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曼德拉，顺利地通过了大学的入学考试。大酋长荣欣塔巴十分高兴，他觉得自己没有辜负曼德拉的父亲。他对曼德拉说：
“好孩子，走吧！到裁缝那里去，我要为你做一套西服。”
穿着新制作的西服，曼德拉走进了位于开普省东部阿莉斯村的墨尔堡大学。
墨尔堡大学创办于1916年，招收全日制黑人学生。这样的学校在当时的南非还比较少。
大学的生活很紧张，但又丰富多彩。曼德拉在大学生活期间，不仅学到许多知识，而且结交了一批好的朋友，此时的南非种族矛盾日趋尖锐，政治气氛极为浓厚。墨尔堡大学这个黑人学生集聚的地方，有着对种族歧视更为强烈和激进的反抗情绪，曼德拉在学生运动中很快成为这所大学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在三年级的时候，曼德拉因为参与组织了几次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而被校方宣布停学。校方曾以宣布放弃搞学生运动为复学的先决条件劝说曼德拉，倔强的曼德拉不肯屈就。愤激之下，曼德拉放弃了即将得到的学士学位，毅然回到了家乡。
大酋长荣欣塔巴听到这一情况后，十分气愤，对曼德拉说：
“为了送你上学，我花费了不知多少心血。马上回到学校去，诚诚恳恳地向学校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曼德拉理解大酋长的心情，但他还是不肯屈服，回答道：
“我们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我们代表的是学生利益，我们没有错。”
大酋长说服不了曼德拉，只好同意他在家乡生活了。其实大酋长心中也有自己的打算，准备将来让曼德拉继承自己的位置。
“罗利赫拉赫拉，你不读书了，那么现在你成家吧。”
未等曼德拉多思考，大酋长便按照自己的想法，为曼德拉安排起婚事来。他先为曼德拉挑选了一位长得胖胖的、很持重的姑娘作为曼德拉的新娘，在自行其是地向姑娘家中送了聘礼后，老人们又为一对未来的新人进行了婚礼的安排。这位大酋长盼望着一旦婚事办成，曼德拉就可以参加议事，可以继承权杖。
曼德拉不同意这样的安排，他有自己的想法。怎么办，性格倔强的曼德拉决定逃婚。
为了逃婚，曼德拉进行了精心的安排。他找到大酋长的儿子贾斯提斯，一起商量筹划逃跑的细节。首先，要选择逃走的时机，即决定等大酋长在特兰斯凯议会开会期间动身。其次，为逃走准备好路费，他俩把荣欣塔巴的两头公牛卖给了牛贩子。
待到大酋长荣欣塔巴动身去开会，他们俩急匆匆赶往火车站，直奔售票口，气喘吁吁地对售票员说：
“请买两张去约翰内斯堡的票。”俩人一边擦汗，一边将钱递进窗口。
“对不起，不行”。售票员客气地答道。
“为什么？”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诧异地问道。
“你们的父亲刚到这儿来说，说你们想逃跑。”售票员平静地回答着他们。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荣欣塔巴对这两兄弟近日的举止有所觉察，但又无十分把握，所以在动身开会前嘱咐火车站的负责人。
两兄弟没有办法从这里乘火车脱身，于是，只好叫了一辆车，将他们带到另一个车站。当他们好不容易买到票后，才发现火车只开到昆士兰。可是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黑人所需的必要旅行文件，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昆士兰，准备在一位亲戚家住下后再想办法把旅行文件搞到手。
天无绝人之路。在昆士兰，他们遇上了荣欣塔巴的兄弟——姆蓬多姆比酋长，而这位酋长又最喜欢贾斯提斯和曼德拉。贾斯提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向曼德拉耳语道：“就让他帮我们弄旅行文件吧。”于是，他们编造了一个理由，向酋长提出这一要求，酋长爽快地答应了，并且说：“没问题，孩子们，包在我身上了。”
原来，姆蓬多姆比原来在土著事务部当过翻译，与地方行政官很熟。他带着两位年轻人来到办公室，向地方行政官解释了一番，结果，一切顺利。
贾斯提斯看着行政官签完文件，向曼德拉使了一个眼色，好像是在说：“怎么样？我们的运气还不错吧。”曼德拉的心里也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会意地笑了笑。
眼看这一关就要闯过去了，就听行政官自言自语地说：“对了，我还是给乌姆塔塔的行政官打个电话吧，应该告诉他一下，你们还是属他管呢。”说完，把签好的文件放在桌上，拿起了电话拨叫。
真是无巧不成书，当电话铃在乌姆塔塔的行政官的办公室响起来时，荣欣塔巴正在那里拜访，两位年轻人的精心策划败露了。电话里传出了大酋长气势汹汹的吼声：
“将他们逮捕起来，立即押送回来！”
行政官十分生气地望着两位年轻人，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只见曼德拉沉稳地站起身来，用他在课堂上学到的一点法律知识为自己辩解：
“不错，我们确实撒了谎，欺骗了您。但我们没有违反任何法令。您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酋长的建议就随便逮捕我们。”
