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上海，一份名叫《青年杂志》的刊物带着浓浓的油墨味正式发行，刊物的主编是一个署名陈独秀的人。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1879年10月出生于皖南怀宁一个富裕的绅士家庭，早年曾经留学日本。这个当时在上海滩毫无名气的主编，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激励青年崇尚自由、进步、科学，要有世界眼光、科学进取，能够成为观念更新和自身觉悟的新一代青年。
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为现代大众出版的中心，各种轻松消遣的娱乐和严肃科学的学术刊物充斥这座繁华的远东大都市，前者有风靡上海滩的《滑稽时报》、《莺花杂志》、《笑林杂志》等著名月刊，后者则有鼎鼎大名的《大中华》、《国学》等。《青年杂志》置身于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之中，其前景不仅难以被出版界看好，就连创办者陈独秀自己也不敢奢望一举成名。在创办该杂志之前，陈独秀最乐观的想法是“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这个杂志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历史没有让充满战斗爱国热情的陈独秀用“十年八年的功夫”，仅仅两年的时间，《新青年》就在上海滩闯下了一片天地，成为上海出版界中最富有革命精神的刊物，尤其凝聚了当时国内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力。陈独秀也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知识青年，成为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成就和影响力，自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以来，还没有其他人、其他杂志能做到这一点。
这份刊物最初命名为《青年杂志》，因为把救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充满热情朝气的青年一代身上。但是，经历数千年封建专制禁锢，青年身上沾染的旧社会习气让其暮气沉沉、老气横秋。挽救国家的希望不仅是青年，还应该是不同于旧社会阵营中的青年。巧合的是，当时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创办了《上海青年》周报，为了避免重复，《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是年，陈独秀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严厉批评中国教育现状，热烈介绍西洋先进教育观念，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改革的重要引导。
1917年1月，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极力邀请之下，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对于蔡元培的北大任教邀请，此前陈独秀曾态度坚决地表示拒绝，因为他不愿意离开已经如日中天的《新青年》。即使《新青年》随他从上海搬迁至北京，陈独秀也担心这次搬迁将会严重影响《新青年》的发行，但是，他的这种担心和顾虑显然是多余的。
此时的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引领下，正发展成为国内最富有革命激情的大本营。大批思想开放的青年学生和具有批判精神的先进知识分子，首先成了《新青年》的读者，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人，都加入到《新青年》杂志的编写和创作队伍中，使得《新青年》销路一路飙升，发行量从1000份迅速扩大到16000份。北迁之后的《新青年》不仅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创办时候的革命宗旨，而且批判的精神更加激烈，正如陈独秀号召的“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新青年》六卷一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执笔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坚定地表示：若因为拥护科学和民主，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上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带着这样的革命激情，裹挟着思想自由的洪流，《新青年》迅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
