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蜚声国际的印度政治家。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风云变幻的峥嵘岁月里，他满怀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激情，积极投身于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事业，而且他同甘地一起卓有成效地领导并实现了印度的民族独立革命，他把印度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统一的国家统一起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虽然是历史的产物，但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还是人的因素。是他第一个提出“印度完全独立”的口号，这使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终于摆脱了困境，这在相当一定的程度上远远超过了圣雄甘地。在他出任印度总理10多年的时间里，谁也不会否认他为印度的发展和进步付出艰辛的代价和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亲手制定的印度民族经济发展战略和积极倡导的不结盟外交政策，不仅巩固了印度的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而且也不断提高了印度的国际影响。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事业的成功，应该说有多方面因素。家世、家境和家教的影响是他成功的奠基。祖辈的高官厚禄虽不可遗传，但其影响是巨大的。父亲的精力、勇气和聪明在时时激励着他。优越的家庭环境，赋予他得天独厚的学习良机，得力的家教引导，又使他如鱼得水。布鲁克竭力灌输的西方古典文学、神智学、自然科学等知识，使他提高了读书兴趣。指导他阅读欧美大文豪的著作，使他“开辟了冒险的新天地”。特别是神智学使他在宗教问题上开了窍，激发了他有意研究印度教哲理和学习《奥义书》和《薄伽梵歌》等名著的兴趣。另外还有潘迪特老师指导他学习印地文和梵文。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登攀知识高峰和从事政治、经济等活动铺下了最初的基石。应该指出的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对于事物的感受力和鉴赏力从少年时代就比较惊人。不满10岁，他就感受到外族统治的苦难，尽管过着安闲舒适的生活，但英国的殖民统治使他反感。“我梦想着勋绩，我拿着剑，为印度而战，为印度的自由而效力”并不是他空喊的口号。特别对待父亲，他既敬佩而又反感。他敬佩他的精力、勇气和聪明，但反感他的过于推崇西方的种种表现，他是一个善于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小精灵。
英国留学7年，这里不仅使他学到了广泛而实用的书本知识，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有了真正目标和产生相当的动力。尽管在幼年时他就有“梦想着勋绩，我拿着剑，为印度而战，为印度的自由而效力”，但真正的动力则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成了“东西方奇异的混合物”，“观点多与英国人相同”，“而且差不多是以一个外国批评家的身份来认识印度的”足以表现出他的进步。这段时间，确实是他民族思想渐趋成熟的时期。童年时代那种朦胧的对异族统治的反感，这时变得明朗起来，他自己也感觉到“民族主义思想充满了他的胸怀”。这里当然是世界民族运动的影响，他有着印度激进派领袖提拉克的感召。
影响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最核心的人物是圣雄甘地。接触甘地之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便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他对甘地的出现评价为“像一股强劲的新鲜气流”，“一道亮光”和“一阵旋风”，“一听到甘地的话，就立刻被一种神圣的热情所深深感动。”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他的阅历和丰富的知识结构是甘地所不及的，他所推行的“印度完全独立”的战略，甘地直到告别这个世界似乎还不完全清楚。他是在遭到暗杀后在“神啊，神啊！”的呼叫声中离开这个世界的。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事业的成功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和阶级背景的。家庭环境、个人素质仅是一个方面。必须看到，印度，它毕竟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社会，崇拜英雄人物是天经地义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有着超富豪的家庭生活，特别是还拥有那富丽堂皇的极乐轩，但他竟能抛弃这些投身民族解放运动而且9进9出监狱，在印度人民心目中无疑是位了不起的英雄。另外，圣雄甘地又指定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是他的又一笔巨大政治财富。圣雄甘地祖、父两辈曾是小土邦的宰相，他本人是伦敦大学法律系高材生。他在南非倡导反对歧视印度人的请愿活动极为出色，他多次被捕入狱，但从不顾及个人得失，他终于使南非当局作了让步，早已是轰动印度国内外的显赫人物。回国后，他极力推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人民心中又对他寄托着希望，在这一过程中，他多次被捕入狱，这在印度人心中简直是英雄中的英雄。人们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称为甘地的“精神儿子”、“高足”。这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领袖的宝座。另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非常喜欢接近群众，他经常到处演讲，他的演讲兴趣是从英国留学时就延续下来的。这一群众基础也很重要。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比其他印度资产阶级领袖更有远见。那就是他能顺应印度发展的历史潮流，他代表了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比尔拉财团的首脑C·D·比尔拉早在1936年就认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说他几乎是近似于天才的人物。从1952年起，每年尼赫鲁的生日，他都送去一大笔钱作为贺礼。贺礼的数目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年龄的1000倍加一个卢比。