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坛风景煞是热闹，尤其是王朔复出，又是骂人（上至学术大佬季羡林、中至文化明星余秋雨、下至青春旗手郭敬明，全被他来了个扫堂腿，骂声一片），又是自暴隐私（吸毒、嫖娼、“我们家徐静蕾”等等），又是狂言（以后接受记者采访十万元一小时），把媒体和大众忽悠得晕晕乎乎，不知道东西南北，王朔玩“变脸”，全中国人民跟着乐，都傻乎乎张着嘴巴看一只“文坛老猴”耍把戏。
其实王朔就是一超级“炒男”，他“炒”起来比湖南卫视超级女生不知道要高明多少倍，如果说超女是大众时代的大众娱女，那王朔就是快餐时代的文学娱男，虽然他的年纪有些老——以至于有人叫嚣着欢迎王朔跨进文化养老院，但他毕竟还生活在现代语境下转型期的中国，文坛的风口浪尖还需要王朔这样“无知无畏”地在媒体和大众间冲锋陷阵娱乐全民。可怜小姑娘徐静蕾，因为王朔而不得不又一次被“扒光衣服”（据说有人画出了她的裸体画）供媒体炒作。
当年流落文坛的北京大院子弟耐不住老之将至的大寂寞，为了再从老百姓口袋里糊弄出来几个小钱，不得不觍着那张闯荡江湖的脸喋喋不休说着哗众取宠的话，也实在是可怜。谁都讨厌给自己添堵添恶心的人，但却不得不“佩服”那些明知道自己是在给大伙添恶心，还要硬着头皮继续“表演”的人。别看王朔话说的纵横捭阖、唾沫星子乱溅，但他内心未必不是在痛苦地挣扎；即将进入老年人行列的寂寞大概很可怕，即便他很硬气地说出“没有谁是过时的”，也掩饰不了他内里的虚弱和不自信。“调侃”因此成为王朔语言的最大特色，与其说是王朔把这种语言形式当作一种不软也不硬可退可守（既能化解对方的侮辱，又能保护自己的尊严）的工具策略，还不如说是为了掩盖“痞相”下的自卑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可低估岁月的力量。
王朔的表现确实给人一种“老”人迟暮老之将至的感觉，当他说出“马原确实不行了，给我英雄气短的感觉”未必不是在说他自己。他评价苏童、叶兆言“纯凭所谓的才气，耍江南才子的范儿，男的超不过胡兰成，女的超不过张爱玲”，看上去底气充足，骨子里却是虚弱。《王朔文集》出来以后，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能够再次制造轰动效应的王朔，惧怕失去在文坛呼风唤雨吸引公众眼球的能力，急火攻心不太顺利地参与了几个算不上成功的影视剧，但终归无可奈何花落去。据说为了写出好东西，他不惜听奉上海一女作家的话，开始吸毒，自以为可以借此找到写作灵感寻求突破的他，却写出了看上去并不“美”的《看上去很美》，招致许多人的呵斥与围攻，本来骨子里就缺少自信的王朔不得不彻底重新回到生活。有人说“这里面反映出他很大的自卑”，因为“他从小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原来我们在大院里，他属于在孩子中间不带他玩的，经常跟着屁股后面屁颠儿屁颠儿跑的人。所以他从小就有点自卑，这种自卑表现在后面就是那么大腕儿了，也没有觉得太自信”。王朔号称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得懂的新书《我的千岁寒》，不少文字开始反映对生死的思考，这一方面表明他开始关注思考终极人生问题，另一方面也表明他老之将至的晚年心态，他内心因此充满着巨大痛苦，尽管王朔表面上还可以装出一副轻轻松松调侃的样子。和王朔合作过的叶京说“其实这就是一个伪装自己的外壳，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很多痛苦的东西。他和现在的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现在人的痛苦是建立在物质表面的基础上的，那个年代是内心的痛苦，就是挣扎，说的光明一点就是追求”，我以为这是目前解读王朔最深刻的表达。
因为这一点，文章写到这里我很想放弃，一个表面光鲜内心虚弱充满自卑缺乏自信的人何必再去“打击”他呢？尽管他声称谁也打击不了他，我还是有点于心不忍。但考虑到王朔既然想要一个独特的“姿态”，我也就满足他摆一个Pose 的心理需要，继续下面的话题。
阶级时代的一句名言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王朔自卑的痛苦也有他自己的根源。
