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6月2日，上海宁波路上一家私营的上海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开办了，这是当时上海滩上最小的银行，人们戏称它为“小小银行”。经过22年的苦心经营，上海银行跃居中国民族资本银行的首位，在中国的金融界独树一帜，引起世人的瞩目。上海银行的成功，与它的总经理陈光甫有极大的关系。
陈光甫早年留学美国，获商学学士学位，1909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后又创办中国旅行社。1927年后，历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后去台湾，并继续在香港、台湾经办金融与投资事业。1976年7月1日在台湾逝世。著有《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等。
时至今日，陈光甫“小小银行”的经营之道和他的敬业精神，仍不失为我们学习的楷模。
勤奋刻苦获得良机陈光甫，名德辉，江苏镇江人，1881年的12月17日出生在一个小商人的家庭。其父陈仲衡原在家乡开米店为生，后因生意萧条，于1892年关掉米店，携带年仅11岁的陈光甫前往汉口，经人介绍，陈仲衡在汉口的祥源报关行当了一名普通的职员，陈光甫也随父亲在这家报关行当了学徒，他在那里一干就是七年。
学徒的生涯极为清苦。据他自述，“添饭斟茶，早晚上卸排门之役，均任之。在汉口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苟不与厨役联系，常不得饱。”就这样，陈光甫熬了七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不但没有累垮，反而学得很精明了。这段时间里，他处处留意，事事用心，不懂就问，不告诉就偷艺，慢慢地，心目中的问号逐渐消失了，变成了知识。就这样他孜孜以求，刻苦钻研，学到了不少中国商业金融方面的基本经营知识，而且也学会了如何灵活应对各种人事关系。业余时间他又学习了英语。
功夫不负有心人。1898年，陈光甫考入银行，当了职员；接着又考入汉关邮局，年仅18岁。后来转入汉阳兵工厂，专任英文翻译。就在这时，陈光甫结识了在汉口日本正金银行当买办的景维行，景维行十分欣赏陈光甫的勤奋踏实，和他交往很密切；之后不久，随着交往的深入，景维行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面色白皙，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着机敏和干练，觉得这个小伙子潜力十分巨大，估计日后他定有所作为，于是招他做了自己的东床女婿，这桩婚姻是陈光甫一生事业的重要契机。
1903年，清政府决定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国际博览会，陈光甫通过岳父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的关系，得以作为湖北参加博览会代表团的随员，在美国工作了8个月。会议结束后，陈光甫获得了官方费津贴在美国留学，他先后在艾奥瓦州的辛普森大学和俄亥俄州的美以美会大学学习。1906年他进入了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财经学校专攻经济学，苦学四年后获得商学学士学位。
回国后，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清政府，请求清政府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以表示朝廷创办实业的决心。后来朝廷调端方任直隶总督。此时已是宣统元年，光绪皇帝与曾经统治中国臣民达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在前一年先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年举办老太后归丧大典，端方想起老太后与皇帝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而仓皇逃到西安的情景，时任陕西巡抚的端方因拱卫周备，得以提升。大概是为了表示铭恩之意吧，端方在东陵拍摄了老太后的丧礼。不料却触怒了监国摄政王载沣，不久他就被免职。端方所倡导的南洋劝业会，改由他的后任总督张人俊继续筹办。具体负责筹办事项的是道员陈琪。
这位杭州人陈琪曾经是主持中国赴美参加国际博览会各项事务的官员，陈光甫和他同时去美。博览会期间，陈琪向国内呈送会上见闻报告时，陈光甫经常帮助他翻译有关文件，供他选用，两人因此而彼此相熟。他深知陈光甫颇有才干。得知陈光甫学成归国后，他特邀陈光甫参加劝业会的筹备工作，并委任陈光甫为该会的外事科长，负责招待与会的各国来宾，并照料劝业会开设的展陈各国产品的展馆。
