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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宁折不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春天,戴高乐随法国军事代表团到了波兰。

戴高乐初到波兰被派到波兰朗伯尔托夫军官学校担任教官,讲授战术学。不久,法国驻波军事代表卷进了俄波战争,戴高乐和波兰第5轻步兵团一起参加了反对苏维埃的战争。1921年3月,俄波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奉调回国。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戴高乐与伊冯娜·旺德鲁在加来地区圣母院举行了结婚典礼。婚后,他们生了3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

1921年10月1日,戴高乐调往圣西尔军事学院担任战术史教员。志在戎装的戴高乐当然无法安于普通教员的生活,于是在次年11月,考入高等军事院校。

戴高乐从高等军事院校毕业后,在总参谋部所属的运输供给局工作了3个月,随后被调任美兹因区法军司令部。这一年,戴高乐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轧》,这是根据他被俘期间在狱中的笔记整理完成的。戴高乐此时已34岁了。

这本书深刻反映了戴高乐日趋成熟的性格,他引用凡尔登战役中的一个事例,阐明了他的看法:“战争中,除了某些基本原则以外,没有什么可以普遍采用的形式,而起决定作用的只有实际情况和人的个性。”对个性的强调在戴高乐的思想中已开始初露端倪。

《敌人内部的倾轧》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贝当的注意,1925年10月,在美因兹窝窝囊囊呆了近1年的戴高乐受命到贝当的办公室任职。这时的贝当已是法兰西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三军首脑和法军总监了。

5年后,戴高乐又出版了《剑刃》一书。书中他表明他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人。戴高乐完全按照他所刻画的形象来塑造自己,他对领袖人物的描写,他自己都一一实现了。

1927年9月,整整当了12年上尉的戴高乐终于成了戴高乐少校,并于12月被委任为派驻特里尔的第19轻步兵营的营长。戴高乐少校治军甚严,士兵经常处于警戒状态,但在进行打靶、队列训练和各种竞技活动等军事操练之余,则开展体育比赛、戏剧表演和联欢活动。当然戴高乐少校也没有忽视士兵们的文化教育,他经常召集士兵们听他的讲演,内容不外乎法国历史、军事战略战术等等,因此他很快得到了士兵们的爱戴。在他担任营长的两年时间里,贝当又多次为他遮阳挡雨。

不屑于趋炎附势的戴高乐后来还是给贝当制造了一次麻烦,事情的起因在于新兵都不喜欢在气候寒冷、人地两生的特里尔服役,有些人就通过身居要职的亲戚设法调回法国本土。戴高乐对此大为愤怒,他颁布了一个通告,凡是要求调回的轻步兵将一律受到惩处,全营官兵每天都要诵读这个通告一遍。之后不久戴高乐就接到调动一名士兵的电令,他非但没有执行,反而把这个士兵关了两个星期的禁闭。而这个新兵是在戴高乐颁布命令之前就拜托了一位议员的,不过,即使戴高乐知道也不会改变他的决定的。

这位恼羞成怒的议员向陆军部长告了一状,陆军部下令调查,如果这个错误成立的话,戴高乐将受到关60天禁闭的处分。于是戴高乐直奔巴黎,面见贝当陈述事情的经过,贝当又一次帮助了戴高乐少校,最终陆军部长决定不予追究了事。

不过,贝当和戴高乐的“甜蜜”关系已经趋于破裂。贝当已经开始意识到戴高乐不再是俯首贴耳的顺民了,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是”过,这个刚愎自用的“家伙”其实用处并不像他原先想像的那么大,相反还总是令他难堪。

1931年底,戴高乐从中东回国后,到贝当主持的最高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两年后,被提升为中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十几年中,戴高乐多次调动过驻防地点,但此后的六七年内,他相对稳定在军界首脑部门进行军事战略研究工作,直到1937年底,他晋升为上校后被任命为驻麦茨的第507坦克团团长,才回到军事指挥的岗位。

戴高乐在当时的军事战略上,有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在战争条件下,法国的地形很不利,尤其是与比利时接壤的法国边界更加脆弱。英国和美国可依靠天堑之险,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自有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作为屏障。法国首都巴黎周围都是一马平川,无险可守。

戴高乐前(左二)进入解放的巴黎。在这种情况下,构筑再坚固的防御工事也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可以立即调遣的机动力量,也就是说,“一批常备的、团结的和能够熟练地掌握使用武器的队伍”。而且要在陆地、海上和空中都有一批“精选人员”。他认为,全部现役人员应该在10万人左右,由常备军组成,他们应在精锐部队中服役6年,掌握专门技术,培养进取精神和集体精神,而且在指挥方面也要有相应变化,以适应机械化战争的瞬息万变的局势。还要注意发展无线电通讯系统。

