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哲学家很难脱掉干系，毕竟哲学是那些称之为“哲学家”的人研究的学问。但是，一旦我们把目光从哲学转移刭哲学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哲学”和“哲学家”之间并不是铁板一块。哲学家可能是精神上的贵族，但却未必是现实中的贵族。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们可能与我们并无区别。
贵族的奢侈品
告诉他们，我这一生过得很幸福！
——维特根斯坦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要成为一个哲学家，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闲暇的时间，二要有诧异的眼睛。在这里，“闲暇”是前提。如果一个人终日为生计奔波，吃了这顿饭，还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他是没有心情来研究哲学的。再者，哲学是一种纯粹思辨的知识，哲学家过的是一种心灵的生活。而探索这种知识，过这种生活，唯有在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供舒适消遣的日用品有了保证以后才能实现。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说的：“他们（贵族君子）靠奴隶劳动而过活，或者至少也是依靠那些毫无疑问地位卑贱的劳动人民而过活……无论人们对于容许奴隶制存在的社会制度怀有怎样的想法，但正是从上面那种意义的君子那里，我们才有了纯粹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是贵族的一种精神，是一门奢侈的学问，远非吾等凡夫俗子所能企及。
哲学是贵族的精神，哲学家则是精神上的贵族。他们研究哲学不是为了经世致用，而是因闲暇而沉思，因沉思而诧异，因诧异而求知，因求知而得到满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哲学家是对周围的世界感到诧异才开始思辨生活的：“不论现在还是过去，人们只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他们起初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地推进，提出较大的问题。”哲学家们，就是生活在这些问题中。他们思考这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满足个人的好奇心以外，没有其他目的。因此可以说，哲学是一门为知而知，为思辨而思辨的学问，它不服从于任何物质利益和外部目标，因而是唯一自由的学问。而哲学家，过得则是一种心灵的生活，思维的快感足以让他们满足和陶醉，因而是唯一自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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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诞生在西方，是由古希腊的哲学思辨传统直接塑造的。古希腊拥有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发达的奴隶制，贵族因此享有充分的闲暇。而绝大部分的希腊哲学家，都是贵族出身，他们不必为生计操劳，因此才能从事纯粹思辨的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才把“闲暇”看做是哲学思辨的必要条件。比如，古希腊的那位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他本出身于伊奥尼亚地区爱菲斯城邦的王族家庭，本来要继承王位的，但是他却将王位让给了弟弟，自己跑到女神阿尔迪美斯庙附近隐居起来，专门从事哲学思辨。德谟克利特也说，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因果联系，比作波斯国的国王还要高兴。
但是，闲暇只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多了那些不为衣食所扰的“大款们”。他们饱食终日、行尸走肉、无所事事、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根本无法成为希腊意义上的贵族。他们想要的，只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醉生梦死，而不是心灵自足的生活。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感官的刺激和肉欲的满足，而不是纯粹思辨的愉悅。他们虽然也有所谓的“好奇心”，但可惜的是，这种“好奇心”用错了方向，误入了歧途，只能算柏拉图意义上的“庸俗的好奇心”。