考察王朔的创作经历我们会发现，他开始写作的时候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阶段，原来政治色彩浓厚亲不亲阶级分的社会逐渐被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商业社会所吞噬，原来固有的生活准则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此时新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有待于建立和完善，社会各阶层的地位在发生着悄无声息的变化。王朔这样的大院子弟突然之间失去了原有的优越感和特权，原来计划时代计划经济有计划无忧虑的时代结束了，以前的良好自我感觉不知不觉间被挤压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父辈铁马金戈的辉煌成就与被冷落的大院子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理想主义教育下长大的王朔们，本来以为可以凭借父辈的特权和优势，再次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人物，成就一番伟业，可是生不逢时，生活让他们成了北京平民。他们陷入茫然不知所措，只好借助于调侃来掩饰内心的虚弱和自卑。
也许你会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一个人越是在那里喋喋不休越是可以看出他内心的虚弱。王朔这一生都在不厌其烦地说个不停，批这个批那个，虽然有时候也能命中靶心，但大多脱靶的语言还是透出了他的话语虚脱。他可以批评一切，却从来不批对他有好感或者有益的人，他可以批余秋雨，但却不批王蒙，信口说出“王蒙还有余地……他过去经历过那么多事儿，至少还能写出特别伶俐、有思想的东西。从作家变成思想家，他是可以的”的恭维话。王朔不批王蒙未必真是服气王蒙的写作才华，当年的文界中人对他的围攻幸亏王蒙站出来说了那么一句话，所以王朔心存感激，这也是人之常情，王朔好像也没有必要避讳什么东西。但说王蒙可以成为“思想家”，这话也未免有些太不负责任。试问王蒙的经历和身份能超过周扬？晚年周扬那么否定自己，出了那么多理论文章，人家都不肯送他一顶“思想家”的帽子，何况王蒙一直缺少自省意识。就凭那么几部赶巧搭上时代音符的所谓作品，想成为作家还说得过去，至于思想家就免了吧。我以前曾经质疑过他的“大师”身份，并不是要吹毛求疵。建国后我们国家没有生长出自己的思想家和大师，这是常识。文坛老油条们尽管可以给自己加冕冠带，但后人却还是要剥光了衣服看本质。
最近，王朔高调端出大餐新作《我的千岁寒》，把这部新作炒作为“三种人不能看”只有“高级知识分子才能看懂”的书。在笔者看来，这除了能够掩饰自己新作的“晦涩”以及“无趣”和故意吊人胃口之外，实在是起不到别的作用。
这本书收录五部作品，包括《我的千岁寒》、北京话版《金刚经》、《唯物论史纲》、《宫里的日子》、《梦想照进现实》。明眼人一看便知，王朔是要从物理、科学里面找写作资源，以此超越（摆脱）自己的写作困境，这也许是一次华丽的转身，但也可能是又一次的败北之作。他不是不可以到所谓的科普、理论著作里面找资源，只是他不该在此时嘲笑那些从传统中找写作资源的其他人，他说那“太他妈贫乏了，从传统中找就是传统的奴隶”，这话说得未免太过唐突，因为我们看不出从科普著作找资源和从传统里找资源有什么不同，难道说前者就一定比后者更高明？在我看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这一切只能被视作不算成功的炒作。
王朔说：“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我估计，以王朔现在的迅猛发展趋势，很快就会成为第五大俗了。如果说王朔的嬉笑怒骂在十年前还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愤青的无知无畏的话，那么现在他以近“知天命”之年纪再来扮嫩装无知只能被当作恶俗表演。
王朔再次以这种吸引公众眼球的面目复出充分暴露出他的不自信，他很害怕会被遗忘，害怕自己不能再次处于公众舆论的中心，他惧怕老之将至，内心太虚弱了，以至于他语无伦次，喋喋不休：“我本来觉得这社会不需要我了，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在不自信的心态下，王朔就变成这样絮絮叨叨了。但王朔知道如何操作舆论。深谙市场炒作之道的王朔，对此番炮轰的对象显然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无论是比他更老的余秋雨，比他更小的80后，抑或是王子文、杨澜、吴征等人，都是今年比较热门的“话题王”，王朔在短时间内如此密集地暴露其私，终于如愿以偿地把自己推向了传媒舆论的话题中心。
