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甘地从南非回到印度，立刻投身于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之中。甘地这位受到成千上万印度民众热烈崇拜的精神领袖，从外表上看却绝不像一个伟人。他个子矮小，瘦骨嶙峋，凹眼秃头，体重仅52公斤。他身上总是只缠着一块自己纺纱织成的土布拖地，他就这个样子会见过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和印度副王蒙巴顿勋爵。就是这样的甘地，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人们称他为“圣雄”，许多弟子尊称他为“巴普”。
回到印度的甘地，已经是一个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的知名人士，在他的领导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身到火热的反帝反殖民地的斗争中来。
甘地深知，领导这样一场伟大的斗争，决然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与参加。如果没有他们的全力投入，反帝反殖的烈火不久将烟消灰灭。因此，他特别重视与广大人民大众的联系。他深入了解他们的生活，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团结他们一道为改善自身地位而英勇斗争。他非常尊重普通人的尊严，了解他们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生活方式，努力和他们打成一片。因此，甘地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社会各个阶层人士的广泛爱戴。就他个人的品质而言，他诚实、简朴、毫无私心，将自己的一切都置之度外，完全放弃了个人的物质欲望。
他一回到印度，就换上了大多数印度人穿的土布衣裳，饮食也极其简朴。他平易近人的态度与广大人民包括“不可接触者”接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他们谈话，为了增加亲近感，甘地学习掌握了很多种地方语言，例如除了古吉拉提语之外，他还刻苦钻研，精通了印地语、马拉提语、泰米尔语和泰鲁固语。而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以讲英语为时髦，视会讲英语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尽管甘地在英国期间已经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英语，但他从不以此为资本，来炫耀自己的地位和才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为了争取印度人效忠英国，许诺战后将给予印度自由。但是，这种许诺只是英国殖民当局的权宜之计，并未兑现。战后，由于种种原因，印度国内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百姓怨声载道，新的革命浪潮正在兴起，“民变”事件此起彼伏。英国殖民政府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和起义，公布了“罗拉特法”，规定当局以随意逮捕革命者和嫌疑分子，可以不经公开审讯加以监禁，被逮捕者不得聘请律师加以辩护，被判刑者不得上诉。针对这一法案，甘地愤然致函总督，表示严重抗议。但英殖民者一意孤行，仍将法案纳入法律全书。为此，甘地建议成立一个非暴力抵抗协会，总部设在孟买，他亲任主席。甘地号召，进行全国总罢工，发动全印度人民进行为期一天的绝食和祈祷，抗议殖民者的野蛮行径。于是，印度全国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场面壮观的总罢工。甘地在孟买街头率领成千上万的群众游行示威，给殖民当局极大的震动。在此之后，他又将他的代表作《印度自治》和译著《万众之福》广为散发，极大地唤醒了印度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在这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有个别地方出现了暴力行为。对此，甘地深深自责，认为自己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一样大的错误”，因而绝食3天，他的解释是，作为这场非暴力运动的领导人，未能把斗争保持在他所希望的“非暴力”的范围之内，应该引咎自省。他认为，他的过错是，“在人民还未完全遵守非暴力原则的情况下过早地发动了这样一场不服从运动”。尽管如此，英国殖民者还是惨无人道地镇压了印度人民的反抗运动。甘地决心将他所领导的群众运动转向全面的不合作运动。他认为暴力绝不是拯救印度的药方，印度的文明需要一个更高尚的自卫武器——非暴力抵抗，并以此来达到自治的目的。
1904年，甘地办的《印度舆论》报在财务上遇到了危机，便决定到德班去找出路。临行前，甘地的朋友波拉克先生送给他一本书——英国作家罗斯金写的《给最后这一个》。
这本书引起了甘地的共鸣，从这本书中他得到三点收获：个人的福利包含在群众的福利之中；律师的工作与理发师的工作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大家都有权利谋生；依靠劳动生活，例如农夫和手工业者的生活都很有意义。
