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和概括，而且反映了发展经济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方针，大体包括发展目标、发展途径、发展方式三个主要方面。
1.发展目标
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1952年毛泽东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思想，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最初表述，第一次使用“现代化”来规定我们的奋斗目标。1963年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我们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应该迎头赶上，也可以赶上。”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分两步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1978年，邓小平在谈到“四个现代化”时也强调“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国家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同样强调了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针与政策一贯的中心思想。
主张从我国国情出发，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共同的战略指导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本依据，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做了具体分析。1957-1958年，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一穷二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小国。1984年，邓小平也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因此，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凸显出来了，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毛泽东说过，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邓小平也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国内还有一些人不大相信社会主义。对这些人要加强说服教育，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有鉴于此，1955年底，毛泽东就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多次强调“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这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
但是，由于时代条件和主观认识上的不同，邓小平和毛泽东在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具体内容与实现途径问题上存在着较大差异。事实上，限于时代条件和缺乏经验，毛泽东并没有能够真正从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制定的经济发展目标过高，脱离了具体实际。1957年以前，毛泽东提出用近百年时间分两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还是比较积极稳妥的，但是1958年5月，他突然提出7年赶超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主张，同年6月和9月，他又要求两年到3年超英、7年超美，严重脱离了国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受挫使毛泽东对此问题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1959年12月10日至1960年1月4日，毛泽东、胡绳、田家英、陈伯达在杭州组成一个读书组，开始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在1959-1960年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联系实际，总结教训，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做了有益的探索。他认为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1961年9月，他在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中说道：“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了初步认识。
邓小平在认真反思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摒弃了发展目标中超越阶段的空想成分，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的积极思想成果，阐述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他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并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和部署，既宏伟远大，又切实可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使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1979-200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5%，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了原定20年翻两番的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二〇〇〇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把邓小平提出的第三阶段的发展目标又具体化了，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2.发展途径
为了实现发展目标，要采取各种各样的发展途径。邓小平和毛泽东在中国经济发展推进机制的选择上表现出不同的导向。1985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时说：“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首先，毛泽东注重用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经济发展，邓小平则更注重科学技术与教育对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
这并不是说，毛泽东未曾意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1956年1月，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说：“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1958年1月，他又号召“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但是，由于深深植根于战争年代的经验，毛泽东更注重用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推进经济建设。早在1956年他在听取34个部委汇报时就多次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所以能超过苏联，主要因为“我们有群众工作传统，有群众路线”。薄一波指出：“‘大跃进’发展战略的基本思路，就是把我们党在战争中、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传统工作方法运用到经济建设上来。”如大兵团作战修水利、几千万人上山炼钢铁等等。政治运动、群众运动这种战争年代的方法并不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企图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甚至把“阶级斗争”视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更是错误的。
建国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主要靠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通过追加劳动手段、劳动对象和劳动力数量来扩大生产规模和加速经济增长，这可以归结为一种“粗放型”经济。当然，鉴于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在一定时期发展“粗放型”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以长远的眼光看，我国经济应向“集约型”经济发展，即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办法来扩大生产规模。现代生产力诸要素中，人是最活跃的因素，但它首先必须是掌握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人。为了加快我国经济发展，邓小平较早地把注意力移向科学技术。1975年9月，邓小平在复出后的整顿过程中就提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1977年5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后又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1988年9月，他进一步提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据此，他多次强调把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作为我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之一，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坚决停止了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从对社会生产力内部因素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中揭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地位，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指导意义。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突出强调了发展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必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结合。胡锦涛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更是明确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其次，毛泽东过多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忽视了生产力本身的发展要求；邓小平则从发展生产力本身着眼，提出通过改革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早在1937年8月，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1959-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多次强调，“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这些论断从原则上说是对的，但问题是，毛泽东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忽视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夸大了这种“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决定作用”，造成了不良后果。如在农村，人为地加快生产关系变革的步伐，当初级社建立不久，就建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有巩固，又搞“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这一切都是以生产关系为中心考虑问题的结果。对此，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自己承认：“我注重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至于生产力的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这样就违背了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受到了经济规律的惩罚。“文化大革命”中，又在上层建筑领域“爆发革命”，大批“唯生产力论”，其结果又使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致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邓小平吸取了这个严重教训，在理论上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是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观点。他指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如果说毛泽东把发展生产力的重点放在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的变更之上，那么邓小平则主要从我国生产力水平出发，通过改革与生产力水平不相适应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事实证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正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在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十七年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就是在改革中实现的。实现未来十五年的奋斗目标，关键仍在于深化改革。
再次，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的程度差异。
发展对外经济关系，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需要，也是进一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对外开放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程度。毛泽东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曾提出过对外开放的思想。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列了一个题目：“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建国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的。客观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封锁，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主观上则对对外开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自己孤立自己”。毛泽东在1959-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到，“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的建设事业自己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个原则是对的，但过分强调前者就有问题。直至“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国同世界隔绝了，这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多次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邓小平继承光大了毛泽东对外开放的合理成分，大力倡导“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和落后，就必须对外开放”。通过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金、人才，扩大对外经济交往，这已成了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又一强大动力。
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20世纪末，面对经济全球化加快和改革与发展的新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总揽全局，作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更强调：“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所有这些都是对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深化，大大推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3.发展方式
在经济发展方式上，毛泽东与邓小平都同样一方面强调我国经济建设要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同时强调“波浪式”发展规律，有一定的继承性，但也存在着一些区别。
毛泽东主张，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能照搬苏联片面地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主要地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关系问题”。此外，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还应该处理好其他一些关系，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等等。要综合平衡，但认为所有这些同时并举中，以工农业同时并举最为重要。所谓并存，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也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更不是平衡使用力量。“波浪式”发展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写道：“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邓小平也认为“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发展经济学中，素来有“均衡型”和“非均衡型”两种发展方式的争论，但两者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毛泽东强调不平衡发展，并非排斥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是一种积极平衡，其用意是不要用消极平衡的办法束缚群众的手脚和前进的步伐。但问题是，毛泽东在后来把它强调得过分了，在“大跃进”中完全不讲平衡，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大起大落，这是个很大的教训。在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中，在“非均衡”发展问题上有几点十分引人注目：第一，在产业发展上，他在强调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我们整个经济发展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第二，在地区发展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第三，在经济发展阶段上，经济发展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在某一阶段“加速发展，也可以称做一种飞跃”。这些都可视为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前进”的规律。事实表明，在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上，邓小平的认识更丰富、更深入。
如果说邓小平与毛泽东关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所提出的战略原则是相同或相似的话，那么，在经济发展的战略步骤、经济增长模式和战略实施途径上，二者却表现出较大的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所致。邓小平在认真反思和吸取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发展经济的战略思想，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为后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则是新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共十六大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产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的重要思路，反映了新时期的新特点、新要求、新认识，是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必将进一步増强我国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活力。”把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改为“经济发展方式”，把原来的“又快又好”改成“又好又快”，这些提法的改变，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而是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思路上的重大变化，是科学发展要求的具体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