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充满着悖论和矛盾。
任何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提高，总是由人民集体的力量积聚而成，个人的力量与智慧在伟大的人民群众和绵长的历史面前总要退居次要的位置，毕竟，个体没有办法同庞大的人民群体和悠久的历史文明相抗衡，而且，个体的贡献在历史面前总是显得如此渺小和可怜。
但是，也有例外的。
在近代的中国，就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县城，几乎是一夜之间让民国所有城市黯然失色，而这个地区的声名鹊起又堪称一个人的杰作，这就是河北省定县，让定县一夜成名的则是晏阳初和他的“定县实验”教育。
定县，河北省西部的一个偏僻小县，一个拥有40多万人口的贫苦落后的农业地区。1926年之前，这个小县不过是民国地图上一个不容易被人发现的小点，但当晏阳初带着他的平民教育理念，开展著名的“定县实验”运动后，这个无名小县一跃成为民国教育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地区。
晏阳初（1890—1990），出生于四川巴中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深受爱好教会的私塾教师的父亲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宗教、西学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少年时代便开始向西方学习，此后，成为平民教育运动的主将，与陶行知等人一起，把中国平民教育推向顶峰。
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的平民教育，致力于解决全中国的平民问题，算是晏阳初兼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愿望。这样的宏伟愿望令晏阳初激动兴奋，但是，受到美国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严谨学风的影响，他时刻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因此，在识字扫盲教育运动全国风起云涌之时，他并没有满足。在他的教育规划中，平民教育是一项系统化的工程，扫盲教育不过是这个宏伟工程的一部分而已，要向全国推行他的平民教育，显然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而当务之急，是对他的平民教育进行彻底而科学的定点实验，使之在现实中完善、健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晏阳初的平民教育迎来了1926年的“定县实验”。
1926年，晏阳初以河北定县为根据地，开始了史称“定县实验”的综合社会改造平民教育试验。1927年，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所有骨干成员都已经离开大都市，“定县实验”的各项条件更加成熟。到1929年，平教总会正式迁移至定县开展乡村教育工作，晏阳初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国内无数知识分子放弃大都市优越的生活条件，举家搬迁至定县。
晏阳初开展“定县实验”教育活动的初衷是对此前平民教育思想进行全面实践检验，尤其是他发明的“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试图进一步补充、完善他的平民教育体系。但是现实中，这项教育运动的影响力和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目标。其中，“博士下乡”运动堪称民国教育历史上的一大惊人发现和创造。
20世纪20年代，知识分子留洋成为教育界的一大潮流，许多学有所成的留学生怀抱爱国理想回国工作，当时他们大多集中在条件优越的大都市里。虽然当时中国的经济条件较之国外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相比国内更多的劳苦大众，他们的工作、报酬、生活方式等都算得上体面和优越。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教育运动号召大家“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鼓动广大留洋博士和知识分子走出封闭的大都市、大学，走向田野，走到农民中间，扎扎实实地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于人民，这引起了国内众多知识分子的强烈赞同和响应。据研究显示，“定县实验”鼎盛时期，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多位是学有所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验区每年在职人员大约120人，当时的媒体把晏阳初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称之为“博士下乡”运动。
当年跟随晏阳初去定县参加平民教育运动的留学归国人员中，许多留学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第一流高校，这些“海龟”放下封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清高孤傲的架子，走到田野乡村农民中间去进行教育研究工作，别说在民国时代，即使在留学生泛滥、高学历贬值的今天，也很难出现如此多的留洋学者集体去偏僻县乡从事科研教育工作的景象。仅从下面平民教育促进会部分骨干成员的留洋背景，就可以发现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教育活动的影响力和震撼力：