甘地为追求理想的生活，便决心照着这本书的要求去做。当他到达德班后，就在离城14英里处买了100英亩土地。此处杂草丛生，蛇虫又多，但有淙淙的泉水和茂密的果树。他在这片土地上创立了一个新村——凤凰村，并且把《印度舆论》也搬到这里。
凤凰村实际是个农场，也成了甘地训练非暴力信徒的基地。在这里工作的人不分国籍、宗教、种族、肤色，一律平等。人人都必须劳动，并且利用业余时间为《印度舆论》工作。
困难不少，但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建立了简陋的厂房和宿舍。为了使大家能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每个人可以获得3英亩土地耕种。每人每月领取3英镑，愉快地过着节俭的生活。
甘地又动员跟他来南非的亲友到凤凰村来居住，有的人放弃经商跟从了他。凤凰村里的人有家属的都把家眷接来居住，还新添了两对白人夫妇。波拉克先生得知他给甘地的那本书居然出了奇迹，便辞去了原来的报馆的工作来到了凤凰村，成为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甘地到南非之初，就读过俄国著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一书，它给予了探索真理的甘地极大的启发和鼓励。《天国在你心中》主要是宣扬以宗教的爱来改革社会，建立没有暴力的、人人平等的“天国”。
1910年，一位富有的德国工程师、甘地的好友卡伦巴奇，将他1100英亩的农场免费交给非暴力抵抗者使用，并且给它取了名，叫“托尔斯泰农场”。农场距约翰内斯堡21英里，场内有橘、李、杏等果树千株，水井两口，还有泉水。农场有居民78人（其中有被捕的非暴力抵抗战士们的家属）。农场内很快就建起了宿舍，男女分居，夫妇也不同室。农场中不分男女老幼一律参加劳动，自己做饭，餐具自洗，公用碗盘轮流洗涤，严禁烟酒，特别注意环境卫生。遇有疾病，甘地主张用自然疗法，以节食、水疗、泥疗等土法医治。
甘地在南非领导的几次斗争中，凤凰村和托尔斯泰农场这两个基地起过很大作用，尤其在反移民法的斗争中，基地保证了运动的胜利。
1913年，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达到了高潮。
10月28日，甘地率领2073名印度矿工、127名妇女和57名小孩，从纳塔耳的纽卡斯尔向特兰士瓦境内“和平进军”，要求取消“黑色法案”，废除人头税，承认印度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南非政府立即进行镇压。甘地连续三次被捕，但运动继续发展。
12月，罢工人数达万人。史末资不得不于12月18日释放甘地，以求和解。经过多次谈判，史末资被迫于1914年1月21日宣布：废除人头税，承认按印度宗教仪式结婚的合法性，允许持有盖过指纹登记证的印度人进入南非。甘地在南非领导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15年1月，甘地由南非回到印度时已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了。他的社会政治主张和非暴力的斗争策略为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和相当一部分群众所赞赏。因此，他很快就成了印度国大党的实际领袖。
1920年，甘地为国大党起草了党章，规定党的宗旨是“如果可能，在不列颠帝国范围内达到自治，如不可能，则脱离不列颠帝国而自治”。
甘地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策略经历了非暴力抵抗和非暴力不合作的阶段。
总的说来，在1919年以前，他对英国当局还是抱合作态度的。无论是在1899年的英布战争时，还是在1906年南非纳塔耳祖鲁人反英起义中，他都曾派印侨救护队去支持英国作战。他希望用这些行动博得英国的好感，使英国在战后给予印度以自治。
但是1918年6月英方公布的“蒙塔尔——切尔姆斯福特宪法改革草案”，并没有满足印度自治的要求，这就动摇了甘地同英国合作的信念。他逐渐认识到再和英国联合下去，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一定要比以前更没有希望。1919年11月，甘地正式提出了对英国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主张。此后，甘地进行的斗争可称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所谓的“不合作”通常是指抵制英国殖民政府的学校、法庭、立法机关，抵制英国货和不接受英方委任的国家职务（简称“五抵运动”）。1919年，英国当局公布了“罗拉特法案”，规定警察可以任意逮捕嫌疑分子，并且不经公开审讯就可以长期监禁。面对殖民者的镇压措施，甘地在孟买召开了大会，发动全国总罢工。英国当局对群众运动进行镇压。4月13日，在旁遮普阿姆利则酿成死1200人、伤3600人的大惨案。这使甘地大为震惊，也对群众在哀悼日以后违反非暴力原则失望，说自己“犯了一个像喜马拉雅山那样大的错误”。