新文化运动在当时如同一股洪水猛兽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领域，教育改革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以《新青年》杂志为大本营，教育改革思潮随之风起云涌。其中，倡导白话文、呼唤平民文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大旗帜，在当时获得了普遍的掌声和赞誉。在这场以白话文破除旧教育从而走向平民主义的教育运动中，与其说《新青年》是一大阵地，不如说其是一所学校，一所容纳当时先进知识分子教育改革实验或教育梦想编织的社会学校。胡适、周作人等人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人物。
1916年，胡适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此后，陈独秀亲自操刀上阵，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号召白话文改革，向文言文教育宣战。但是，坚持文言文教育的守旧派们对此无动于衷。为了彻底摧毁文言文教育体制，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对白话文革命的主张猛烈批评，然后，刘半农发表《复王敬轩书》一文对前文加以反驳，以此引起当时社会的普遍关注。此时旧派人物林纾等人按捺不住，纷纷上阵发表文章为古文辩护，以《新青年》为中心的众多报纸上，新旧文化之争论日趋高潮。
对此，我们可以从当时北京大学旧派学者对白话文的贬低和攻击上，看出白话文教育革命的激烈。例如林损先生，在其唐诗课上，上课前总要喝半瓶葡萄酒，脸红红地走上讲台，常常由骂胡适之的新式标点开场，总是半堂课过去了还回不到唐诗中。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狂人黄侃，在课堂上猛烈攻击白话文。据亲自听过黄侃先生功课的杨亮功回忆：
他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
白话文运动既是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也是一次教育模式革新。作为传统语言教育的基本工具，文言文在中国教育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较之通俗浅显的白话文，文言文无疑显得过于晦涩拗口。白话文改革的呼声实际上意味着向文言文教育的宣战。从《新青年》改用白话文出版，到国内无数报纸杂志改用新式语言，教育领域的白话文革命成为当时学界关注的焦点。
经历新文化运动对白话文的强烈呼唤，教育领域的语言改革在1920年获得了重大进展。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了改中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教育部明令公布了全国各小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用语体文教学，并且规定，到1922年之前，凡是旧时所编写的文言文教科书一律废止，全部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也逐渐向语体文改变；大学的讲义，逐步采取语体文。新文化运动终于在国语教育和白话文教学上，获得了硕果。
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杂志第四卷第五号上，刊登了署名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小说，以一个封建社会叛逆者“狂人”的精神活动为对象，揭露中国几千年来吃人的本质，控诉了封建孔孟教育思想奴化人民的“吃人”本质。此文一出，教育界、文学界一片哗然，鲁迅的文章如同《皇帝新装》里的那个孩童，第一次撕开人们内心想说而不敢说的事实真相，宣告了“立人”教育对于当下中国的迫切意义：
不能想了。
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
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
历史往往充满着荒谬，鲁迅本来以义无反顾的心态放弃医学，选取文学作为终身事业。但是，他在清末民初教育领域的建树更似一位医生，用一把深入思想灵魂深处的手术刀，切除国民的劣根性。他的一切关于儿童教育、青年教育、妇女教育的主张，都在坚持“立人”的宗旨，使之具有“人”的价值和尊严。
