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期的俄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大量没落中的封建残余错综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了农奴制度残余势力的严重阻碍。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劳动群众身受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和剥削，也遭受着沙皇专制制度的残酷政治迫害。革命运动却在这深重压迫之下高涨起来。在70年代的革命运动当中，民粹主义运动以其革命的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一历史时期，先进、集中的俄国工人阶级已开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的行列。
1875年，叶·奥·扎斯拉夫斯基领导建立了南俄工人协会，成为历史上俄国工人阶级第一个独立的组织。1876年，在彼得堡的喀山教堂广场上，发生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的革命性示威，它促进了彼得堡工人阶级独立组织的形成。1878年，在奥布尔斯基和哈尔士林领导下，又建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农民运动也高涨起来，新税的增加和1879年的歉收，1880年的荒年，更使农民困苦万状，农民起义到处发生并席卷了沙俄欧洲属境的29个州，第二年又扩展到了39个州，阶级斗争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俄国历史上的1879年至1880年的革命形势。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最初还企图用恐怖镇压来消灭革命，但是鉴于这种措施仍不足以维持“国内平静”时，就转而采取了两面手法：一面继续用高压手段镇压革命，一面实行某些骗人的改良来笼络改良主义者，麻痹群众的反抗意志。
契诃夫的一家人向来是不问政治的。但是，在民意党人索洛维约夫谋刺沙皇之后，莫斯科突然开始恐怖的镇压活动，混乱中往往伤及许多无辜的市民。在这一片紧张气氛之中，契诃夫一家在莫斯科的一些新的朋友，也竟然被牵连在内了。恰在此时，契诃夫来到了莫斯科。他用自己的奖学金，将全家搬迁到了环境较好的莫斯科波彩伊斯基大街，以避开危险。为了减轻父母的生活负担，他还为母亲带来了两位包伙的客房，收取租金，为家庭增加一些收入。契诃夫的到来，正如母亲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所盼望的，立刻给家庭带来了新的起色。他们搬迁的新居是一个有五间一套的住宅，家里又有了笑声，生活向好的方向转化了。
年轻的契诃夫，喜欢无忧无虑，喜欢纯真的青春友情，用他自己的话讲“我喜欢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早在17岁的时候，他在给堂兄弟的信中，就曾表示过他“喜欢那些歌舞喧哗，欢呼畅饮的俄国娱乐场所”。然而，对于家庭义务的责任感，使他更多地去操心他人的快乐，为此他耗费了许多精力，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他刚刚19岁的时候，他已经清楚地看出来，他将成为这个日渐破碎的家庭的唯一支柱，家庭的全部经济责任和全部教育责任都将要落在他的肩上。他毫无怨言地、勇敢地肩负起了这重大的责任，从来也没有因为平淡的生活时时都在吞吃着自己的青春年华而感到过苦恼，他保持了自己的乐观情绪。他已有过太多的痛苦，要用自己尽到的义务、高尚的品德、严肃的责任来为他人带来更多的快乐。即使在莫斯科的任何“欢呼畅饮”中，他也从来没有像他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那样毫无风度，毫无节制。但是，他对哥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并没有失去信心，他始终相信他们是天赋聪明的，必将成为大有作为的人物，甚至为了能够发挥出他们的才能，为了保持他们做人的尊严，他不惜与哥哥们公开进行着反对他们的肤浅行为、鄙俗观念的斗争。而他本人则加强着自己的道德修养，在各个方面都保持着一种迷人的优雅风采，用传记作家的描述性语言来讲，契诃夫异乎寻常地接近普希金式的开朗欢乐的心情，带有着光明的信息。
