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世界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发现是由专业的研究者完成的。而且，这些专业研究者所经历的途径，也大体上是一致的：大学时代继承了某一科学学派，然后是采用和所继承的学派的研究方向相衔接的研究方法及研究目标。这几乎成了一条普遍的规律。
但是，我们在被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的爱因斯坦身上，并没有看出这条普遍规律的作用。
相反，在爱因斯坦的科学生涯中，我们更多看到的却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加上百分之一的天才”。
爱因斯坦用他的事实，打破了那种认为必须在科研机关工作、有名师指导才会在科学上有所建树的偏见。
他后来在回忆伯尔尼的生活时曾说道：
对于我这样的人，一种实际工作的职业就是一种绝大的幸福。因为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的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这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然而大多数实际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才能的人就能够完成人们所期待于他的工作。……如果他对科学深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结果。
毫无疑问，伯尔尼时期是爱因斯坦一生中的重要时期，生活安定、欢乐，科学研究硕果累累。难怪爱因斯坦晚年回忆他的一生的时候，把伯尔尼时期称作是他的“最快乐时期”。
伯尔尼专利局每年发给爱因斯坦3500法郎的工资，收入并不算多，可对于他这种对生活没有任何奢求的人来说，是足够的了。
于是，在他和索洛文之间始终进行着的“科学会谈”也有了新的发展。
哈比希特为了攻读数学，也来到伯尔尼，很快就加入了“科学会谈”。
“科学会谈”的另外两个新成员是米开朗基罗·贝索和鲍利·温德勒。
贝索是爱因斯坦在苏黎世工业大学时的同学，由爱因斯坦推荐进入伯尔尼专利局工作，两人成了一块儿上下班的同事。他在哲学、社会学、医学、技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使爱因斯坦获益匪浅。
后来，在爱因斯坦发表他著名的科学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时，以这样的一段话作为结尾：
最后，我要声明，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曾经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索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
温德勒是阿劳中学那位给爱因斯坦很大帮助的老师的儿子，后来他成了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的丈夫。
此外，还有一位经常参加“科学会谈”的柳斯因·沙凡。他是瑞士人，在伯尔尼邮电局工作。他是爱因斯坦的那张“广告”招来的第二位学生。
感谢沙凡，不仅给我们留下了他认真而工整的课堂笔记，而且，还在爱因斯坦的一张相片背面留下了他对他尊敬的老师的形象描述：
爱因斯坦身高1.76米。他肩宽微驼，短小的颅骨显得奇宽，脸色暗灰黝黑，富于表情的大嘴上面是窄窄的黑髭。有点鹰钩鼻，双眼呈深褐色，目光深邃而柔和。声音迷人，犹如大提琴的颤音。爱因斯坦法语讲得相当好，略带外国味儿。
显然，参加“科学会谈”的队伍在不断扩大，而会谈的内容和方式也不断地变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通常他们都是在下班后见面，去散步或在谁的住处聚会，一块儿座谈和读书。
他们阅读的书目广泛得惊人，除去物理学和哲学是每次聚会不可缺少的外，还有文学和音乐等等。
阅读的时候，经常是因为某一页或某一句话引起争论。这些争论有时会持续到深夜，甚至是几天，直到对问题有了一个大体一致的意见为止。
每次聚会，同时又是聚餐，几根香肠和面包，再有几块干酪和水果，还有茶，就是他们最丰盛的晚餐。
爱因斯坦过生日，朋友们笑着说要搞得隆重一点儿，因为他们都喜爱爱因斯坦这位人品及才华同样出众的朋友。
大家一块儿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奥林匹亚餐馆。
生日宴会也是在科学的讨论中开始和进行的。
朋友们为了让爱因斯坦高兴，特意为他点了他最喜爱吃的鱼子酱。
可是，当这道对这些“穷人”来说确实是一道美味佳肴的菜端上来的时候，正是争论最热烈的时候。
爱因斯坦一边大口地吃着，一边大声说道：
“牛顿说，物体的惯性是对绝对空间讲的。马赫说，物体的惯性是对遥远的星系讲的。到底谁对呢？”
说完，端起已经吃光的鱼子酱的盘子，在空中画了一个大问号，又放在了桌子上。
同伴们问他知不知道刚才吃的是什么。
爱因斯坦看着空盘子，实在想不起来刚才吃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了。
“是鱼子酱呀！”
“哎呀，是鱼子酱呀！你们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爱因斯坦十分惋惜地叫了起来。
当爱因斯坦知道是朋友们专为他点了鱼子酱后，他沉默了片刻，说道：“不必请我这样的家伙尝什么山珍海味，反正也不知道它的价值。”
“鱼子酱事件”发生很久以后还是伙伴们愉快的回忆话题。
为了纪念这次事件，大家一致赞成为“科学会谈”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奥林匹亚科学院”。爱因斯坦被一致推选为“院长”。
有一次，大家约定在索洛文住处举行例会。可是，索洛文禁不住一场音乐会的诱惑，被人拉去听音乐会了。
为了不让同伴们扑空，索洛文在桌上留下一些鸡蛋和面包，用拉丁文写了一张纸片：“最亲爱的朋友们——请吃鸡蛋，并致敬意！”
当索洛文半夜赶回家里时，发现房间里乱七八糟，满是烟雾，地上是一堆蛋皮和烟头。