一个群氓涌动的时代固然可悲，但更可怕的是，当一个领袖呐喊着奴隶们砸断镣铐奔向自由王国，却没有出现应者云集的场景。这种死寂的冷漠与顽固，就如一道永远不可攻破的铁幕，纠缠着鲁迅和他的“立人”教育实践活动。如果说在民国初年的中国，有哪一个教育家对中国人性的现状揭示最为深刻、最为精确，哪种教育观念最符合中国现实，应是鲁迅和他的“立人”教育。这从他在《新青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中的愤怒呼号可以看出：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这是鲁迅《狂人日记》小说的结尾。1918年的中国，“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城市的上空黑云压城城欲摧，乡村里的人们熟睡不醒，远处的狗吠声不时地从黑魆魆中荡来不安和惶恐，夜行人的眼中闪着蓝幽幽的光，亲人的眼中也飘忽着易子相食的冷光。社会动荡、战乱四起、盗匪横行，烂透了的社会令鲁迅绝望，更让他愤恨。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感，让鲁迅无法平息内心躁动不安的情绪，他无法像某些“有闲”的知识分子那样，躲在书斋里品茗闲聊，打发慵懒的时光。他坐在教育部的办公室里，虽然“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文学教育却让他心中激荡不安、热血沸腾。他要用文学实现教育国民的重任，用文学来救赎愚昧麻木的国民，用文学挽救被摧残的中国儿童，由此在民国时代儿童教育世界里，开创了最刻骨铭心的一个向度。
民国初期的孩子，究竟面临怎样的教育环境？1918年8月29日，鲁迅撰文深刻揭露民国初期国内儿童教育的不堪景象：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但是，我们却不能说中国的儿童缺少教育，恰恰相反，中国的儿童教育有着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并且，各种各样的儿童教育方法一直被奉为圭臬或范式，也正是这种教育残害、扼杀了活泼的儿童天性。现在，鲁迅以教育专家的姿态，批评中国家庭儿童教育的弊端和缺陷：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E。希尔斯说：“教育是传统从一代人到另一代人的媒介，是一个移植传统的过程。”民国教育不仅传承了历史上民众习以为常的宠爱教育和打骂教育，还有禁锢教育、教唆教育等等方法。要么把儿童禁锢起来，以为可以与社会隔离，不受影响，要么教给他恶本领，以为如此才能在社会中生活，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无数家庭为社会输送大批“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或者“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
在中国，孩子一直被认为未来的希望，对于家庭而言，其要承担家族振兴、光宗耀祖之重任；对于国家而言，则要肩负中华崛起、民族复兴之使命。正如鲁迅所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20年后中国的情形。“立国”的希望在于“立人”，而“立人”的希望则在于孩童。孩子的天性是纯真无邪的，追求快乐、喜好活动，都是孩子天性使然。鲁迅眼中的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
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如此深刻的隔膜。在中国封建教育制度下，孩子的天性不仅消失殆尽，而且增添了恶俗暴戾之气。可是，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地将所有责任都推给现实社会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历史证明，后天教育的作用远比先天客观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更为深刻。正如鲁迅所说，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遗憾的是，我们对孩子并没有施用这种教育，而是施用了一种奴化教育：
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
在这种教育观念下，举国的孩童难逃“奴性意识”和“奴性人格”的深渊。解放孩子的教育桎梏，还原孩子快乐活泼的天性，成为鲁迅在民国初期儿童教育理念的基本内容。他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故乡》、《社戏》等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可爱的乡村孩童的形象。闰土、双喜等孩子虽然贫穷，但却拥有纯朴善良的美德，他们看起来是文学作品塑造的形象，其实是对现实中国儿童教育困境的真实折射。
这并非是文学家的想象，也绝非纸上谈兵。鲁迅对中国儿童教育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己曾经亲身经历私塾教育的僵化和戕害。因为私塾的先生，一向就不许孩子愤怒、悲哀，也不许高兴，完全把孩子当作木偶一样地灌输伦理知识。为此，他要把自己经历的教育之痛，加以总结和批判。他不容许这样的教育摧残自己的下一代，也不能容忍这样的悲剧发生在其他的孩子身上。对此，我们不妨听听他的夫人许广平对他关注儿童教育原因的解释：
他自己生长于大家庭中，一切戕贼儿童天真的待遇，受得最深，记得最真，绝对不肯让第二代的孩子再尝到他所受的一切。
