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忠
进入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多元化发展态势愈来愈明显。在摈弃了各式教条、突破了种种禁区之后，中国文坛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局面。然而，在多声部的合奏中，充斥着诸种媚俗的、唯上的、崇权的、拜金的声音，它们消解着文学的丰富意义，它们使文学在摆脱了先前的种种束缚后又陷入了新的泥淖。也正是在这时候，独立的批评立场和自由的学术个性越发显得可贵。
所谓独立的批评立场指的是以特立独行的姿态，不依附于任何非文学因素，依据文学的内外部规律对文学进行价值评判的一种原则和立场。它不屈从，不盲从，充分张扬自由的学术个性，对文学乃至文化现象进行独立的批评和评论。这种立场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崇尚理性，以直面现实的精神，严格遵循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坚持历史的、美学的原则。其姿态或许是偏激的，其观点或许是片面的，但人们丝毫不应怀疑其真诚、爽直的态度。
《冷眼看文坛：在学院与媒体之间》所持有的便是这样一种独立的批评立场。作者叶炜是一位作家，出版过多种长篇小说，对文学创作有着较为丰富的感受和体验；他又是一个报人，编辑着一家报纸，惯于以媒体的眼光观察种种文学和文化现象。他更是一个年轻的、富有锐气的批评家，喜欢对各种文学和文化现象评头品足，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便自己的观点与主流倾向不相符合，或者与当下的某些权威意见相抵牾，他也不为所动。叶炜坚守着自己的批评立场，以自己的价值标准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这是需要勇气的，更需要智慧和识见。
《冷眼看文坛：在学院与媒体之间》关注的层面是多样化的、广阔的。书中评述的既有余秋雨、王朔、王安忆、王蒙、贾平凹、刘心武、王小波、余华、周梅森等曾经或现在正引领着文学潮流的名作家，也有郭敬明、韩寒等新锐新潮作家；既有易中天、于丹等学术超男超女，又有陈思和、朱大可等学院派名家；既论及当下中国作家的体制化问题，又深切关注网络文学问题。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作者自称是“冷眼”，其实强调的是冷静和理性，追求的是客观和平实。作者也正是这样去努力的。他通过对当下中国文坛一些代表性个案的梳理，努力构建其独立的批评立场，张扬其自由的学术个性。而其批评的标准和原则，途径和方法，也正在这一种酣畅淋漓的评论过程中，充分地凸显出来。不过，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冷眼看文坛”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姑且不说叶炜本来就是文坛中人，作为一个有着真性情的小说家，叶炜在评论过程中常常难以抑制住自己的喜怒好恶，而倾吐出一些非常感性的语言。
自然，书中那些兼具感性、知性和灵性的观点很可能会引发讨论，甚至是争议，我以为这并不重要。关键问题是，如果批评家都能有独立的批评立场和自由的学术个性，我们就能进行良性互动和真诚的对话，就能不断地开拓批评空间，深化批评的层次。到那时，各种观点在学理的平台上互相碰撞，学术之花就能长盛不衰。
我以为，《冷眼看文坛：在学院与媒体之间》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一个探索。叶炜还年轻，他的学术和创作之路还很长。我对他充满期待。
在这个表扬与自我表扬成为流行病的时代，我们很难听到对中国当代作家批评的真声音。批评家和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作家正在形成一种共谋，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越来越表现出唱诗班的浓重色彩，他们对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作家的批评声音越来越弱，这实际上造成了批评在当代文学中的缺席。在大量的所谓批评家们逐步蜕变为“赞扬家”的时候，在批评家放弃发自内心批评的真声音以后，千疮百孔泥沙俱下的当代文学就被披上了华美亮丽的外衣，当代文学和作家群体就被装扮出一幅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景象。基于此，笔者以为无论是对于当代文学史的写作还是对当代作家的批评，都需要给予重新审视的目光，正视当代文学批评在主观与客观方面受到的牵制，重视作家作品的批评声音的稀缺。和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相比，我们现在更加需要能够发出嘹亮声音的独立批评，只有批评者发出自己的真声音，才能唤醒沉醉在文学泡沫里的人们。
独立批评的声音在中国大陆特别稀缺，我们能见到的几乎所有的现当代文学史读本都是一个腔调、一个模式。当然，近几年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也出现了一些转机，以上海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领衔编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为代表的新文学史著作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批评界在摆脱各方面牵制的努力。但像海外学者夏志清那样优秀的文学批评者，或《中国现代小说史》和《新文学的传统》那样的经典著作，依然是凤毛麟角。尽管我们注意到国内一些优秀学者如陈思和、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王晓明、王彬彬、李新宇等在这方面的努力，但这还不足以催生出一部真正的现当代文学史。
笔者注意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界曾经出现过反思文学史写作的声音，北京大学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陈思和、王晓明等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等，其本意都是在于尝试“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现当代文学史）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遗憾的是，这种“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写作至今依然还是难觅踪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认这次讨论在独立批评方面的重大意义，在笔者看来，这次讨论的出现是中国大陆自觉到独立评论的第一次尝试。
80年代中期，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文知识分子主体部分从既有的体制中分离出来，在更加学院化、专业化、学术化、科层化的同时，成为相对于这个“体制”的“多余人”。其身份也相应从国家知识分子向民间知识分子、个体知识分子转化，也有的向公共知识分子靠拢。学统、道统、政统合一的格局由此被彻底颠覆。此时，一批独立知识分子开始浮出水面，并得到学界和民间的欢迎。正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学术年会所提出的那样，独立批评者的涌现有利于打破国史叙述者那种“真理在手”的妄自尊大，也有利于打破以“科学”自居的国家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格局。有独立批评的参照，我们很容易看到国家文学史写作为论证其历史的合法性，以貌似最客观的方式实施着极端的主观的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