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马返回巴黎后，罗曼·罗兰与法兰西学院教授弥昔尔·布蓬亚的女儿克洛蒂德·布蓬亚小姐结婚了，并按照岳父的要求写出了博士论文《现代歌剧的起源》和副论文《16世纪意大利绘画衰落之原因》，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此后，罗曼·罗兰在高等师范和巴黎大学教授音乐史课程，他以清脆爽朗、富于感染力的嗓音来讲授这门课程，那唤起共鸣的讲演成为一幅再现往昔音乐文化的壁画，许多听过罗兰所讲课程的人在谈到这些讲演时，仍满怀由衷的赞誉。由于弥昔尔·布蓬亚教授是巴黎知名教授，在他的引荐下，罗兰逐渐进入巴黎上流社会，这使罗兰对法国资产阶级文艺沙龙的庸俗情趣有了透彻的认识。但是这个时期他的主要兴趣还在于戏剧，他念念不忘的是写剧本、写小说、写出他心中的爱与恨，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历程。
罗曼·罗兰虽然早在中学时代就立下了“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但他真正的创作生涯是从90年代开始的。此时法国文坛中荒淫无耻、庸俗透顶和出卖灵魂的伪文学占据统治地位，唯美主义风行，曾统领文坛的雨果、福楼拜已离开人世，左拉、莫泊桑只塑造腐败衰落的形象。已届而立之年的罗兰十分痛恨腐败的文学，他觉得只有拿出笔来作武器，通过革命的历史题材，去创作一些寓意深刻的剧本，在他理想的“人民剧场”上演，才能使意志消沉的法国人民重新振作起来，才能用巨大的道德力量和崇高的革命精神来促进法兰西民族的复兴。本着这个宗旨，他决心要创作出心中的英雄人物。
1894年，正当罗兰满怀信心开始投入创作生活的时候，法国爆发了德雷福斯事件，于是很快掀起了全国性的舆论风波。罗曼·罗兰像一个勇敢的游泳健将，纵身跃入这舆论的激流之中。罗兰以圣·公平的化名发表了改编剧《群狼》，给德雷福斯事件增添正面舆论。这段时间，他写了一组以“信仰悲剧”为总标题的剧本，有《阿尔》、《圣路易》和《理智的胜利》。此后他又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为背景写了《丹东》、《七月十四日》等。作者把它们总称为“革命戏剧”。
罗兰的剧本除了《阿哀尔》和《群狼》在1898年五六月相继演出外，剧本演出和发表的机会很少，社会反应也十分冷淡。罗兰的妻子本来是抱着让丈夫成名的愿望嫁给他的，一见罗兰在文学上非但无名，而且固执地继续搞创作，便与他感情不和，终于在1901年正式离婚。
罗曼·罗兰与妻子离婚，使他摆脱了巴黎上流社会的烦扰，到文学艺术中间去寻找自己的归宿，他感到异常的轻松和快活。35岁的罗兰，带着他大量的书籍和不多一点的行李独自搬到市中心五层楼上的两个小房间里居住。这里成了一个读书人刻苦自勉的学习室，一个脑力劳动者劳动的车间。而身居斗室的罗兰在几年时间内写出了历史、哲学、诗歌、音乐、小说、评论、书札笔记等几十万字的著作。并且在1903年将前几年在《剧艺评论》上发表的《人民戏剧》上映。
罗曼·罗兰在醉心于戏剧创作的同时，一方面在构思并创作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另一方面逐渐形成了创作一系列《名人传》的庞大计划。所谓《名人传》，其实直译就是《英雄传》，包括《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亨德尔传》、《甘地传》、《加利波的传》、《歌德传》……罗兰想要把这些忠于自己信仰的伟大人物的坚强意志和他们同庸俗的现实、腐朽的艺术以及个人的厄运而进行不屈斗争的精神传诸后世，以便安慰和鼓励“世上不幸的人们”，使他们在苦难中振作起来，跟不幸的命运作斗争，努力做一个“无愧于人的称号的人”。但是，罗曼·罗兰这个庞大的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完成的作品只有《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三部名人传写成于1903年到1911年。
《贝多芬传》是最先发表的，它使罗曼·罗兰在法国开始扬名并拥有了最初的崇拜者，等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前两卷发表后，罗兰的声望更高了。还没等这部巨著的10卷出齐，罗兰已拥有为之倾倒的众多读者。欧洲青年们发出了惊异的呼喊，盛誉如波涛汹涌而来，在整整一代人的心中，罗兰被拥戴为领袖。在罗曼·罗兰的成名之作中，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克利斯朵夫、奥罗维和葛拉齐亚，分别象征欧洲的三重奏：德国的放荡不羁、法国的清新、意大利的秀美。小说表达了罗兰对欧洲即将爆发大战的担心，也表达了罗兰对一代比一代进步的认识。1912年罗曼·罗兰写完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最后一卷，这时大战的风云已渐渐笼罩欧洲。随着大战的爆发，小说中的各色人物都在这场血与火的洗礼中经受了考验，罗兰也完整地表现了自己特有的性格和信仰。之后不久，他辞去了教授一职，成为一名专业作家。