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刚发表，立刻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陈独秀专门去信鲁迅，说“豫才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这篇饱含鲁迅儿童教育改革思想的檄文，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改革的标志。
1919年10月，鲁迅完成了著名的教育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看似文学作品的论文，直面民国儿童教育的惨状和阴暗，深刻而系统地阐释了他“以幼者为本位”的解放儿童的教育观：
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历史的洪流可以轻易扫荡一切社会制度腐朽和败落，但是，在人类思想的痼疾面前，哪怕是几千年的历史光景，也许都会显得无足轻重。在儿童教育问题上，便是如此。即使是鲁迅，他以启蒙思想家姿态，教育民国初期的儿童树立真正的“做人”的意识，却也不得不感叹中国儿童教育痼疾难除，一度怀疑自己的儿童教育启蒙不过是“做醉虾的帮手”。
法国思想家蒙田说：“摆在人类知识面前的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似乎就是正确地抚养和教育儿童。”
关于中国民族的儿童教育问题，可以谈论的话题实在太多，然而，在当时“黑漆漆不知是日是夜”的时代，鲁迅说得已经足够多、足够深刻了。百年过去了，当我们回忆鲁迅先生启蒙民族“立人”的教育，尤其是启蒙儿童成为真正的人的主张，固然能够唤起我们心底无限的历史感动，但我们也往往会忽略现实社会中的“立人”教育和儿童启蒙教育，是否已经彻底实现了鲁迅先生的理想。
今天，已经远离鲁迅儿童教育的时代一个世纪，儿童们既不可能受到封建伦理的戕害，也不会发生“吃人”的教育悲剧。但是，家庭儿童教育是否真正完全摆脱了鲁迅批判的那种扼杀天性、以长者为本位的桎梏呢？被溺爱而失去狮子勇气的“小皇帝”，被棍棒打得没了脾气的“好孩子”，在社会上比比皆是，这究竟是现代家庭教育的失败，还是鲁迅儿童教育未竟之事业？我们的家长是否可以毫无愧疚地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就是让他们“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12年到1913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对女子教育的改革已经露出端倪，特别是初等小学生可以男女同校的规定，算是对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剥夺女子教育权利的严厉打击。此后，各种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的涌现，为民国初年女子教育改革抹上了厚重的一笔。但是，在当时封建教育的僵化体制根深蒂固的背景下，女子教育改革迈出的步伐多少显得过于谨小慎微，乃至以打破封建教育旧体制著名的壬子癸丑学制本身，在女子教育的规定上都显示了尚未能完全隔断封建观念影响的胎记。例如，当时学制就规定了女子免试体操，另外数学、物理等科目的学时数，女生也少于男生。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意味着对女性智力低于男性的歧视，即使我们不认为民国之初的教育家们在主观上有意识地歧视女性，因为这与当时女性教育的经验匮乏等客观因素相关，可是，我们却无法否认新文化运动之前的中国女性教育领域，还是显得过于荒凉而寂寥。
1914年，汤化龙抛出著名的女子教育在于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的观念，成为女子教育的逆流；1915年，袁世凯颁布了《国民学校令》，只允许小学一、二年级男女同学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学生，只能同校，不可同级。1917年，当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年会，向教育部提出了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此议案在第二年得到落实。直至1919年之前，全国仅有中学400多所，而公私立女子中学仅仅占据10所，女子教育改革已经势在必行。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刘半农、胡适等人，再一次承担起了为中国女子教育争取权利的历史使命。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就开始关注中国女子到学堂接受教育的问题，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年轻的胡适就撰文公然批评女子不能进入学堂接受教育的陈规鄙俗，他大声疾呼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是广开女学堂”，道理很简单，只有母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教育好孩子的“好母亲”。新文化运动展开之后，胡适更是极力宣传女子学堂教育的推广和重要性，为推动国内女子教育平等权利做出了巨大努力。