王朔的“痞相”一方面来自自卑心理，另一方面来自他的成长环境。正如一位学人所说的那样，虽说王朔一直处于政治经济中心城市北京，但王朔并没有经过系统的知识训练，这么说并不是说他的水平不行，事实上他在一定程度上超过了那些经过大学锻造的所谓“科班出身”的作家们。说王朔没有经过系统训练的主要意图，是要说明他骨子里太缺少科学和民主的意识。而作为北京文化的另外两种形态，即封建没落文化和半殖民地文化对他的影响却很大，他的潜意识里有着一种北京（北方）人所固有的躁动和不安，有一种虚妄的莫名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的狂妄，有一种对京派文化以外的其他文化形态的排斥，还有着明显的义和团后遗症，这就“培养”了王朔因自卑而产生的主动进攻心理。于是，在无知者无畏的幌子掩护下，王朔开始了闯荡江湖的叫板与谩骂。
不可否认，王朔一开始并没有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进攻意识，文学界对他的态度也是促成他动物进攻型的不可或缺的外部原因之一。
早在1978年，王朔就发表了短篇小说《等待》，无奈这篇小说被淹没在当时伤痕文学的浪潮中，当随后的“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一浪高过一浪之际，他实在没有冲刺的能力。王朔真正引起文坛注意的是在他发表第一篇小说《等待》八年之后，即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与《橡皮人》问世之后。而此前的《空中小姐》与《浮出海面》两部中篇，其实是一个过渡，也可以说是一种尝试。此时王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社会阶层的生存境况，是一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无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视社会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放浪行骸、放荡不羁的混世魔王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者，一言以蔽之，是一些社会渣滓，他们不把自己当人并耻于为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你不是一个俗人》等等，这些被印在文化衫上的被当年小青年们当作时髦的语言，一时间几乎成为他们“玩世”的接头暗号。
仔细考察王朔的作品会发现，王朔笔下的人物始终是一个特殊群体，连续阅读几部作品，就常常会发现人物的混淆，他们的语言、行为、做派、背景都相差无几，除了共同的“痞性”和“顽”态之外，难以见出不同之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一类，一种人物，不是个性化的人物。读完一部作品，只感到一批人在脑袋中活动着，他们都有姓名，又似乎都没有姓名。值得注意的是，王朔作为作者的视点。他和他笔下的人物即那些“顽主”们的视点处在同一水平线上，作家、叙述者与主人公“我”常常相互叠加，使作者以这些人的眼睛看世界。这充分说明了王朔对笔下人物的难以超越，他就是借此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混进文坛的北京“痞子”。
曾有评论者质疑生活中的王朔真的就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玩世不恭吗？
据说并不是如此。他要活得和年纪相仿的冯小刚等人一样潇洒，就不得不想方设法多赚一点钞票。尽管他可以用很亲昵的语气说出类似“我和我们家徐静蕾的钱不分你我”这样的话，但依靠别人活着不是他作为男人的秉性。王朔深知只要自己肯开口，只要找准好时机，只要把自己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书就可以多卖一点。我可以骂这个骂那个，以便让你们开心，但你们要在开心的同时买我的书。这想必就是王朔的心态。尽管他一再声称，《我的千岁寒》三种人不要看，但中国人的心理往往是你越不让看我越是想看，就像越是禁书越好卖一样。王朔深谙此道，如果真是没有人买他的新书，那他自己还有他的出版商怕是要骂娘的。
所以，到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只要媒体和大众不盲从不搀和，王朔们再折腾再炒作也是白搭。不借助媒体的娱乐力量，王朔们就失去了炒作的能耐，因为一切炒作皆有赖于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