所以说，能够利用闲暇从事哲学思辨，是希腊人的特殊之处。希腊贵族崇尚的高尚活动是战争、游猎和思辨。最后一项风尚造就了一批职业哲学家。从词源学上看，西文的“学校”（School），就是由希腊文“闲暇”派生出。学校是柏拉图之后哲学家活动的主要场所，他们在此研究和传授知识。由于哲学在希腊是一门独立而崇高的职业，希腊哲学家不像印度哲学家那样属于僧侣阶层，也不像中国哲学家那样属于官宦阶层，而是属于自由的贵族阶层。因此，希腊的哲学著作与宗教典籍和历史文学作品有着明显的分界线。哲学的这种职业化倾向反过来又促进了希腊民族的思辨精神的发展，结果形成了希腊民族特有的静观、思辨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但展现在他们创造的艺术品的特殊美感之中，而且造就了高于周围民族文化的科学理论。比如，埃及人虽然最早从经验中总结出几何测量规则，但希腊人却在此基础上构造出几何学的演绎体系；巴比伦人虽然早就开始了天文观察，但希腊人却利用观察材料提出天文学的思辨理论。
泰勒斯的传说
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
——亚里士多德
泰勒斯是伊奧尼亚学派（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古希腊有文献记载以来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很快学到那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以后从事政治和工程活动，并研究数学和天文学，晚年转向哲学。他几乎涉猎了当时人类的全部思想和活动领域，获得崇高的声誉，被尊为“希腊七贤之首”。实际上，希腊七贤之中，只有他够得上是一个渊博的学者，其余的都是政治家。
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他有句名言：“水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终归于水。”泰勒斯没有留下完整的传记，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伕事，从各个角度描绘了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生平事迹。这些传说未必完全真实，但和他的性格还是相称的。
泰勒斯言谈幽默并非常有哲理。有人问：“怎样才能过着有哲理和正直的生活？”他回答说：“不要做你讨厌别人做的事情。”这和中国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人问：“你见过最奇怪的事情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长寿的暴君。”又一个问题是：“你做出一项天文学的发现，想得到些什么？”他回答说：“当你告诉别人时，不说它是你的发现，而说是我的发现，这就是对我的最高奖赏。”
据说有一次，他边走边思考问题，不慎跌倒在一个水坑里。一个婢女嘲讽他说：“真可笑，你连身边的事情都看不到，却总是想那些天上的事情。”对此，泰勒斯一时竟无法反驳。事实上，泰勒斯后来用实际行动驳斥了那个庸俗的婢女。他夜观天象，知道来年的橄榄将获丰收，事先租赁了当地全部的榨油坊。果不其然，他的知识没有欺骗他——橄榄丰收了。于是，泰勒斯便将榨油坊高价出租，获得了一笔巨大的利润。泰勒斯用行为证明，哲学家如果想发财是很容易的，可惜，他的志向并不在于此。正如他曾经说过的一句格言：“别人为食而生存，我为生存而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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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泰勒斯的这个故事，曾听人多次谈起。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对此曾经有一个非常精彩的点评：“哲学家如果想赚钱的话，是很容易做到的，但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而黑格尔的评语更是毫不客气：“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
这就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批思想家。在他们眼里，纯粹的思辨不是为了谋求生计，更不是为了治国安邦，仅仅是一种乐趣。如果还要向下追问，他们是在追求纯粹的“真理”，追求真实的“存在”，从而超越自己的有限，体验造物主的神奇和上帝的无限。对他们来说，唯有这种快乐，才是真实的；唯有这种追求，才是严肃的。后来的毕达哥拉斯，这位兼哲学家和数学家于一身的天才，毕其一生都在探究宇宙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据说，他为了庆祝“勾股定理”的发现，曾举行“百牛大祭”，即杀掉一百头牛来祭奠这个在当时毫无实际用途的数学定理。用他的话来说，他从这种思辨出来的和谐关系中体验到了一种快乐，感觉自己离神更近了一步。
辜鸿铭曾经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是什么原因促使人们去追求科学呢？多数人会以为是出于对铁路、飞机一类东西的需要导致了对科学的追求。实际上并非如此，当前所谓进步的中国人为了铁路、飞机去追求科学，他们永远也无法懂得科学的真谛。在欧洲历史上，那些真正献身科学、为科学的进步而努力的人们，那些使修筑铁路、制造飞机成为可能的人们，他们最初就根本没有想过铁路和飞机。他们献身科学并为科学进步作出贡献，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渴望探索这广袤宇宙那可怕的秘密。”正因为此，摆脱感性认识的理性科学在西方较为成熟地发展起来了。形式逻辑学、天文学、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都在古希腊人的大脑中完成了其雏形。而中国古代的思辨思维，却在个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的事功追求中被淘汰了。而这，可能是中国没有产生科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势利的智者