契诃夫也喜欢喝酒时的合唱，还喜欢漫无目标地、轻轻松松地长时间的散步，因为大自然总是会使他心旷神怡，给他以无尽的美感。然而，他更多地、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正是他，不仅仅应当想到自己的一切，而且还应当更多地想到所有的其他的人：他应当让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能够在一生操劳之余得以安享晚年，要让他老人家辞去在加甫里洛夫家里的、晚年仍然要仰人鼻息的苦差事。不管他和父亲之间存在着多么不愉快的沉重的隔阂，他对父亲总是又敬又爱，他所反抗的应当是父亲所代表的、又无力克服的恶习；他应当使母亲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再也不为冬天里缺少棉鞋、大衣而苦恼，不再因为家庭的拮据而耗费她老人家已渐枯竭的心血；他还应当为亲爱的玛莎和米沙出学费，不再去等待时断时续的好心捐助，让他们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去开拓出他们未来的美好前程；他更要彻底改变家庭中一切陈腐、压抑、痛苦的根源，让家庭充满清新的气息和明媚的阳光，让所有契诃夫家庭的后代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同时，他也不惜与两位哥哥去斗争，去争取他们，与他们一起来证明什么是人的卑贱与尊严，什么是人的义务、道德与责任。一位胸中装着父母兄弟的人，才会装得下他热爱的人民。
来到莫斯科以后，契诃夫遵从了母亲的“你一定要考医学系，要尊重我的意见，这是一种最好的职业”的愿望，选择了在当时堪称实惠的也极为优秀的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在当时的莫斯科大学的各科系中，医学系是人们心目中要求最为严格、成绩最为突出、前途最为光明的一个系，学生们的功课也相当重，同其他的各系相比较，像被戏称为“无业游民”的法律系等，医学系则是一个竞争激烈、很难读的系。这与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是相关联的，因为当时的沙皇俄国还没有形成法制社会的基础，除了御用的法官以外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官方需求。而医学却是实用与实惠的，是政府与社会都需要的。
契诃夫自幼酷爱戏剧，对文学充满着爱好。在此之前，他曾不断地把自己中学时代的试笔之作，包括他最早的正剧之作《无父儿》等，都郑重地寄给了他崇拜的哥哥，已经在文坛上开始崭露头角的亚历山大。他在塔干罗格中学时期所写的许多小东西、俏皮话、小轶闻之类的小作品，都是先由亚历山大哥哥过目以后，再经过他转交给报刊编辑部的。正是经过作为当时已经颇有前途的文学家亚历山大的介绍，才使得一些小东西得以发表出来。哥哥亚历山大还时常写信，批评契诃夫的小作品，指导他一些写作的方法，也常常介绍一些书籍给他读，对于他的进步和成长，哥哥尽心尽力，也起过一定作用。然而，契诃夫的第一篇严肃认真的文学尝试作品《无父儿》，在诚惶诚恐地寄给哥哥以后，亚历山大却把这部饱含着小契诃夫心血的作品弄得无影无踪了。对于契诃夫的试笔之作和一些有关艺术的观点，哥哥们也作了一些过于轻蔑的评论，这些无疑都影响到了年轻的契诃夫。所以，在他要选择今后发展方向的时候，虽然他喜爱文学，而又多少显出一些对自己文学才干的信心不足，这或许也是他选择医学系的原因之一吧。
契诃夫后来曾说：“我不记得，当初我出于何种考虑才选择了医学系，但后来我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这种选择本是不该忘记的，这中间似乎隐藏着难言之隐，或许就是家庭的状况，需要一位富足有余的医生，而文学的道路又需要足够的才能吧！后来，契诃夫常常开玩笑地说，医学是他的“发妻”，而文学则是他的“情妇”。虽然他也说过，与医学相比，文学不过是他第十流的兴趣，但当初的这种选择，无疑还是契诃夫意志坚强的结果。
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契诃夫十分喜爱医学课程，也十分崇拜莫斯科大学中如查哈林、斯克里佛索夫斯基等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俄罗斯科学界引以为骄傲的人物。他在学习方面仍是相当用功的。在他成为一名医科学生的同时，他也同时成为几家幽默刊物的撰稿人，而且对于文学的喜爱与日俱增。当然他的文学活动还不得不以哥哥亚历山大作为自己的靠山。亚历山大也在最初的这段时间里，继续向各种刊物介绍着弟弟的幽默稿件。当稿件得以发表的时候，契诃夫则谦虚地署上自己的笔名，甚至有的笔名就直接写成了“我的哥哥的弟弟”，以表达自己如果同哥哥比较起来，永远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而他最常用的笔名，则是中学里一位喜爱说笑的神学教师曾给他起的绰号：安托沙·契洪特，有着滑头的、逗笑的意思。
