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中国，恐怕很少有人不知道大白兔奶糖以及那些令美食家们如数家珍地“陈皮梅”、“杏花软糖”、“鱼皮花生”等精美食品的，或许他们还能说出生产这些美食的厂家的金字招牌——冠生园食品厂。而今，提起“冠生园”，有些老上海还会对它的老板——广东佬“大块头”冼冠生，津津乐道呢。
冼冠生出生在贫寒的小裁缝家庭，却创立了中国现代食品行业的民族资本之最。他创办的冠生园食品厂和冠生园牌子的各种点心美食，覆盖中国的范围之大，无论是在解放前后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都让人咋舌。但是有谁能够想象，那么庞大的一个企业集团的建立，在刚开始的时候，仅仅依靠500元创业。
冼冠生在创办企业的当初，曾遭遇无数次失败的打击，但一次次他都没有丧失信心，也许正是他那种开朗的性格、宽阔的胸怀和认真勤奋的经营精神，才让他走上了自己成功的顶峰。
学徒生涯艰苦创业冼冠生熏原名冼炳成，1887年出生于广东佛山一个裁缝家里。他童年丧父，因为家庭贫困，只在私塾读了几个月，学会了怎样认识字，就在家里帮助母亲干些零活勉强糊口。15岁那年，为了摆脱贫困的处境、填饱肚皮，他央求一个远房的亲戚带他来到了上海，在一家“竹生居”的消夜馆里做学徒。
20世纪初，上海失业现象很严重，在这里谋生非常困难。年轻的冼冠生深知他当时的“饭碗”来之不易，每天起早摸黑地干，从不偷懒，不久他学会了各种食品制作的手艺，店主十分喜爱他并把他当做自己的好帮手。而南方人那种特有的机敏和狡黠以及广东人身上特有的创业意识，使得他处处留心，时时在意，在工作的同时，也在为自己的今后做着打算。
在店主的同意下，冼冠生得以向店里的老厨师学习烹调技术。他对老厨师们非常尊敬，学习技术的时候又很刻苦用心，老厨师们都愿意教他，于是他在烹饪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本功。学徒期间，冼冠生每天抽出时间看报纸，大量的阅读，他不仅认识了很多字，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有了一定的了解，而且也丰富了他在各方面的知识，这为他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年学徒期满以后，冼冠生和一个姓谭的同乡女子结了婚，婚后不久夫妻俩把母亲从广东老家接来。冼冠生利用平时省吃俭用省下的钱，组成了一个家庭班底，开了一家名叫“陶陶居”的小型家庭消夜馆，专营广式小吃。冼冠生年轻气盛，踌躇满志，认为只要店一开起来，凭着自己的一番苦干精神，就能赚到钱。
可是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消夜馆经营不到半年，便因没有什么顾客，而面临即将关门的尴尬。年轻的冼冠生对创业的艰难有了切身的感受，但是他没有被打垮，而是东拼西凑，又弄了点钱，重新开张了一家餐馆，可是不久又蚀本停业了，之后如此停停开开竟达七八次之多！最后资产耗尽，他再也无力经营了。面对这番情景，就是有雄才大略的经营巨子也会心灰意冷的，但是冼冠生反而冷静了下来，他认真地回顾了自己所走过的路，思索着自己失败的原因，总结出了三条教训：一是因为餐馆地点偏僻，不得“地利”；二是附近的贫民多，顾客光顾的少，缺乏“人和”；三是因为缺乏本钱，未能随季节、时令的变化而供应不同的产品，有违“天时”。别看他读书不多，但分析起问题来，居然头头是道。吃一堑长一智，年轻的冼冠生从失败中悟出了一些经商的道理。
从学徒到开宵夜馆到创办“冠生园”，冼冠生经历多次失败，这段历程长达15年之久，以至他到了而立之年，还是一事无成。有人问他：“大块头（上海方言，意为胖子），怎么样？又关门了？”他晃动着矮胖的身躯，笑哈哈地回答：“没什么，另想法混。”经受过如此多失败的打击，反而让冼冠生变得精明开朗了。
按照自己总结的经商之道，经过反复思考后冼冠生决定另谋生财之道。