瞿世英，中国在美国哈佛大学第一个教育学博士；
熊佛西，美国哈佛大学戏剧博士；
陈志潜，美国哈佛大学医学博士；
谢扶雅，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周先庚，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博士；
冯锐，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
刘拓，美国衣阿华大学博士；
傅葆琛，美国农学博士；
陈筑山，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
李景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硕士；
郑锦，曾留学日本十年；
孙伏园，曾留学法国；
姚石庵，曾留学美国。
对于当时国内众多教授、博士放弃名利，甘心来到定县安家落户的动人情景，晏阳初认为，当平民教育运动转向农村，演变成一种更为深刻的治本建国的乡村改造运动时，他们舍弃了大学校长、教授的工作，甚至放弃了当官升迁的机会，从象牙塔跑到泥巴墙，从大都市来到穷乡僻壤。
“博士下乡”的壮举，固然要归功于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和自觉服务乡村的意识，但是，从根本上说，还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自身具有的强大吸附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依旧严重的民国时期，体面而清高的知识分子，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自然存在一层厚厚的隔膜。例如，当时东南大学著名农学博士冯锐教授，留学美国8年，曾在罗马国际农学院做过研究，据说，在他回国任教的12年时间里，没有和任何一个农民接触过，没有体验过一天的农村生活。而冯锐教授这样的现象绝非个案，知识分子与乡村的脱离已经成为当时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坐而论道”、“述而不作”，一向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应具有的品格甚至美德，当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以秉承所谓的文人气节傲然于世的时候，往往将其与社会最底层人民血脉相连的纽带关系人为地割断，似乎知识分子一旦与农民打交道，就沾染了俗气，而他们从事的一切与乡村社会相关的教育科研活动，常常在脱离农民的情况下，或者在被扭曲的乡村社会中进行。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知识分子自身的成就被严重限制，而且直接导致了乡村的贫困与城市的富有之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
如此情状，曾让与晏阳初一起高举平民主义教育大旗的陶行知先生非常愤慨，他猛烈地批评中国的乡村教育中的怪现象，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陶行知的批评道出了晏阳初“博士下乡”教育的现实状况。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再次把历史上被隔断已久的白居易式的知识分子为民请命的优良传统，以“博士下乡”的形式粘连起来。东南大学的冯锐博士经过晏阳初的劝说，也投身于定县实验的平民教育运动之中，并在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留洋博士们不仅给封闭的旧中国乡村带来了海外新鲜的知识和趣闻，而且在经济生产、文化教育、公共卫生、道德品行等四个方面，均以先进的教育进行专门的攻关研究，这些在当时的教育领域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教育是否真的适合民国的现实状况？这样的话题，即便今天仍然显得过于沉重。后人对于“定县实验”的是非功过也一直众说纷纭。其实，回顾晏阳初整个“定县实验”的艰难经历，我们不难发现，他所采取的教育方式总体来说还是以本土化、民族化为出发点的。这可以从他后来对当时教育混乱状况的批评看出来：
现在所谓“新教育”，并不是新的产物，实在是从东西洋抄袭来的东西。日本留学生回来办日本的教育；英美留学生回来办英美的教育，试问中国人在中国办外国教育，还有什么意义？各国教育，有各国的制度和精神，各有它的空间性和时间性，万不能乱七八糟地拿来借用。
晏阳初对当时“新教育”的批评固然有点偏激，但是当时照搬西洋教育模式之风盛行，也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民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教育也几经波折沉浮，总是在旧私塾与新教育的漩涡中挣扎、彷徨。平民教育坚持为平民服务，强调知识分子密切联系群众，这样的教育观念，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
就在“定县实验”全面展开的80年之后，2006年4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8部委联手出台了“三支一扶”计划（支教、支农、支医、扶贫），计划用5年的时间为中国乡村输送10万名知识分子。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科技下乡运动中，我们发现了许多留洋归国博士的身影，但是，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博士，却再也没有出现当年那样应者云集的场面，更多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要么是对偏僻地区民办教师可怜的待遇、山村儿童上学的困难的无奈，要么是对留洋博士、国内知识精英们移民海外的焦虑。这种对比，不由我们不深思。“天下大治，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这是历史上固执而博学的黄宗羲在风雨如磐的乱世留给后人的不朽思想。同样，民国乱世中，无数知识分子以万民忧乐为己任，践行自己的历史使命。晏阳初和他的平民教育，便是如此。