劝业会结束后，经人举荐，陈光甫受到“清理江苏财政局”总办的重视，邀请他主理财务，去江苏担任巡抚程德全的幕僚。
改革受阻自创小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给古老的中华大地带来了新的生机，也给陈光甫带来了一展宏图的良机。由于程德全起来响应辛亥革命，得以继续就任江苏省的都督。他委任陈光甫为江苏省财政司副司长的重职，辅佐财政司长督理全省的财政。由于江苏银行是在陈光甫的多次倡议下成立的，因此，他被委派为江苏银行的经理。江苏银行作为省金融机关，资本100万元。陈光甫根据自己在美国学到的金融管理理论，主张银行不应作为政府机关的工具，应当有自己相当的独立性。上任以后，他立即对江苏银行的经营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把银行由当时的省属所在地苏州迁到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当局对银行业的干预，放弃了纸币的发行权，以拒绝省政府对银行的随意索取，提倡储蓄为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公开银行的账目，增强银行对社会的信誉，等等。
可是，江苏银行毕竟是官办银行，经理必须听命于省政府，岂能容他自行其是。陈光甫任职不到两年，因拒绝向都督府和省财政厅抄报江苏银行的存户名单，保守储户的秘密，因而遭到免职。
在江苏银行的一番经历使陈光甫感到，官办银行必定会受到当局政府的多方掣肘，无法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只有以私营银行为基础，才能在金融界施展宏图。被免职以后，陈光甫依靠岳父家的资财，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各种关系，联合曾任信义、礼和洋行买办的庄得之，以便来凑集股本。当时的集股很不容易，上海银行筹股时总共只有七名股东，出席的只有庄得之、陈光甫、李馥荪、王晓籁四人，其余的三人由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外景馥荪和王晓籁代表了，会上选出了七名董事，也就是仅有的七名股东。
上海储蓄银行的资本，庄得之认缴2.25万元，陈光甫认缴0.5万元（其中一部分由庄垫支），李馥荪认缴1.8万元，王晓籁认缴2万元，此外尚有当过浙江都督的朱瑞家属认缴的0.75万元，贵州人杨通、黄朔各认缴1万元，总共9.3万元，实收7万元。在上海银行初期的股东中，没有当时的军政要员，没有有力的政治背景。
1915年4月17日，上海银行第一届董事会推选庄得之为董事长，陈光甫为总经理，从此一切行政和业务大权就牢牢地掌握在二人的手里。
十年寒窗苦，今日有了用武之地，陈光甫踌躇满志，决心要大干一番事业。
喘息艰难夹缝中求生上海银行创办初期，各种的钱庄和外国银行把握着上海的金融界，在上海租界内的外商银行有19家之多，他们不仅资本雄厚，能自由发行纸币，而且掌管着中国的关税收入。中国本国的各公私银行分行和私营银行总行设在上海的就有11家之多，其中盐业银行资本最多有195万元，是上海银行的27.8倍，就是资本最少的中华商业储蓄银行也在25万元以上，将近是上海银行的3.6倍；至于上海的钱庄，更是历史悠久，一向以经营存放款业务为主，资金更比上海银行雄厚得多，所以上海银行成立时，被戏称为“小小银行”。
一家小银行要出人头地，就非要有出奇制胜的招数才行。当时，陈光甫采取了以下几个措施来治理他们的银行：
1.“人嫌细微，我宁烦琐”
早期的本国银行，大多只经营一般的存放汇业务，不大重视储蓄，小额的存款在不少的钱庄是不被看上眼的，在银行存款也得不到利息。陈光甫认为，“上海银行是苦出身”，故在业务中特别注明“储蓄”两字。他规定，储蓄存款一元即可开户。上海银行还特地做了许多的储蓄盒送给客户，鼓励人们把节省下来的银圆、角子投入储蓄盒，积满一元就可存入该行，此举一出，就为同行讪笑，陈光甫不改初衷，反而更加扩大对小额存款的宣传。
一次，一家钱庄派人拿出100元大洋，要求开100张存折，意在讥讽上海银行，陈光甫不以为意，叮嘱柜台的职员热情接待照办不误。此事传开以后，轰动了全上海，那家钱庄讥讽不成，反替上海银行做了一次义务的宣传和广告，从此，许多普通劳动者家庭纷纷涌向上海银行。
为了吸收社会上的闲散资金，1917年上海银行设立储蓄专部，又组织“储蓄协会”，收集职工经济生活中一些生动具体的事例，编成讲稿，在广播电台演讲，提倡节俭，号召储蓄，在社会上广泛宣传；同时新设了许多新颖的储种，除了在工人居住区办理工人储蓄外，还开办有节俭储蓄（机关商号）、学生储蓄（学）、婴儿储蓄等，他们根据不同的储户采取不同的招徕办法，如在各大学代收学费、代发教职员工资等。当时市面上银圆银两仍然并用，而钱庄、银行存款只用银两记账，如用银圆则需缴一定的手续费，上海银行一开业就以银两、银圆分别记账，顾客既不损失利益又减少了麻烦，自然受到普遍的称赞。
