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五颜六色眼花缭乱的年代，“名扬天下”好像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尤其是网络的发达，打破了传统权威媒体造星的绝对垄断地位以后，借助老百姓的愚昧和网络媒体的廉价追逐出名的人越来越多，低俗加恶俗的××姐姐的走俏就是草根造星的一个最好的说明。对于某些不要face的人来讲，遗臭万年与流芳百世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网络媒体的发达并不意味着传统媒体造星力量的削弱，学者教授易中天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为学术文化明星，成为文化学者中的一张代表性脸谱，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功不可没。易中天红遍了全国，有人说他是余秋雨第二，但从他走红的方式和速度来看，毋宁说他更像“脍炙人口”的超级女生。同样借助于电视这个媒体老大，同样以十万八千里的速度成名，同样的受到万千粉丝的无知追捧，两者何其相似乃尔！
但易中天与超女又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骨子里是一个学者。这也许就是有许多人为易中天明星化叹息的一个原因，他们可以忍受盲从者对超级女生的仰望，却不能接受传统学者的大众化庸俗化明星化：央视迅速走红、书稿天价拍卖、学术著作畅销、社会活动频繁……在央视开讲的易中天一方面颇似媒体恶炒的“非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另一方面到处参与社会活动的易中天又颇似做秀大王余秋雨。君不见已经有思想极端的“乙醚”口吐佯言：嫁人就嫁易中天！
其实，知识分子的明星化始作俑者不是易中天，这些年被明星化的学者多了去了，年老一点的有余秋雨、刘心武，年轻一点的也有余杰、韩寒、郭敬明等人。我一直认为，学者的明星化其实是知识分子精英立场向大众立场的妥协，昭示着知识分子从高居庙堂走向了广场。应该看到这个转变只是局部现象，大部分学者依然还在坚持着知识者的清贫和甘于沉潜的学术传统。正是这些学者们的存在，反对易中天警惕易中天的声音才会如此响彻云霄。
如前所说，对易中天现象的警惕并不是仅仅针对易中天这个人，而是针对学者（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弱化与退守，针对学者明星化以后所失去的独立思想姿态。从庙堂走上广场，代表着知识分子对大众启蒙立场和方式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易中天的评价才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易教授既然讲的是历史，就应该保持一个起码的严肃态度，学者讲课像周星驰那样插科打诨是不合适的。至于“无厘头有助于提高观众兴趣”的说法，只要将历史本身讲好就可以了，现在娱乐化已经普泛化了，如果人文再定位不清，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易中天的讲课方式的确有“无厘头”的嫌疑，至少表现出庸俗化的趋向，比如易中天在讲到周瑜、孙策时，说“孙策就是孙帅哥，周瑜就是周帅哥。帅哥总是招美女爱的，而帅哥也是喜欢美女的。他们两个果然娶到了两个最漂亮的女孩子——大乔小乔……那时的周瑜可谓官场、战场、情场，场场得意……”诸如这样的话语在易中天那里俯拾皆是。
易中天自己认为这样的方式无可厚非，而且美其名曰“妙说”（“妙说”介于“正说”和“趣说”之间，易于被大众接受）。但勿庸讳言，所谓“妙说”的界限是不好掌握的，是很容易被当作“无厘头”和庸俗化来看待的。
《水煮三国》的作者成君忆为此提醒易中天，在娱乐化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忘记了学者的本分。他认为一个学者应该承担很多的道义问题，他可以将学术娱乐化，但是在娱乐化的过程中，这种社会道义是不可以被忘记的。一个自命为学者的人在中央电视台这样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媒体上，发表自己的反道德言论，而不顾及可能对大众带来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合适的。在道德这个层面上，艺人和学者是不一样的。艺人的非道德行为对社会的伤害是有限的，学者的非道德行为对社会的伤害却相当深刻。所谓“文以载道”，如果我们的言论和文章不能成为道德的载体，那么我们还有什么资格自称学者？在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学界，成君忆的观点可能略显“陈旧”，却并不是没有道理。如果说一个普通人在生活中的影响十分有限，那么一个学者在大学课堂上发表演说的影响可谓广泛，而一个学者一旦到了具有普及意义的国家电视台，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的反响就更是难以估量了，极可能泛化为一张被大众所认同并效仿的“脸谱”。易中天“妙说”三国没有错，错的是跑到了中央电视台，“妙说”造成的影响太大，“流毒”太深。
易中天是一个很聪明的学者，而且从他的知识结构和研究方向来看，他的综合素养是很高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只有他而不是其他人能够突然“走俏”的原因。而且他很善于“总结”，他说自己讲历史的方式可以总结成四句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这年头，讲“人性”是一个时髦，好像凡事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就一切都OK了。易中天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把自己的“妙说”归结到“人性”，他的意思可能是我现在不仅仅是在讲三国，我是通过三国讲人性，看你们还怎么说？