很快，安托沙·契洪特的幽默短篇小说愈来愈受到了读者们的欢迎，各家编辑部甚至开始追着他要稿子了。于是，在文学上起步不久的契诃夫倒成了要发表作品的哥哥亚历山大的靠山。两兄弟的文学地位发生了奇妙的对调，而这种对调更深刻的意义则在于亚历山大必须承认，弟弟在文学上以及文学最重要的基础道德这两个方面都超过了自己。他只能感叹自己的悲哀，却很少能意识到才能以外的其他方面对于一个人的作用。他当然也为弟弟的才能而骄傲，他早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但他没料到这一天来得那么早。他曾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回忆了他的童年，并且第一次感觉到他独立不羁的小弟弟似乎在离开他的影响，并且远远超过了他。
契诃夫一面在莫斯科大学刻苦学习医学，一面又要给幽默刊物写稿，这使得他很难两头兼顾。但写稿所得的收入却很快成为这位医科学生和全家人生活的主要来源，也给他的全家带来了变化。这位年仅19岁的契诃夫终于能够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和教育者，承担起负担全家的所有责任。俄罗斯作家、翻译家达姬雅娜·库泊尔尼克回忆了同契诃夫的母亲叶甫盖尼亚·雅科甫列夫娜交往中感受到的情绪：
我也喜欢到她的房间里坐坐，听她回忆过去的事情。这些回忆大部分是关于安托沙的。她颇有感触地向我讲过一个令她难忘的时刻：安托沙，当时还是一个年纪轻轻的小大学生，走到她面前，对她说：“好了，妈妈，从今以后我给玛莎出学费！”“从这一天起，我们家就交了好运……”这位老太太讲道，“而他呢，头一件事情就是样样自己出钱，并且挣钱养活全家……”
当她向我讲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她自己也是眉飞色舞的，眼角上笑得眯起两道皱纹，——使契诃夫家的微笑变得这样迷人的，就在这两道皱纹上。她把这种微笑也传给了安东和玛丽雅。
契诃夫依靠自己的勤奋劳动尽到了自己对家庭的义务，承担了维护家庭的责任，也开始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的状况同哥哥亚历山大资助家庭的时候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当年，亚历山大曾在信中写道：
玛（丽雅）来了。“你来干什么？”妈在哭，叫你快点去。爸爸跟她吵架了，还责怪他，说你不给我们钱，天晓得把钱都花到哪儿去了……还有一些别的话。我骂了几句，穿上衣服，就去了。亲爱的兄弟，玛（丽雅）说，他们担心怕我结婚了。好吧。我就回去看看吧。怎么个情形呢？妈妈披着件夹大衣待在厨房里，满身都是油烟，爸爸呢，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那里……正在补皮大衣。妈妈又是哭，又是闹，而骂了人的爸爸却心情愉快地问我：“大家都好吗？”我当然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了。原来，爸爸管妈妈叫笨货，妈妈给惹恼了。
他在信中又叙述了妈妈辛酸的故事，原来是老巴维尔责怪妈妈，说是亚历山大之所以不跟家里人住在一起，也不给钱接济家里的生活，全都是她当妈妈的错处。在那个时期，契诃夫一家这种小市民式的吵闹场面是经常会发生的。要想在这样具有传统积习的家庭里面，消灭这一切丑恶的、不体面的、难堪的局面，并且着手建立起一种健康的、干净的生活气息，显然并不容易。亚历山大无力胜任，而且他也从来没有为自己规定过这样的任务，唯一的办法也就是采用他一贯的讥诮的口吻，在信件中来一段艺术性的详细描写，几声叹息。当他把这个家庭当成负担而没有当成义务，当他把对家庭一切不正常现象的反抗都看成是为了他个人的所谓自由的时候，他不可能担负起改造家庭的责任，他的反抗也就不可能具有社会意义而只能流于肤浅，生活没有成为他创作的养料。
契诃夫也面对这样一个家庭，他勇敢地担负起了家庭义务，并且坚持不懈地、毫不妥协地来完成这个家庭改造的任务，他更以自己的道德、责任心取得了家庭道德改造的不断胜利。
