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层面来说，制度具体化为体制。一般而言，价值理念是制度设计、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核心，制度设计、制度安排则是价值理念的逻辑展现和制度保障，两者如影随形，不能割裂，否则就会导致理想与现实相背离、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窠臼。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应该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而建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及其他制度，而其中主要的是经济制度。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经济体制应包括所有制结构、分配形式、经济运行体制及经济管理体制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现状的分析，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曾构想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经济制度主要是“公有制 计划经济 按劳分配”。但是，必须指出这种经济制度的预设有两个根本的前提：一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之上，这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二是这种构想是基于对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现状而建构的，并不是适用于所有国家（尤其是建立在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的东方社会）的放之四海皆准的“一般历史规律”。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于以苏联为代表的政治经济文化水平较落后的国家并获得了成功。苏联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经济体制，其主要特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①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②实行计划原则管理经济，排斥市场经济，整个国民经济靠指令性计划指挥安排，忽视价值规律，企业缺乏自主权，一切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安排。③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原则。
这种经济体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普遍遵循与效仿的“唯一模式”。不可否认，这种“苏联模式”，其思想渊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马、恩的设想，但它忽视了马、恩构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前提；也不可否认，这种“苏联模式”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强大的威力，但是它内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在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严重扼杀了经济活力。正如90年代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所批评的，这种经济体制实行的结果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变成了简单的国家所有制，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为官僚所有制，计划经济变成了高度僵化的中央指令性经济。具体地说这种经济体制导致生产效率比自由市场更低，生产呈粗放型增长；生产不能满足需求，一方面生产大量不必要的产品，另一方面，生产又不能满足具体的需要；产品的技术标准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生产不是为了创新，生产的新产品很少；生产中消费品的比例远低于自由市场经济。所有这些都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群众没有享受到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这种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必然在政治上滋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现象。
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构问题上，所有制一直是社会主义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几乎一致认为，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归根到底都导源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因此，社会主义就必须把消灭私有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公有制与私有制也就成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大分水岭。对于这一前提，研究社会主义的学者们之间并无多大歧义。邓小平也一直强调，公有制占主体，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实践证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度，实行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公有制，并不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更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这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有深刻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我国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性成就，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确存在着一些缺陷，其中之一就是所有制结构过于单一，反映了当时我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时代局限，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事实证明，为了更好更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多样化。在社会主义国家中，80年代以来对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利用合作经济、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公有制形式，这是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的重大突破。此外，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中还需要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加以充实、丰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建立起来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并与其他所有制形式并存共荣的基本经济制度，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
与所有制紧密关联的是经济运行体制问题。按照传统的观点，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经济运行体制是计划经济。这种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虽然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产生过积极作用，但它的弊端也很快暴露出来，在后来的实践中曾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它应当对苏东剧变负有重要责任。对指令性计划经济否定的必然逻辑结论是倡导市场经济。早在20世纪30年代，旅美的波兰学者奥斯卡·兰格在与弗雷德·泰勒合著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书中就提出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的思想，它成为后来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邓小平坚决主张“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已为人们耳熟能详。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将市场机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可以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学者的共同主张。
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则是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分配原则，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致观点。但按劳分配绝不等同于平均主义，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几乎成了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一大共同特点与败笔。我国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进程中，逐步实行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其中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争鲜斗艳，对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构归根到底要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而这种经济制度的设计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探索过程。
就政治制度建构而言，一定的政治制度总是和经济制度相联系。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是民主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多数人的统治”、“大多数人的权力”，是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垄断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性否定。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
马克思曾经从巴黎公社的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议行合一”的原则，并未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作出具体的设计。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却形成了以苏联政治体制为代表的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①党对国家实行统一领导，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以政代企。②权力过分集中在上级机关和少数人手里，形成个人独断专行。③干部管理体系严密，普遍实行任命制和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选举制流于形式。④建立了必要的监督制度，但缺乏有效监督，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⑤建立了必要的民主法制制度，但过分强调专政和国家的镇压职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健全，以人治代替法治。⑥在意识形态领域，突出的特点是对思想文化的严格控制和严重的个人崇拜。
正如一些西方社会主义学者所指出的，这种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政治体制产生了诸多弊端，主要表现为：各级党政主要官员的个人专制和家长主义；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人治重于法治，党政干部成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产生新的政治不平等；官僚主义盛行；官员的严重特权和腐败；普通公民缺乏自我管理的权利和能力。总之，这种政治体制，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效率，人为地增加了行政管理的成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相当程度上剥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极大地抑制了人们的个性发展。
在政治制度方面，我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然任重道远，经济体制的改革势必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否则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将遭受历史性的挫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无法得到真正体现。邓小平在1980年8月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历史性讲话中，针对我国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些问题，批评了党和国家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即“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并提出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具体内容，启动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政治发展的新航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主张，具体途径是加强党内民主和地方基层民主。
在文化制度方面，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现阶段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内容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又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对凝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同心同德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自然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自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个重要论断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建设的目标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中共十七大报告更强调要大力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这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新的发展。社会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上这些制度设计，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体现出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当然，实践无止境，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也无止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将随着实践的深入而不断深化。
“过去是未来的钥匙”。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实，开拓未来。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与制度构建应该有机地统一、结合在一起。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需要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正如列宁所说的：“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在探索保障全体人民的政治平等和当家做主，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建设新型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是指引世界上处于剥削制度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改变自己命运、获得社会解放、建设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在中国蓬勃发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当然，社会主义的历史还是短暂的，总的来说还处在实践和发展的初期，邓小平指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的长期的努力奋斗。建立和健全与这种价值理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不能从既定的原则出发，而应从具体实际出发，需要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胸襟，进行艰辛的探索与不断的创新，社会主义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就在于围绕这种基本价值而不断进行的制度创新的过程之中。认真总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教训，以及我国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曲折的教训，深刻分析它们的原因，“可以得出两条结论：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西方敌对势力断言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要从世界上灭亡了，这只是他们的梦呓；二是必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继续存在，而且通过改革发展得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