智者行为就是通过这种表面的智慧演示来赚钱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5世纪至4世纪上半叶，在古希腊历史上出现了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智者运动。在希腊文中，“智者”来源于“智慧”一词，意思是“具有智慧的人”。开始的时候，这个词主要用来指诗人、音乐家、预言家和演说家。希腊历史上著名的“七贤”就有这样的称号。然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则专门指那些以传授智慧为职业，并在公众事业中有所成就的人。在当时的希腊人看来，智慧就是用优雅的语言来表达思想的艺术，而智者正是传授这门艺术的教师。
智者并不是为智慧而教授智慧的思辨家，他们传授智慧具有功利目的，即要培养能够在政治活动中获胜的人才。而来学习语言艺术的人，都要向老师交纳学费。据柏拉图说，当时负有盛名的智者普罗泰戈拉的学生大多来自名门望族，他们的目的或是成为政治家，或是成为职业智者。而对智者而言，传授知识则是为了挣钱。每一个来学习的人都要交纳学费。没有学费，是不能成为智者的学生的。据说，曾经有一个叫提西阿斯的人曾经跟随古希腊的智者考拉西学习雄辩术。可学到本领以后，提西阿斯却拒绝向考拉西支付学费，并表示：他愿意听从法院判决。提西阿斯说，如果他败诉了，那么他将接受法院的处罚；如果他胜诉了，那么他就不用付学费。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没有付学费的义务。结果，提西阿斯最终没有付学费。
后来的智者普罗泰戈拉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与学生约定：先付一半学费，出师毕业后打赢第一场官司时再付另外一半。有一次，他向他的学生优安塞隆收学费，优安塞隆说：“我还没有打赢过一场官司呢！”普罗泰戈拉说：“不然，我现正和你打官司。我赢了，你得付钱；你赢了，你也得付钱，因为你已经打赢了第一场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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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是以智慧为追求目标的。所以，他们既是有智慧的人，也是爱智慧的人。而后期的智者，虽然是有智慧的人，但不是爱智慧的人。对他们来说，智慧仅仅是用来满足外在功利实用目的的手段。这一点，遭到了后来柏拉图的强烈批评。他把智者斥为“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亚里士多德也曾尖锐地批评智者的巧辩术：“正如游戏中的骗局和卑鄙的竞争的不同特征是确定的，巧辩就是论辩中的卑鄙竞争。卑鄙的竞争者不取胜决不罢休，巧辩者同样如此。智者就是那些为了公务和赚钱的目的而这样做的人，智者行为就是通过这种表面的智慧演示来赚钱的方式。”
即使在学说方面，智者与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迥然相异。智者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对自然的思辨和对宇宙本原的思考，而是对人生和社会的辩论。他们的精力主要用于口头争辩，而不是著书立说。正因为此，“智者”几乎成了“诡辩”的代名词，遭到了历代哲学家的鄙视。但是，智者的诡辩也不纯粹是破坏性的。它极大地训练了希腊人的思维，铸造了哲学发展的方法论工具，开创了辩证法和雄辩术的先河，体现了极其宝贵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
饥饿的马克思
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
——卡尔·马克思
艺术史上有“饥饿的艺术家”，哲学史上也不乏“贫困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虽然有一个高贵的灵魂，但又宿命般地拖着一个沉重的肉身。他们虽然热衷于心灵的生活，但现实的生计问题却不能不面对。他们虽有着一双充满“诧异”的眼睛，但却没有“闲暇”的时间和悠然自得的心境。
马克思，就是这样的哲学家。他的思想震撼了整个世界，但又有几个人知道，这位天才哲学家一生穷困潦倒，靠恩格斯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女儿死了，他甚至连棺材都买不起。当年的马克思身处社会的边缘，遭遇种种排斥和迫害，贫病交加。他曾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自我解嘲地说：“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乏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以致窘迫到连邮寄研究‘货币’的手稿（即《资本论》）的邮费都没有。”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在一封信中写道：“同这种拥有金钱和种种斗争手段的官方势力作斗争，当然是极其有趣的；如果斗争的结果是我们胜利了，那就更加光荣，因为斗争的另一方拥有金钱、权力和一切，而我们却常常不知道从哪里能弄到写信的纸，如此等等。”
