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晋商之都：艰苦卓绝铸辉煌
一九一二年，在北京城一座颇为雅致的饭馆里，一群山西商界的头面人物正在宴请一位特殊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梁启超。山西商人之所以宴请梁启超，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实施由他们筹备组织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计划。
梁启超：“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外国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与世界人之前。”
梁启超，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从他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晋商委实是一个旷世的传奇。
细细品读晋商，足以让人为之震撼和敬畏。
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指出：“天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足见山西在古代中国的重要地缘优势。山西表里山河，天堑黄河由西到南蜿蜒而过，孕育了天然的渡口；东面之太行，北部之长城，山西得以自古易守难攻，成为各种势力角逐的前沿。再加上境内各类地形发育充分，高山、丘陵、川谷、盆地，纵横交错，关隘林立，使山西拥有着天然的地缘优势。而悠悠汾水弯弯曲曲贯穿全境，又形成了一条天然的沿河走廊经济和文明腹地。但是，拥有这样的地缘优势，并不意味着地区的富饶，尤其是晋北一带。
“我娃娃亲，我娃娃蛋，我娃娃长大了捏兰炭，捏不来炭吃不上饭。我娃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长大了走关东，深兰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歌谣还流传在晋西北一带，反映了山西土地贫瘠，人民生计困难，往往出走口外，以谋生路。这概括了山西，尤其是晋中以北地区的生活环境，并不具有先天的农耕优势。后来，伴随着战争和生态的破坏，山西的自然环境更加恶劣，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繁，百姓的生存受到了威胁。清乾隆《太谷县志·风俗卷》中记载：“阳邑（太谷）民多而田少，竭丰年之谷，不足供两月。故耕读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这些资料充分说明，后来的晋商之所以出外从事末业，多是由于土地狭小，粮食不足，“土俗殷实，实由于此”。
可以说，远贾他乡从一定程度上是被逼的。清光绪《五台新志》记载：“晋俗倍以商贾为重，非弃本而逐末，土狭人满，田不足于耕也。”
就是说因为土地少且不能养家糊口，因此放弃耕作而远走口外。“太原、汾州所称饶沃之数大县及关北忻州，皆服贾于京畿、三江、两湖、岭表（五岭以南）、东西北三口（古北口、张家口、归化城），致富在数千里或万里外，不资地力”，这又概括了当时太原、汾州所谓大县百姓出走的方向，进一步佐证了这一事实。山西人因生活所迫外出经商的事实，在明清一些笔记小说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不少蛛丝马迹。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候积蓄有余，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可见出走口外实在是迫不得已的。“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年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尽管如此，历史的悲凉也在不经意之间孕育着希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年出走口外的人们不会想到自己能被后人如此景仰，因为人们在用当代的眼光，根据当下的需要，去看待历史上的事情。
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上古时代文明肇始的黄河文明，还是中古时代的西移关中汉唐文明，抑或是近古以来北徙京蓟的明清时代，太原始终处于中央政权的肩背位置。也就是说，中央在中原，隔一条黄河；中央在关中，还是隔一条黄河；中央至京蓟，则隔一条太行山。既为肩背，自然为国家安危兴亡所系，与中央休戚关系重大。因此，山西太原自古为战略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在北魏至唐末五代时期，北方各民族大规模南迁内地，与汉民族杂居，作为有汾水贯穿全境的山西，自然是古代农耕社会天然的生存场所，太原更是他们首选的根据地，或在这里建立政权，或作为陪都，便成为了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交汇的中心。
表里河山的山西不但是描绘山西地理环境的一个词汇，更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山西历史的独特视点，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为几千年间产生在这片土地上浩如烟海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说过，陕北、晋北、冀北及内蒙古南部，这个大体东、西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从史前到三国时代历来是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并不是一条线，而是竟达数百公里的带，直到近世，这一带仍是“那达慕”盛会的分布地带。虽然山西的自然环境一般，但是太原地处南、北真正接壤和过渡地带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其崛起的首要条件。再加上汾水、晋水过境，哺育了太原盆地这座沃土，孕育了各类优秀的人才和历史发展机遇，也就造就了后来晋商的辉煌和文明的传承。
因此，每当战争的硝烟过后，太原就成为繁华的商业闹市，即使在战争期间，这种贸易往来也在民间悄悄地进行，成为古代中原与北方贸易交换和流通的重要中转之地，这就为后世晋商兴盛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