平心而论，易中天品三国，还是很有些“时代特色”的。正如葛红兵所分析的，易中天用的是心理分析的方法，生动活泼的讲述方式，比如他用了很多有时代特色的词汇，他甚至可能是“三国”接受史上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解读者和传播者。易中天成功的最大原因是史学思维的“现代化”——按需生产的准确的史学市场定位——而不是什么“现代视角”。这是一个市场经济、极端功利的时代，一部分人想看尔虞我诈、操弄权术的故事，想听别人对此的分析和指教，易中天就很好地满足了他们。但这并不是说易中天就是站在平民立场言说历史，真正的平民立场应该是替百姓着想、为百姓说话。可易中天虽屡出惊人之语，却并无一处谈及百姓苦难，反倒特别喜欢给曹操、严嵩、秦桧等大奸大恶、祸国殃民之辈平反，而且理由似是而非，无法令人信服。易中天品历史失之于油滑，很容易误导读者，把庸俗当有趣，把俗解当真知。因此，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
为此，葛红兵提出：中国虽然号称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实际上千百年来一直盛行“愚民政策”，民众文化知识水平普遍不高，而且多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中得来。如今是影视、媒体唱主角的时代，“百家讲坛”在中央电视台强档播出，易中天以精英知识分子的身份开讲，无形中成了“百姓师”。
易中天的走红正是因为抓住了大众的盲从和大众文化的弊端，以思想内容的扁平化、接受形式感观化，满足了人们快餐化、时尚化的文化消费需求。因此易中天的讲解“无法在解决中国道德的困境方面有所突破，作用自然也乏善可陈”。
在对易中天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有论者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对于它（指百家讲坛）这样的文化传播者来说，不是收视率高了节目就获得成功了，相反栏目的文化责任担当、栏目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阐发等是相当匮乏的。不客气地说，《百家讲坛》代表的是典型性文化症状。
在这种前提下，仅仅去批判学术明星们，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进一步深入下去会发现，易中天现象的出现并非近年来的孤立事件，而是在以《千年论坛》、《世纪大讲坛》为代表的“电视学术论坛现象”的基础上，出现的以《中国大学人文启示录》、《在北大听讲座》、《中国大学年度讲演录》等为代表的“讲座类图书”出版中最引人瞩目者之一。学术在与电视的联姻中所诞生的“优雅的文化摆渡者”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与收视率做‘殊死搏斗’的媒介仪式”，而以讲座为形式的“学术真人秀”的背后可能正是为金钱所点燃的学术热情。
当代许多人文学者都介入了对易中天现象的讨论，包括知名学者、作家张闳、张颐武、葛红兵、张光芒、杨曾宪、葛剑雄、陈丹青、邓晓芒等，许多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华读书报》、《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等也纷纷介入，支持者有之，批判者更多。我很理解人文学者对易中天现象的担心，作为学者，总应该保持一点起码的学术原则，总应该有一点人文精神精英意识。
往深处谈，人文学者对易中天的担心是有其深刻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新时期以来人文学者对抗庸俗的精英立场（启蒙）的信念的不断缺失。我曾在研究有关知识分子启蒙（精英）立场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考察知识分子生存现状会发现，“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早已经不复存在了。一些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因此感到了陷入“无物之阵”的困境。他们在作出种种努力以后发现，到处都是商品经济大潮的洪流和追逐物质的欲望，他们的启蒙立场在没有受到“被启蒙”者的怀疑以前，他们自己就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立场的危机。这种危机感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陈思和于上世纪80年代末掀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仔细考察陈思和先生所言说的“人文精神”，我们会发现在文字的背后仍然是深深的失落感。
在这样的一个深刻背景下看待易中天现象，我们也许就很容易理解学界争论的内在原因了：学界对易中天现象的争论恰恰反映出了他们对学者成为学术文化明星的警惕；反映出了他们对学术研究庸俗化大众化脸谱化的警惕；
反映出了他们对中国学者的清贫本色和学术传统被颠覆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