戴高乐当时军衔不算高,人微言轻。在关键时刻,国会议员雷诺给了戴高乐重要帮助。1935年3月15日,雷诺在国民议会上发表演说,建议建立一支机械化部队。但是,决策阶层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了,雷诺的计划被宣布为“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遭到了国民议会陆军委员会的拒绝。国防部长莫林将军还把这种军事战略上的争论,转化成对戴高乐的愤恨,把戴高乐从1936年的晋升名单中勾掉了。

局势的发展开始朝着有利于戴高乐的方向发展,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都已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在西班牙佛朗哥也建立起法西斯统治。因此在1936年上台的莱昂·勃鲁姆主持下的人民阵线政府,拟定了一个庞大的国防计划,其中大部分用于坦克和空军。这一年10月的一个下午,莱昂·勃鲁姆会见了戴高乐。戴高乐与勃鲁姆的会面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不过戴高乐总算给勃鲁姆一个说得过去的印象。

这时,戴高乐已开始在成立不久的高级军事研究中心供职,后来这个地方以“元帅之校”而知名。与政治家打交道使戴高乐感到幻想破灭,不过也养成了他对政治的终身兴趣和对政客的极端蔑视。1937年底,陆军部长达拉第不顾甘默林将军的反对,把戴高乐的名字重新列入晋升名册,随后又任命他为驻梅斯的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这实际上是明升暗降,陆军部的那些人对戴高乐晋升的反应是“幸灾乐祸”,一则可以把他赶出陆军部,二则存心要看看总是鼓吹纸上坦克的戴高乐,用钢铁坦克能搞点什么名堂出来。

戴高乐一点不为离开巴黎而感到失落,他对自己的新职位十分满意,因为这是一个在实践中检验他的理论的绝好机会。他全然不顾坦克上的油污,戴着他的白手套,兴致勃勃地搞他的军事训练,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敬意的外号“摩托上校”。

1938年7月14日的国庆日演习中,戴高乐指挥他的坦克以别开生面的阵势让那些长官们大开眼界。不过梅斯的军事长官吉罗将军,一方面就坦克团的训练有素对戴高乐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他又说,只要他还活着,就别想在他的防区看到戴高乐的理论付诸实践。

可想而知戴高乐的设想,仍未能实现。就在这次演习后不久,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去世了。11月份,他的老朋友,一贯支持他的埃米尔·梅耶上校也去世了。生活中一下失去了两个对他具有重要意义的长辈,的确是令人伤感的。然而,更令戴高乐忧虑不安的是欧洲局势的发展。

1938年9月29日,希特勒、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在此之前的3月,希特勒占领了奥地利,实现了他计划已久的德奥合并,希特勒独霸整个欧洲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但是法国国内仍然麻木不仁,多党派政治导致的内阁动荡、更替频繁,并没有因为大战临近而有所改观,从1938年3月到1939年9月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阁就更换了3次,政府的不连续性使法国的内政外交颇受影响。

尽管达拉第与张伯伦一再退让、妥协,但战争还是来到了家门口。法国政府战争准备严重不足,明显就暴露出准备不足的缺陷,等待时机的戴高乐终于脱颖而出。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出兵波兰,并在短短16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这个饱受凌辱的国家。9月17日,苏联军队也从波兰东部边界进入这个国家。曾经在《洛迦诺公约》对波兰领土保持完整作出保证的法国和英国,还未作出反应,这场入侵就已经结束了。实际上,如果英法在西线采取行动的话,这场世界大战即使不能避免,至少一开始就会给希特勒当头一棒。然而,英法仅仅是于9月3日向德国宣战,此外不仅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措施,反而听任希特勒把战火燃到北欧。

此时的戴高乐率部驻守在阿尔萨斯,他目睹风云变幻,忧心如焚,却因远离决策中心,无能为力。

1939年11月,他致信总参谋部,继续不遗余力地阐述装甲部队的效能,再次提出绵延漫长的战线是难以防守的。

1940年1月,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满心焦虑,到巴黎再一次游说,在雷诺的住所遇到了前总理莱昂·勃鲁姆。他们谈起战局,勃鲁姆竟然认为,德国人既不可能东进,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深陷于苏联的领土中;他们也不可能西进,因为他们无法对付马其诺防线。可见,法国政界人物对德法力量的对比,无知到何种地步!而法国民众的态度也就不难推测了。

1月26日,戴高乐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给最高统帅部和政界的80位要人各送了一份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指出敌人将从空中和陆地两方面以极强大的机械化部队大举进攻,法国的防线将随时被突破。只有用机械化部队对付机械化部队,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奏效,必须立即作出建立必要的机械化部队的决定。必要时可与英美合作,制定出一项“宏伟计划”,建立一支能独立作战的机械化部队。但是戴高乐只是白费笔墨而已,他的所有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统帅们的注意。

法国灾难性的时刻终于来临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的军队于拂晓时分侵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西线发动了攻击。尽管从多种渠道已获得德军即将进攻的情报,但由于长时间的“西线无战事”,法国人不可避免地措手不及。