定县实验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旧中国平民教育运动，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在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点燃之下形成燎原之势，与当时中国乡村痼疾血脉相连。
1920年，冬天，寒冷的中国了无生气，穷苦的北方大地被厚重的冰雪覆盖包裹得令人窒息，从美国归来不久的晏阳初却内心火热。在他的眼前，似乎看到了这片数千年来一片死寂的土地，即将因为他实施的平民教育运动而生机勃勃。这样的念头不止一次灼痛他的心，他要解救当下中国的穷苦大众，要用自己几十年来体悟的民本教育改造愚昧的中国，为此，他要到最穷苦的地方去调查研究，发现困扰中国的根本痼疾。
从1920年冬天开始，直到1922年春天，晏阳初进行了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调查研究。经过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他最终发现，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愚”、“穷”、“弱”、“私”四大痼疾，这为他教育运动实践找到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他说：
我们觉得要创办一种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去找。结果，觉得一般人民最感困难的四个问题，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
为此，他要发动一场教育革命战争，向旧中国已经存在数千年的贫困、疾病、无知和自私宣战。显然，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战争。但是，他并不害怕，因为他已经找到了治疗中国痼疾的药方，这就是他的“四种教育”、“三大方式”。
“四种教育”、“三大方式”是晏阳初根据中国大众现实情况而专门设计出来的独特教育方法。它们如同四味猛药，每一种都针对旧中国的一大痼疾：
第一种药是“文艺教育”，通过文学教育、艺术教育、农村戏剧等活动，开发中国民众的知识能力，以此专攻中国“愚”之痼疾；
第二种药是“生计教育”，通过农民生计训练、合作组织制度、动植物生产的改进等教育活动，开发民众的生产力，提高民众生活技能，以此专攻中国“穷”之痼疾；
第三种药是“卫生教育”，通过发展民众的卫生习惯，预防疾病教育，提高民众身体素质，以此专攻中国“弱”之痼疾；
第四种药是“公民教育”，通过教育民众团结凝聚力，开发中国大众民族团结，以此专攻中国“私”之痼疾。
以“生计教育”为例，当时中国农民文化知识缺乏，绝大多数不识字，对于如何生产生活，也是按照千年来老祖宗代代相传的基本模式，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只能听天由命。晏阳初却直接教育农民生存的基本技能，例如播种、选种、增肥、储藏，等等，教给农民先进的科技知识，提高农作物产量。
更重要的是，晏阳初的“生计教育”还对旧中国剥削农民的制度进行了冲击，当时农民因为极度贫困，向地主借高利贷已经成为普遍生存方式，由于还贷时间一般要经历从播种到秋收漫长的时间，高利贷的利息也往往攀升到惊人的数字。因此，广大农民一年忙碌下来，能够还清高利贷的利息已经不容易，更别说自己有盈余。晏阳初在调查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就组织农民经营信用合作社，先以本社的名义向银行贷款，然后再以极低的利息转贷给农民，以此避免地主对农民的剥削。这样的教育直接关涉农民生存切身利益，引发了农民极大的兴趣，所到之处，反应热烈。
猛药治痼疾，但还需要灵活的方法。由于中国各地知识水平、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彼此差异，接受教育的方式也需要因人而异。晏阳初别出心裁地设计出“三大方式”，即“家庭式教育”、“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根据不同地区、人群的客观情况，分别实施四种教育。“其基本逻辑是，农村的问题不是某一个方面的问题，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全局问题，必须寻求综合的解决方法。”
为了吸引学员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率，各种新颖的教学方法也应运而生。其中，最具有特色的当属1922年浙江嘉兴香山中学平民教育会的教师，在国内第一次创造并采用的幻灯教学法。
这种教学法是利用幻灯，先用画片，次为课文，最后教学单字。如一家人吃饭的教材，则先画全家吃饭图，教师先问学生画面所表示的人物与活动，后映“一家人口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一同吃饭”的课文进行教学，最后再识单字，等于复习，为时约1分钟，即可完毕教学过程，由已知到未知，极合教育原理。……每课教学约0分钟即全部完毕，实为一种经济有效的新教育方法。熊夫人及陶行知先生均偕往参观，极加赞扬。
“文艺教育”是晏阳初平民教育“四教三式”的基本内容，其中，识字教育更是教育的重中之重。他倡导的识字教育也成为民国教育史上最波澜壮阔的教育事件。
1922年2月，晏阳初到长沙推行平民教育，按照规定，所有自愿参加平民教育的教师都不领取任何薪水，只发放交通费用每月4块大洋。即使如此，应聘教师仍然踊跃。短短3天内，一共招收学生1900多人，招募教员120人。群众热情程度，令人咋舌。