1918年8月，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呼吁白话文教育的主将刘半农先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南归杂感》一文，文章把中国的女子看作“世界最苦的人类”，穷苦人家的妇女，是“吃朝饭，愁晚饭”，她们为惨淡的经济压迫折磨得喘不过来气，而那些富贵人家的妇女，虽然在物质生活上“穿短裤，穿丝袜”，但是，从小就被圈养起来的这帮女子，“其实比街头的乞妇还苦”。在刘半农看来，解放这般女子的方法，就是必须让她们的父母对子女承担起教育的责任。
新文化运动完全摧毁了封建教育体制对女子的禁锢，越来越多的女子要求打破人为的教育壁垒，实现男女同校。就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表示外国的大小学校都是男女同校的，这实际上向外界释放了大学改革实现男女同校的信号。五四之后，全国各地要求女子教育平等的呼声在知识分子的鼓舞下更为高涨，女子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呼声越发高涨，例如，五四运动开始后，北京各个女校的代表向全国发布通告：
呜呼！我中国女子，遂无生气乎！何数日之吞声缄口寂然无闻也。青岛为中国人之青岛，中国为四万万人之中国，非独男子之中国……当千钧一发，存亡危急之秋，各男生爱国之热忱，起而抗争，则我辈女子，宜振奋精神而响应，庶共辅爱国诸君子之进行。按人良心人格，实属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在当时，女子争取平等教育的一个全国轰动事件，是在小学任教的邓春兰，在1919年5月19日，致信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呈请国立大学打破禁锢，实现男女同校。此信随即被国内众多报纸转载，立时舆论沸腾，她的这次请愿信被誉为“女子要求入大学的第一声”。而她本人则最终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其时北京大学旁听女生一共有9人。
女子独立意识的觉醒，给当时的民国政府造成强大的压力，使其对女子教育改革的重视也随之增强。1919年3月，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对于女子高等师范的学科设置、入学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显示了民国政府对于女子教育革新的开放姿态。5月24日，教育部又通令全国各地：查现在各处女子高等小学毕业生，日见增多。本部现又就北京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女子中学校之设立，实系要图。各省区如未经设立女子中学，应先就省区经费筹办省立或区立女子中学校，以宏造就。
在教育部的推动下，女子教育在内容上获得了与男子相同的权利。1920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女子教育改革的重大进步。到了1922年，全国小学已经实现了男女并轨，中学虽然尚没有实现完全的男女同校，但是已经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特别重要的是，经历新文化运动的洗涤之后，女子职业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一扫封建制度下女子被剥夺劳动职业平等权利，只能在家相夫教子的性别歧视。职业教育这一思潮早在清末即已有人提倡，只不过受到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直至“五四”时期民族资本有了一定发展后，才被教育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黄炎培堪称民国时期职业教育的鼻祖，其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则是当时社会上职业教育的最著名团体。新文化运动为职业教育迎来发展的良机。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宣布，职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个人服务社会、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这一思想随着新文化运动向全国的蔓延而著名，影响力逐渐扩大。
当时有人呼吁：“现在假若把女子解放到社会上去，给他劳动，那女子的能力，一定会发展的。我主张现在大部分女子所需要的，是独立性的职业，正因为这种职业，固然可以谋女子的经济独立，又可以发展女子潜伏的能力。”例如，1919年，教育部通令全国女子中学必须设立简易职业科，至1922年，全国已经拥有女子职业学校76所，其中，北京女子职业中学、江苏私立女子职业中学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女子职业学校。
