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营养学专家表示，虽然糖在日常生活中常出现，但糖并不是人体绝对必需，所以，古人开门七件事中，就没有糖这一味。尽管如此，糖在文化上却有重大的意义，祭灶要糖，结婚要吃喜糖，坐月子要红糖姜汤，就连哄孩子，糖也有效。
中国人吃“糖”的历史悠久。战国时期，长江边的楚国就有“柘（音、意与‘蔗’同）浆”，既然称为“浆”，就不是以结晶的方式出现，而是浓缩的原汁，味道大概与糖相同，但功能就少了许多。这是南边的情况，华北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连柘浆也没有，必须另谋“甘味”，才有“蜜”及“饴”。蜜是天然食物，有蜜蜂就有蜜，是古代甜味的重要来源，所以前人多用“蜜”形容甜；饴则是含丰富淀粉的谷类经过加工而成，古人既然说“甘之如饴”，想必也觉得饴很甘甜。
大概到了唐代，结晶的蔗糖才出现。《新唐书》记载：唐太宗遣使向西域取得熬糖法，并以扬州甘蔗为主要材料制成蔗糖，但尚未普及，所以唐玄宗的宰相李林甫还被说成“口蜜腹剑”，如果蔗糖随处可见，一定会说是“口糖腹剑”。
欧洲也因为气候关系不产甘蔗，用甜菜制糖则是晚近的事，因此，古欧洲人也食不知“糖”味，到了十字军活动后，欧洲人才见到蔗糖，一尝之下，非同小可，认为是天下至味；但因为运输不易，价格甚高，所以有糖吃的人是第一等幸福之人。
十六世纪海运开了之后，糖才逐渐普遍，但仍不便宜。此时，西方世界还见识到其他新奇的事物，如可可、咖啡及红茶。大量输入的咖啡、红茶，成为许多新兴中产阶级的饮料，他们为了表示吃得起，一定要拼命加糖，还把可可粉、鲜奶和糖做成块状以便食用，就是我们熟悉的巧克力。
十八世纪以后，欧洲人逐渐在世界事务上取得主导权，随着帝国主义者的脚步，欧洲人的生活方式也被介绍到各地，并引起许多地区的效法，日本人就是一个例子。明治维新之后，大量日本学生赴欧美地区学习军事、法律等各种事物之余，也把欧美的生活方式介绍到日本，甜食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当时甚至有一种想法：糖的摄取量越高，表示文明越发达，现在看来，这种想法虽然可笑，却也反映出当时“嗜糖”的时代精神。
日本自身产糖量有限，占领台湾后，就一心一意要将台湾建设成日本的“糖厂”；在台湾的殖民者更是如鱼得水，拼命吃甜食，也顺便把日本甜食介绍到台湾，所以台湾甜食的发展过程中，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美食外，还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红豆饼与羊羹就是最好的例证。
小时候，偶尔能买一个红豆饼，吃在嘴里时，心中那份得意就甭说了。年纪渐长，开始忘掉一些味道，也因为在欧洲生活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与东亚甜食绝缘，就把红豆饼放在记忆中的阴暗角落，返台后，偶尔经过红豆饼摊，却再也吃不出儿时味，不免纳闷是口味变了还是人变了？
后来到了日本，在新宿火车站小田急百货公司的超市中，乍然看到现做的红豆饼，不禁食指再动，尝试之下，竟与童年所吃的味道相同，吃着吃着，童年的快乐又出现在脑海，此后，每到新宿，一定要绕个弯去买个红豆饼。
最近，在台北市公馆的“校园书房”附近也买到味道相同的红豆饼，真有老友重逢之感。以后每次经过公馆，只要看见那摊子，总要买几个回家跟儿子分享，也许有一天，儿子也会在新宿车站找到他的童年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