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成功后，不要忘了是下属把你推上去的，也要给他们成功的机会。曾国藩就是这样，以宽广的胸怀，放开下属的手脚，鼓励他们独立发展。其实，他自己不但没有损失，反而由于他们的实力增强，也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曾国藩刚开始进入军界的时候，奉行的是“不妄保举，不乱用银钱”的原则。本来用意是好的，但结果却导致“人心不附”的局面，对湘军的壮大和团结非常不利。咸丰四年（1854），湘军打败太平军，收复武汉，是一次影响全局的大胜仗，但是曾国藩只保举了300人，受到奖励的人仅占百分之三。咸丰五、六两年保奏了三次，总共加起来也仅几百人。和他不一样，胡林翼在攻占武汉之后，一次就保奏了3000多人，受到奖励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二三十。这个消息一传开，很多人就认为，要想得到升迁，应当投靠胡林翼，这样许多人纷纷投奔到胡林翼门下。曾国藩当时并没有发现其中的奥秘，还以为是自己的德行不足以服众，后来才明白，是因为自己保举太少，使手下感到升迁无望导致的。
由于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很多较早投靠他的人反而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如郭嵩焘、李元度、甘晋等，长期和曾国藩患难与共，因为他不轻易保举，结果长期沉于下位。为此，曾国藩的好友刘蓉曾向他多次进言，并举楚汉之争为例，劝他改变做法；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也恳切进言，劝他“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曾国藩自己也认识到，自己成功，也要让别人成功正是驭下的硬道理。从此，曾国藩一变前志，从咸丰十一年（1861）起，开始效法胡林翼，积极主动地保举手下人。这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现象：最早追随曾国藩的，升迁得不快，而后来加入的，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却在几年中迅速崛起，纷纷成为封疆大吏。
曾国藩的保举也很有特色，他举荐手下，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方式，各不相同，各有侧重。其中密保最为关键。
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的虚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曾国藩对于重要的情况，一般采取密保的形式。咸丰十一年（1861）奏保左宗棠、沈葆桢和李鸿章等人，他的考语极有力量，他说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说左宗棠“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并说其“才可独当一面”，说沈葆桢“器识才略，实堪大用，臣目中罕见其匹”。由于他采用了密保的方式，又有很高的评价，朝廷很快批准：左宗棠出任浙江巡抚，沈葆桢出任江西巡抚，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李续宜出任安徽巡抚。这样两江四省，全部成了湘军的势力范围。
不过，曾国藩在保奏实缺官员的时候，仍然十分谨慎，他按级别大小大体分为三个层次，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保奏巡抚一级官员，曾国藩只称其才堪任封噩，并不指缺奏保。对于司、道官员则指缺奏荐，不稍避讳。对于州县官员更有不同，曾国藩不仅指缺奏荐，且对因资历不符而遭吏部议驳者，仍要力争。
为了使广大候补府县均有补缺之望，他还特别制订委缺章程，使出类拔萃之才早得实缺，一般人才亦有循序升迁之望。对于幕府的保奏，曾国藩实际上也采用此法。追随曾国藩多年的幕僚，才高者如李榕、李鸿裔、厉云官等早已位至司道，而方宗诚等则到同治十年（1871）才得任实缺知县，大概这就是区分酌委与轮委的结果。这就使中才以下只要勤勤恳恳，忠于职守，人人都有升迁之望。尽量做到，让每个人都能分到实惠。
在保奏的同时，曾国藩还鼓励下属走出去，独立发展。这是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早期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他坚决反对另立山头的情况，为此，他把不服调遣的王璞山开出门户。但是随着事业的发展，他却改变了这种做法，开始鼓励有能力的下属独当一面。左宗棠投入他的门下时，没过几天，他就命他回乡招募军队。左宗棠回乡后，以王璞山的旧部老湘营为基础，拉起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由王璞山的侄子王开化等统领。这5000人初战告捷，还为曾国藩解决了一次重大危机，令曾国藩刮目相看。后来这支军队就成了独立于曾国藩系统的武装，虽然接受曾国藩的统一节制，但实际上的领袖是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转战江西、浙江、福建等地，迅速壮大，最后发展到七八万人。这就是左系湘军。后来镇压捻军和回民起义，以及平定新疆，都是靠了这支军队的力量。由于有了这支力量，左宗棠才成为几乎和曾国藩并列的中兴名将。
曾国藩让李鸿章编练淮军，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淮军的发展远远超过左系湘军，甚至最后也超过了曾国藩本人的曾系湘军，成了晚清政局中的主导力量，也是李鸿章政治活动、外交活动的基础。
后来曾国藩还把这种经验传授给李鸿章，他曾致信李鸿章说：“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提醒他要放开下属的手脚，让他们能独当一面，自己发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曾国藩倡导“自立门户”，鼓励下属独立发展，由此可见他的胸怀之宽广。其实，从曾国藩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放开下属的手脚，自己不但没有损失，反而由于他们的实力增强，也大大地加强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应当说，这是曾国藩的驭下之道中最高明的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