当时的上海文明戏盛行，南市“新舞台”等戏院演出的剧目很受欢迎，几乎场场爆满。一些小贩就在戏院的门口设摊兜售鸭皲干、干果、蜜饯等消费食品，上海的男人女人都爱吃零食，所以生意特别的好。冼冠生受到了启发，决定改做摊贩生意，一则是本钱小较易筹措，二则可以在繁华闹市觅选适当地点设摊，这样既顺天时，又得地利人和，生意肯定不会差。
于是，冼冠生便在自家租借的上海亭子间里开设起食品手工作坊。白天，他同母亲、妻子忙着制作陈皮梅、牛肉干等，傍晚的时候挑着担子到南市“新舞台”戏院的门口设摊，同时也进剧场内托盘子出售。由于这些食品风味独特，价廉物美，很受顾客的欢迎，他现做现卖，几乎每天都能销完；加上他接待顾客时总是笑容可掬，热心对答，他那张祥和福气的笑脸，格外使顾客感到亲切，渐渐地，生意就做开了。为了扩大经营品种，改进制作方法，冼冠生还专程回佛山老家的一家干货加工厂，就话梅的制作方法学习了两个月。
一天，冼冠生从报纸上看到了香港有一家名为“冠生园”的食品店倒闭了。他觉得，“冠生园”这字号很吉利，便拣起了这块招牌，印制了专用包装纸。丰富的品种，精湛的手艺，加上别具一格的包装，使冼冠生在同行中独树一帜。没过多久，他就在附近一带小有名气了。冼冠生独特的经营之道引起了新舞台戏院的检票员薛寿龄的注意。薛寿龄家资富裕，很想和冼冠生合伙开店，冼冠生也非常乐意，于是他们决定共同集资3000元。冼冠生没有现金，只好以家具作价500元入股，这便是冼冠生后来津津乐道的“冠生园是500元起家的”的缘故。
1915年，“冠生园”在上海南市九亩地开业，仍以冼冠生的亭子间作为制作食品的作坊，生产的主要人员还是冼家母子三人，只是新添了几个工人。冼冠生同时主持着业务经营，内外照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创业，生产和业务都有了很大的进展。
很快地，合伙经营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到了1918年，冠生园增资至15万元，将合伙作坊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了董事会，冼冠生被推举为董事，并担任总经理。公司在斜桥局门路建立了一家食品工厂，“冠生园”这才初具小企业的规模。
拓展业务遍及中华1.扬长避短迅速发展“冠生园”初创之时，上海泰康食品厂和泰丰食品厂的饼干、罐头早已驰名全国。冼冠生审时度势，认为“冠生园”刚刚踏上发展道路，不宜冒进，主张把初具基础的糖果、糕点作为经营重点，打开销路后，再把经营范围扩大到粤菜、粤点的供应上。在集中人力、物力，发挥自己所长的思想指导下，“冠生园”的生产经营很快就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兴旺景象。两年以后，“冠生园”的牌子打响了，资金的积累也充实了，一批生产、业务骨干也成长起来，“冠生园”出现了第一次的大发展。
接着，冼冠生把“冠生园”的总部迁到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租用了一幢五开间连底三层相当宽敞的楼房，从门面到店堂、餐厅，均精心设计，布置得既堂皇又雅致。“冠生园”的发祥地九亩地原址改为“冠生园”老店后，在二马路设立发行所，经办批发业务，并在上海市区内陆续开设了五家支店，营业蒸蒸日上。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资企业纷纷来上海设厂，外国食品商企图垄断上海的食品市场。面临外商挑战，冼冠生毫不示弱，专门撰写了《提倡国货与改善食品》一文，提出要提倡国货、抵制外资入侵，必须提高国货的质量，改良国货生产的落后状态。之后，冼冠生还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发展计划。
1931年、1933年，“冠生园”两次公开向社会招募新股、增资，冼冠生用此款在沪郊漕河泾兴建了设备完善的新厂房，引进了德国、英国的成套先进设备，并从香港、广州礼聘高级技师，使“冠生园”的生产水平、技术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
