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眼中，人文学者似乎应该老老实实地呆在自己的书斋中，默默无闻地做学问，不能像超级女生那样被媒体和大众娱乐化、明星化。按照传统看法，人文学者是较具理性的群体，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从混乱的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中作学术的梳理，以求让世人更能够把表象背后的本质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做这样严谨工作的人似乎不大可能和明星、娱乐这样的词语联系起来。但近几年来，一部分人文学者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或者被选择）成为了明星学者，他们像娱乐明星一样在媒体（尤其是电视）上“招摇过市”，像娱乐明星一样拥有一批数量不小的忠实粉丝。
如果要给明星化学者建立一个谱系，我想必不可少的人物应该有：把玩文化、娱乐历史的第一学术明星余秋雨、借助百家讲坛红透全国的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纪连海、于丹等，打着启蒙旗号的伪精神界战士余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名教授”张颐武，好发生活感悟的明星哲学家周国平……
在这一谱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余秋雨、易中天、于丹、刘心武、阎崇年和余杰。
考察一下这些学者被明星化的途径，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走红几乎都离不开电视等现代媒体。特别是后来频繁出镜的余秋雨和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走出来的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纪连海等，对于后面几位而言，可以说没有电视就没有他们今天的走红。对于依托传媒迅速走红获得名声的学者，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称他们为“电视知识分子”——在电视上“挖一段时间”，靠媒介生存。他们借助电视对于公众的号召力，利用大众对专业领域的缺乏了解，赢得他们难以在专业领域得到的认可。虽然有人断言：一个知识分子，离电视越近，离学者越远。但这样的断言并没有阻挡住那些想明星化的学者们的步伐，种种迹象表明，学者兼做明星在当下浮躁的社会思潮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做明星让某些学者收获了大量的名声和利益，同时也“收获”了数不清的非议和责难，但这些责难挡不住学者们向市场靠近的脚步，或许，正如谢泳所言，只要有好处在，学术明星就不会绝迹。
需要声明的是，笔者无意于责问那些被明星化的学者，毕竟，在超级女生吸引观众眼球的当下，能够让一些学者走上明星化的道路，来吸引那些渴望娱乐的观众，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件很坏的事情：与其让超女娱乐大众，还不如让大众娱乐学者。之所以苛求学者的明星化，是因为我们站在学者应该扮演的引导舆论和精神启蒙这个角色的立场上，学界之所以有质疑明星学者的声音存在，主要是担心学者明星化之后学者自身定位会产生偏移甚至改变，为学术的庸俗化、学者的媚俗化而心有余悸。
应该看到，学者明星化的根本原因是体制的转变，体制的转变催生了部分学者的精神出走，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明星化道路。旧的学术体制在改变，学者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越来越成为衡量学者水平的重要指标，促使“得风气之先”的学者积极和市场接触，以此取得领先于别人的声望优势。央视百家讲坛栏目由此成为学者们最容易接触的“市场”，有人因此说百家讲坛培育的是学者明星，不是学者；提供的是娱乐，不是思想和文化。百家讲坛以“文化”包裹下的“娱乐”俘虏了观众，此坛不但是“讲坛”，也是“秀场”，更是争夺观众的“战场”。
让学者成为学术明星的百家讲坛在三四年前曾经创下零收视率的尴尬“业绩”，现在，当其一个接一个地打造出来学术明星之后，在央视国际网站上的300多个栏目中，百家讲坛点击率排在第二，仅次于《同一首歌》。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说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最有娱乐精神的非娱乐栏目当不为过。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纪连海等一批学者在这个最有娱乐精神的舞台上引经据典、幽默风趣地讲述历史，颠覆人物，随着节目收视率的一路飙升，他们也如同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超女一样，各自拥有了自己数量不菲的忠实粉丝。放眼全球，这似乎也并不奇怪。在英国，用电视来“布道”的知识分子，其耀眼程度可以把人气旺盛的美女和肥皂剧比下去，他们的著作可以作为圣诞礼物进入千家万户。在美国，在法国，很多知识分子的光彩，也被电视放大了很多倍。