经过一个月的认真准备，长沙市各区的扫盲班已经具备了开班条件。1922年3月15日，长沙市各区的扫盲班同时开学。按照教育课程的设置，识字班每周教6晚，每晚2小时。4个月之后，扫盲班课程结束，在当年的毕业考试上，应试者达到1200多人，其中有960人合格。在这些毕业生中，学员年龄最小的仅仅6岁，最大的42岁，其中10岁到20岁之间的青少年占据81.1%，从性别上看，男性学员共有846名，其职业涉及55种，其中包括乞丐2名。在旧中国，一次教育运动能够把年龄、性别、职业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群整合团结到一起，这应该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这一年的7月15日，一场隆重的毕业典礼在长沙举行，时任湖南省主席的赵恒惕亲自颁发“识字国民证书”给每位扫盲班毕业生。平民获得了识字文凭，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整个长沙城市立刻被平民教育氛围感染，此后两年时间内，平民教育所覆盖长沙68个县，共计学生491642人。
就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扫盲教育运动中，当时的毛泽东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并且对此后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长沙识字扫盲教育的大获成功，催生了全国其他城市的识字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北京成立，该会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晏阳初担任总干事一职。自此，他开始了人生中教育事业的伟大转变，把教育工作的重心从城市转向了广大的农村。在晏阳初的积极推动下，全国随后18个省、32个市相继成立平民教育分会，识字教育运动风靡全国。杭州的平民教育运动，参加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警察厅专门调派了800名警察为招生员，不仅负责维持秩序，还负责帮忙招生。而在武汉，其教育运动的影响更是引起当时著名报纸《申报》的报道：
武汉举行平民教育大游行（1年11月日中午），汉口在老圃侧集合，汉阳在晴川中学集合后，即来汉参加共达两万人，熊夫人、陶行知、晏阳初均到场演说。商务印书馆在场摄影，三时整队出发，各执教育建国光明等纸旗，军警亦参加维持，秩序极整。武昌在公共体育场集合，亦达两万余人，由省教育厅长、各校长前导游行，商店多悬旗放鞭，以表欢迎。
当时的识字教育不仅覆盖中国穷苦大众的各个年龄层次、各种职业，而且在烟台平民教育期间，晏阳初创造性地探索了一条对女子进行平民教育的科学方法。他的办法是首先办好女子骨干学校，然后选拔骨干学校里的优秀女生组织成招生队伍，由她们分区挨家挨户地劝说参加平民教育。仅仅两个下午，女生队便招收了630名妇女参加，其中女学员的年龄7—67岁不等，青年女子占据大多数。晏阳初又组织了30名女子义务教师，分区分班为平民讲授《平民千字课》。其中372名女子经过考试合格毕业。
识字教育扫盲班在当时成了魔术师表演“大变活人”的道具，只要把文盲往这个神秘的大口袋里一装，几个月之后，口袋里钻出来的人就能够认字读书。平民教育如此神奇，与教育家们科学编制的教材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整个20年代平民教育实践活动期间，晏阳初专门组织专家编写了相关的简易教材《平民千字课》，平民读物《平民历史》、《平民地理》、《平民卫生》等以及《平民字典》。
1922年2月，《平民千字课》正式出版。全书一共96课，内容包括基本词汇、文学作品、实用文书等。学员可以在96个小时的正常课时内全部掌握该教材。该书从1922年出版到1928年，6年间先后重新修订13次，在此期间，晏阳初又根据市民、士兵、农民等社会不同阶层的知识状况和学习能力，先后主持编写了4种千字课本。4种千字课与2种文艺课本，销量达到1000万部，也就是说，当时全国每40人中就有一套晏阳初编写的平民教育教材。在一贫如洗的旧中国劳苦大众中间，一本教材能够获得如此惊人的销售数字，这在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而全国各地推行平民教育的热情也令人咋舌。当时皖南县道尹通令所属23县人民：一年以后，乡下人进城之时，城门口要派人拿四本书叫他们抽读几句；若他们读得了，就让他们进去；否则，就罚一个铜板；一年半后读不来的，就罚五个铜板；两年后读不来的人，就罚十铜板。
直到今天，也许仍然有人对平民教育的粗糙性、实利性不屑一顾，但是，在一个由绝大多数文盲农民为金字塔底层的民国社会结构下，如果教育不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不是去解决最急需的识字问题，这样的教育价值何在？同样，如果学习教材不能做到因人而异，不能简明实效，那么，这样的教育又何谈成功？
平民教育在中国的盛行始自杜威访华之后，无论是晏阳初还是陶行知，他们在具体的平民教育主张上，都保持着清晰的实用主义痕迹，这也常常让后人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作为定县实验的理论源头，更何况陶行知本人就是杜威的弟子，而晏阳初也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
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晏阳初的定县实验是从哪里学来的，而是这个实验是否经得起中国乡村的检验。在这方面，中国的平民主义教育家们为后人的西学本土化做了一次近乎完美的实验。