1914年7月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当时的罗曼·罗兰已辞去了巴黎大学教学职务，正在瑞士度假，苏黎世如镜的湖水，中世纪的文化遗产，教堂的钟楼和钟楼上传来的悠悠钟声，日内瓦湖畔美丽如画的景色，都使罗曼·罗兰沉醉。但是7月31日，当他在日内瓦莱蒙湖畔一个小镇的火车站上看到战争爆发的布告后，他回到旅馆里忧心如焚，写下了《战时日记》的第一页：
这是一年中最晴朗的一天……在这样温柔的良辰美景中，欧洲各国人民开始互相残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惊醒了这位躲在象牙塔中成天搞“纯学术、纯艺术”的精神贵族。罗兰觉得他书斋的门再也关不住了，于是他索性推门而出，成为一名勇敢探索的文学家和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1914年10月，罗曼·罗兰和母亲一起定居在日内瓦，参加了设在瑞士的国际红十字会的“战俘通讯处”的工作，在那里义务工作了9个月。罗曼·罗兰在此接触了火辣辣的现实：战争造成的人间地狱。从战俘来往的信件中了解到帝国主义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是多么深重！罗曼·罗兰在大战中不断写文章谴责帝国主义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成为交战国知识界中奋起反对这场帝国主义大屠杀的首批知名人士之一，这年9月2日，他发表《致霍普特曼的公开信》，严厉谴责德国学者面对德军的罪行而采取的默许态度，呼吁强国知识界起来制止战争贩子的军国主义罪行。1914年9月15日，他又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超乎混战之上》，指出这场流血的混战必须立即结束，建议成立“最高道德法庭”来制止这场战争、主张个人超脱于战争、党派和政治之上。罗兰当时不可能看到或认识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其错误在于当时他还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提出若要打仗，也不应当在欧洲打，最好到亚洲和非洲打的观点。尽管罗兰对战争采取的只是貌似公正的中庸态度，但是他反对暴力，反对战争的言论也触犯了大资产阶级、金融巨头和帝国主义分子的利益。在法国，人们因他谴责沙文主义而骂他是“卖国贼”；在德国，人们又说他是披着和平外衣的沙文主义者，而将他视为最阴险的敌人。英国小说家威尔斯抨击《超乎混战之上》；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则对罗兰冷讥热讽，切齿痛恨。一时间由反动派一手制造的白色恐怖从四面八方向罗兰包拢过来，一些朋友也同罗兰疏远了。罗兰感到孤立、郁闷，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1914年12月他又发表了一篇比《超乎混战之上》更大胆、更辛辣、观点更鲜明的文章《论偶像》。这篇文章揭露了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宗教”、“祖国”、“文明”、“文化”等骗人偶像的实质，提出了“打倒偶像，解放灵魂”的战斗口号。罗兰这时的反战思想基本还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对战争根源也缺乏唯物主义分析。眼见战火一年年地燃烧，罗兰在感情上、思想上、精神上都经受了“数不清的痛苦”，常常“眼泪夺眶而出”。
罗兰是被孤立了，但他并不孤独。他失去了一些原来的朋友，可又获得了不少新的朋友，如爱因斯坦、卢那察尔斯基，许多普通工人，他从这些新朋友中得到了鼓励，得到了热情的援助，他为此深受感动，以一名无畏的战士的姿态重新勇猛地投入了战斗。
1915年5月16日，《超乎混战之上》这篇政论的瑞典文翻译者、瑞典女作家凯写信给罗曼·罗兰：“上星期，维农·李提出建议，给您诺贝尔奖，因为您是唯一的超乎混战之上的人……”那时，瑞典是中立国，瑞典人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提议把诺贝尔奖发给罗兰，表明了瑞典不同意对罗兰的攻击与迫害。这年秋，罗曼·罗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来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心和对真理的热爱。奇妙的潜在的声誉，奇妙的永远千变万化的声誉，终于不以获得者的意志为转移而降临。但声誉有聪明的，也有愚蠢的，有公正的，也有不公正的；声誉有短促的，轻率的，昙花一现的，也有缓慢的，艰难的，紧跟着创造后面羞怯而来的，罗曼·罗兰的获奖应属后者。环绕罗曼·罗兰的当选问题，法国沙文主义者又导演了一场闹剧，由他们控制的报界歇斯底里大发作，破口大骂罗兰是犹大，说诺贝尔奖金是他出卖祖国的报酬，甚至给瑞典政府施加压力。因此，直到1916年，日内瓦的反战刊物《明日》的主编才用电话通知罗兰，说瑞典已正式宣布罗曼·罗兰为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当他收到奖金汇款时，他毫不犹豫地将它分赠给法国救济难民的几个民间组织，以回击沙文主义者的谩骂并以实际行动反对这场罪恶的战争。