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担任总理期间，每逢C·D·比尔拉约见，他总是在早晨上班前在家里盛情接待。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任命过6位财政部长，都是工商业的巨头所能够接受的。工商界对政府所提出的种种意见，政府都能认真考虑并采纳。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任何事物，任何个人，都必须历史地、全面地来衡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尽管历尽艰辛完成了印度民族独立革命，进行了国内经济改革，也倡导了不结盟运动，对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但他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本身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局限性。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土改”政策毫无疑问是不可能根本改变印度的封建土地关系。再说，根据印度的宪法，土地立法不属于中央议会而属于邦议会的权限，国大党的邦议员大约有半数为地主，他们对土地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通过“土改”，穷苦农民仍然被压在社会的低层，而地主则仍然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据印度经济学家M·A·丹特瓦拉统计，地主夺回的佃地，1946年——1956年11年间，超过以往100年的总和。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倡导的所谓社会主义，它没有可能实现改善绝大多数人民福利的目标。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弗·R·弗兰克尔在她所著的《1947—1977年的印度政治经济：渐进革命》一书中评述了印度“第三条道路”无论是生产还是分配，没有解决印度的根本问题。工业化的效果比预料的小得多，农业生产长期不足，必需品匮乏，物价上涨，贫富悬殊。上述女教授《印度总理的六千日》一书，给这位总理的两个半五年计划算了一笔收获账，即：国民收入增加42%，工业生产增加94%，农业生产增加41%，其中粮食增产46%，人均收入达到331卢比。与此同时，外债达到205亿卢比，城市寻职人数从32万8千上升到250万。
《印度教徒报》1963年3月12日报道说：政府实行计划经济12年后承认，计划的执行帮助了富人而没有使穷人得益。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后期的内政也矛盾重重。1962年大选以后，当时的马德拉斯邦首席部长卡马拉季提出了一个计划，要刷新党组织，重点是建议国大党主要人员应自动辞职去从事党务，卡马拉季和其他一些邦首席部长已经秘密接头，讨论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继承人问题。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开始不同意卡马拉季计划，但他周密考虑后又表示同意，因为他想利用这个计划。8月8日，国大工作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卡马拉季计划，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率先提出辞职，但是在他意料之中，他是必将受到挽留的。两天后，几乎全体中央部长和邦首席部长都提出了辞呈，由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决定去留。24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宣布了留职人员名单，中央各部长和邦首席部长只有一半留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再解释“这次改组没有包藏什么祸心”，“不是用来搞掉谁的”。1964年1月，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授意下，卡马拉季当上了党主席，这便是他的称心人物。同时，他又建议修改党章，把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的副职降格，由一人充任，改为议会两院各设一人，从而使该副职在议会党团领袖即总理出缺时，失去了自动继承的可能性，这是在为英迪拉接班铺平了道路。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他的国际事务中也随之出现裂缝，特别是在邻国的关系上时常陷入困惑。包括前文叙述的中印边境冲突等诸多问题。
如何评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一生，那是研究不尽的历史课题，但他对自己的评述，也基本上趋于公允：
“我跟成千上万的同胞一起共同经历过这些沉浮变迁，而这种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意志消沉，时而积极活动，时而被迫过孤独生活的这种经历，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情形。我是群众中的一员，跟着群众跑，有时左右群众，也受了群众的影响，可是我也像其他人一样，是一个人，在群众中过我独自的生活。我的姿态做得太多了，可是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中也有许多真实之处，这就是我们超出卑微的自我，使我们更有力、更重要。有时我们很幸运，由于企图使理想跟行动相适应而感到生活的充实。我们认为其他任何生活，如果否认这些理想，驯服地服从强力，那么这种生活就是一种白费了的无意义的生活，充满了不满和内心的悲哀。”
“实际上，我常常怀疑我是否代表任何人，我以为我不代表任何人，虽然许多人对我很客气，很亲热。东方和西方思想在我身上很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在任何地方都感到不适合，没有一个地方感到自在。也许我的思想和对生活的看法接近西方多，接近东方少，可是印度在各方面影响我，像对她的所有儿女一样；并且我还有若干代婆罗门的下意识的、民族的回忆作背景。我不能摆脱过去的遗产和新近学得的东西，它们都是我的一部分。它们虽然在东方和西方对于我都有益，可是不仅在公共活动中，而且在生活中，使我在精神上产生一种孤独的感受。我在西方是一个陌生者，一个外人，我不可能是西方人。可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我有时也有一种流亡者的感觉。”
“上帝教我们劳动，却不让完成我们的工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带着这句话离开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