而恩格斯，本不想从事商业活动。他曾不止一次地把它称作是“该死的生意经”，并且不止一次地下决心：永远摆脱这些事，去干他喜爱的政治活动和科学研究。然而，当恩格斯想到，被迫流亡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一家经常以面包和土豆充饥，过着贫困的生活时，他就毅然拋开弃商念头，咬紧牙关，坚持下去，并取得了成功。这样做，为的是能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从而使朋友，也使共产主义运动最优秀的思想家得到保存，使《资本论》早日写成并得以出版。1848年，大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回到曼彻斯特营业所，从事商务活动。这使恩格斯十分懊恼。但懊恼归懊恼，该做的事情还必须去做。他似乎没有别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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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的那些贵族哲学家，关注天上的事情，是因为他们不需要关注地上的事情。他们不屑于挣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缺钱。但对那些生活暗淡的哲学家而言，自身的生存都成问题，为什么还会如此固执地关注天上的事情而忽视地下的事情呢？
这个问题，也许只有一个答案：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驾驭了自己的肉体，以至于物质欲望在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限度地压制，从而实现了人性最崇高的升华。对他们来说，肉身也许仅仅是灵魂的载体，只要能维持各个部件的基本运转就可以了，而不需要片面地夸大和关注。比如，斯宾诺莎，虽然有巨著《伦理学》问世，但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位日神般的智者每天都要靠打磨眼镜片维持生计！
斯宾诺莎本出生于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商人家庭。他的父母亲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为生，生活颇为宽裕。可是他，放着优厚的物质生活不去享受，硬是把自己变成了异教徒。1656年，他因反对犹太教教义而被开除教籍，最后不得不搬出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1673年，有人提供给他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职，条件是不可提及宗教。面对如此诱人的职业，斯宾诺莎还是毅然拒绝了。因为他知道，思想绝不能被当作交换的筹码。由于长期劳累，斯宾诺莎最终积劳成疾，年仅45岁就去世了。
斯宾诺莎虽然死了，但他的哲学思想和人格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世间。正如他在谈论永恒时所说的：“人类的心灵不会随着肉体的消亡而完全消亡，它的某一部分仍将永存。”这正是用永恒的形式看待瞬间事物那一部分所得出的令人安宁的结论，也是斯宾诺莎本人的精神支柱。斯宾诺莎的一生既有着犹太民族漂泊流浪的投影，更是人类智慧纯度极高的结晶。他也因此成为了在精神上最接近永恒的人。正如后来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要达到斯宾诺莎的哲学成就是不容易的，但要达到斯宾诺莎的人格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尼采也说：“最后一个基督徒已在十字架上死去了，可是他忘记了斯宾诺莎！”
估计还是斯宾诺莎自己的那句话更适合他：“幸福不是美德的报酬，还是美德本身。”
落水狗般的孔子
更高级的哲人总是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尼采
春秋楚昭王时，有一位隐士姓陆名通，字接舆。他看到楚政昏暗，便佯装狂人而不出来做官，所以人称“楚狂”。有一次，孔子周游列国想游说楚昭王，楚狂接舆便作《凤歌》在孔子的车旁唱给孔子听，意在讽劝孔子不要从政做官，以免得祸。孔子听到接舆唱的歌便下车想找他交谈，接舆赶紧避开，孔子没法和他说。
楚狂接舆的形象真有点嬉皮士味道，一路唱着一路跑。但是，他所唱的内容却是非常严肃而深刻的，尤其是“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两句，成为了后世的名言。那意思其实也正合于孔子在《八佾》篇里所说的“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精神。“往者不可谏”就是“遂事不谏”，用我们的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了吧！关键是要抓住未来。“来者犹可追”，就是抓住未来。不过，抓住未来干什么？这依然是一个问题，在接舆看来，如果你要抓住未来去从政，仍然是犯傻，不可取。因为“今之从政者殆而！”意思是说，现在从政的人都非常危险了，你还“累累如丧家之犬”一样地汲汲于奔走各国干什么呢？