1916年底，接到获得诺贝尔奖的正式通知时的罗曼·罗兰，其思想状况和两年前他发表政论文章《超乎混战之上》时的思想状况已有显著的不同，他原来所主张的法兰西祖国在精神领域、文化上超越其他各国，欧洲至上等观点，都有所变化。1916年11月，他写的《致受屠杀的各族人民》，反映出他的反战思想开始有了新的内容：他把自己的活动同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认识到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各国的大资产阶级、金融巨头，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是战争的根源。罗兰在后来写的《自传》中提到这篇文章在他思想演变中的地位时说：“这样一篇论文，在当时具有宣告全面决裂的性质，不仅与战争决裂，而且和旧的社会决裂，和作为旧社会中心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秩序决裂。我已经不留余地了，我斥责了各个国家。”
1917年5月，罗曼·罗兰发表《向自由的和带来自由的俄罗斯致敬》一文，热烈欢呼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是“古老西方解放的起点”。当十月革命胜利后，西方的资产阶级大肆攻击并诋毁布尔什维克时，罗兰挺身而出，认为“布尔什维克天然的领袖们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宏伟的社会实验”。这声音像响亮的宏钟在暗夜中回荡，使一度陷入恶梦中的人们为之一惊。1918年8月，列宁遇刺受伤，高尔基用具体行动表示拥护列宁，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路线，于是他参加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罗曼·罗兰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异常，他赞叹高尔基的行动是“高尚的行动”。同年10月，罗兰被通知当选为苏联科学院普通院士，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我有什么资格参加这个组织。我含着微笑注意到这一点：‘胜利了的社会革命，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成立一个科学院。’”
1918年11月，历时4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战后的欧洲知识界由于战争的物质损耗和精神上的巨大创伤，普遍表现为思想混乱、情绪低落、悲观失望、莫知所从。哲学界出现了唯物主义、神秘主义、直觉论、唯意志论等，文艺舞台上出现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千奇百怪现象。影响所及，文化人都出现了心神反常的表现，谁也躲不开时代风潮的侵袭。罗曼·罗兰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提倡为人民的艺术。但在社会观上，罗兰此时也出现了思想矛盾，他坚持社会变革，但是反对流血斗争，把革命同博爱对立，甚至宣扬非暴力主义和不抵抗哲学是一条社会和谐的新路。1919年6月，罗曼·罗兰发表了《精神独立宣言》，号召各国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建立友好的团结，采取与统治势力不合作的态度，借以抵制未来的战争”。这篇宣言在法国以及国外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1919年5月2日，罗兰在得知母亲病危消息后，从瑞士赶回巴黎。这是他战后第一次回法国，此后他在法国居住了三年。这期间，他发表了反战小说《克来昂波》和《比埃和吕丝》，并同巴比塞围绕着“精神独立”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在探索世界发展方向问题时，他开始对印度的不抵抗运动感兴趣，表示今后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印度与亚洲方面。
在此之间，罗曼·罗兰于1921年开始创作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欣慰的灵魂》又译《母与子》，这部小说共分四卷，《安乃德和西尔薇》、《夏季》、《母与子》、《女预言者》，它通过女主人公安乃德和她的私生子玛克的一生经历，深刻地反映了从19世纪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社会面貌。安乃德从一个富有的建筑工程师的女儿沦为一个破产的贫苦女子。由于婚姻上的不幸，几十年来，一直带着私生子玛克含辛茹苦地在人生战场上搏斗。玛克长大后，继承了母亲反抗邪恶势力独立奋斗决不妥协的精神，选择了为正义而奋斗的道路。玛克与俄国革命派的姑娘结婚后，更加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投身反法西斯斗争。最后玛克被意大利法西斯分子杀害，安乃德在重大打击面前没有倒下，而是接过儿子的反法西斯旗帜，继续战斗。小说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着重刻画了安乃德母子在与法西斯斗争中的成长过程。这个时期《母与子》的主题已明显比《约翰·克利斯朵夫》要深刻得多，体现了旧世界的灭亡和新世界的诞生这个最重要的时代发展过程。这部作品一直到1934年二战前夕才完成。