行政官听到觉得有一定道理，只好说：
“你们走吧，不要再踏进我的办公室。”
姆蓬多姆比酋长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很不愉快，但又无可奈何，便说：
“孩子们，我可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你们自己做决定吧。”
事已至此，两位年轻人只好自己寻找出路。最后，在贾斯提斯的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决定搭乘一位白人老太太的车，条件是支付15英镑的车费，这比坐火车可要贵多了。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在没有旅行文件的条件下，在白人车上可能会少碰到一些麻烦。就这样，两位涉世未深的黑人青年来到一座大都市——约翰内斯堡。
约翰内斯堡是南非共和国最大的城市，它是在1886年由第一座淘金者营地发展起来的。据说这个名字的来历是由于当时该地4个测量员的名字都叫约翰内斯。然而，新近的研究资料又将其来源移到当时该城的政府官员身上，他的名字叫约翰内斯·皮特勒斯·迈尔。还有一说是澳大利亚人乔治·哈里森一个跟头绊出来的城市。1886年的一天，衣衫褴褛的哈里森拄着一把勘镐来到当时叫做兰格里格特的小农庄。这位一直在南非寻找金矿但却还一无所获的淘金者已是疲惫不堪，他跌跌撞撞地向前走着。突然，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一个大跟头。趴在地上定眼一看，哈里森发现那是一块裸露在地面的金矿石。他不由自主地爬起来，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忘记了伤痛，开始勘探。哈里森简直不敢相信，这里不是一块以往人们常常见到的冲击层采金地，而是一条120公里长的金矿脉。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从而使这座城市一鸣惊人地发展起来。
一年之后，这座城市的人口超过了南非首都比勒陀利亚。10年后，它已有15万居民，成为南非最大的居民区，目前它仍雄踞于南非经济中心的位置。在股票商和银行经理嘴里，这个冗长的名字已简化为“约堡”。到后来，打字员们又省去了几个字母。因此在票据和商业信函上，约翰内斯堡是由三个字母表示出来的，即JBG。
约翰内斯堡的发展与兰德金矿的飞速发展是分不开的。兰德金矿区的矿脉就在约翰内斯堡东西约70英里地带中，换言之，约堡正居于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开采区的中心。再看看兰德的产金量：1886年，其黄金产量仅占世界产量的0.16%；1898年，已占27%之多；1913年，其产量已居世界黄金产量的40%。1970年是南非黄金年产量最高的年份，高达1000吨，处于低谷的1991年仍生产了597吨。目前，南非每年产金约700吨左右，相当于西方世界总产量的2/3.
这里可谓是一座“黄金城”，然而也是黑人的地狱。这里充满了种族歧视。当23岁的曼德拉1941年第一次从乡间来到约堡，开始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硕大的黄金矿渣山和一群群高楼的时候，也不时地看到“限于白人”的各种招牌。曼德拉感到在这座城市中没有人理睬的是黑人，黑人只能到约堡西南部的黑人棚户区去寻找栖身之地。眼前的这一切，令曼德拉浑身上下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感觉。以前在特兰斯凯，因为那里是黑人保留地，所以，出身贵族的他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人们对他的态度也是谦卑恭敬的。而在约堡，白人统治黑人、歧视黑人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前在部落中，大家族住在一起，房间宽敞，干干净净，现在却是肮脏拥挤，破烂不堪。但他只能去面对现实了。
曼德拉经朋友帮忙，被安排在克朗金矿当了一名保安。当时，这位朋友在皇家矿业公司当监督员，当他见到曼德拉那魁梧的身材，并了解到他还练过拳击，便说：“我们正缺少一个矿工警察，你就先干着吧。等过了一段试用期，如果表现不错，我可以推荐你当职员。”
就这样，曼德拉成为一名每天站在通向黑人矿工住宅区大门旁的保安。在这一段时间里，曼德拉看到了那些拖着沉重步伐，干完一天辛苦工作的黑人矿工们；看到了黑人矿工住宅地的恶劣条件。那是用双层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矿工在整个受雇期间不准越出营地。他们只能从营地走到矿场去，矿场与营地间有带顶的通路相连。营棚里没有窗户，房顶是一层密网。为了防止工人传递东西，只许他们隔着两层棚栏同亲属谈话。黑人工人每天清晨3点半左右就要下井，一天十几个小时在地下掘金，他们从事着最脏、最累、最苦的体力劳动，而收入却低得可怜，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