学者王元化曾说，“五四”运动留给后人最大的一个后遗症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具体表现为思想极端与失去宽容。价值观念的单一化与极端化，最终形成社会行为的绝对化与排斥性，以致越走越偏。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学生对待教师学问的怀疑态度看出来。当年轻的胡适受邀来到北大任教中国哲学史课程时，因为其讲课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引起众多学生不满，当时学生准备联合将其轰下台，当时的傅斯年是学生中闹学潮的领袖，于是大家请傅斯年去听课，以决定是否赶胡适下台。傅斯年听了几天胡适的课程之后，告诉准备闹事的同学：这个人的书虽然读得不多，但是，他这样的讲课方式是对的，然后警告同学：你们不能闹事。十多年之后，胡适才明白自己年纪轻轻任教北大而没有被学生轰下台，原来是受益于傅斯年。
即使以五四运动为最高潮的新文化运动给中国留下了诸多后遗症，但是，在教育上的白话文教学和国语教育革命，以鲁迅为代表的“救救孩子”的儿童教育革命思想，以及女子平等教育，都开创了民国早期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一页。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重视的、从新文化运动中汲取教育革新智慧的重要根源。
民国教育人物
鲁迅：民族魂魄归何处
1906年，日本仙台医专。一位怀抱治病救人心愿的中国留学生，因为亲眼目睹愚弱的国民内心之麻木，毅然放弃治疗生理疾病的医学，转向疗救精神疾病的文学。在他看来，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之事，愚弱的国民即便身体再强壮，如果精神上愚昧，也只能成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都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这个人就是鲁迅，民国时代对中国民族性格认识最深刻、批判最彻底的文学家，对重塑国民人格充满无限希望的思想家。他所说的“改变他们的精神”，就是为之付出一生心血的“立人”教育。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又改为豫才。与民国时代无数才子一样，鲁迅出生于人杰地灵的浙江绍兴。其祖上也曾拥有辉煌的历史，祖父周福清进士出身，一度在京城任内阁中书，不幸的是，周家到了他父亲周伯宜一代已经败落。少年时代的鲁迅在私塾接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后来，为了挽救像父亲一样被庸医断送性命的人，他东渡日本学医，然而，麻木愚昧的国民性格彻底击碎了他的美梦，让他认识到国民精神上的疾病远比身体疾病严重得多，为此，他开始了以文学教育国民的伟大转型。
鲁迅在国内的第一次教育任职开始于1909年。是年7月，鲁迅从日本回国，结束了前后长达7年的留学生活；8月，受聘于浙江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员工作，直至1927年离开教学职务，从事纯粹的文学写作。在长达18年的教育生涯中，他先后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多家学校。辛亥革命后，长期供职于民国中央政府教育部。
鲁迅留学时期的日本，早已经历明治维新的涤荡冲击，教育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朝气蓬勃的姿态与老迈腐朽的晚清形成鲜明对比。这让急切盼望改变中国落后腐朽现状的青年鲁迅，很容易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在他后来倡导的教育观念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日本先进教育思想对其的影响。
世人皆知鲁迅文章如同匕首和投枪，尖锐犀利，刺穿没落晚清和民国初年一切丑陋的社会现象，殊不知他的教育思想更胜过匕首和投枪。而且，正所谓大象无形，鲁迅并不像蔡元培、陶行知、叶圣陶等人那样拥有系统的、专门的教育论著，他的教育思想贯穿在他多年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散落在浩瀚多彩的文学作品里，浸染在伟岸高尚的人格中。这种无形而至高的教育观念，如同柔弱的水流，肆意充盈民国人性教育的所有空间，然后产生惊人的爆炸冲击力量，切入国民灵魂的最痛处。这就是鲁迅的“立人”教育。
“立人”，即去除国民奴性，树立健全人格之意也。在鲁迅看来，教育的根本任务“首在立人”，只有“人立而后凡事举”。立人先立己。只有自己首先具备高尚的人格，才能帮助教育对象获得人格的提升。我们可以从两件小事上看出清末民初时期鲁迅“立人”教育思想形成的轨迹，也可以以此切近鲁迅立人教育思想世界。
立起民族的尊严，是鲁迅实施立人教育思想实践活动的第一步。这可以从鲁迅剪辫子事件说起。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被派往日本公费留学。3月24日，日本轮船大贞号从南京启程，取道上海奔赴日本。在日本东京弘文书院，他在“江南班”第一个剪掉了象征着屈辱的辫子，在留学生中引起轩然大波。