但是，孔子无法像接舆那样洒脱，因为他舍不得这个世界。尽管不幸于当时的各路诸侯，累累如丧家之犬，惶惶如漏网之鱼，窘态百出，但他还是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从而忍受着不为人所理解的孤独。有一次，孔子困于蔡，没有吃的，甚至“七日不伙食”。此时的他，只能用“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样的话来进行自我安慰。而他的学生，被后世称之为“亚圣”的孟子，其一生也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四处游说，又四处碰壁，一生都怀才不遇。他甚至还不如孔子，孔子还在鲁国当过几天小官，而他却是四处奔波，背井离乡，为卿于齐，出吊于腾，最后只能用“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信念进行自我鼓励。
同孔孟一样，历史上很多哲学家在享受生命愉悦的同时，也在忍受着心灵的孤独。生命的愉悦，来自于境界的提升和心性的修炼；而心灵的孤寂，则是不为世人理解的无奈。快乐和孤独，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哲学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哲学家是能够享受孤独的人，更是能够忍受孤独的人。对他们而言，孤独不仅是一种体验，更是一种使命。因为他们不是在迎合时代，而是在反思时代。他们的眼光都已经超越了所处的时空，而看到了更远的地方。因此，他们必然就表现为“超凡脱俗”。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如此的不被人们理解，如此的孤独寂寞着。所以，哲学之路必定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一条吊影孤行的荒芜英雄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家正是以浓缩的方式承担了人类所有的痛苦。苏格拉底自称“牛虻”，一天到晚都在人们耳边发出令人生厌的声音。岂不知，他是在拯救人类的心灵。马克思自嘲说，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货币还在研究货币的人。还是尼采说的好：“更高级的哲人总是独处着，这并不是因为他想孤独，而是因为他在自己的周围找不到他的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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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在他的重要著作《理想国》里曾经有个非常重要的比喻——洞穴比喻。
故事是这样讲的：有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一条长长的通道通向外面，有微弱的阳光从通道里照进来。有一些囚徒从小就住在洞穴中，头颈和腿脚都被绑着，不能走动也不能转头，只能朝前看着洞穴后壁。在他们背后的上方，远远燃烧着一个火炬。在火炬和人的中间有一条隆起的道路，同时有一堵低墙。在这堵墙的后面，向着火光的地方，又有些别的人。他们手中拿着各色各样的假人或假兽，把它们高举过墙，让他们做出动作，这些人时而交谈，时而又不做声。于是，这些囚徒只能看见投射在他们面前的墙壁上的影像。他们将会把这些影像当作真实的东西，他们也会将回声当成影像所说的话。
后来，有一个囚徒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起来，可以转头环视，他现在就可以看见事物本身了：但他们却以为他现在看到的是非本质的梦幻，最初看见的影像才是真实的。后来又有人把他从洞穴中带出来，走到阳光下面，他将会因为光线的刺激而觉得眼前金星乱蹦，以至什么也看不见。他就会恨那个把他带到阳光之下的人，认为这人使他看不见真实事物，而且给他带来了痛苦。
柏拉图说，刚从洞里出来的人，是一时无法接受真理的，就好比一个人在黑暗的洞穴中呆得时间太长了，乍一出来就受不了阳光的刺激一样。对他们来说，真理是刺眼的，一开始会非常不习惯，非常痛苦，甚至还想回到洞穴里去。但是，只有阳光才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光明，代表着出路，我们不能因为他们一时接受适应不了就回到充满“意见”和“影像”的黑暗洞穴里去。那个第一个跑出来看见阳光的人有责任回到洞穴里去告诉大家真相，而且还有责任不让大家跑回去。
在这里，柏拉图用那些看见阳光，认识真理的囚徒来比喻哲学家，他认为，哲学家具有引导愚昧民众走出黑暗，并且适应真理的义务和责任，而且哲学家也应该有这种担当的意识。对此，柏拉图说出了他那句最为著名的话：群众永远生活在无知的洞穴中。而哲学家先于群众认识了真理，就有义务去拯救世人。