从1920年开始，印度人民在甘地领导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抵制英货、抵制英国学校和法庭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自己也把他在与布尔人的战争中获得的两枚勋章退还印度总督。他身穿土布，手执竹制拐杖，到各地号召开展土布运动。他向群众解释：印度人民所以贫困，是因为手工纺织衰落了，印度要想自治，必须抵制英货。他要求人民制造土纺车，自己纺线织布，抵制英国布匹。他和信徒们身体力行，每天都要纺线半小时，从不间断。土布运动使殖民主义者恐慌。孟买总督惊呼：“这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壮举。它几乎达到预期的目的！”这就是甘地发动的第一次不合作运动。
接着，一场镇压也开始了！甘地的追随者3万人被捕入狱。这引起人民更为激烈的反抗。1922年2月，警察侮辱联合省乔里乔拉村村民的游行队伍，人们愤而焚烧警察所，烧死警察22人。甘地闻讯目瞪口呆，大为惊恐，声称这是“最惨痛的耻辱”，他马上绝食，表示忏悔，认为他的拥护者还不理解非暴力学说，决定停止这次不合作运动。尽管如此，英国当局仍以煽动闹事罪将甘地逮捕，并判处6年徒刑。
两年后，甘地因病假释出狱，又领导了第二次不合作运动——食盐进军。
食盐进军是一次典型的、悲壮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次运动是发生在全党统一了思想，要求“完全独立”的情况下开展起来的。
1929年12月31日午夜，国大党通过了印度完全独立的提案，将党章中要求的“自治”改为“完全独立”，三色国旗即刻凌空升起。1930年1月2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议将1月26日定为独立日。这一天全国举行示威游行，支持完全独立的决议。接着，在甘地领导下，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再度兴起。
甘地这次选择了影响面广、而且为贫苦大众反对的“食盐法”来发难。他事先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制订了周密的计划，预备率领队伍由非暴力抵抗学院出发，向南边海岸的丹地进军。3月12日清晨，年已61岁的甘地，身围土布，手柱竹杖，率领非暴力抵抗学院成员78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欢送下，踏上了破坏食盐的征途。他们每天步行10英里，印度天气炎热，土道上灰沙滚滚，行军非常辛苦。
他们一路走，一路宣传。到4月5日，24天内他们走了241英里的路程，终天到达了丹地海滩。
4月6日，旭日东升，甘地率领着战士们早祷，接着就在海边沐浴。8点30分，甘地在海滩上抓起了一把盐，作为破坏食盐法的仪式。数千群众观看了这一壮举，心情异常振奋。禁止人民自由采盐的法律破坏了，老百姓便纷纷自动制盐，除了自己食用外还公开出售。政府以没收扣盐和逮捕抗交盐税的群众来对付。4月14日，逮捕了国大党主席尼赫鲁。5月4日，甘地被捕。全国举行大罢工、罢市、抵制英国布等，以示抗议。政府禁止集会游行，宣布国大党为非法。运动急转直下，在狱外的奈都夫人率领2000多志愿队员前往距孟买150英里的盐仓去抢盐。
盐仓有水的深沟围住，深沟后面又护以铁丝网，并有400多名警察把守。他们手里拿着警棍严阵以待，另有25名持枪警察站在最后一排作为后备。
2000多名非暴力战士编成了若干个小队，甘地的次子马尼拉尔·甘地也在其中。第一队踏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盐仓。警官发出警告不准他们前进，队员们不予理睬，继续向前。突然，警棍飞舞，有的人头颅被打碎，有的受重伤。但是，没有一个人还手，没有一个人躲避。血流如注的伤者倒下了，立即被担架抬出，担架不够便被扶着、背着走出阵地。后面的队伍又继续踏着勇敢的步伐前进，一批倒下，又一批前进。但是，他们无法逾越400多名警察的防线。过了一会，他们改变了战术，以25人为一队，整齐地排成几行前进。当警察走近时，就立即坐下不动。警察除了用棍棒之外，还用脚踢他们的小腹，痛苦难忍的人们，在地上辗转滚动，又被警察拖到壕沟边，投入泥水里。印度史上罕见的悲剧一分钟一分钟地继续着。将近中午，烈日如火，酷热难耐，这场非暴力斗争才逐渐停止。计有320人受伤，2人死亡。目击惨状的美国新闻记者密勒报道：“在过去18年中我曾采访过20个国家，亲眼目睹过无数次暴动和战斗，但从未见到如达拉萨纳所出现的那种恐怖与残忍……”。
夺取盐仓的浪潮几乎蔓延到全国。有的地方甚至突破警察的包围，被打伤了500人。
非暴力抵抗运动显示了威力：1930年秋，进口纺织品较上年同期减少1/3，孟买有16家英国工厂倒闭；而印度人自己开设的工厂的产品则成倍地增长，土布工厂从1929年的384家增加到600家；土纺土织遍及6500个村庄，使14万纺纱工、11000余名织工、1000余名杂工获得了工作；政府的货物税收减少了70%。
1931年1月25日，印度总督欧文指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政府以严重损害，希望恢复和平，宣布无条件解放甘地及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委员，并撤销取缔国大党的命令。他与甘地反复协商，最后于3月5日订立了甘地——欧文协定。双方部分妥协。
同年，甘地赴伦敦出席英国政府召开的解决印度问题的圆桌会议。他空手而还。回到印度后，发现印度殖民的政府并未遵守甘地——欧文协定，继续逮捕和镇压人民。甘地于1932年1月2日的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上提出恢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4日，政府又逮捕了他。