新工厂主要从事糖果、糕点、饼干等品种的生产，并解决生产落后于销售的矛盾。此时的“冠生园”，在上海食品行业中已经同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康泰、泰丰食品厂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冼冠生早就筹划由南向北发展，此时时机已经成熟。他采取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策略，先开好一个分店，获得了利益，再筹建另一个分店，逐步地建立起了一个遍及许多大、中城市的“冠生园”生产、销售网。到了1936年，“冠生园”仅上海一地就设有总厂一家、支店十家和生产工厂三座；在汉口、南京、天津、北平、杭州等地，也设立了生产、销售机构，成为一家以经营糖果、糕点为主，以饼干、罐头为辅，品种齐全、工商联营的大型食品企业集团，年产值在全国食品行业中位居首位。
2.正确决策再次飞跃
正当“冠生园”稳步发展时，风云突变，日本军国主义嚣张。1937年底，上海沦陷，“冠生园”漕河泾工厂被日军占领，生产设备全遭破坏。在此之前，北平、天津等地也已经失守；在此之后，杭州、南京也被日军占领，各地的分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无法维持下去了。可是冼冠生并没有灰心，而是积极地筹划着新的发展。
冼冠生先是将上海等地撤出的一批机器和原料，集中到当时的后方军事政治中心汉口。这时候的汉口，由于人口骤增，形成了畸形繁荣的景象，尤其以食品、饮食业最为兴盛。冼冠生抓住这一有利的时机，增加生产，扩展营业范围，短时间内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但是战火日益逼近，如此经营终非长久之计，于是冼冠生又积极地推行向大西南发展的计划。
他选定重庆作为“冠生园”新的发展中心。首先，冼冠生为重庆“冠生园”的成立投入了巨额的资金，包括生产设备和原材料，估计总的价值在12万元以上。其次，为了选到一个理想的店址，几次派人到重庆探察，但好几个备选的营业地址都被他否定了；1938年，冼冠生亲自去重庆，经过多方的奔走活动，才在最热闹的都那街选定了店址，重庆的“冠生园”仿照上海模式，设立门市部及饮食部等。重庆是西南的经济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成为“陪都”后，出现了更为兴盛的景象，当时江浙一带来重庆的人很多，这些人对“冠生园”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重庆本地人对“冠生园”产品的风味也很欢迎，因此“冠生园”营业盛极一时，饮食部更是门庭若市，成为社会名流大宴小酌的理想场所。重庆“冠生园”成立以后，仍以经营各类糖果及新式糕点的产销以及粤菜、粤点的供应为主，本地的同行不多，而江浙和湖北等地迁来的同行因是手工制作，质量差、数量小、成本高，无法和“冠生园”的机器生产相竞争，因此“冠生园”几乎以压倒优势独步于市场。
抗战期间是“冠生园”历史上的又一个大发展时期，生产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冼冠生相继在重庆开设了五家支店和两家食品生产厂，店、厂职工总计有四百多人。同时，冼冠生积极地向西南各大中城市拓展业务，他风尘仆仆，亲赴各地筹建分店，对选定店址、布置店堂、安排生产经营，都是亲自缜密研究，并把由重庆带去的管理和生产人员安排在各地的分店作为骨干。
冼冠生于1939年建立了“冠生园”昆明分店，1941年建立了贵阳分店和泸州分店，1943年建立了成都分店。这些分店另设有支店、食品厂和饮食部，在一些较大的县镇还设有代销店。冼冠生将其经营的触角伸向了大西南。
抗日战争胜利后，冼冠生着手恢复上海总店和汉口、南京、杭州、天津等地的分店，由于急需大量的资金，他遂将在重庆及西南各地的盈余调出支应，由重庆汇出的款项先后计有法币一亿多元，美元数万元和黄金二百多两。这笔巨额资金，有力地支援了各地店、厂的恢复和发展。
1.“三本主义”
