士还写下了旧诗词：血战连年四海昏谁将支手拯元元同上，第268页。？所有这些英雄的迸发，毫无疑问地证明，延安的运动和改革，完全没有影响到萧军作为草根英雄的个性或自我形象。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与在《八月的乡村》所表露的也没有多大改变：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主宰了他的共产主义。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最终为他带来灾难。对萧军的清算终于开始了。
清算的预兆是党内作家宋之的、周立波等人在哈尔滨《生活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哈尔滨和吉林的工厂、学校，很快召开了对萧军反动思想的讨论会。萧军英勇地在《文化报》上为自己辩护。1949年2月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东北日报》发表了对萧军的全面批评。最后由东北文艺协会为首的十五个公民团体在哈尔滨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对萧军提出公诉。东北局公开了对"萧军问题"的处理文件，宣布"停止对萧军文学活动的物质方面的帮助。"刘芝明：《清算萧军的反动思想》，第62页。《文化报》被迫停刊。萧军不见了。根据许多非官方的消息来源，萧军被送到抚顺煤山进行劳动改造戈特曼：《中国大陆文坛的反对派》，第85页。。
大约半年后，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二十万欢天喜地的群众面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成立。
后记：《五月的矿山》
1951年1月，萧军在北京出现。同年6月，他开始根据自己在满洲矿山的生活经验，写作一本戏剧性的新小说。1952年4月16日，他完成了初稿。1954年11月，550页的小说《五月的矿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印行萧军《五月的矿山》后记(北京，1954年)，第551页。。但1955年12月，主要的党的文学喉舌《文艺报》，发表批评文章指责这新作品是有毒的晏学和周培桐《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为什么是有毒的》，《文艺报》，24：43-47(1955年)。。1958年初，清算过丁玲、陈企霞一派之后，《文艺报》发动了再批判运动，萧军又成了一个主要的被攻击目标。"萧军企图表白自己新的正统观念，却招来自作自受的抨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279页。
《五月的矿山》这小说显然不单是为了证明萧军新的正统观念，也企图恢复他之前的作家地位。这篇精心写成的作品，对党的干部领导下勇敢而热诚的矿工，充满热心的赞美。与他之前对意识形态的随便态度相比，萧军显得深思熟虑，达到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所有要求，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阐述的准则。
当他热情地接受新的无产阶级观点，并刻意自我贬低时，却无意地把他新小说中的工人英雄当作理想来歌颂。讽刺的是，他太热心地描绘无产阶级英雄，让官方评论者找到他作品毒素的根源。一位评论者写道："'英雄'决定了一切，这就是萧军在这本书里用疯狂的'热情'所宣布的论点……他把他的'英雄'人物夸大和渲染到这样的地步，使他们远远地超乎群众之上。"晏学和周培桐：《萧军的〈五月的矿山〉为什么是有毒的》，第43页。另一位评论者在作品中发现萧军的布尔巴精神的复苏李希凡《萧军的"布尔巴"精神的再生》，见《管见集》(北京，1959)，第86页。。于是，萧军被指责歪曲了人民的真正形象，诽谤共产党。萧军再次沉默了。
萧军的一生，体现了浪漫左翼作家经历灾难性变动的命运。他可能比别人受更多苦，但他代表的模式是典型的--从容易冲动的个人主义，到因磨炼而成为与世无争；从光明而包罗万象的理想主义，到因受折磨而默不作声；从一旦迸发便难以控制的感情主义，到因被粉碎而变得无能为力。从浪漫主义到"左"倾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可能是容易理解的，但正如蒋光慈所说，作家注定要孤独而不快乐，梦想永远不能实现。萧军和比他年长的同时代人，更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文学、社会、政治和知识等隐约呈现在这些个人生命中的大问题，我们会在后面的几章再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