甘地入狱后不久，英国政府和印度殖民政府提出一个新法案，规定“贱民”和普通印度人分开选举，甘地于9月20日在狱中宣布绝食。
有人认为甘地不应在这个时候把政治运动引向宗教改革，但他认为政治、社会和宗教改革是不能分割的，解放“贱民”“在政治意义上超过了印度独立”。
为甘地绝食事件，民族运动的领袖们紧张地商讨对策。最后商定，由印度教保证“贱民”的重要利益来代替分区选举。
全印宗教领袖另外通过一项决议：在印度教中不存在贱民。以前被认为贱民的人，今后一律享受一般印度教徒应有的权利，诸如自由进入印度教庙宇，使用公井，入学，进入公共场所等等都不受歧视。英国首相接受了上述协议，取消了单独选举的规定，甘地于26日停止绝食。
仅从宗教意义上说，能订立这样的守约绝非易事，在印度宗教史上也是异常可贵的革新，但实行起来却很难。例如甘地希望先在一个省试行以法律形式规定印度教庙宇向“贱民”开放，后推至全国。1933年2月，甘地创办“贱民”周报《哈理报》，号召大家为拯救4000万“贱民”而出力。然而，有人说解救“贱民”就是亵渎了神。甘地愤怒地指出，我不认为从事所谓下等工作的“贱民”是污秽的。替婴儿洗涤尿巾的母亲，接触人体污物的医生应受到人们的赞扬。在我看来，“那些所谓高种姓的印度教信徒们所操的职业却是污秽的、亵渎神的。”
1942年3月7日，日本占领仰光、战火迫近印度边境。丘吉尔为了取得印度更多的支持，于3月11日派克里浦斯赴印，同甘地等印度各党派领袖商谈有关战后自治和宪法等问题。
甘地鉴于以往的教训，拒绝了克里浦斯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是一张“延期支票”。其他各党派也都表示拒绝。
4月，甘地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8月8日，国大党在孟买召开会议，再次通过不合作的决议，要求英国交出政权。8月9日，甘地和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再度被捕。印度全国发生大骚动，英国殖民当局实行武力镇压。1943年2月10日，甘地开始为期三周的绝食，以抗议政府的暴行。5月6日，甘地和国大党其他领袖获得释放。
甘地一向主张印度教教徒与伊斯兰教徒的团结。他出狱后就致力于调解他们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甘地的努力收效甚微。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8月15日，印度联邦宣布成立。当日，印度举国欢庆，但甘地却在加尔各答绝食。他认为未能使印度人民团结起来，这是他毕生宣传原则的失败。
印巴分治后，甘地继续为平息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冲突而斗争。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赴祷告场途中，被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枪杀，终年79岁。
甘地一生执著追求，为了忠于自己的信念，也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心赴汤蹈火，用他至诚的爱，去扑灭那吐着血红火舌的毒焰。1922年，英国政府逮捕了甘地，判刑6年。在狱中，甘地写了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记录了他追求真理的历程。
甘地厌恶那些贪图享受者、投机钻营者、争权夺利者，对他们从来都是毫不留情地加以谴责。他从未以“圣雄”的头衔自诩，却常以凡人自勉。他并非拥有崇高学位的学者，也不是精通法典的律师；他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享有极高的威信，表现出非凡的领导能力，并不是他有超人的天才，更非由于财富或特殊的社会关系的提携。事实上，他并不谋求领袖地位。他的组织能力表现在他具有同群众共甘苦的精神，处处为群众着想，善与人谋，密切联系群众，从不自视高人一等，从不假借权威。他热爱人民、热爱祖国、没有种姓偏见、没有贫富好恶、没有宗教隔阂，兼备刚强的意志和善于妥协的双重性格。他为人诚实、正直、恳挚、谦逊、廉洁、无私，与人为善。他对人对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把为人民服务当作是自己一种最大的奖赏。他舍己为人的献身精神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号召力。他搭乘的三等火车所经之处，成千上万的普通农民从几十里外闻风而来，向他顶礼膜拜。一些人虽然不同意他的思想，反对他的主张，但是对于他的品德思想，无不肃然起敬。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这样赞颂甘地：“争取印度的独立，拯救印度的贫穷，有谁比甘地更热忱呢……他教了我们许多的事：无所畏惧、严守纪律、为了远大的理想勇于自我牺牲等……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更不能忘记他，是他使我们得有今天，并使印度从深渊中拔起。”
真诚地信任人民，把心交给人民，虔敬地领受人民付出的心，不敢操弄欺骗并怀抱感激努力回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