1922年4月罗兰再返瑞士，在维尔芙镇租了一所楼房，取名为奥尔迦别墅，他在来芒湖畔一住10年，过起了“隐居”生活。
来芒湖畔群山环抱中的沉静，草地和树林的清幽，并没有给罗曼·罗兰一个可以安眠无忧的枕头，这位“隐士”的目光注视着全世界，尤其是远东，希望发现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在老旧疲惫的西方文明中寻求新的刺激。
远东的印度问题，是罗曼·罗兰的兴趣点之一。早在1915年，罗曼·罗兰就通过与侨居伦敦的印度学者戈马拉斯瓦弥的通信、所寄画册、图片和文章，认识到了印度文化的博大精深，他想“如果我还能活10年，我将引导法国人的思想到他们从未窥见过的世界高原上去”。罗曼·罗兰用了10年时间研究印度，写了三部介绍印度的“精神世界”的著作：《马哈德马·甘地》、《拉马克里希那德》和《维弗迦南达传》。
印度诗人泰戈尔是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是东方殖民地“子民”中获得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奖金的唯一例子，也是罗曼·罗兰直接接触到的、印度的“深刻的精神世界”有声望的代表人物之一。1916年夏，泰戈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演讲，提出要大大发扬“东方的精神文明，用精神文明来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使两者融合为一，创造人类和睦的大家庭”的理想。罗曼·罗兰通过美国杂志看到这篇讲演稿全文后连声叫好，并毫不迟疑地给这篇唯心主义的宣言以至高无上的评价：“这篇演讲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泰戈尔还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文化中心的设想，这正符合罗曼·罗兰自己曾经珍视过的国际大学的“文明”。
1921年和1926年泰戈尔两次漫游欧洲，两次拜访罗曼·罗兰，两个人在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海阔天空，谈得十分投机。每次两个人都是依依惜别，不愿分手。泰戈尔把罗曼·罗兰看作是当代西方文人学士之中最理解他、同情他的人，而罗曼·罗兰则认为他是泰戈尔唯一的精神伴侣。
“精神伴侣”似乎也不宜总在一起。由于罗兰越来越深地受到苏联革命的影响，勇敢而坚决地反对法西斯，因此两位“精神伴侣”之间的晤谈已显得格格不入了，每次晤谈罗兰总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怒火”……
甘地是罗曼·罗兰的印度研究中的重要项目。早在1920年，罗曼·罗兰就听到了甘地的名字，两年后他在妹妹帮助下阅读了有关甘地的大量资料和甘地的文章。1923年罗曼·罗兰写成了《甘地传》，稍后又出版了甘地的政论集《年轻的印度》（法文版）。罗曼·罗兰给甘地的第一封信中表示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他。
1931年12月，甘地与罗兰在日内瓦会晤了，他们促膝长谈了6天。这时的罗兰已发现他的思想同甘地的思想有了较大的距离，并感觉到将甘地的思想搬到欧洲已不合适了。罗曼·罗兰失去了对甘地主义的原有兴趣。
罗曼·罗兰沉迷于对印度思想的研究，这在他思想演变过程中毕竟是个插曲，而不是基调，这位伟大的作家始终关注着苏联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抵制反苏运动，揭露反动资产阶级的战争准备。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曼·罗兰就和流亡瑞士的俄国革命家卢那察尔斯基开始交往，并经常会晤。在卢那察尔斯基介绍下，罗曼·罗兰非常敬重高尔基，把高尔基的出现看作是因托尔斯泰的逝世而遭受的损失终于得到弥补。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的一系列政策遭到了国内外革命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如法朗士之流左派作家的诅咒和谩骂，罗曼·罗兰没有参加这个反苏大合唱，并批评了法朗士的错误举动。
1922年罗兰在答复《人道报》关于《共产党宣言》的一文时说：“一定要和无产阶级在一起，只要它是尊重自由和人道的。”10多年后，罗兰认识到除了无产阶级为之战斗的事业之外，“任何‘自由’都是欺人之谈”。