“冠生园”最成功的管理经验莫过于“三本主义”了。这是根据冼冠生总结以往从商的经历和一些著名的经验而提出的。所谓“三本主义”，就是“本心”、“本领”、“本钱”，这是“冠生园”带有指导性的经营原则。
“本心”，即指事业心和责任心。冼冠生要求全体职工把“冠生园”当一种事业，去克服困难，务求成功，同时必须具有鞠躬尽瘁的事业心，重视食品与人的健康的关系，要对人负责。他常对职工提起过去之所以别人肯出资与他合伙创办“冠生园”，就是因为别人看见他遭遇挫折而不气馁，不断努力，有苦干、实干的劲头，并有搞好食品生产的技能。对高级职员，他常常说：“这是共同的事业，大家要努力干。”
冼冠生要求职工要努力干，自己也身体力行。他每天上午到工厂督导生产，下午到公司去办公，无论是在上海、汉口或重庆，二三十年如一日，从未松懈。他去工厂不是走马观花察看一下，而是仔细检查每一道工序；对业务经营，冼冠生同样极为重视，及时了解产品的推销情况和市场反馈的信息，以便调节生产。
冼冠生的事业心还表现在他的私人生活上，他除了自己应得的每月100元的薪金，每年约1100元的股息外，从不在企业上支钱私用。他生活简朴，食宿都和职工在一起，因而能直接听取对生产、经营各方面的意见，而他的指令和安排也就在这些不拘形式的场合中，取得了支持，得到了贯彻。
“本领”，指的是经营管理和业务技术的能力。意为，要想搞好企业，就必须不断地提高产品质量，不断地创新产品，“打铁需要自身硬”。冼冠生不仅是食品生产的高手，也是经营管理的行家。他去工厂检查，只要用舌尖一触，就能判断食品的好坏，对质量差的能指出毛病所在，职工们对此是心服口服。经营方面，冼冠生更是为“冠生园”的发展付出了才智和心血，“冠生园”的两次大发展都是冼冠生经营战略的体现。一整套的管理制度，高效、精简的管理组织系统显示了冼冠生卓越的经营才能。
为了提高“冠生园”全体职工的本领，冼冠生坚持“用人唯才”，重视人员的培训和使用。“冠生园”各地分店的经理、厂长、财会负责人员，基本上都是在冼冠生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经过考核，择优录用的。选择的标准是“勤奋、灵敏、听话”三条，既能服从统一安排，又能发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冼冠生在用人方面还能捐弃前嫌，信任和起用新人。1941年，冼冠生到重庆“冠生园”所属的各支店视察，在第三支店发现一个姓冉的学徒板着一副面孔，对顾客怒目相视，这与冼冠生历来主张的“人无笑脸休开店”大相违背，冼冠生批评他：“你简直要把顾客赶跑！”但随后，他了解到这个学徒人很老实，做事勤快，只是面孔呆板，不善迎接而已，冼冠生认为这个学徒不适宜再做门市工作，而将他调去学做糕点，后来这个学徒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技术比他的师傅还高明。对一个学徒尚能知人善用，对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就更不用说了。
在人事安排上，冼冠生十分讲究“精品”，因而“冠生园”几乎出现没有冗员和“尸位素餐”的情况。从公司到各地分店的全部职工中，行政管理人员只占2%～3%左右，人数虽少，却颇精干，大多数独当一面，有的还一任多职。重庆“冠生园”各店、厂共有职工四百多人，行政管理人员仅有12人，经理、副经理和办事人员挤在一间屋子里研究生产、筹划经营，办事效率极高。
“本钱”，指的是资本和资金。它要求共同开源节流，积累充足的资金，以利企业的发展。“冠生园”的资本是由少到多，逐渐扩充的。由于“冠生园”一直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在增资招股和流动资金的筹措上，是比较顺利的。1918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加到15万元，冼冠生用这笔资金扩大生产，增加设备，提高食品自制能力，增加业务网点，使“冠生园”在上海的食品行业中崭露头角。1931年，为实现由南向北的发展计划，冼冠生决定将资本增加为30万元，由于当时“冠生园”已名噪沪上，因此吸引了很多的投资者，顺利完成了资金招股，保证了“冠生园”在南京、杭州、庐山、天津等地建立起由产到销的分支经营机构计划的实现。