1918年6月，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踏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去帮助旅法华工。当时的欧洲战场上华工甚多，这些来自国内的穷苦大众，在异国他乡每天承担着繁重的劳动，却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由于文化水平低下，他们给家乡亲人写信都需要依赖他人，晏阳初为华工服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他们写家信。由于要求写信的人太多，更重要的是，代替他们写信终归治标不治本，晏阳初决定开办识字班教这些华工识字。每天晚上，晏阳初就教授这些华工识字，4个月之后，居然有35个华工可以自己写家信了。据研究，晏阳初在法国华工中实行识字教育以后，20万华工中就有38%的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此次欧洲战场上的华工识字教育，对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教育劳苦大众，既是教育家的一种责任，更是民国历史赋予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教育知识问题，而“可以说是教育的革命”。他常常警告自己，既然知道为欧洲战场上的20万华人着急，那么，为什么不替国内的三万万同胞着急呢？为此，他决心回国，献身于三万万毫无知识的劳苦大众教育事业。
从识字班的华工身上获得了巨大的启发，目不识丁的文盲只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就可以掌握基本的知识，彻底告别“睁眼瞎”时代，晏阳初将之称为“新人”现象。在他看来，数千年来，生活在最底层的穷苦大众，一直被剥夺受教育的机会，因而在社会上被认为是愚蠢的人，其实，他们不仅渴望学习，而且聪明能干。劳苦大众所需要的，不是脑筋，而是机会，受教育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而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几乎都是士大夫的教育，平民教育从来都没有人关注过。他要为平民教育服务，开启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穷苦大众的智慧。这样艰巨而伟大的工作就是开发“脑矿”：
中国开化最早，物产饶富，幅员之广，大于全欧，人民之多，甲于天下。所可异惜者，厥为“脑矿”未开，民智闭塞。倘“脑矿”一开，民智发达，即可称雄于世界。
中国人相信，人皆可以成尧舜。西方人认为，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无论是尧舜还是神圣之物，都不是天生的，他们需要后天教育的洗礼来完成和塑形，尤其需要专门普度众生的平民教育。在东西文化交流碰撞中成长的晏阳初，虔诚地信奉：人类的良知是普遍存在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给最广大的人民受教育的机会？为什么不用教育去开发他们的智慧？
中国的现实情况则更印证了晏阳初的这种平民教育思想的合理之处，当时中国有4亿人口，文盲超过3亿，当时英国每100人中文盲只有3人，法国只有4人，日本只有4人，而中国却有80多人。西方列强与近邻日本的强盛，通过国民文盲的比例便可以一目了然。
对于教育家而言，如此多的文盲，就是一座蕴含巨大能量的矿藏，究竟是无视他们的存在继续坐而论道，还是回到人民中间去承担开启脑矿、培养新人的历史使命？答案显而易见。
胡适在亲眼目睹了当时国内乡村教育的乱象之后，于1918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归国杂感》，他批评家乡小学堂已经捉襟见肘的经费并没有用于该用之处，而是请中学堂的学生来教乡村农家子弟学习英语、唱歌，为此花钱买了一架风琴。在穷乡僻壤里教英语有什么用？倒不如学习乡村急切需要的蚕桑知识、卫生常识。至于风琴不买也罢，倒不如找个乡村会吹笛子、唱昆腔的人来教，既省钱又实用。至于中学堂，学校里所教的功课与社会上的需求更是“毫无关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最后感叹：这种教育不是亡国的教育吗？
胡适对当时乡村教育弊端的痛斥，验证了晏阳初等人后来定县实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县实验的理论源头已经确立，这就是著名的“三C”。所谓的“三C”就是指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来说：来自远古儒家的民本思想，来自近世的姚牧师和史文轩兄的榜样和来自四海的民间疾苦和智能。晚年的晏阳初曾经深情地回忆道：在他离川东下之前，三者已在他心中埋下火种，等待时机，结合而产生长远的热能和光亮。
其中，《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教育思想，是晏阳初整个平民教育理论的最大支撑点。这一微妙的火种，在他进入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之前已经埋下，经历西方民主教育的涤荡之后，他就更加坚信所有教育的根本都无非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即平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运动，不论在中国，或是在海外，都是民本思想的实践，而以天下一家为最高宗旨。
就这样，怀着儒家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宏伟观念，1919年，晏阳初结束在法国近一年的华工服务，回到美国继续求学。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刻苦求学，并取得硕士学位。1920年8月他回国，很快在国内掀起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民教育运动。自此，展现在晏阳初面前的黑暗而穷苦的世界，终于被“一股极大的光亮开始照耀亚洲”，而他倡导的平民教育也“誓将成为仁慈且灵验的热线环绕黑暗而穷苦的世界”。这一划时代的运动，被西方人称之为“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与之相提并论的运动”。