就在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紧要关口。

1940年6月5日夜间,雷诺改组政府,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负责国防事务的副国务秘书)。6日清晨,坦克部队总监德勒斯特兰将军听到广播后叫醒了戴高乐,告诉他对他的新任命。戴高乐显得很平静,也许他事先已有耳闻。因为6月1日,魏刚将军召见他时,他曾顺道拜访过雷诺。不过表面上的平静掩饰不住内心汹涌的波涛。尽管形势危急,他作为军人可以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但是两次参加战斗已经使他意识到,法国军队的问题不在那些愿意拼死一战的将士,也不在装备、军械上,而是在那些一心只想求和的最高统帅部的决策人物身上。这个时候进入内阁,也许还能起点作用,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法兰西的心脏,可以参与决策,可以影响首脑人物,可以……不过,戴高乐心中也有一丝隐忧,凭他对那些高官们的了解,他不可能不明白他的力量是多么微小。尽管各种想法在心中往复交织、挣扎不已,戴高乐还是怀着些许憧憬走马上任了。

他一到巴黎,马上就到战时内阁总部见了总理。

不过,雷诺的决心远不如戴高乐坚定,雷诺虽然希望战斗到底,希望法国最后能够胜利,但是自从他上台开始,就被包围着他的失败主义者们(其中包括掌握军政大权的高官们,包括极受他宠幸的情妇德波尔泰夫人)所左右。而且大战开始后,法国的溃败和混乱更使他的决心摇摆不定。因此他的政府在战争开始后,总在主战与主和之间摇摆,和英国的关系也时好时坏。

随着德国人的步步进逼,法国和英国的关系也日趋恶化,贝当和魏刚为代表的失败主义者,不断地谴责英国见死不救,向英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正如魏刚在和戴高乐谈话时说的那一连串“如果”一样,把在法国本土上抵御德国侵略者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身上,一再强调英国的“责任和错误”,却不认真地履行自己的基本义务,实际上是在为下一步停战求和寻找借口:既然英国无法履行他们应尽的责任,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法国只有停战求和。

戴高乐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将军。而戴高乐之所以有坚定的信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法兰西民族始终不渝的热爱和坚信。

和雷诺不同的是,戴高乐自小生活在一个视祖国为第一生命的知识分子家庭,成年后在军队服役,和政党政治没有什么牵扯。因此他一旦下定决心,不会受任何政治上的干扰,甚至包括其他国家态度的干扰。当然,个人意志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戴高乐一直都以意志坚定著称,一旦他认定是正确的事,他从不让步,哪怕因此而得罪了上司,影响升迁也在所不惜。

雷诺要戴高乐去见丘吉尔,不仅要他向英国政府表示法国将继续战斗,而且要戴高乐设法从伦敦获得可靠保证,保证皇家空军特别是战斗机将继续参加法国的战斗,并探询一下撤离敦刻尔克的英军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重新装备起来,派回大陆作战。

在访问前,戴高乐又一次拜访魏刚将军。这次谈话给戴高乐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魏刚虽然依旧镇定自若,但是已经甘心失败并且决定停战了,他甚至说:“法兰西帝国那只是一个玩笑而已!至于全世界,当我在这里被打败以后,英国人用不着一个礼拜就会和德国谈判。”他紧接着说的那句话暴露了他最害怕的不是失败,而是革命。“啊!如果我能有把握使德国人给我留下必要的部队来维持秩序的话,那就好啦!”

实际上,魏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点不让人惊奇。自从战争开始后,掌握法国政权的右翼势力表现出来的姿态就是,他们宁可一再迁就德国,即使丧权辱国,也不愿看见暴力革命的发生。达拉第执政期间,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却允许法西斯党徒四处活动。魏刚的这番话不过是把他们的担心放到桌面上了而已。

戴高乐尽管吃惊,还是告诉魏刚,他的看法和政府的意图正好相反,纵使战争失利,政府亦不会放弃斗争。魏刚未发一语。在魏刚的总部所在地,戴高乐还与来请示工作的各个参谋部的熟人交流了看法,这些人都一致认为这场战争输定了,尽快结束战争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以想像,戴高乐看到的、听到的种种情况使他的心情多么沉重,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掌握各种权力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但是他仍然认为,一旦政府果敢地作出决定,在帝国范围内继续斗争的话,这些悲观失望的人们的思想仍然可以扭转过来,勇气也可以重新燃起。

基于这种认识,行前戴高乐又见了雷诺一次,开门见山地建议撤销魏刚的总司令职务,换上洪齐格尔将军。雷诺的回答含糊其词,他虽原则上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认为这时候进行人事更动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由于雷诺的动摇不定,这个建议从未实施,不过,那时即使更换了总司令,恐怕也不会有扭转乾坤的希望。

虽然深感孤立,戴高乐在去伦敦前仍拟订了一项把部队都运往北非的详尽计划。这意味着要把50万军队撤往北非,法国的飞机和海军都要投入使用,而且还需要有50万吨的船舶动力。这一切全要靠英国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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