知行合一的墨子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尚书》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哲学学派非常特别。它不仅宣扬自己的学说，而且还把自己的学说看作安身立命之本，身体力行。这个学派就是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墨子不像孔孟、老庄等其他思想家那样四处游说，让各诸侯接受自己的观点和学说，而是通过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学说。墨子一生胸怀天下，到处奔走，宣讲行义。经过实践，他深感靠一个人的力量很是单薄，必须要有更多的人为此献身。于是，约在30岁左右的时候，墨子创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团体组织，即墨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成员始终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作座右铭，奉行吃苦耐劳、严于律己的宗旨，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将政治主张与实际行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举动，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传为佳话。
墨家始终将天下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要为了正义和真理，皆可赴汤蹈火。只要能够“利天下”，哪怕是“摩顶放踵”（头顶到脚跟都磨伤），也会亲力亲为。墨者中从事诡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都以各自的方式践行墨家的这一宗旨。“墨辩”四处推行墨家的主张，采取的是“文战”。墨子就非常强调辩论的实用目的，而拒绝为辩论而辩论。“墨侠”则是学习各种实际技能，反对侵略战争，协助正义的战争，提倡积极防御，采取的是“武战”。
据说，墨子曾经派管黔到卫国推荐弟子高石子从政。卫君赐给他非常优厚的俸禄，安排在卿的爵位上。高石子三次朝见卫君，每次都详细讲述墨子的治国方略，卫君只是点头称好，却不采纳实行。见此状，高石子毅然辞官，回去向墨子汇报说：“以前先生讲过，天下无道，仁义之士不该处在厚禄之位。现在卫君无道，我不愿在那里贪图俸禄和爵位。”墨子听了很高兴，称赞高石子说：“你听听高石子的话吧！背义而向往俸禄的人很多，拒绝俸禄而向往义的人很少。高石子就是为义背禄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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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一种“轻知重行”的世俗文化，强调道德实践的重要性。中国哲学中的“知”不是今天所谓的科学认知，而是王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这是对内心中“大体”的体认，从而上升为一种道德实践上的自觉。所谓的实践，也不是今天所谓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主要是指道德实践。因此，在中国哲学中，从来就没有把“知”和“行”分开，而是强调知行合一。也就是说，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为了把这件事情做好。只“知”不“行”，就是伪君子，就是假道学。这在中国文化中是不能容忍的。
西方的苏格拉底也强调“知行合一”。他说，一个人之所以作恶，只是不知道善是什么，一旦知道了什么是善，恶行自然就会停止。知道什么是善而不去行善，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王阳明也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之所发处，便是行，一念不善，便是恶行。”
如何做到“知行合一”，是古代先哲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尚书》中就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意思是说，知道一个事情也许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孔子也说：“敏于行讷于言。”“巧言令色，鲜仁矣。”意思是说：少说多做，才是正确的处世态度，那些唾沫星子乱飞，说得天花乱坠的人，在行为上往往不积极。在《论语·公冶长》一篇中，孔子还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当年我听了别人所说的，就相信他能够做到。现在长见识了，听完别人说的，还要看看他是否能做到。”
孔子的这个观点因为符合一般人的成长经验，所以流传至今，也奠定了中国人对知行关系的基本态度：行难于知，行重于知。虽然民间时常有“百无一用是书生”之类的讽刺，但在理论层面上，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仍然将行摆在了知的前面。
无奈的现实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歌德
理论总是灰色而抽象的，生活才是具体而生动的。理论是针对世界的，行为才是针对个人的。一旦自己所主张的理论和自己的行为发生了沖突，哲学家就会遭遇自相矛盾的尴尬。