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他的这次平民教育运动给予了极大的认可和尊重。1926年10月16日，著名国际学术团体太平洋学会的新闻公报上，发表了晏阳初的《蓬勃发展的中国平民教育运动》一文，学会主席韦尔伯在文章的前言中称赞中国的平民教育在教育史上是最有意义的。
1943年，晏阳初在美国“哥白尼逝世四百周年全美纪念委员会”上，被美国众多科研机构和教育家、科学家评选推举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爱因斯坦、杜威、亨利·福特、奥维拉·莱特、劳伦斯等人并列，其入选理由是：“杰出的发明者：将中国几千文字简化且容易读，使书本上的知识开放给以前万千不识字人的心智。”只有切身体会旧中国民间苦难的人，才会明白这样的赞誉绝非溢美之词，才会真正懂得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中进行的定县实验，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创造。
民国教育人物
晏阳初：平民教育之父
历史总会在某些节点上创造一个又一个令人惊讶的神奇。风雨飘摇的清末民初教育历史，因为百岁老人马相伯的“政治教育”而显得厚重庄严，1919年之后的民国历史，乱世依然，又一位百岁老人的教育理论成为这段历史板块上的主角。
比马相伯晚了半个世纪出生的晏阳初，是民国教育历史上又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教育家。他的百年人生中，有70年的时间在推行自己的平民教育思想，由此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称其为20世纪中国教育家中最具国际影响的世界性人物。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理论的源头，交织着极其复杂的东西文化冲撞的背景。晏阳初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子民，青年求学的显赫经历却是在西方度过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染和外来文化的冲击涤荡，始终是纠结缠绕在那个时代留洋青年心中的难言之痛。这样的矛盾纠葛，很容易让一个中国留学生成为外来文化的搬运工，当然，真正的强者也会在这种炼狱般的挣扎中获得凤凰涅槃的新生。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就在动荡的民国、开放的美国、神圣的宗教三种力量的纠缠中，最终汇聚成为民国大众渴望的一泓碧水，滋润了被精英教育遗忘数千年而枯竭的社会底层。
晏阳初是20年代平民教育运动的领袖，他立志献身平民教育的情怀和决心几乎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1919年，中国政府派代表顾维钧、余日章等人参加巴黎和会，晏阳初正在巴黎忙于为华工进行识字教育，一个偶然的机会，顾维钧读到了晏阳初为华工识字班亲自编写的《千字课》，被晏阳初的才华所折服。不久，两位民国政府要员见到了这位混迹于华工苦役之中的同胞，顾维钧先生随即真诚地邀请晏阳初到外交部工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令人羡慕的邀请遭到了晏阳初的婉拒。此时的他，已经被千千万万中国下层平民悲苦的生活、贫乏的教育折磨得心痛，他立志要改变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的教育，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外交部工作当然不可能引起他的任何兴趣。
作为外交家的余日章敏感地捕捉到了晏阳初的心理，为了吸引这位优秀的知识分子进入外交部，余日章在上海主持青年会工作期间，专门设立了一个平民教育部，聘请晏阳初为主任。此举除了充分发掘晏阳初在平民教育上的才能之外，更重要的意图是加强与晏阳初的接触和交流，为把他聘请到外交部任职做铺垫。不料，余日章再次向晏阳初提出请他到外交部任职的想法之时，又一次遭到了拒绝。
晏阳初两次固执地拒绝令人羡慕的外交部工作，缘于他对平民教育的执着。献身平民教育需要舍弃个人利益，当然，仅仅依靠他个人的无私奉献和执着是不可能推动全国平民教育发展的，这需要全国教育界的同仁与他携手共同努力。1925年，晏阳初专门创作了一首《同志歌》，从他所写的歌词中不难看出他献身平民教育的决心，以及对教育界同仁携手工作的殷切期望。这首在20年代响彻中国大地的歌曲这样写道：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文盲务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奋勇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跨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晏阳初为这首歌词配上民间流行的《苏武牧羊曲》，悲壮厚重的曲调和历史背景，融入壮怀激烈的情感，此歌一经传唱，立刻红遍中国乡村大地。1927年，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农民运动，对晏阳初的这首《同志歌》非常推崇，常常在广大乡村农友中教唱此曲，以此鼓舞大家同心协力、共创天下的斗志。
立志平民教育事业，必须有甘心做平民的决心。坚辞优厚安逸的外交部工作就是平民教育家的一种风范，能耐得住乡村的寂寞和清苦，则是晏阳初在20年代表现出来的另一种风范。