很快地，储蓄业务迅速发展起来，1933年储蓄存款达到3300万元，超过了实力雄厚的金城银行，在全国的商业银行中名列榜首。到1936年底，已拥有储户15.7万余户，其中不少是十年以上的老储户，上海银行的成功，使原来不屑一顾于小额储蓄的银行纷起效法。
2.“顾客是衣食父母”
以优质的服务博得社会人士的信任来广招顾客，是陈光甫在外国银行、本国银行、各大钱庄的夹缝中求生存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经营小额储蓄，银圆、银两分别计值结算等业务，手续繁杂，获利不多，如果行员没有热情耐心的服务精神，是难以做到的。陈光甫有一句话很能说明这一切：“一行之成败，实在系于办理手续人员之是否优良，行员服务客户，必先和颜悦色，方能博得同情，否则稍有不当，或盛气，或慢客，均可使顾客裹足不前而视本行为畏途。”因此，他要求行员在营业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务求顾客之欢欣，博社会之好感。”并向他们提出“顾客是衣食父母”的口号。
陈光甫在每次招收职员、训练学员时，除考试文化程度和基本专业知识外，还另加面试，考察谈吐礼貌和性格特征等。服务精神和态度，这是培训班训练学员的主要课程之一。他要求他们第一须和气待人，第二须手脚敏捷，第三须不嫌烦琐，不允许营业员与顾客之间有争执不快之事发生。
上海银行开办的新活期支票存款业务，实行柜员负责制，由营业员验票、收款、付款，不像其他银行那样把收、付款分开。实行一人负责，方便了客户，柜台人员因此经常与储户打交道，认识顾客，了解顾客的信用，对于支票印鉴一看便知真伪，甚至对主要储户的相貌也能记住，并掌握这些储户的支款规律。为了免除顾客久等，陈光甫规定行员先收付款额，再做账务处理，因此，上海银行一度博得“手续简便，收付敏捷”的盛誉。
陈光甫抓行员的服务，内容具体周全。他要求行员必须做到仪容整洁，字迹清晰，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不允许将现金和证据任意抛掷，行员在营业时间里，绝不能闲谈、吸烟和阅报，否则会使顾客对他们有不能专心服务的感觉。
1930年上海银行的服务曾一度下降，陈光甫发现后，立即召开行务会议，研究改进的方法，并做出接待顾客的具体规定。此后，上海银行的柜台上采用机器记账，借以提高效率。陈光甫担心使用机器后会导致服务质量下降，因此他强调行员不要满足于做“机器人服务”而忽略与顾客的感情联络，指出如果把人变成了机器，那么机器再好，顾客也会望而止步。
陈光甫要求行员必须做到上述规定，对营业厅的设计、窗口的设置、工作程序的改进，无一不从方便顾客着想。上海淮海路分行创办“夜金库”，各商店可将夜间的营业收入存入“夜金库”，次日晨再登记入账，解决了各商店夜间保存大量现金的不便。
陈光甫特别提倡银行的各级职员和经理、各业务部主任都在营业厅办公，使之便于与顾客接触交谈，听取意见。上海徐汇分行的经理办公桌就设置在柜台的外面，三面围以座椅，呈马蹄形，经理办公桌上置一标牌，和其他的职员一样，上面写清姓名、职务，这样，顾客就可随便找经理谈话，洽谈业务；经理也可随时发现职员工作上的不足，还可以借机给顾客以业务指导，扩大银行的影响。
一次，陈光甫到美国的一家银行洽谈业务，看见这家银行的大楼高耸入云，气势恢弘，金碧辉煌，使人望而生畏。他回到上海以后，就把所见到的讲给高级职员听，最后他说：“我行往来的储户多系中下层小户，如果银行搞得太阔气，小额储户就不敢上门了。”其实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上海银行早已挤进大银行之列，但营业用房仍像最初开业时一样简陋。总行大厦在修建时，建筑也是十分简朴的，两层以上都用清水红砖的墙面，这在全国的各大银行中是很少见的。
3.“服务社会，辅助工商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
生于清末、创业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陈光甫深感国际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创办上海银行时，他就鲜明地提出了“服务社会，辅助工商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并以此作为上海银行的经营思想和行训，而且把这一口号印在记账凭单和对外的单据上面，压在每个行员办公桌的玻璃台板下，以便牢记和遵守。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陈光甫首先打破了外商一统外汇业务的局面。1917年，上海银行和中国银行几乎同时开办了外汇业务，1918年设立国际汇兑处，成为最早打入外汇市场的私营银行。办理国际汇兑，就意味着要同实力雄厚的外汇银行竞争，风险和难度都很大，陈光甫不惜重金高薪聘请前德华银行天津分行的经理柏卫德为顾问，并派一批高级职员到美国学习，作为技术准备；陆续在伦敦、纽约等国际城市设立代理机构，试办套汇业务；他还特地向电报局租用了专机专线，供通信联络使用。在套汇中，上海银行获得了大笔的外汇收入。