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是一个很顽固的人。在契诃夫来到莫斯科以后，他的态度仍然是对待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一样的讥诮方式。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应当放弃在塔干罗格早已形成了的家规，他为家人所制定的工作时间表，总是想着要无条件地永远延续下去，他欣赏自己所造成的家庭气氛，他享受着自己至高无上的家长尊严，他顽固不化，已不能在晚年再变成另外一个模样。但是，生活的现实是，家庭的担子已经从他的肩上无奈地卸下来了，他的所有能量，已在一生的辛苦中消耗殆尽了。契诃夫已经全部地承接了这副家庭重担。经济地位的变化，使巴维尔·叶戈罗维奇的旧秩序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大前提，他的地位被自然削弱了。
我们知道，憎恶谎言——各种各样的谎言，是契诃夫整个精神面貌里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他曾在自己的札记中写到“谁说假话，谁就肮脏”，并把其作为自己的信条，他也曾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写入了“黏虫吃青草，锈吃铁，谎话吃灵魂”的格言，他要从根本上反抗他所憎恶的一切污泥浊水。在他的家庭中，他一声不响地而又始终如一地，每一天都开始了对塔干罗格时期的一切旧习惯和传统的攻击，就像他的父亲巴维尔·叶戈罗维奇当年坚持自己残酷的教育一样，却又坚定不移、绝不让步而又潜移默化，细雨无声。祖传下来的倔犟脾气毕竟也明显地留在了契诃夫的身上，只是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终于有一天，“安东的意志成了支配一切的力量，在我们家里突然出现了一种我过去从未听到过的斩钉截铁的声音：‘这个不对’，‘必须公道’，‘不要说假话’等等。”当这位在农奴制度的传统下长大、而又受到了实践中商人式的刚愎自用的教育、一生当中乖戾专横的巴维尔老人在回忆起这些的时候，他那根深蒂固的思维，竟然已经在儿子契诃夫那温文尔雅然而又是不屈不挠的坚定态度之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已经不再是在饭桌上由于汤做咸了而大发雷霆，骂母亲是笨货的那个令孩子们感到恐怖和厌恶的爸爸，也不再是那个为宗教带给自己的神圣光环而折磨得孩子没有童年的爸爸，更不再是那个残暴教育、凶狠得毫无人性的爸爸。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一位再也不能宽恕自己这些行为的慈祥的老人了。契诃夫的思想反抗，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巨大成功。
契诃夫家族的特征是暴躁、容易发火，因此，许多人常想，契诃夫也应当是一个暴躁、容易发火的“天晓得干了些什么事情”的人吧！而事实上，契诃夫却使他周围的人们真正地感受到了他那惊人的文雅、温和、敏感、谦虚的形象，而且从来也不信口开河。他的性格，是在他很早的、幼小的年代起就开始养成的，也是在他走向青年的困苦环境中坚持不懈地进行自我教育的结果。他以年轻人胸中熊熊燃烧着的青春之火，无情地烧毁着自己灵魂里的，以及他所接近的人们的灵魂里的变态气质。他的信念就是要为自己的真正人格而斗争，更为这个时代俄罗斯人民的尊严而斗争。现在，他性格中的道德魅力影响到了他身边所有的人，全家的老老小小，包括典型的巴维尔·叶戈罗维奇老人也在不知不觉之间落到了这个年纪轻轻的小大学生的道德感染之下。正因为他很早就明确了自己崇高的道德宗旨，正由于他高尚的道德情操，才使他能够创造出他真实的诗篇。这一切，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人来说，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是义务、修养、道德、责任种种，归纳起来是契诃夫人格上的伟大力量。就此来说，他是应当自豪的。而这一切的真正来源，都在于他对于周围“一个十分阴险狠毒的世界”所做出的反抗，苦难的生活被他化做了自己道德乃至于今后伟大创作中的基肥。亚历山大和尼古拉都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也很早就进行着这种反抗，在他们认为侵犯了自己独立的事物方面，两位哥哥却有着一种病态的敏感，缺少责任与道德深层次的思考，使得他们对于独立、自由的理解是浅薄的。在他们由青年步入成年社会以后，在他们整个的社会地位发生了重大改变以后，由于自私和狭隘，使他们对以父亲为代表的旧积习的反抗也就始终是不够成熟的；同时，实际上，由于他们在义务、道德、责任问题上的认识不足，由于思想意识的肤浅，他们始终也没有真正拥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在他们仍然不得不同父亲采用争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已经由过去所痛恨的小市民的泥潭，滑入了更为隐蔽、险恶的小市民的沼泽。