法国大哲学家萨特，是西方存在主义的领军人物，更是自由主义的代言人。他主张人生应该自由地选择，并在这种选择中承担责任。正如他所说：“人生就像是被拋上了一列飞速运转的列车，对于它来自何处，还是驶向何方，人们一无所知。人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在存在中自由选择，并独立地对自身及整个世界担负起责任。”
萨特不仅宣扬自由，也力求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自己的自由思想。他和西蒙·波伏娃相恋，但始终没有进入婚姻的殿堂，而是保持了一生的情人关系。对于将自由视为生命的萨特来说，婚姻无疑是对爱情最大的戕害。他曾经和西蒙·波伏娃签订的协议：两个人保持情人关系，互不干涉，其中一方可以自由地去选择其他的情人或者性伴侣。萨特这样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一段时期内，他曾经同时和包括西蒙·波伏娃在内的几个女人保持着情人关系，并乐此不疲。可是，当西蒙·波伏娃也试图寻找萨特以外的情人时，萨特恼怒了。强烈的占有欲使其不得不对“自由”进行重新思考。
中国古代也有一个哲学家叫做申不害。他是法家思想的先驱，主刑名之学，长黄老之术。他任韩国国相期间，打破血缘宗亲的羁绊，选贤与能，锐意改革，将韩国由一个弱小的国家带进了“战国七雄”的行列。但是，当国家的政策一旦和自己的利益发生沖突时，这位哲学家就不得不妥协了。据说，申不害有个哥哥，想走兄弟的后门在韩国谋个一官半职。在亲情面前，申不害已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跑去向当时的国君韩昭侯求情。但是，他的请求却遭到了韩昭侯的拒绝。韩昭侯说，身为一国之君，自己的任务是把国家治理好，不会因为一个人而放弃自己治理国家的大原则，就是说，站在一国之君的立场上，韩昭侯是不会因为申不害说情而让他哥哥去做官的。而且，打破亲情选拔人才，本来就是申不害主张的。而现在跑来为的哥哥跑关系的，也是申不害。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身为国君，是应该答应还是不应该答应呢？
听完韩昭侯的话，申不害面露惭愧之色，再也不敢提这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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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可以超越时空，不受现实条件的限制。但是，一个人的生活却不能踏出自己的历史半步。于是乎，哲学家很容易陷入“抽象地肯定，具体地否定”的尴尬局面。他们表达起自己的主张和观点来可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因为这没有触及到他作为个人的内心情感和现实利益。就像一个人说起别人的事情来，总是振振有词；一旦说起自己，就做不到了。萨特是如此，申不害也是如此。
也许，我们对哲学家太苛刻了。发生在普通人身上的事情，普通人所具有的缺陷或者弱点，一旦搬到哲学家身上，我们就无法忍受了。我们的潜台词可能是这样的：哲学家是智慧的化身，是照亮僧罗大众人生之路的明灯。他们在人格和道德品质方面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我们的领路人。正因为此，我们给他们附加了更多的道德义务，总是希望他们能够像犹太先知摩西一般带领我们远离痛苦的此岸而前往幸福的彼岸。
但我们似乎忘了，哲学家也是肉体凡胎，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与贩夫走卒之间的区别，不过是思想走的更远罢了。单凭他们炫目的思想或华丽的文辞来推测他们的个人生活，将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哲学家在个人生活方面并不比我们优越多少。克尔凯郭尔猝死在哥本哈根街头，尼采疯狂于精神病，福柯死于艾滋病……
哲学家的生活是个人的，酸甜苦辣可以自己去品尝，所谓“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然而，哲学家的思想，特别是那种上升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思想，一旦出现偏差，所带来的灾难将是致命性的，对于人类来说无咎于飞来横祸。法国大革命，纳粹的大屠杀，苏联的清洗……这些罄竹难书的历史灾难让我们明白了人的血液是可以如此地流淌而不会干涸。也许，我们应该警惕的是糟糕的哲学理论，而不是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建设一个价值多元的开放社会。
伪君子与假道学
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
——叔本华
知行合一的哲学家令人钦佩，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尴尬的哲学家也可以理解，最让我们痛恨的可能是那些知行背离、言行不一的虚伪哲学家。对于普通人而言，言行不一，知行分离，也许很容易得到理解和宽恕。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难免会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何况，我们都是世俗的人，在利益诱惑和生存压力下很容易向现实妥协。总之，我们是普通人，社会对我们的要求不会很高。