这一点也正在日益被百家讲坛重演，在百家讲坛露面的阎崇年，现在几乎成为了正说清史的“大众”权威，作家刘心武则被视为“草根红学”的代言人，“品三国”的易中天更是在大众中掀起了一股三国热。阎崇年在上百家讲坛之前，研究了一辈子清史，出版了20多本学术专著和几百篇学术论文，但其知名度仅仅局限于学术界，出的书也从没有卖火过，但百家讲坛却让他火了，《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就发行了几十万册之多，这样的印数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因在百家讲坛“揭秘红楼梦”，刘心武成为不折不扣的明星，他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和红学家的论战中也是狂销60多万册，据说第二部首发时，到场的读者将图书大厦大厅挤得满满当当，读者看到自己心仪的偶像时也表现得兴奋异常，“爱《红楼梦》，爱刘心武”、“刘心武骨灰级粉丝”这样的贴语随处可见。而在百家讲坛“品三国”的易中天则创造了一个“中国第一”：5月22日，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首印55万册、版税14%的高竞价夺得易中天的书稿，此前，从来没有一位国内大学教授仅靠讲稿拍卖即获得近200万元之高的报酬。易中天新书《品三国》在北京举行全国首发仪式及签售会，蜂拥而至的“乙醚”们超过了想象，以至于不得不为安全起见而停止签售活动。北京图书大厦外众多排队等候的读者非常失望，甚至有人当众号啕大哭。据报道称，当时现场队伍长达400米，人数约3000左右，原价25元的签名书在黄牛手中被炒到80至100元。纪连海在百家讲坛讲历史之前，只是北京师大二附中的一名普通老师，此后，他成了明星。在上视纪实频道《文化中国》纪连海观众见面会上，粉丝们慕名从四方赶来，那热情犹如追一个大牌明星一样。
百家讲坛负责人万卫称，打造自己的“学术演讲明星”是栏目的追求宗旨，因为演讲明星本身就是栏目的标识。从阎崇年到刘心武，百家讲坛推出的主讲人基本上都火了，而这些人多年的学问积淀也随着走向了市场。但学术界对此并不买账，他们对那些通过经常上电视火起来的明星学者们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有人批评百家讲坛是明星学者的制造基地，其生产方式完全是工业化的，它用统一的模式制造出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学者，然后把他们一股脑地兜售给观众，然后再和这些学者坐地分钱。笔者注意到，百家讲坛所选择的话题大多是猎奇的、有争议的，而学者的讲述方式也全部是悬疑的、评书式的，这就最大程度地调动了观众的兴趣。百家讲坛的学者们，也都没有逃脱开讲——出名——出书——畅销这样的规律。
“超女”的神话归功于湖南电视台的强大策划，而明星学者的奇迹则得益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总结节目“学者成星术”，负责人万卫并不否认其背后的商业策划，不否认靠迎合和争议来吸引观众的“良苦”用心。对此，有批评者认为，学者在通过电视媒介走向大众的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不应该一味迎合观众和市场，更不能讲述未经学术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作为电视媒体，不能只注重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
其实，除电视媒体外，还有绝大多数学者通过报纸、杂志和网络讨论话题、分析事件、指点江山、纵横捭阖。这一些数量更加庞大的学者群体虽然不比在电视媒体露面的那些学者风光，却更有自由度，所讨论的话题范围也更加广阔，他们对社会上的大多数重要事件都发表观点，他们虽然并不如电视学者明星有名和抢眼，但他们的影响力，却要大得多。这样的学者就是我们提到的余秋雨、余杰、周国平等。
开学者明星化风气之先却并没有成为明日黄花、至今还活跃在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上的余秋雨，可以说是建国后学者明星化的第一人。其《文化苦旅》出版以来，炒作一直就没有消停过，他身体力行《行者无疆》，累了就搞点《山居笔记》，直到《霜冷长河》，最后冲上电视媒体，频频亮相，再到官司缠身，炒作大潮后浪推前浪汹涌不断。
当余秋雨星味儿越来越浓，我们看到其文化品位越来越肤浅，在读者和记者的质问中手忙脚乱，罔顾左右而言他。热衷于批评余秋雨的人因此越来越多，有的人借此暴得大名，自己也成了名人。
刘心武明星化之后的命运和余秋雨类似，他在电视上的突然蹿红一开始就引起红学界的一些“权威”的“抵抗”，几乎所有的红学家都对刘心武口诛笔伐，恨不能和他来一次决斗。而所有骂刘心武的红学家，他们的新书旧作，也随之畅销。看来，从开骂余秋雨到指责刘心武，以一贯之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不宁”。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余秋雨走红的方式和易中天、刘心武不同，和余杰、周国平也不一样。余秋雨开始时是通过图书炒作悄然走红，后来又因官司不断吸引读者眼球，最后他才走上电视媒体。而易中天、刘心武们是先通过电视走红，然后再回到图书出版。余杰和周国平则是纯粹凭借图书出版和书商炒作以及大小的官司来实现明星化的。
吊诡的是，余杰因余秋雨的文革错误一再发表文章予以指责，搞得余秋雨一度狼狈不堪。被称之为“二余之争”的这一文化事件让争论的双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收益”，两方的书都卖得相当火。作为在明星道路上的“后起之秀”，余杰很聪明地借助了“老前辈”余秋雨的巨大声誉，在与出版商的合谋中完成了明星化学者的锻造。
在所有被明星化的学者中，余杰的明星化和出版商的关系最密切。贺雄飞的“黑马文丛”和“草原部落”在赚取读者青睐的同时，也成功地推出了余杰等一批所谓的继承了鲁迅精神的“战士”。对于余杰的明星化过程本书第十三章有专文论述，此不赘叙。
学者明星化是一种深刻的娱乐现象，这种深刻的娱乐来自于媒体的炒作，也来自于转型期学者们的浮躁，媒体和学者的合谋成就了今天跳跃在各种场合的众多明星学者。
本文并不愿意过多苛责学者明星化以及制造明星学者的电视媒体，除了笔者前文所谈到的“与其让超级女生吸引观众的眼球，还不如让明星化学者吸引他们目力”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学者一向清贫，在中国如果能有一批学者进入“先富起来”的行列，我想这终究不是一件坏事。唯一的愿望是这些明星学者能够在奔向财富的征程中再多一点人间关怀，多一些责任和道义，毕竟，你们和那些浅薄低俗的明星们不一样，你们的头上还戴着“学者”这顶虽不时髦却很有分量的能够遮颜过闹市的“破”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