1922年，东北奉系少帅张学良邀请晏阳初主持识字训练班，对奉系军队中的数百名军官进行培训，晏阳初的授课水平深受军官们敬佩。张学良本人对晏阳初也尊敬有加，有意留其在奉天为他做事，刻意交代手下厚待晏阳初。其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学良听说晏阳初到乡下搞平民教育都是以毛驴代步，甚为辛苦，于是专门派人送了一辆小汽车备晏阳初使用。晏阳初再三推辞，无奈张学良诚意要送，只得先收下，但他随即就将汽车卖出，所得银元悉数作为平民教育的活动经费，自己则依旧以毛驴代步下乡从事平民教育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大片土地被日本侵占，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活动被迫从沦陷区迁入中国西部地区，平民教育活动的重心不可避免地转向了爱国主义教育。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中，抗战成为一切教育的中心，晏阳初对待教育的观念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37年，晏阳初正式选定四川省新都县作为实验县。当时的新都只是一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如果不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被迫转移至西部，这个小县城也许会一直默默无闻。不过，随着晏阳初的到来，这个偏僻的小县城迅速成为战乱中西部地区引人关注的地方。
抗战前夕，新都县教育状况堪忧。全县的公立、私立学校数量少得可怜，文盲比例高达全县人口的80%以上，儿童失学率更是触目惊心。6—12岁学龄儿童，全县为53148人，其中失学儿童就高达45713人，儿童失学率高达86%。但是，经过晏阳初一年多时间的平民教育推广，学校数量明显增加，失学儿童数量骤减，儿童失学率由1936年的86%下降到为1937年的42%。
爱国主义教育是抗战时期平民教育的重要课程，晏阳初在新都开设了许多平民教育学校，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也颇具特色。每天早上，平民教育学校都要专门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用来进行“精神训练”，由学校的校长或导师专门宣讲国内外大事，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坚定学生的抗日信心，激励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这些学生接受过“精神训练”之后，还要负责向家中亲人和周围邻居传播爱国主义思想，促成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37年10月10日，新都县的大街上出现了一大批手持国旗的平民教育学校的学生，他们一面向路人分发国旗，一面向民众宣讲国旗相关知识，告诫民众国难当头，需要团结一致共同抗日，而不是把国旗作为摆设。这项活动本来是国民党为了庆祝国庆节，让新都县的一所学校专门印制了近2000面国旗，然后负责分发给市民，以此激励民众抗战决心。可没想到，这一活动因此成为晏阳初推行平民教育爱国思想的难得良机，据当时新都县的报纸报道，在选定的1956户家中，有1873户悬挂了国旗，国旗悬挂率高达95%。
晏阳初在抗日大后方开展的平民教育运动，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抗战，其本人在国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40年，蒋介石与晏阳初进行了一次会面，蒋介石问晏阳初：
人民不愿意去乡村，是因为生活太苦。人们，特别是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乐意生活在现代舒适的上海、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所以他们不想去乡村，我们必须为中国乡村建设准备领导者，你可否立即创办一个学院，并为这一乡建运动培养领袖人才？
就这样，在国民政府的资助下，晏阳初着手乡村建设学院的工作。经历各种波折，1940年10月，晏阳初亲手创办的“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正式开学。第一批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50名学员，经过两年时间的严格培训，1942年6月，第一届学生顺利毕业，他们在中国最艰难的时候，奔赴各地各个行业从事社会紧缺的工作。抗战胜利之后，“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扩大为独立学院，易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专门为中国乡村建设提供专业人才。如此贴近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的教育培养模式，即使在今天，也有借鉴的价值。
1949年，新中国成立，晏阳初在新中国迎来胜利曙光之时，结束了自己在国内的平民教育之旅，从此，开始了他的国际平民教育推广运动生涯。