正当上海银行的业务逐渐得手之时，它的外汇经营触怒了外国银行，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发难。当时，该行的经理是外国银行公会的会长。一天，它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的外汇合同，企图限制上海银行经营外汇业务，陈光甫针锋相对，立即致函外国银行公会，申明上海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一时中外银行为之震惊，结果上海银行取得了胜利，两家银行的合同重新恢复了交换。从此，外国银行对陈光甫刮目相看。接着，上海银行将外汇赢利的半数购进外汇资金，这样，随着外汇资金的增加，国际汇兑业务范围扩大到进出口押汇、侨汇、旅行汇兑等，到1923年，该行的外汇资金超过300万美元，1928年在上海几家经营外汇业务的华商银行中，该行承做进口押汇也是最多的，每年约六百余万美元。
在辅助工商业方面，陈光甫确实做了不少的实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的民族工商业在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一般缺少资金，难以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行在资金方面给了民族工商业以强有力的支持。
上海银行创办初期，就把主要放款对象确定为上海及周边地区的企业，如上海、南通、无锡、蚌埠等地的纱厂和面粉厂等，在对纱厂的放款中又集中于“申新”、“大生”两大集团。1934年，当汇丰银行要拍卖“申新”时，陈光甫极力劝说国民党财政部出来挽救。20世纪30年代，上海银行的工业放款户超过二千多户，其中较大的民族工业有二百多家，金额四千二百万元，占全年放款总额的1/3，这在一般的商业银行中是相当突出的，而同时期的中国银行仅占12%，金城银行较高，也只有25%左右。
上海银行如此重视工业放款，也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从1927～1937年间，上海银行工业放款的利息收入就高达2300万元，占全部营业收入的58%。
随着银行业务的发展，为避免利权外溢，陈光甫陆续创办了不少的附属企业，如旅行社（他创办的中国旅行社是中国第一个旅行服务企业）、招待所、仓库、打包厂、保险公司、贸易公司等，要求各行业间通力合作，互为依存。
4.办银行第一在于信用
陈光甫一再强调，开办银行最重要的在于信用，有了信用，不怕不能赚钱，顾客如果没有信用，也不能贷款。
1927年，武汉政府颁布命令，集中现金、钞票汇兑业务以后，汉钞市价仅一折余，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在停兑前后，所收存款约五六百万元，为了得到收款人的信用，他们仍按现金支付，即存款在停兑前存入的一概付给现金，在停兑以后存入的，也各按其存款日的市价交付，这样，上海银行多付了现金二百余万元，这一举动当时博得了社会一致的称赞和信任，后来，汉口分行在汉口的存款大增。
1931年6月，长江发大水，上海银行作押款的食盐受淹，所放的款子部分收不回来，社会上风传该行汉口分行遭受的损失在一亿元以上，银行的信用受到动摇，储户纷纷提取存款。由于上海银行各分行的存款甚多，总额达到两千余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上海银行如果付不出现款，就要宣告倒闭。这时，与陈光甫私交甚好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下令各地分行把大量的现款借给上海银行，承诺给上海银行外币证券作抵押透支五百万元，使其免受了灭顶之灾。
1932年春，日本侵略上海，上海银行再次发生挤兑风潮。由于当时上海银行经营房地产投资已达732万元，超过实收资本500万元的46.4%，此时房地产的价格也随着形势变化而突然下跌，因而上海银行卷入了漩涡，尽管数周后风潮平息，但毕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两次惊人的风潮过后，陈光甫痛定思痛，在行内特别提出了“打倒老太爷、大老爷、少爷三派”的口号。他指出“老太爷为行将就木之人，少爷为不识艰难之辈，大老爷则是官派十足者”，竭力倡导勤俭负责。另一方面，在陈光甫的脑子里，也日渐认识到了政治力量的可怕。
陈光甫讲求自身的信用，也严格要求贷户恪守信用。为数极大的工商贷款，起先采用的方式是商品押款。安徽、江苏等地的纱厂、面粉厂向其贷款，均以原料、棉花、小麦、棉纱以及面粉为押品，他也放以部分厂基的押款。不久，厂基押款逐渐成为银行放款的主要业务，数额较大的，银行都派员驻厂监督，工厂到期不能还清债务的，银行就得以接管或直接投资经营，仅1928～1931年，上海银行就主动投资11个厂矿企业。