1927年，国际上的反苏反共逆流来势凶猛：法国《自由人》刊物的诽谤，英国政府与苏联断交……罗曼·罗兰头脑清醒，犹如一位猛士坚决地捍卫苏联。他公开答复《自由人》说：“……苏联处境危险，万一俄罗斯被摧毁，那么不仅全世界无产阶级将被奴役，一切社会自由与个人自由，必将同归于尽……世界将倒退几个阶段。……俄国代表着现代欧洲最伟大、最强有力、最富有成果的社会势力……”罗曼·罗兰对《自由人》的公开表态，使苏联看到了罗曼·罗兰的客观、明智和友好。1927年9月，已经是苏联政府文教部长的卢那察尔斯基写信给罗曼·罗兰，请他给莫斯科新创刊的《革命文化》杂志撰稿，罗曼·罗兰在复信中说：“我从不讳言我是最早承认它的伟大和它的历史必要性的人之一。我始终这样承认，而且相信它是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先锋。”在伟大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他又发表文章，纪念这次历史性的革命。
对罗曼·罗兰同情和赞助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态度，苏联是肯定的，并且把他当作苏联的“同路人”，但对罗兰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常常也作斗争。1930年12月，高尔基发表了《致人道主义者们》的文章，批判罗曼·罗兰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错误。
1931年4月，罗曼·罗兰写了《向过去告别》，他批判了自己的“精神独立”的观点，宣布从此同这种思想决裂，第一次证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真正精神独立的唯一保障，是个性充分发展的唯一可能”，至此他终于发现了探求已久的真理，完成了从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到参加群众性政治斗争这一思想飞跃。
罗曼·罗兰始终热爱苏联，对苏联怀有深厚的感情。1935年6月23日，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终于踏上这片应有他位置的土地，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这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罗曼·罗兰在访苏期间，大部分时间是在高尔基家中作客，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真挚的友情。罗曼·罗兰对高尔基无比尊重，而高尔基对罗曼·罗兰也倍加推崇和赞赏。高尔基称赞罗曼·罗兰用“满腔热血和激情”思考人和人类的未来，是“一位绝无仅有的斗争者”。罗曼·罗兰则接受高尔基的许多认识，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之间的这种友谊，不仅推进了苏联与西方知识分子间的团结，增强了了解，促进了思想进步，而且发展成了罗曼·罗兰与苏联人民之间的友谊。高尔基去世之后，苏联人民仍用热情的书信表达对罗兰的崇敬之情。
访苏后，罗曼·罗兰写了大量的文章，广泛宣传自己在苏联的见闻，猛烈抨击资产阶级报刊对苏联的诽谤。1935年，他发表了《战斗十五年》和《以革命争取和平》两本论文集，高度评价知识分子在争取民主、反对战争中的作用，明确指出：“知识分子只有在人民中间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立足点，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
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罗曼·罗兰“隐居”在来芒湖畔，一面继续从事写作，完成具有历史意义的长篇小说《母与子》，一面密切注视着国际阶级斗争的风云，特别是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重新抬头，罗曼·罗兰积极地投身到反法西斯斗争中。
1926年，罗曼·罗兰跟曾与之论战过两年的法国著名作家、保卫世界和平的杰出活动家巴比塞（1873—1935）合作，组织了“国际反战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于第二年二月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罗曼·罗兰、巴比塞、爱因斯坦担任了大会的名誉主席。这次大会给战后在欧洲日益抬头的法西斯势力以迎头痛击。
罗曼·罗兰年轻时曾多次游历意大利，热爱意大利人民。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中，使罗曼·罗兰深感痛苦，他发表文章谴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表达了他对法西斯的深刻憎恨：“建立在意大利法西斯原则上的任何制度，对人类的良心而言，都是一种堕落……”