关于采金工业金矿工人的工资情况，黑人学者威·艾·韩顿曾作过统计。1911年，非洲工人的年平均收入为97美元，而白人雇员的工资为941美元，到1941年，非洲人的工资收入是111美元，而白人的工资却是1472美元。
在这样的繁重劳动和低微收入及恶劣生活条件下，矿工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正是这些刻骨铭心的经历使曼德拉看到了巨大的种族鸿沟造成的贫富间的天壤之别，也更激起了他改变这一不公平状况的决心和勇气。20年后，曼德拉在白人法庭上向全世界对这种不公平予以了猛烈的抨击。他说：
我们的斗争是反对真正的，而不是假想的苦难，或者用政府原告所说的“所谓的苦难”。我们的斗争基本上是反对标志着南非非洲人生活的两种特征——贫穷和没有人的尊严。这两个特征由法律得到巩固，是我们力图消灭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共产党人或者所谓的“煽动者”教给我们这些。
南非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也能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但是这里的差别极端悬珠。白人享有的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而非洲人生活在贫困和痛苦之中，40%的非洲人住在拥挤不堪的“保留地”，有些地区干旱严重。那里土壤侵蚀和土壤的过度耕作，使非洲人不可能以土地为生。30%的非洲人是劳工、佃农或在白人农场上种地，过着近似于中世纪的奴隶式的生活。其他30%的人住在城镇，在那里他们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上的习惯，使他们在很多方面离白人更近，但是绝大多数非洲人甚至这一部分人，仍因收入低廉和物价高昂而陷于贫困。
城市非洲人中收入最高、最富裕的在约翰内斯堡，但是他们的实际处境仍极为恶劣。1964年3月25日约翰内斯堡非洲人事务部负责人卡尔先生提供了最新的数字，约翰内斯堡非洲人家庭平均生活水平的贫困线是每月42.84兰特（兰特为南非货币名）。卡尔先生的数字表明，月平均工资为32.24兰特，在整个约翰内斯堡的非洲人家庭中，有46%的家庭入不敷出。
伴随贫困的是营养不良和疾病。在非洲人当中营养不良的程度和营养缺乏症非常严重。这里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1961年又出现58491个新患者。这些疾病不仅破坏了人体的重要器官，并且造成智力迟钝，缺乏创造力，减弱集中精力的能力。其次，这些条件带来的后果影响整个非洲人社会和非洲工人的工作水平。
影响非洲人经济地位提高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工种中的肤色歧视。工业中所有较好的工作都只为白人保留。此外，那些得到向他们开放的非技术性或半技术性工作的非洲人也不允许组织工会。这是《工会调解法案》所承认的。这意味着非洲人工人的罢工是非法的，他们被剥夺了参加集体谈判的权利，而收入比他们高的白人工人有这样的权利。历届南非政府对非洲工人的歧视表现在所谓的“文明劳动政策”。在这个政策下，那些在工业中不能取得成功的白人，可以在政府部门找到非技术性的室内的工作，而他们所得到的工资大大高于在工业中就业的非洲人的平均收入。
政府对它的批评者的回答，常常是说南非的非洲人比非洲其他国家的人经济状况好，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真实，并且怀疑是否能这样比较而不考虑这些国家的生活费用指数。但是，即使情况如此，对非洲人说来这毫不相干。我们抱怨的原因不是我们比其他国家的人民穷，而是比我们本国的白人穷，同时，立法阻止我们改变这种不平衡。
在矿山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曼德拉觉得心情很烦躁，他便来到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位于约翰内斯堡东北15公里的一个小市镇，这个小镇允许非洲人购置田产。所以，当时这个市镇发展很快，到1943年初人口已达6万。这里的生活条件要比约翰内斯堡差一些，曼德拉的房子的房顶是用铁皮做的，用石头压在上边，每到雨天就漏个不停。但这里的生存环境要比原来住的地方宽松许多。经常可以看到光着脚的黑人孩子在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兴致勃勃地踢着球，害羞的小女孩抿着嘴对你微笑。
就是在这个时候，曼德拉认识了沃尔特·西苏鲁，并且很快成为好朋友。