此后，“冠生园”就被社会各方面视为具有巩固基础的事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现了公开买卖“冠生园”股票交易的活动。1933年，为兴建漕河泾机器生产工厂，冼冠生决定再次增资20万元，但是由于政局不稳，经济不景气，只募得10万元的股资，但是在多事之秋，能募得10万元之巨的股资，已足见“冠生园”的信誉之高了，而此时，上海中国银行却主动上门给予贷款，因中国银行吸收了不少的游资，需要寻找可靠的投资者，双方达成了办理抵押或担保贷款20万元的协议，这样“冠生园”不仅解决了漕河泾新厂的资金问题，还得到了一大笔随时可以利用的流动资金。
此外，“冠生园”的总管理处还吸收私人存款近十万元，汉口分店也吸收私人存款四五万元，重庆“冠生园”与金城银行和几家川帮银行也建立了信贷关系，所以“冠生园”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相当宽裕，调动运用颇为灵活。冼冠生在资金的运用上坚持了一条原则，就是一般不用于购置不动产，除了兴建漕河泾新厂房及引进设备外，“冠生园”在全国各地的分店、支店、工厂达四五十处，所有的用房全是租赁的，只需少许的开支加以改装修缮，就可以使用。大量的资金都是用于原材料的储备、生产设备的添置和扩充企业经营的流动费用上，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经营的发展。
2.誉从信出
冼冠生一贯极其重视企业的信誉，他认为这是企业成败的根本。信誉和产品质量总是密切相关的，冼冠生从创办“冠生园”开始，就特别强调必须保证产品的质量，他认为生产中的“三注意”是优质产品的保证。
一是注意配料比例。冼冠生认为这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首要条件。例如水果糖的配料比例，同行业中饴糖、白糖是四、六开，制成的水果糖易稀化，粘纸黏手，冼冠生将之改为饴糖、白糖二八开，既增加了甜度，又防止了稀化，质量大为提高。
二是注意香味分明。各种糖果糕点，一般都具有甜味，但经过配料也能具有独特的香味，当时市面上所售的水果糖常常味道混杂，不知是何味，被讥之为怪味。因此，冼冠生将香味列为质量检查的主要项目之一，在水果糖的制作过程中对各种香料的配备严格区分，使“冠生园”的水果糖各具柠檬、香蕉、苹果、菠萝等不同的纯正的香味。
三是注意食品的卫生。冼冠生提出了“产品质量，卫生第一”的口号，制定了必要的制度和措施，对车间的环境、生产工具、生产人员的清洁卫生都有严格的要求。对原料的采购有明确的规定，坚决不买劣质、变质的原料，并建立了严格的验收制度。此外，对用料的卫生也极为注意，如鸡蛋外壳上的赃物必须洗净，花生剥壳以后，发现霉坏的，必须剔除等。
冼冠生认为，树立名牌是建立商誉的另一途径。他早年同母亲和妻子共同创制的“陈皮梅”、“果汁牛肉”、“橘汁牛肉”质量都有一定的基础，又经反复的研究，多次的试制，最终成为名牌产品的。“冠生园”的梅制品原料有两个供应地：苏州邓尉的梅子价格较低，但核大肉薄；杭州超山的梅子价格较高，但核小肉厚，冼冠生宁愿出高价来购买超山梅，以保证梅制品的质量。他还不惜工本，专门在超山设置制梅工厂，每年新梅一出就大量收购，就地腌制储存，使“冠生园”的梅制品一直以质量特优而闻名。
广式月饼是“冠生园”的另一个主要名牌产品，这一产品是在竞争中不断改进而闻名于世的。这一名品的特点是花色品种繁多，尤其是味道多样，有椰蓉蛋黄月饼、椰蓉素月饼、莲蓉蛋黄月饼和用火腿、叉烧、五仁、百果制作的各式月饼，色、香、味、形均臻上乘，能广泛适应不同消费者的喜爱，使同行难以匹敌，所以能始终畅销国内外。
冼冠生还注意产品的推陈出新。1933年，他应邀去日本访问，临归国前，日本森永糖果株式会社的总经理森永太一郎馈赠各种糖果样品28箱，冼冠生回国后立即组织人员分析研究，仿制出新产品杏花软糖、鱼皮花生等多种国内首创的新型食品。随后，这些都成为“冠生园”的名牌，畅销全国各地。