1932年夏天，反法西斯的积极分子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反战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2200名，代表了3万个反战组织的30万人。这是一次反法西斯和反战统一战线力量的大检阅。罗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大会第一天的发言中号召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政见的党派、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在共同目标下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战争。他一再强调捍卫苏联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我们的共同责任就是保卫苏联，反对勾结在一起的各国帝国主义，反对指向苏联的一切威胁。”可是因为荷兰政府不给苏联代表团签发入境护照，苏联代表团无法参加那次代表大会。
罗曼·罗兰在那些年月中全身心地投入反战斗争中，参加有组织的保卫革命，保卫苏联的卫国战。在某种意义上说，晚年的罗曼·罗兰已由早年单纯的精神革命者、纸上谈兵的革命空论家，变为具有革命斗争行动的实干家。
1933年，希特勒法西斯势力攫取了德国政权，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对反战力量的迫害更加猖獗。然而这时年已70的罗曼·罗兰毫不畏惧，勇敢地站在斗争第一线。1932年4月19日，罗曼·罗兰愤然拒绝德国授予他的“歌德勋章”。不久又参加营救季米特洛夫运动，公开揭露纳粹头子的阴谋，点名指责戈林和其他纳粹头子。于是德国法西斯把罗曼·罗兰当成“德国的头号敌人”，把他的著作当成“最恶性书籍”加以焚毁。但罗兰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少反法西斯的热情，相反他的斗争比以往更加坚决、更加积极。
罗曼·罗兰不仅激烈地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还反对侵略亚非各国人民的世界殖民主义。罗曼·罗兰在1933年4月的《欧罗巴》月刊上发表了《反对殖民帝国主义》一文，列举了英法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犯下的罪行，号召全世界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团结一致，为加速军国主义的灭亡而斗争！1934年，他写了《全景》一文，把自己的政论概括为四类：“①保卫苏联；②保卫世界和平；③反对欧洲和殖民地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和军事帝国主义；④反对近年来特别猖獗的法西斯主义。”这一概括基本上说明了罗兰在战后的进步活动。
罗曼·罗兰一向同情和支持在苦难中生活和斗争的中国人民。1916年底，罗曼·罗兰在日内瓦的期刊《明日》中发表文章《给被残杀的人民》，谴责帝国主义对东欧和东方人民的侵略行径，指出“在两次战争和一个侮辱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被英国强迫接受毒物（指鸦片烟），据说英国在一个世纪内从这些毒物中赚取了110亿”。这是罗曼·罗兰已经发表的著述中提到中国的最早材料，它表示同情和声援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正义斗争。1930年罗曼·罗兰写信给十分熟悉中国和热爱中国文化的音乐家路易·赖鲁雅，请他为《欧罗巴》月刊写一篇文章，介绍孙中山，罗曼·罗兰认为孙中山是使旧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向导和模范。罗曼·罗兰还在“全世界各党派反战大会”的发言中讲到：“中国巨人般的身体，被帝国主义列强从外面、同时又被帝国主义的同谋者从内部撕成碎片的身体，正在英勇地站起来，而且将从痛苦的海洋中重新出现。”晚年的罗曼·罗兰十分重视中国，关怀中国的革命运动。他感到“正在觉醒的黄色巨人的巨大脉搏在跳动”，伟大的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一旦取得伟大的胜利，他们将对全人类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1926年，《欧罗巴》杂志为罗曼·罗兰六十寿辰出专号表示庆贺。罗兰把他刚刚读完的由中国留学生敬隐渔翻译成法文的《阿Q正传》推荐给该刊发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曾激动地说：“这是一篇明确的富于讽刺的现实主义艺术杰作。……阿Q的可怜的形象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他在给巴查尔会特的信中写道：“我手中有一篇不长的故事（较长的短篇小说的稿子），是当前中国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写的……这是乡村中的一个穷极无聊的家伙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不会离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由于罗曼·罗兰的推荐和对《阿Q正传》颇有见地的评价，闻名欧洲的《欧罗巴》月刊在第41期、42期上登载了这篇小说。从此“鲁迅的名字不仅在国内，就是在国外也是为人所知的”，（日本作家增田涉《鲁迅传》语）鲁迅也在海外增添了罗曼·罗兰这样一位知音，正如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说过的：“罗曼·罗兰是鲁迅作品的一位伟大的赞美者，他说曾经被鲁迅的作品所深深感动以至流下泪来。”《阿Q正传》法文译本出版后，中国其它作家像茅盾、冰心、郁达夫等的作品也被敬隐渔翻译出版。鲁迅先生的作品除《阿Q正传》之外，《孔乙己》和《故乡》等也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从此我国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地传入欧美各国。