在城市里发放的信用小贷款，数额不大，每年一般不到放款总额的0.5%。这种贷款出现呆账的情况很少，为了维护信用，就是这种情况他也绝不放过。天津有个借户欠款几百元，无法归还，最后准备到车站买票一走了之，该行派人将其拘押，追逼出最后一笔财物才将他放走。当时有人在小报上就此事大做文，肆意诋毁，陈光甫则认为到期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开设银行调查部，也体现了陈光甫十分注重信用。调查部成立后，主要进行经济和信用的调查，调查客户的情况，分户列卡，积累的档案有几十箱，对调查的客户不仅要知道他们的财产情况，还要了解主持人的品质、家庭和经营作风。
天津有个叫奚东曙的大商人，是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女婿，社会背景不能说不大。他开办了一家大贸易商行，生意做得很大，非常阔气，许多大银行都去巴结他，给他大量的贷款。上海银行在贷款时却非常谨慎，因为从调查部掌握的材料看出，其人作风不正，投机倒把，随时可能发生危险。果然，后来奚东曙经营失败，人跑得无影无踪，贷款给他的银行都吃了大亏。
5.“有人才，虽衰必胜”，“无人才，虽盛必衰”
从创业一开始，陈光甫就把事业心强、有专门业务知识的两个结盟兄弟杨敦甫、杨介眉约请到上海银行担任副总经理，做自己的左右手；又从他曾经主持经营过的江苏银行里挑选出了一些干练的人员充实到上海银行，选择熟悉商情的当地人充任各分行的经理。这样形成了一个得力的班子，有了这样一批能领导会贯彻企业领导意图的“用命之人”，才能除旧布新。
对人才的选择和培育，是陈光甫在经营上花费心血最多的事情。他认为，人才是企业兴衰的关键，“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上海银行从开业当年起，就从赢利中提取行员的训练经费，用于选派人员和培训。从1920年起，他先后派出杨介眉等十多名高级人才出国接受专业的培训，回国后，他们对行务的建设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20年，上海银行开办了银行实习学校，培养新入行的练习生，每期半年，1925年改为银行传习所，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大学预科毕业生，学期一年，早晚上课，白天在银行各部门实习。一些长期从事金融业、有丰富知识和经营管理经验的经理、主任等担任某一课程的讲师，课程主要有：服务意义、实践银行学、国外汇兑、商法、英文等。教材尽可能博采众家学说之长，结合上海银行经营管理的实践，编得很有特色，易于为学生理解。到1937年为止，共开办六期，毕业近三百人，很多人后来都充任了银行的要职。
陈光甫尊重知识，他鼓励学员“砥砺学行，奋求进取”。他说：“现在办事之人，非多阅书而有学识者不可。”为提供行员读书的条件，陈光甫亲自主持创办了藏书数万册的“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供学员学习之用，还创办了内部刊物《海光》月刊，便于行员撰文立说。
陈光甫经常不定期地聘请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来行讲学，为高级职员做专题的演讲。抗战前，著名作家老舍写了篇短文《取款》，讽刺银行的官僚作风，陈光甫读到后指示属下翻印出来，让每个学员人手一份，引以为戒。
陈光甫还拨款数万元资助行员撰写金融方面的专著。为培养人才，陈光甫是不惜花工本的，用他自己的话说“育才计划，关系我行的生命前途，我行应作为第一要素。”
上海银行对于具有能力、做出成绩的人才不拘一格，将他们提升到重要的岗位。有些穰理、副理是从一般的职员中提升上来的，就是外面有适当的人才，陈光甫也要千方百计地罗列到上海银行来。1926年留日归国的资耀华，在北京的一家小银行里工作，经常在北京银行公会办的《银行月刊》上发表人事管理、信用调查等方面的文，引起了陈光甫的注意，他就向别人打听资耀华是什么样的人，不久，资耀华被聘到上海银行，他在建立调查部工作方面发挥了才能。
为了网罗和留住人才，陈光甫在上海银行实行了优厚的工资制度，调动职工为其创造更多的利润。1929年1月，实行职员等级薪金制：三种职务助员、办事员、职员均分为三等九级，另设有一个超级。每级工资相差5、10、20元，提升晋级相当方便，一般无过失，一年可晋升一级工资。上海银行助员的工资也在50～90元之间，而当时上海男工的平均月工资为17.52元，较之高出近两倍，年终还可以得到相当于本人一两个月的酬金。同时陈光甫还把行员的利益同银行的前途紧密地结合起来，实行行员特别储金和行员认股的办法。