1951年，晏阳初受聘为国际和平教育促进委员会主席，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聘为特别顾问，随后，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派到第三世界考察、推广平民教育。此后，已经年逾古稀的晏阳初，历经30年的时间，先后把平民教育推广到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家，其足迹踏遍亚非拉等贫苦乡村。其中，在菲律宾的平民教育推广运动，显示了他此前在国内平民教育的巨大成果，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1952年，晏阳初在菲律宾进行了考察，了解了菲律宾乡村建设的现状。同年，菲律宾乡村改造运动促进会成立，晏阳初受邀指导该国平民教育运动。此后，他每年多次来往穿梭于美国纽约和菲律宾马尼拉之间。根据该国乡村发展的落后现状，他建议选调优秀大学生志愿者前往乡村工作，这一做法显然是他当年国内定县实验“博士下乡”经验的翻版，而这一举措恰恰符合当时菲律宾国内乡村建设的现实需求。经过晏阳初的艰苦工作，两年之后，菲律宾乡村会工作人员训练班正式结业，时任菲律宾总统的麦格塞塞亲临致辞庆贺，对于如此多的大学生志愿投身于乡村建设，颇为吃惊。此前他曾多次和晏阳初讨论过乡村改造问题，深知本国知识分子严重脱离乡村的现状，对于晏阳初提倡的大学生深入乡村建设的主张并不抱有太大希望，然而，不过两年时间，他就看到了大批大学生志愿者甘愿放弃城市的生活，扎根贫苦的乡村，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成效令其对此后的乡村建设充满信心。为了表彰晏阳初对菲律宾的巨大贡献，1962年，菲律宾授予他麦格塞塞奖。
1972年，晏阳初在菲律宾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主持平民教育改革。他根据当地乡村社会极端落后的现状，致力于建设一种有利于农业技术推广、传播的社会制度，由于此前他在国内已经展开过相关实验，而当时菲律宾乡村发展现状与旧中国非常相似，这种制度的探索很快就收到实效。此举在菲律宾的成功经验，迅速被国际社会认可和重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乡村领袖培训任务也由此轰轰烈烈得以开展。除了菲律宾之外，印度尼西亚、泰国、阿富汗、哥伦比亚、秘鲁、古巴、加纳、肯尼亚等国家，纷纷派人进入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学习，为本国乡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
由于晏阳初在中国以及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中推行的平民教育运动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其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赞誉。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颁发他“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这份荣誉奖状称：“六十年来，为铲除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你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1989年，美国总统布什在写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词中说：“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价值的人。”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在美国纽约走完了曲折而复杂的人生道路，就在逝世前的5年内，他先后两次回国，重游了半个多世纪以前为之奋斗的定县，拜访了当年和他一起倡导乡村建设的朋友和学生。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用了整整100年的生命历程，向世界证明了平民教育之父的使命感。
民国奇女子是在怎样的教育下塑造的？她们的优雅气质经历半个世纪后依然韵味无限，民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双城记”，为我们展示民国大都市校园中的女子学习生活。
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在著名的《历史》一书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波斯国王泽克西斯在看到自己统帅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之时，竟然潸然泪下，他对着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之后，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中国，《世说新语》记载，西晋大将桓温北征，经金城，见年轻时所种之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面对浩瀚的历史，生命个体不得不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无法绕过的沉重话题，泽克西斯、桓温这般叱咤风云的万军统帅尚且如此，更何况为国家焦虑重重的人文学者。
1928—1937年，中国的历史又到了每一个生命个体需要抉择的十字路口。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在教育领域推行党化教育。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把中华民族逼到了生死存亡的风口浪尖之上。是选择助纣为虐博取个人功名，还是为人民服务换取丹心汗青？每个人的心灵都会为之纠结缠绕，但是，并非每一个教育家都能深切体味到泽克西斯的忧伤、桓温的忧虑。
这十年的民国教育历史告诉后人，历史的风尘，可以让人类脆弱的生命为之忧伤、焦虑和恐惧，但是，终究无法淹没灵魂的坚守。吴贻芳、罗家伦、陶行知……面对这段飘摇的历史，他们选择了怎样的人生和意义、价值和坚守？金陵女子大学、东南大学、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又谱写了怎样的民国教育史？
回首那段十年岁月，我们不禁感叹教育大师们的人生抉择何其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