但哲学家就不一样了。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似乎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实践自己的哲学。否则，他们的这种哲学就有可能被称为假道学，有愚弄群众、诱奸民意之嫌。人前说一套，背后做一套，自己都不遵从自己的哲学，又怎么能让别人遵从呢？正如2008年发生的“艳照门事件”。那些大牌明星们在舞台上竭力向观众兜售真善美，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在干着假恶丑的勾当。如此一来，他们所宣扬和表演的，岂不成了一场荒诞的闹剧？
宋朝的大哲学家朱熹就是如此。他提出的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观点。“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吃饱肚子是必须地，所以说是天理。但是，你如果去追求山珍海味，挥霍浪费，像慈禧一样吃一顿饭就要准备108道菜，就是人欲了。同样，结婚生子，也是人之常情，所以说是天理。但是，非要找好几个老婆，三妻四妾，左拥右抱，恣情纵性，就是人欲了。我们且不论朱熹先生的这种观点是否值得商榷，但有一件事情肯定让我们大跌眼镜：朱熹自己就讨了好几个老婆！
在西方哲学史上，带着虚伪的“假面具”的哲学家也是俯拾皆是。培根，这位近代经验主义的开山鼻祖，虽然写出了大量关于人生方面的优美散文，但是，我们何曾想到，他在现实生活中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政治流氓。为了争得权力、金钱和女人，他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叔本华，虽离经叛道，但仍然不能免俗。据说他为了和黑格尔在大学讲坛上一争高下，暗中曾经不止一次造谣生事、恶意中伤。他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版后，他经常一个人跑到书店去观察这本书的销量。可惜，这本书在当年仅仅卖出了160本。叔本华反过来又为自己开脱：“如果不是我配不上这个时代，那就是这个时代配不上我。”弗洛伊德，这位以心理学作为跳板进入哲学的性学大师，剽窃了叔本华的很多哲学观点，但在引文注释中却只字不提，并装傻般地说自己对叔本华此人一无所知。他的学生荣格反对他的观点，他便记恨在心，不仅和荣格断绝师徒关系，还在各种场合对荣格痛下粗口，将其逐出弗洛伊德学派。他也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在自己的自传中，他屡屡提及自己“古柯碱麻醉效用”这一发明，原因就在于他没有得到与他的实际贡献相对等的荣誉。其他如卢梭，能够写出《爱弥尔》，但却不愿意按照里面所写的抚养自己的子女；尼采的思想疯狂超越时代，被女人抚养大却讨厌女人，并死于梅毒；罗素写《幸福之路》试图教导人们走向幸福。但自己的婚姻生活却一塌糊涂；海德格尔受犹太恩师胡塞尔教诲，并有着犹太情人兼学生，但却毅然加入纳粹，为虎作伥……
如果我们还要列举，那就是很长的一个清单，还是就此打住吧！
“延伸阅读”
其实，思想是思想，行动是行动，我们完全没必要将二者纠缠在一起。也许受康德“批判哲学”的影响，西方人大多能够将“知”和“行”、“知识”和“价值”区别开来。“知”是“知”，属于经验层面，纯粹理性的认知层面；“行”是“行”，属于超越经验的个体实践层面，二者不能相互僭越。比如，研究马克思的人，他未必信仰马克思，未必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纲领和指南；相反，那些信仰马克思的人，未必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著作。一个主张爱情和婚姻应该划开界限的人，我们更不应该逼迫他在现实生活中必须在爱情和婚姻之间做出抉择。休谟说，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我们在理性上认识到了，在行为上未必能做得到。比如一个人失恋了，他的朋友都会苦口婆心地安慰和劝告，失恋者尽管也知道朋友说得有道理，也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但就是无法从痛苦中摆脱出来。同样，那些劝告失恋者的人滔滔不绝，正是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旁观者”，如果他也失恋了，他的这些理论估计对他自己也很难奏效。
正因为此，西方的名人、伟人并没有因为其言行方面的冲突而影响其作为名人和伟人的地位。维特根斯坦尽管20多岁就成名了，但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法国哲学家福柯死于艾滋病，叔本华去过妓院；尼采变态地追求过一个姑娘。如此等等，都是一个人的私生活，是其个人的价值选择和人生追求，我们没必要将其生活和个人的实践同其学说联系在一起，不能因为康德对爱情有过深刻的分析，就因此而认定其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谈恋爱的高手。其实，康德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如此等等，只要我们略加动脑子分析分析，就会慢慢体会到：“知”和“行”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天然的过渡和连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