晚清时期的日本，对于国内革命者而言，简直是一座逃亡的乐园。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在国内遭到通缉之时，往往跑到日本躲避。留学生中到处鼓涌着革命的暗流，鲁迅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革命情绪的影响，剃发明志自然不足为奇。稍后也来日本弘文学院留学的许寿裳，在后来回忆鲁迅的文章《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留学生初到，大抵留着辫子，把它散盘在囟门上，以便戴帽。……我不耐烦盘发，……就在到东京的头一天，把烦恼丝剪掉了。那时江南班还没有一个人剪辫的。原因之一，或许是监督——官费生每省有监督一人，名为率领学生出国，其实在东毫无事情，连言语也不通，习俗也不晓，真是官样文章——不允许吧。可笑的是江南班监督姚某，因为和一位钱姓的女子有奸私，被邹容等五个人闯入寓中，先批他的嘴巴，后用快剪刀截去他的辫子，挂在留学生会馆里示众，我也兴奋地跑去看过的。姚某便只得狼狈地偷偷地回国去了。鲁迅剪辫是江南班中的第一个，大约还在姚某偷偷回国之先，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此情此景，历久如新。
年青的鲁迅，毫不畏惧官方停止资助公费、遣返回国的严重后果，第一个剪掉辫子，足可见其对现实社会黑暗之愤懑、对重塑民族气节人格之急切。正如此事之后，他题赠挚友许寿裳先生的一首诗中所言：“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如此大义凛然之崇高情怀，在青年时代的鲁迅心中已经形成，成为支撑他此后教育活动、折服学生的基本品质。而鲁迅回国后对国民“立人”教育的第一课，也是以自己减去辫子的勇敢行为，向学生灌输斩除奴性，树立反抗压迫的“立人”观念。鲁迅所渴望的国民，就是“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的人，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
1910年9月，鲁迅任职绍兴府中学堂。此时的中国正值辛亥革命前夜，晚清政权岌岌可危，封建帝王官僚们嗅到空气中愈来愈浓的革命气息，对此甚为恐惧，对于有可能引发革命的一切新鲜观点都采取严厉打压措施。在日本已经减去辫子的鲁迅，成为学校里唯一没有辫子的教师，自然受到官僚集团的“特别关照”，乃至在学校任职期间，同事们往往唯恐避之而不及，害怕因为和鲁迅交往而遭受牵连，鲁迅却毫不在意。此事对当时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追求进步而不敢剪辫子的学生，受到鲁迅的影响，终于掀起剪辫子的学潮，此举甚至从绍兴府中学迅速波及其他学校，成为当时绍兴教育界的重大事件。
这种情形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后来清华园中的王国维，当全国人都剪掉辫子响应革命的时候，王国维带着脑后的一根辫子旁若无人地走在清华园中。而鲁迅则在民国前夜举国百姓脑袋后面晃着辫子的情况下，以革命者的姿态傲然行走于校园，在学生们或惊诧、或钦佩、或鄙视的眼光中，以高傲的姿态，向学生无言地宣示着他的教育观念。
恢复个人的尊严，让国民不再跪拜于封建权威塑造的偶像的脚下，彻底扫清“想做奴隶而不得”、“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奴化思想，则是步入人生中年的鲁迅留给今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此，鲁迅致力于让习惯于跪下的国民不再迷信经书，打破孔孟之道，恢复国民做人的尊严。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对学生跪拜于封建孔子之礼表示极大愤慨，后来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回忆说：“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当一个人以信徒般的虔诚长期膜拜于偶像的脚下，你若让他恢复站立的姿态，这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啊。鲁迅要让学生勇敢地站立起来，必然要遭遇塑造偶像者们的镇压。1909年8月，鲁迅接受校长沈钧儒邀请，任职于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到了11月，风云突变，校长沈钧儒辞职。新任校长夏震武奉行忠君尊孔教育观念，要求学校教务长许寿裳陪他“谒圣”，让所有教师必须在孔子像前跪下，并且以封建社会下属拜见上司的礼节与他相见。如此倒退反动的教育主张遭到鲁迅等人的强烈反对，鲁迅等教师愤然辞职。此举在学生中引发巨大反响，进步学生强烈抵制夏震武的教育管理主张。由于夏氏顽固木讷，学校进步师生称其为“夏木瓜”，此次风潮遂被称之为“木瓜之役”。鲁迅在此次风潮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抗奴化教育的思想，这也成为他此后民国时代立人教育的核心思想。