契诃夫的道德观，则使他自己的反抗赋予了新的属性，它既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摆摆样子，而是反对小市民世界的各种基本观念的持久斗争。这种斗争，在他自己的家里进行的时候，感染了每一个人，改变了家族的积习；而他的这种斗争一旦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时，他在文学上所爆发出来的魅力，即将征服许许多多的俄罗斯人民。
在被契诃夫的人格魅力所影响的人中，俄罗斯资产阶级作家伊格纳特·尼古拉耶维奇·波达边珂对他作了如下评价：
在我的记忆里，还保持着我早先读过的某些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它们毫无疑问是在最良好的意图和最美好的情感的支配下写出来的。然而谁要是通过这些回忆录的有色眼镜来认识契诃夫的话，他就必然会在自己的想象中把安东·巴甫洛维奇描绘成一个似乎无血无肉的、超然物外的人，或者说，一个清除了人类的一切弱点、没有七情六欲、不会误入迷途，也不会犯错误的圣人。不，契诃夫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圣人，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凡人。他那种使得人人惊奇的沉着和清醒，是痛苦的内心斗争的结果，是他辛苦得来的战利品。他的艺术家的自我在这场斗争中帮助了他，它要求他付出所有的时间和所有的精力，而生活是丝毫也不肯不战而退的。
有一些幸运儿，身体长得惊人的匀称。身体各部分的比例都合乎理想。这样的身体会使人感到迷人的美。契诃夫却有这样的灵魂，它里面应有尽有，既有优点，也有弱点。如果它只有优点的话，它就会像只有缺点的灵魂一样显得片面了。事实上，除了宽厚和谦虚而外，在他的灵魂里也有骄傲和虚荣，除了公正而外，也有偏爱，但他是一个真正的聪明人，他善于控制自己的弱点，因此弱点在他的身上获得了优点的性质，由于他有惊人的自持力，出言不苟，字斟句酌，所以他的每一句话都显得特别有分量，从而具备了格言的性质。
契诃夫还要进行争取两个哥哥的斗争，他认为这不仅是手足之情，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我的兄弟们”站到俄罗斯文化的前列。
哥哥亚历山大的婚姻，没有经过教堂的仪式。因为受到了父亲的谴责，为此他深感痛苦和不满。明确地表示：“我不明白你究竟想从父亲那儿得到点什么……你想说动他是不会成功的。……而你怎么好像还不明白这点似的？真奇怪。……不过我总觉得这里面恐怕另有原因，而且还是一种相当不好的原因在起着不小的作用。你不敢硬对着石头碰，却好像在竭力向它献媚讨好。……你知道你是对的，那你就应该坚持你自己的立场，别人再怎么说，再怎么苦恼，你也不必理睬。……朋友，生活的全部精义就在于毫不献媚讨好地反抗到底。”他对哥哥人的尊严的关心，也就是在保护他的才能，对他写作天才的关怀。在亚历山大的短篇小说中有一股市侩气，没有抵抗消极影响的能力。契诃夫明确反对他那种小市民气的“后天养成的主观态度”，批评他的文章中没有克服的奴隶意识，希望他在艺术中能够保护自己的本来面目，不要歪曲更不要忘记自己心灵中原有的优良的品质，不要把自己的个性强加于读者。在契诃夫看来，才能与人性是不可分割的，因此，他要在两个哥哥的身上首先努力培养一切有教养的人的品质。他对尼古拉说：“你时常向我诉苦，说别人‘不了解’你……我可以向你担保，我作为你的兄弟和跟你亲近的人，了解你，而且全心全意地同情你。……人的种种长处我都知道，就像知道我自己的五个手指头那样清楚，我珍贵它们，而且对它们抱着深深的敬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甚至可以把你的长处一一列举出来，以证明我是了解你的。我认为，你善良得近于软弱，心地宽厚，绝不自私，愿意把最后一文钱拿出来与人共享，待人是真诚的；你从来不懂得羡慕、仇恨，为人朴实，对人跟动物都很珍惜，没有欺人之心，不爱记仇，相信别人……上天赐给了你别人没有的东西——你有才能。”“你的缺点只有一个。你的事业不巩固，你的痛苦，你的肠胃病，全都是从这里来的。