冼冠生认为，广告宣传是创造企业商誉的另一个手段，它能将自己的产品与同行竞争，扩大销路。冼冠生在做学徒时就是一个广告迷，从报上剪辑了各种的广告，订成了五大本，反复琢磨，爱不释手。担任“冠生园”总经理以后，他亲自设计了许多别出心裁的广告。电影明星胡蝶是“冠生园”的股东，冼冠生把她请来，让她坐在铺陈的红毯上，一只手搭着一个特制的大月饼，拍成照片，照片上题词“唯中国有此明星，惟冠生园有此月饼”，精印成宣传画，四处张贴。
漕河泾新厂建立时，冼冠生还命人在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厂房上装置起六米高的巨型霓虹灯，彻夜灯火通明。当时，这里周围尚无高层建筑，沪杭铁路线上列车经过此地，数里外就能望见“冠生园”字样的霓虹灯，它犹如海市蜃楼，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沿长江两岸的主要港口码头和沿铁路的大车站，均矗立有“冠生园糖果糕点”的各种设计不同的大广告牌。其中有“冠生园药制陈皮梅生津止渴”，特别加上“药制”两字，表示与众不同，具有营养功效；还有，宣传“冠生园果子露不搀糖精”的广告，是针对同行业的时弊，突出“冠生园”食品的优良品质的。冼冠生与上海的新闻界也有接触，他与一些小报馆的编辑、记者时相应酬，取得他们的支持，使之为“冠生园”宣传鼓吹。为了与上海其他生产广式月饼的老字号竞争，夺取“月饼大王”的桂冠，冼冠生于1935年、1936年中秋节分别举办了两次赏月活动，事前他在报上刊登整版的广告，报道这一消息，凡购买“冠生园”月饼十盒即送赏月券一张，在中秋之夜凭券免费搭乘“冠生园”包租的轮船，去吴淞口或乘火车去青阳港赏月；赏月时还邀有名演员演出、记者采访，这天的各大报纸都详细报道，影响很大。当年“冠生园”的月饼销量达十余万盒。经过这样的几次大型活动后，用料考究、制作精良的“冠生园”月饼声誉鹊起，很快地跃居同行业的榜首。
3.粤菜粤点别开生面
冼冠生看到上海的菜馆多为本地风味和北方风味，缺少广东风味，而他深知家乡菜点的诱人之处，亲友中不乏名师高手，可招之即来。因此，“冠生园”改组为公司后，扩大了业务经营范围，他就将盈余资金投向各地分店附近的饮食部，供应粤菜、粤点。他们在南京路门市部楼上开设了大型的饮食部，把漕河泾的“冠生园”农场改为大型花园餐厅，这在沪上独树一帜，别开生面。
在重庆期间，冼冠生更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主持饮食的业务上面，他采用的是一整套虽然平实却不乏精明的经营管理方式，使饮食业成为“冠生园”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是多样化经营。当时其他的大餐馆以经营承包宴席为主，对零星顾客也只供应价格昂贵的份菜，冼冠生则将经营重点面向大众，撤去了部分雅座，扩展了大餐厅，各种粤菜分大、中、小三种，以小份为主，大量供应，并备有快餐，供应价格低廉的盖浇饭、广州窝饭、鱼生粥、腊味饭等。此外，开设了卤菜烧腊专柜，味道可口，干净新鲜，并备有包装纸、盒，顾客可以带走。
二是发挥粤菜的风味特色。冼冠生常和厨师们一起讨论，精心研究，结合各阶层消费者的购买情况，制定了一个多品种的基本菜谱：一类是滋补性的名贵菜，如原盅炖鸡汤、炖三瑞、煲汤及烧烤猪、蛇肉等；一类是一般性名菜，如冬瓜盅、南瓜盅、蚝油牛肉等，价格不贵，一般中等收入的顾客常来光顾，供不应求；再一类是经济可口的普通菜，如咸蛋蒸肉饼、咸鱼蒸肉饼、蚌油豆腐、芙蓉炒蛋、香肠、腊肉等。三类菜品共有上百种，定期轮换供应，其丰富多彩和独特的粤菜特色，深受顾客的欢迎。
三是供应品种繁多的美味早点。“冠生园”的早点名目繁多，每个星期选择三十余种供应，轮流变换，使人颇觉新颖。各色点心中，有甜的，有咸的，有和重咸轻的，有椒盐的，有用葱姜的，口味繁多，以调众味。被列为日常供应的鸡球大包、叉烧包、纸包鸡、蛋塔等成本较高，但所定售价却不高，这是“冠生园”有意均衡毛利率，以争取顾客光顾。其实，另外的时令点心已弥补了利润的差额。如萝卜糕、马蹄糕、芙蓉糕等是用价格较低的萝卜、芋头等的时令品做成的，价格高一点，并不显眼。