墙上钉着一张纸条，是爱因斯坦的笔迹，也是用拉丁文写的：
“最亲爱的朋友——请尝浓烟，并致谢意！”
第二天见面时，爱因斯坦以“院长”的身份，大声斥责道：“坏蛋！你竟敢为了什么小提琴就忽视科学院的会议！外国佬，蠢货！再有这样的狂妄行为，你就要被开除了。”
晚年的索洛文曾经多次描述“奥林匹亚科学院”的活动情况：
大家在争吵够和抽够烟后，就洗耳恭听爱因斯坦美妙的小提琴演奏。有时，大家也一块儿去散步，边走边谈。有时兴之所至，在午夜之后，大家还一起登上伯尔尼郊外的石尔腾山，欣赏遥远而又神秘的星空，期待着黎明……
索洛文借用伊壁鸠鲁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伯尔尼时代的生活：
“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
1905年，哈比希特和索洛文先后离开伯尔尼，“奥林匹亚科学院”处于休会状态。这件事对爱因斯坦的影响是巨大的。
1906年5月，爱因斯坦在给索洛文的信中写道：
“你去后，我再没同什么人交往，甚至同贝索回家途中的惯常谈话也中止了。”
1905年3月，爱因斯坦写信给哈比希特，邀请他重返伯尔尼：
“敬请阁下莅临我们无上光荣的科学院召开的几次会议，这样就可以使它的成员增加百分之五十。”
可是，哈比希特并未能如约前往伯尔尼。十分“愤怒”的爱因斯坦接连又写了两封信，对哈比希特表示他的不满。其中一封写道：
亲爱的哈比希特！我们之间现在笼罩着一种神圣的沉默，如果我用无足轻重的废话来打破它，似乎是一种亵渎。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高尚的东西难道不总是遭到这种命运吗？您究竟在忙些什么，您，冰冻的鲸鱼、干瘪的罐头式的灵魂片，而我还能把充满百分之七十的愤怒和百分之三十的怜悯都扔向您的脑袋吗？您可以感谢这后面的百分之三十，由于它，我才没有把装着切好的大葱和大蒜的铁罐寄给您。
又过了几个月，还是没见哈比希特的踪影，爱因斯坦竟然急得又给哈比希特去了一封信，建议他干脆直接到伯尔尼来工作。他写道：
您变得太严肃了。这都是您在那该死的牲口棚的孤单生活造成的。一有机会，我就把您这位候选人推荐给哈勒，准能把您安排到专利局当长工，届时您肯定来吗？考虑考虑吧，须知除了8小时工作以外，每天还有8小时闲暇外加星期天。若是您能来这里，我将多么高兴，而您在友好的交往中，定会重新振奋起来。
爱因斯坦在晚年的时候，曾经多次试图总结他的一生，而伯尔尼时代无疑是他最为怀念的“黄金时代”。
1953年，他写信给索洛文。全文如下：
致不朽的奥林匹亚科学院：
你在自己短暂的生涯中，曾以孩子般的喜悦，赞赏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我们创立了你，为的是要同你的那些傲慢的老大姐们开玩笑。多年细心的观察使我确信，我们是多么正确呵。
你的全部3个成员都表现得坚韧不拔。虽然他们都已经有点老态龙钟，但是你那淳朴天真的朝气焕发的光芒至今仍然照耀着他们孤寂的人生道路，因为你并没有同他们一起衰老，而是像莴苣根那样盛发繁茂。
我们永远忠诚和热爱你，直至学术生命的最后一刻。
现在仅仅是通讯院士的A。爱因斯坦
写于普林斯顿
应该指出的是，“奥林匹亚科学院”的频繁活动并没有影响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正常工作。
1906年4月，爱因斯坦被晋升为伯尔尼专利局的二级技术员。
在审核关于提升爱因斯坦为二级技术员的申请时，专利局局长的评语是：
他一直钻研技术，因而他处理比较复杂的专利申请时非常成功，属于局里最受器重的专家之列。……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位青年人，局里的领导将会感到极为遗憾。
于是，爱因斯坦被正式晋升为伯尔尼专利局的二级技术员，年薪增长为4500法郎。
有了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工作也顺心满意，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克拉姆街49号租用了一套便宜的房子，尽管仍很简陋，但比起楼顶阁楼来说，是宽敞多了！
爱因斯坦在晚年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写道：
像我这种类型的人，发展的转折点在于，生活的主要兴趣逐渐地摆脱了短暂的和仅仅作为个人的东西，而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力求从思想上去掌握事物的本质。从这个观点来看，上面提到的简要评述里已包含着寥寥数语中一般所能说明的那么多的真理了。
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不依赖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它在我们面前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是我们的知觉和我们的理智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研究，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了，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完全献身于这项事业，从而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信心。在我们可以得到的一切可能范围内，从思想上掌握这个人以外的世界，就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自觉不自觉地浮现在我面前。持有这种想法的古今人物，连同他们已经达到的观点，都是我唯一的忠实的朋友。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的道路那样舒坦和诱人，但是，它已被证明是可以依赖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这条路而后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