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混血儿，他来自特兰斯凯的恩科波，从小由母亲、叔叔和矿工们带大。他的父亲是一个白人工头，在恩科波监督修路时生下了这个混血儿。西苏鲁曾干过矿工、佣人和工人，参加过南非黑人30年代工人运动，1940年加入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他与曼德拉相识的时候，他已是非国大组织内的重要成员。结识曼德拉后，这位兄长般的老乡很喜欢这位身体强壮、身材高大、充满朝气和正义感的青年。西苏鲁多次与曼德拉长谈，向他讲述南非黑人反抗斗争的现状和前景，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从此便开始了他们之间一段长达半个世纪生死与共、情真意切的战友情谊。为了帮助曼德拉完成学业，西苏鲁除了在经济上援助外，还鼓励他一边学习，一边工作。1942年，曼德拉在南非大学毕业，并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此后，西苏鲁又安排曼德拉在威特沃斯特兰德大学学习法律，因为他知道曼德拉从小就有一个当律师的梦想。以后，又是西苏鲁介绍他到一家白人法律事务所进行实习。曼德拉在学习和工作中迅速成长起来。
1944年，西苏鲁介绍曼德拉正式参加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这是曼德拉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
在以后的岁月里，曼德拉与西苏鲁携手并肩，为同一个目标奋斗。曼德拉与西苏鲁曾先后被判终身监禁，并一起被关在罗本岛监狱中，共同在孤岛上度过漫长的铁窗生涯。在很长的时间里，全世界人民对在狱中的曼德拉情形知之甚少。一位记者在1966年一个极难得的机会进入罗本岛采访时，拍到了一张曼德拉的照片。他正在监狱采石场内与另一个囚徒谈话，那人就是西苏鲁。
斗转星移，又过了十几年以后，西苏鲁与曼德拉先后获释，当年为逃婚而出走的曼德拉在新形势下出任了非国大主席，而他的领路人西苏鲁则担任非国大副主席。曾饱经沧桑共度艰辛的两位志士又在一起为新南非的诞生运筹帷幄。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饱尝了生活的艰辛，了解了黑人的苦难，培养出更加倔强的性格，增强了为民族斗争的决心。有两件事情可以反映出这一点。
一件事是“为了争气，几个月没喝茶”。
事情是这样的。
1942年，曼德拉辞去房地产商人代理人的工作后，开始在约翰内斯堡的“维特金——塞特尔斯基——爱德尔曼律师事务所”签约实习。尽管他对这家律师事务所中的塞德尔斯基先生的友好一直心存感谢，但曼德拉在那里也遇到了许多令人不快的事情。就在曼德拉到这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第一天，一个白人打字员小姐对他说：
“你看，纳尔逊，我们这可没有肤色界限。一会儿佣人送茶来时，你尽管从茶盆里拿茶喝。我们为你和另一个黑人雇员加尔·拉迪克准备新茶杯。告诉加尔这些新茶杯的事。纳尔逊，你要小心啊，加尔可是个坏小子呀！”
由于同是黑人，曼德拉如实将这番话转告给了加尔。加尔听后气哼哼地说：
“你看我的，你要照我的办法做。”
果然，当佣人将茶端来的时候，加尔偏偏不拿为他俩准备好的新的茶杯，而是捡了一只旧杯子喝起茶来。
曼德拉事后回忆说：“我实在不愿意与加尔或那位白人打字员吵架。因此我几个月没喝茶。”
另一件事是同警察发生冲突。
一天，曼德拉与3位同班的印度学生登上一辆有轨电车。车上的白人售票员气急败坏地向印度学生叫喊：
“你们怎么把一个卡佛尔人带到电车上来？！”
印度学生很生气，告诉售票员曼德拉不是卡佛尔人（即“异教徒”），而是一位法律系学生，因此他和任何人一样有资格坐电车。可售票员不仅不听，反而将车停住，还叫来了警察。警察将4个学生带到警察局，并要曼德拉拟定一个声明，声称两位同学将他“架到了车上”，曼德拉严词拒绝。有一个同学赶紧给费希尔老师打了电话，因为他父亲是奥兰治的法律协会主席。费希尔立即赶到并答应第二天在法院上为他辩护。4位同学很快被释放了。
这几件事情使曼德拉深深体会到了种族主义的荒谬，坚定了他为民族而战斗的决心。曼德拉在政治上日臻成熟。
1993年10月14日，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为表彰曼德拉和德克勒克为废除南非种族歧视政策作出的贡献，宣布将1993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和南非总统德克勒克。
1993年12月10日，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气温降到零下10度，但市政厅里则温暖如春。下午1点整，大厅里响起热烈而持久的掌声，人们纷纷站立，欢迎两位获奖人的到来。只见魁梧的曼德拉，面带微笑，向大家举手示意。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曼德拉指出，1994年4月，南非将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多种族的大选。他相信，这次选举将结束白人政权的少数统治。那时，“所有的民众将集合在一起，庆祝本世纪我们人类的一项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将最终结束500年来非洲殖民的历史。”最后，曼德拉宣告：
“让一个新时代诞生吧！”
纳尔逊·曼德拉，一个贵族的后代，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家，一个给20世纪历史写下辉煌篇章的政治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