四是注意环境，服务周到。“冠生园”订立了《服务人员须知》、《工作手册》等，要求员工要一切从顾客着眼，做好各项服务，使其高兴而来，满意而去。
“冠生园”店堂的布置也十分考究。雅座房间陈设盆景，壁上有山水画，使顾客感到雅致幽静。大厅里，摆设的桌子相互距离较宽，顾客往来方便舒适，每张桌子都是玻璃桌面。店里还特制了一种高脚靠椅，专供儿童使用，父母子女同桌进餐，其乐融融，这可谓“冠生园”的创举。服务人员衣着整洁，礼貌待客，碗筷都是“一洗二清三擦干”，并用蒸汽消毒，餐厅旁备有厕所，里面有面巾、香皂等，可谓周到备至。
4.避凶趋吉
在旧中国开铺设店，尤其是食品、饮食行业，既受反动政府的压迫，又遭社会流氓势力的滋扰，冼冠生在这一方面真是煞费苦心，多方敷衍。“冠生园”创办之初，是依靠薛寿龄做挡箭牌的。薛寿龄是上海滩的一个高级“白相人”，在地面上比较吃得开，一般的流氓地痞知道他是“冠生园”的大股东，不敢前来滋事捣乱。但是随着“冠生园”的逐渐发展，军政方面的当权人物利用各种借口找岔子、找麻烦，薛寿龄也无力阻拦了。
冼冠生只能另找门径，寻找更大的靠山。1934年，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国民党行政院的秘书长褚民谊，并逐渐博得了褚民谊的好感。冼冠生进而提出了请他担任“冠生园”的第四任董事长，褚予以首肯，还入股2000元。冼冠生在西南各地开设分店时，他所选分店的房屋，都是当地显赫权贵拥有的。如重庆分店是租用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舅子、师长周晓岚的房屋；昆明的分店，是租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大舅子、财政厅长李西平的房屋……这些房屋都是经人说情，重金租用的，既是地处闹市，又可得到房主这块招牌的庇护，避免了不少事端的发生。
冼冠生还采取聘请当地有势力的人担任顾问的办法，来免掉经营以外的许多麻烦。如，在重庆就聘请当地的袍哥大爷唐绍武为顾问，月送公费50元，唐常来“冠生园”餐厅“坐稳”，就像土地庙的对联说的那样：“保一方清吉，佑四季平安。”冼冠生如此做，不仅是花小钱救大钱，避免了许多没有必要的血腥之灾，而且也因此结识了许多的社会名流，为自己的餐厅创了一个很好的招牌。
冠生园的新生抗战胜利后，冼冠生带着庞大的计划来到上海，打算迅速恢复“冠生园”在上海、南京、杭州以及中国北方的业务，并实施向美国、东南亚发展的计划。但现实却无情地粉碎了他的宏图大志：美国剩余物资源源不断地倾销，几乎占据了全部的食品市场；国民党发动了全面的内战，各地的交通堵塞，民不聊生，根本无法发展业务；国民党统治造成的通货膨胀，几乎使生产难以维持，再加上“冠生园”股票为一些商人所得，他们操纵董事会，排挤冼冠生。而冼冠生本人，也忧愤难当，积劳成疾，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冠生园”的元气从此大伤，生产和销售都步履艰难，冼冠生勉强支持着，维持到全国解放。
解放后，上海“冠生园”及各地二十多家分店获得了新生。在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业务很快恢复，并得到了发展，特别是重庆“冠生园”，在糖果糕点的生产，经营特色的粤菜、粤点的风味上，都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冠生园”的特色。冼冠生继续经营着“冠生园”的业务，直到1952年逝世。
十年****之后，“冠生园”这块老字号又得到了恢复。全国各地的厂、店增加到四十多家，新推出的大白兔奶糖，两次荣获国家银奖；荔枝夹心硬糖、哈密瓜糖等高级透明夹心硬糖，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几乎成了家家必备的美食。全国各地的“冠生园”组织了“冠生园联合会”，每年举行年会，以发扬“冠生园”的经营特色，促进“冠生园”的繁荣，“冠生园”在新的时代里又恢复了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