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城，是古人用来表达营建城市的概念。它的本意并非单指建造和建设城市，而且还包含着对城市的运筹规划，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城市规划建设。在中国古代，凡是营城活动，首先涉及城的形制，也就是古城的形状和结构。这对安身立命和驱凶避邪至关重要。从或方、或圆、或长的城池取形，到确定城池方位的偏正、规模大小和四周城墙长度，选择城门数量、位置和瓮城形式，以及城内各类建筑布局、城外设施和城、郭之间的相邻关系等，都得讲规矩，论章法，严格遵循儒家倡导的礼治思想，承袭传统的礼制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平遥古城同样堪称中国古城的典范。
到平遥观光旅游或者考察，一定要了解古城整体格局的内在特征，只有从这里切入，才能解读它所代表的中国古城深邃的历史文化。
关于平遥古城的形制，并没有文字记载，在《平遥县志》里仅有一幅县城图。这样一来，给后人提供了任由思绪驰骋的想象空间。于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平遥人世代口耳相传，把这座赖以繁衍生息的古城叫做“龟城”。他们借助直觉产生的想象力，从被中国传统文化奉为“四灵”的麟、凤、龟、龙中获得了灵感，于是更愿意用龟的形状和寿的内涵，表达对古城的倾心钟爱，寄托对人生长久、岁岁平安的慰籍和企盼。
然而，传说终归是传说。只有揭开传说的神秘面纱，发掘隐匿在深层的古城内质，才能真正解构平遥古城形制，了解它所传承的那些不为人知的礼制文化。
礼制文化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何者为“礼”？如今辞典的释义是在社会生活中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礼式。而在儒家看来，“礼”是国家的典章制度。他们倡导礼治思想，是要通过制度，把那些国家认可的仪式化的行为固定下来，作为区别等级，维系人伦，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标准规范，从而使社会变得有序。礼治的内容庞杂，涵盖了一整套礼制、礼仪、礼器、礼乐、礼教、礼学等。其思想本质在于尊君抑臣，主张尊卑、贵贱、亲疏有序，凡事都要循规蹈矩，不得逾越雷池半步。说到底，就是主张以“礼”为本，治国施政。历史典籍《周礼》《仪礼》《礼记》便是礼治思想的代表作。这“三礼”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典章核心。对于营建古城来说，则规定“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制，以民为极”（《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虽然这里的“建国”是指营建王城和都城，平遥古城不过属于基层一级的政权治所，但也同样承袭了这种规划理念，突出了以“礼”为本的思想，讲究方正、对称、中轴、主次和等级关系。
《周礼》所谓“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就是确定城池的方位，规划古城的城区和城郊。古人认为城池方位怎样确定，是关系一国一城长治久安的大事。只有找准并端正了方位，前后左右的次序才能安定下来，达到“以礼治国”，天下太平。“辨方正位”包括确定城池朝向和城池取形。中国自东汉以后崇尚以北为上，面南而尊，营建古城时大都选择城池坐北朝南，沿着南北方向安排重要建筑，顺序拓展。古人营城，从来都是取法天象，讲究天圆地方、天地人和，所以古城取形以方居多。平遥古城正是秉持了“辨方正位，体国经野”的理念，选定城池方位基本坐北朝南，只不过结合城址的地势和日照条件，略为偏东15度而已。城池形状则一脉相承，几乎也是方方正正。唯有古城的南城墙紧临中都河而建，随着起伏的地势和蜿蜒西去的河道水形，才呈现出四折五波的弯曲走向。
这座千年古城在明代初期经过一次大规模的扩建，形成了现存的城池大小、街巷格局和建筑风貌。由于元明之际礼制规范已经相当完善，因此平遥古城恪守礼制规范也就变得顺理成章。它像所有都城、府城、州城一样，在古城东西方向居中的位置，设定了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以求与天地间连接南北两极的子午线遥相对应。这是一条看不见摸不着的轴线，作用在于营城者通过它，控制和布局各类重要建筑的相互位置，犹如人的脊梁。人只有通过脊梁支撑和脊梁内的中枢神经传导，才能统揽按照生理机能有序排列着的五脏六腑。对于古城来说，城内所有的建筑也都必须以中轴线作为基准，沿中轴线两侧，循“序”对称排列，也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礼序”。这种体象天地和人格化的城池布局是古代先人的独创，源于“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使人和天地、建筑浑然一体，和谐统一。
平遥古城的中轴线是南大街。一座高耸的市楼跨街而立，成为统领全城建筑群的中心。在南大街的东西两侧，按照使用功能和文化属性，因循“礼序”布置了各类建筑，使古城空间布局显得格外严谨规整。
其中对礼制类建筑的规划布局最为讲究。古代中国治国安邦，一向崇尚文治武功，文武并济。西周天子传位顺序是文王在先，武王在后，被后人称之为“文武之道”。在汉代初期，朝仪排序规定皇帝面南而坐，文臣站立在皇帝的东面（皇帝左手一侧），武将站立在皇帝的西面（皇帝右手一侧）。以后历朝历代文武官员上朝排列，也都毫无例外地沿袭了“文东武西”的位次。长此以往，“左为上、右为下”和“左文右武”成了中国典章制度固定化的传统礼序。乃至营建古城同样如此。平遥古城便是一个仅存的活的标本。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县文庙、县学、书院、文昌阁、魁星楼等文系建筑一概布置在了南大街的东面，而把武庙和教场等武系建筑布置在了南大街的西面。按照古人面南为尊的观念和坐北朝南辨方正位的习惯，南大街东面自然在中轴线左边，南大街西面在中轴线右边。于是“左文右武”的建筑布局一目了然。
古城空间布局对城隍庙和县衙署的位置关系也做了合乎仪礼程序的处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城隍被看做上天派驻古城的守护神，地位高于朝廷命官。故而城隍庙作为城隍的官邸建在城中，地位当然在府县衙署之上。平遥古城按“左为上、右为下”的礼序，把城隍庙建在南大街东侧，县衙署建在南大街西侧，形成了二衙并设、人神共治的格局。
道观和寺庙在平遥古城的安排布局，同样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素有“道出东方”之说；而佛教起源于西域，“佛自西来”，传入中国，历来推崇“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古城才会有“左道右释”的空间关系，按中轴对称布局方式，清虚观、真武楼、火神庙、雷神庙等道教建筑安排在城东，集福寺和白衣庵等佛教建筑安排在了城西，既符合儒家的礼序要求，又融入了道教和佛教的文化内涵，诠释了道与佛的源流特征。
在古代中国，营城的规模也不是随心所欲，必须遵循周礼营城制度所规定的等级标准。城池的大小用奇数度量，以九为数字之极。只有帝王才拥有使用这个极致数字的权利。都城是天子的宫城所在，位级最高，规模定为方九里，即每边城墙长九里，以示至尊。府城和州城级别渐次，依次递减为方七里、方五里。县城级别最低，不得超过方三里。平遥古城属于县治，现存古城规模完全吻合礼制规范的要求，城墙每边长度几乎都接近1.5公里。由此也可窥见一斑，营建平遥古城，对儒家礼治思想的坚守，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