开办于1920年的行员特别储金，1929年重定了程：行员按月薪提成1/10，另有银行送给特薪一成，一并存储，年息一分。在行工作五年以上，储金存期五年以上者，才能提取全数；存期不到五年，自行辞职和被辞退的，只能领取本人薪金的那部分。尽管银行支付一笔特薪是不固定的工资，却加深了银行与行员之间的关系。为了到期取得一笔巨大的款项，职工打心里就安于职守。上海银行在1920年增资时，就留出几百股优待高级职员购买。1930年10月，上海银行的资本额由250万元增至500万元。在陈光甫的提议下，董事会决定把新股的半数分配给行员认购，所有行员，就是最低的职工“茶房”工人等，也参加了认购，如果有的行员一时拿不出现金，银行还可以贷款资助。
结交要人打通欧美上海银行创办之时，外国资本给以巨大的经济压迫；国内军阀横征暴敛，限制民族资本的自由发展，陈光甫对此很是反感，他对国民革命抱着同情的态度。然而，随着全国工农群众革命高潮的到来，上海银行里也出现了工会组织时，他又对革命产生了彷徨，当他为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募得了一笔不小的经费之后，上海金融界支持国民党政府的经费开始与日俱增，为此，蒋介石邀其进入政界，并委以重任。陈光甫虽然推辞了，可他在金融界的地位却日益提高了，担任了中央银行的董事长、中国银行的常务董事、交通银行的董事，成为了中国金融界的头面人物，有人甚至称他为“中国的摩根”。
1935年，蒋介石政府开始不断索取和硬性摊派公债，6月底，上海银行直接对南京财政部的贷款就达6500万元，1936年上半年，上海银行一家即借给财政部420万元，当四大家族以“官股”的形式控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一举兼并了中国实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四明银行后，逐渐形成了官僚垄断资本，民族资本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陈光甫感到上海银行有被吃掉的危险。
为了自保，陈光甫通过贝祖贻的关系，缓和了与宋子文的不和；又送股票给孔祥熙，请他担任上海银行的董事，广泛结交了国民党的军政要员，进一步加强与浙江实业、盐业银行的团结。
四大家族完成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后，陈光甫认识到自己在国民党政权里渊源浅，萌发了依靠美国图谋发展的念头，不再专心于银行的正常业务的开展，热衷于引进国外的资本，搞中外合资公司。他说：“打通欧美银行与本行进一步的关系，是我行新生命的寄托”，早先提出的“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行训也变成了“促进国际贸易”。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陈光甫即与英商太古洋行合资组织了“宝丰保险公司”，开始了与洋商的合作。1936年，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接洽出售白银，美国财政部因其竭诚剖析中国国情而对他产生较好的印象。1938年抗战后，他被再次派往美国接洽借款，得到2500万美元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
上海银行的外汇主要是在后方得到的，其中通过大业公司赚了不少钱。1944年陈光甫派大业公司总经理去美国买下一个半旧的纱厂设备，次年在美国同一些资本家组成了信托公司，中国方面有陈光甫、李铭、张嘉敖。资本1000万美元，发起人认500万美元，上海银行认1/4，即125万美元，据此有人估算上海银行拥有外汇在700万美元左右。这笔当时任何商业银行所没有的外汇资产，后主要投资在美国公债和股票债券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光甫看到蒋介石政府大势已去，于是改变了上海银行的经营方针，资金已不再是投放民族工商业，而主张把资金放在香港、美国。
1948年，陈光甫亲赴曼谷等地筹备设立分行，1949年上海银行领导实权随陈移去香港。1951年，周恩来总理曾托上海银行香港分行原经理王昌林送给陈光甫一封亲笔信，劝他回国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不久，香港分行更名为上海商业银行，单独注册，脱离国内关系独立经营，同时，上海银行的连枝机构大业、保本保险公司、中旅等在香港扩大组织，当时即有人说：“上海银行又像30年前一样从头做起了。过去是在上海的租界里，现在则在香港了。”1954年，陈光甫在台北设立上海银行总行，1965年在台北正式开始营业。
陈光甫当年曾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到达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难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
1976年7月1日，陈光甫病逝于台北，终年9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