立人教育实施的困难不仅在于奴化阶级的反对和镇压，更在于被奴化的学生们因为长期没有站立而丧失了做人的主动意识，习惯性地形成了跪拜的心态。对此，鲁迅极力激发学生内心的主动意识，向学生灌输不畏牺牲的精神和勇气。1911年11月，辛亥革命的爆炸冲击波从武汉向全国蔓延。杭州光复后，以鲁迅的学生为主的越社在绍兴召开了大会，在鲁迅的带领下，学生们集体到街上宣传革命。当时有学生问：“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严正地告诉学生：“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如此豪迈气概，正是在践行他为了恢复做人的尊严而不惜牺牲的“立人”主张。
“夏木瓜”的奴化教育政策、学生们长期被奴化的思想意识，都在考验着鲁迅“立人”教育的成色，最大的困难远不是这些。鲁迅的“立人”教育试图让全国人民勇敢地站立起来，而当政者的最大心愿却是让人民永远跪伏在自己的脚下，更尖锐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1913年8月，袁世凯颁布《通令尊孔圣文》，在全国教育范围内推行奴化思想，教育总长汪大燮更是命令教育部全体部员到国子监拜祭孔子。鲁迅愤恨地痛斥此举为“真一笑话”。
1916年，范源濂在任职教育总长期间，再次推行“祭孔读经”教育主张。鲁迅与同在教育部任职的许寿裳、杨莘士等人，联名写信表示坚决反对。鲁迅坚称，学校学风如何，都是和政治状态及社会情形相关的，教育界里的称为清高，本是粉饰之谈，其实和别的什么界都一样，现在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哪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和方法罢了。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此文的发表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从此，一个严厉批判国民劣根性的革命战士屹立在民国文坛。
正如鲁迅的作品在学界存在争议一样，他和弟弟周作人的失和，一直是民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在许多人的笔下，既有鲁迅被描写成有民族担当的革命斗士的褒扬，却也不乏言其心胸狭隘、睚眦必报之类的诋毁。今天我们不必为鲁迅澄清什么事实，我们只要看看这位被学界描绘得色彩过于浓烈的作家，是如何对待周作人的孩子的，就大约可以明白大人物的平凡心。
在鲁迅和周作人失和之前，他一直视周作人的孩子为己出，更可贵的是，他对侄儿们的教育方式，始终坚持着“以幼者为本位”、恢复孩子天性、解放束缚的儿童教育理念，直至1923年兄弟失和。
1913年，鲁迅回乡省亲其间，给二弟的孩子买玩具；
1915年，鲁迅给二弟寄东西时，包括“陕西玩具十余事”；
1916年，鲁迅省亲途中，在上海购买玩具5种；
1919年，鲁迅购买八道湾住宅，与兄弟同住，主要原因在于“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
1921年，鲁迅购买玩具十余事分与诸儿；
1922年，鲁迅购买泥制小动物40个，分给诸儿。
这些极其琐碎平常的活动，展示的绝非仅是作为伯父的鲁迅对侄儿侄女的亲情，更多的是他试图给孩子一个天真快乐的教育环境，满足孩子对无拘无束的生活追求的愿望。他们一反当时家庭教育盛行的放纵与棒喝，还给孩子们一片纯净的天空、一片自由的土壤。这就是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的真性情。
被称为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为满目疮痍的中国创造性地引入了平民教育的洪流，扮演了开启蒙昧民众心智的教父角色，中华大地到处激荡着如火如焰、如海如潮的教育热情。
1919，这一年，民国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被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点燃，自清末开始郁结了数十年的愤懑和屈辱，最终在爱国学生们的奋力一击中，变成当时向世界宣示中华民族尊严的最强音，预示着一个新思想的时代已经来临。
1927，这一年，国共两党合作宣告失败，数年之久的国内大革命洪流最终演变为背叛革命者对人民的血腥屠杀，血雨腥风、白色恐怖已不足以概括此时真实的中国，隆隆的内战枪炮声中，漫卷诗书的知识分子将何去何从？
历史留给民国教育家们的时间板块过于局促狭小，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将之作为创造功绩的大舞台。经历了清末民初经纬万端的纷乱，教育家们一度把强国教育之梦寄希望于欧风美雨，欧美教育在民国的学校里遍地开花，却没有结出令人期待的果实。民国教育家们再次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满目疮痍、江河零落，却蕴藏着勃勃生机、点点希望。
1920—1927年，西风依然强劲，只是民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不再盲目狂热，终成民族化、本土化的时代旋律，这是民国教育史上的奇迹。他们对西方教育的土货化改造，孕育了旧式教育革新的种子，更孕育了西方新式教育自身适应中国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