那就是：你极端缺乏教养。请原谅我，但是友谊敌不住真理。”“他们（指有教养的人）尊重人的人格，所以他们总是宽容的、温和的、有礼貌的、不固执的。……他们从来不会为了一个小木槌或是丢了一块橡皮就闹得天翻地覆。在同别人一起过活的时候，他们不会把这变成对别人的恩惠，而在分开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说：‘跟你简直没法一起过活！’他们能够原谅别人，不论是吵闹了、冷淡了……挖苦了，还是不相干的人闯进他们的住宅……他们心地纯洁，怕谎话有如怕火。即使在小事情上，他们也是从不撒谎。谎话在听的人看来是一种侮辱，而且使说谎话的人在他的眼里变得可鄙……”契诃夫还继续列举了有教养的人的一系列的表现，长篇累牍地暗指尼古拉的一系列没有教养的表现，他鼓励自己的哥哥：“应该勇敢地唾弃旧习，一跃而起……到我们这儿来吧，打碎那些酒瓶罐。……我们大家都在等着你。”契诃夫温柔地爱着尼古拉，爱着他那以精细优雅见长的天赋，他曾经十分快乐地与尼古拉合作，由尼古拉为他的小说绘制插图，这使他回忆起童年和少年时代那些纯真无私、废寝忘食的游戏、玩笑和恶作剧，他为哥哥的才华而骄傲。然而尼古拉却毫不关心文化修养，缺乏对自己才能的尊重，走上了放荡的道路，进而在狂饮之中断送了自己的天才。契诃夫为此痛心、难过、气愤，却终于没有等待到心目中的尼古拉。作为莫斯科最大的报纸《新时代》记者的亚历山大则是一位有学识的人，但他没有正确的世界观，他的写作缺乏伟大的目标、理想和热情。契诃夫认为“他很有才能，可是生活知识一点也没有，而没有知识，也就不会有勇气”。他没有投身在生活之中，却投身在了自己的欲望之中，而成为轻浮易变的情感的奴隶、酒的奴隶。
三兄弟间的区别，就在于对劳动和劳动者价值的不同理解。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谁像安东·巴甫洛维奇那么深刻而全面地感到了作为文化基础的劳动的意义。”契诃夫不仅自己养成了劳动的毅力和习惯，他也为在两个哥哥身上培养这样的毅力和习惯而进行了斗争。他认为劳动就是才能，而且是衡量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才能也就是刚强、坚韧。无论他遇到何种苦痛、贫穷、困难，他都从来不对任何人诉苦。高尔基说：“他每天都有许多琐碎无聊的操心的事务。在这些毫无乐趣的操劳里，他献出了他的青春的全副精力，真奇怪，他怎么还能够把自己的幽默保存下来不曾失掉。”
布宁说：“契诃夫的冷静沉着，证明了他的天性中那种罕有的坚强。……甚至在他忍受着最沉重的痛苦的那些日子里，别人也往往察觉不到他的痛苦。”所有接近契诃夫的人都钦佩他那种坚强的道德力量。这就是三兄弟间的区别。
亚历山大的历史，是一个不会驾驭自己的才能，离开了创造性劳动的正道、走上了手艺匠道路的人物的历史。尼古拉则以更出色的天赋写下了不善于驾驭自己才能的更悲惨的历史。契诃夫没有能够使更多的“我的兄弟们”站到俄罗斯文学的前列来，于是，他开始毫无抱怨地担负起了千千万万兄弟们留下的历史重担，留下来的义务与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契诃夫在人格走向成熟的时期，没有产生直接的政治兴趣。这种脱离政治的根源是多方面的。在他主要成长的70年代，民粹派为主流的革命风起云涌，绝不是不问政治的年代，但他无论在中学时代还是大学时代都并没有被革命的情绪所左右，这一倾向在契诃夫的比较成熟的年代也没有完全消失。但在契诃夫的道德规章里面，又受到充分的民主精神和俄罗斯进步文学的影响，特别是谢德林和屠格涅夫的影响。同时还有对小市民习气的憎恨，这就为他后来一步步、缓慢地、吃力地克服非政治倾向做了准备。也就是说，政治，而且是为了千千万万俄国劳动人民的政治，正是契诃夫道德探索所寻找的最终归宿，他的思想已高于当时的政治派别。虽然在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期，他没有能够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没有能够找到他苦苦寻求的“明确的世界观”，但他一生的探索，却是他一切宝贵品质中最可珍视的一点，也是他同古往今来一切安于渺小生活目标的资产阶级庸人们的根本不同之处。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包括时代的骄子，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当在契诃夫一生不懈的探索中看到他伟大的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