罗曼·罗兰以他伟大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地献身于人类进步事业的行动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曾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诗人萧三同志，参加了1936年1月29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进步人民热烈祝贺罗曼·罗兰70岁寿辰的晚会。高尔基等著名作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辞并朗诵罗曼·罗兰的作品，萧三还用法语作了热情的讲话。他说：“罗曼·罗兰是中国最喜爱的作家之一，他也懂得中国文学。罗曼·罗兰说过，我永远忘不了阿Q这个形象。罗曼·罗兰还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而深深感动。罗曼·罗兰是中国的挚友，‘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曾发出号召，标题是《快援助，捉住凶手》。现在中国红军工农武装部队在火线上，我代表中国被压迫者向罗曼·罗兰祝贺七旬大寿！并希望罗曼·罗兰能看到中国民主得到解放！”萧三同志在大会上还朗读了他作的颂诗。不久，萧三收到了罗曼·罗兰的照片和题词，上面用法文写着：“衷心感谢您美丽的诗篇，它使我见到一张美丽的中国过去的图画……”这张照片和题词成了罗兰同中国人民友谊的最好象征，也是法中两国人民的友谊的最好纪念。
在罗兰70岁寿辰大会上，法国的群众热情地向他祝贺，巴黎的工人群众自愿地组织起来向这位远在维尔芙镇的老人送去他们的祝福，剧院里还上演了他的剧本。群众对他的爱戴和尊敬使他十分感动。过去对他冷落过的亲朋故旧也纷纷与之修好，这使如孤雁一样远离祖国的罗曼·罗兰对于祖国和同胞所给予的热情和关怀倍受感动，他尝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温暖，于是他决定回国定居。1965年5月30日，罗兰告别了他的第二故乡，回到了他的生长地克拉姆斯。
罗曼·罗兰不满足于躺卧在故乡的怀抱中消闲度日，安享晚年，他以“游子归家”的喜悦心情，继续写作音乐专著《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还写了他的《回忆录》，创作了《革命戏剧》的最后一部《罗伯斯庇尔》以及《由济传》。
但是宁静的气氛被德国法西斯悍然发动的二次大战的炮火破坏了，罗曼·罗兰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积极参加了反法西斯入侵的战斗，以实际行动再一次坚决地站在人民的一边。
1940年6月，德国侵略军占领了巴黎，接着长驱直入，很快便直抵罗兰的故乡克拉姆斯。蛰居在克拉姆斯的罗曼·罗兰对敌人的烧杀掠夺和同胞的四处逃奔感到无限的悲伤和痛心，但他已年迈体弱，不想离开自己的家乡，一面安然自若等待侵略者的报复袭击，一面继续写作，整理和修改他的自传体著作《内心旅程》，直到1944年8月巴黎解放，他又见到了光芒。这一次他抱病来到巴黎，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罗兰这年已经78岁。两个月后，罗曼·罗兰在故乡去世。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可靠朋友和杰出作家的光辉一生。他在《与过去告别》中充满深情地总结了自己漫长而又坎坷的一生：“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了！安眠吧，我的脑袋！安眠吧，我的双脚！我们都辛苦了。经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一步一个血印，也是值得的。”这位伟大的作家为了寻求真理，向往光明与进步，毕生不停地探索，不停地写作，真正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他的行为使他成为一切热爱进步、热爱社会主义的进步作家的榜样，他的行为为自己的祖国和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人在智慧上应当是明豁的，道德上应该是清白的，身体上应该是洁净的。
——契诃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