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在国内外史学界、政治界甚至在平民百姓中有很大争议的人物。七八百年以来，中外各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名人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认真研究和探讨这位伟大人物，他们留下了许多名言与论著。
在 2003 年 1 月，蒙古族和汉族学者巴拉吉尼玛等三位先生编著的《千年风云第一人——世界名人眼中的成吉思汗》，在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了。它汇集了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300 余位名人、学者关于成吉思汗的精辟论述和相关媒体的报道，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成吉思汗提供了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了解世界名人对成吉思汗的评说，能够开阔我们的眼界，同时也将成吉思汗的研究推向深入。
《千年风云第一人》的作者在《致读者》中说：“我们敬重成吉思汗，并不只是因为他是民族的骄傲，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世界公认的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每个人的经历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每个人都企盼获得成功。”在引言里，他们专门对成吉思汗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其题目是《成吉思汗创下了十二个世界之最》，包括“创建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帝国”、“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千年来世界最富有的人”等，这其中，有些是不言而喻、世人公认的，然而也有些“之最”不一定能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但里面提到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功者”，是很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成吉思汗》一书中，日本学者太田三郎称成吉思汗为“世界古今盖世之英雄”，他说：“观蒙古民族雄图伟业，俯仰六百年间，当时都为龙盘虎踞之大版图而赞叹。自有地球以来，英雄之席卷大陆者不知凡几；自有历史以来，君主之削平邦土者亦不知凡几。然规模之大，版图之广，如蒙古成吉思汗者，前后无其俦匹……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等较，基业之伟，领域之大，亦故不能同日而语耳。”所以，他认为成吉思汗不只是蒙古民族的英雄，“亦且为世界古今不见俦匹盖世之雄也。”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建立的大蒙古国，包括中国境内的元朝、
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中国境外的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其疆域东起朝鲜半岛，西抵波兰、匈牙利，北至西伯利亚，南达爪洼中南半岛，在北纬 15 度至 60度、东经 15 度至 130 度之间，总面积达到三千万平方公里。这与苏俄著名学者巴托尔德所说的基本一致：“成吉思汗帝国的建立从某一点上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件；把远东和前亚的文明国统一在一个王朝之下是空前绝后的。”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太田三郎先生对成吉思汗的评价是恰当的。
在《全人类帝王成吉思汗》一书中，英国学者莱穆说：“成吉思汗是比欧洲历史舞台上所有的优秀人物更大规模的征服者。他不是通常尺度能够衡量的人物。他所统帅的军队的足迹不能以哩数来计量，实际上只能以经纬度来衡量。”
“拿破仑在军事天才之点上，确实在欧洲上空，曾被称做光辉的明星。”但是他却“将自己的军队的命运任其自然，遗弃在埃及的游途，又埋于俄罗斯的雪原之中，遂败于滑铁卢战役。他的帝国即他在世时灭亡，其子的地位在其死前被剥夺了。”亚历山大马其顿斯基，他的英名也可以与成吉思汗一较高下，然而“亚历山大一死，他的高官都是因为奢望帝王宝座而互相斗争，亚历山大的儿子遭到了逃亡的命运。”与以上两人恰恰相反，“成吉思汗的儿子，没有受到任何继其父汗之位的影响，君临西起亚美尼亚东至朝鲜，南自西藏北至伏尔加的广阔领域。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支配了世界的一半（确切些说是当时世界的五分之四）。”因为这样，他认为成吉思汗可算是“全人类的皇帝”。
《世界征服者史》一书，是伊儿汗国的重臣、伊朗著名史学家志费尼的名著。
书中说：“倘若那善于运筹帷幄、料敌如神的亚历山大活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会在使计用策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学生，而且，在攻略城池的种种妙策中，他会发现，最好莫如盲目地跟成吉思汗走。”甚至，拿破仑本人也说过：“我不如成吉思汗，他的四个虎子都争为其父效力，我无这种好运。”
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马克思曾说：“成吉思汗戎马倥偬，征战终生，统一了蒙古，为中国统一而战，祖孙三代鏖战六七十年，其后征服民族多至 720 部。”
在《马克思印度史编年稿》一书中，马克思写道，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的过程中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依靠这支军队征服了东蒙与华北，然后征服了阿姆河以北的地方与呼罗珊，还征服了突厥族地区，即不花剌、花剌子模和波斯，并且还侵入印度。他的帝国的疆土从里海一直延伸到北京，南面伸展到印度洋和喜
马拉雅山西面到阿斯特拉汗和嘉桑。他卒后这个帝国分为钦察汗国、伊儿汗国、察合台汗国、蒙古和中国；前三部分由汗分别统治；最后一部分作为帝国的主要部分，由大汗直接统治。”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亚洲早期最强大的民族之中，元朝蒙古人居首位。”“元朝时期几乎整个欧洲被元朝所占领，远比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更强大了。”
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将成吉思汗亲切地称为“一代天骄”，把他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刘邦、朱元璋相提并论。毛泽东同志在评点二十四史时写道：“可不要看不起老粗……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以上所举事例说明，不管是各国的名人、学者，还是国家元首、革命领袖，大家都从不同角度承认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功者之一，我们把他作为“成功者的典范”，这是名副其实的。
我国蒙古兵学学者达林太先生，曾经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文《蒙古兵学是蒙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中说：“蒙古民族在中国和人类战争史上演出了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斗争经验，创造了丰富多彩、别具匠心、独树一帜的兵学，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战争的一般规律。”他认为“蒙古兵学的鼻祖”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他们“成功地处理了战争与游牧狩猎经济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和运用了游牧狩猎经济在战争中的特长。”他们不仅组建了一支无敌于天下的强大骑兵，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给养、后勤供应，还创造性地运用了一系列符合骑兵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因此，他们不断地取得胜利。
在《怎样对待世界历史》一书中，印度前总理尼赫鲁说：“蒙古人在战场上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这并不靠兵马之众多，而靠的是严谨的纪律、制度和可行的组织。也可以说，那些辉煌的成就来自于成吉思汗的指挥艺术。”他很赞成勒·加特的说法：“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战，就其规模和艺术、突然性和灵活性、包围的战略和战术而言，是史无前例的……成吉思汗即使不是世界上惟一的、最伟大的统帅，无疑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统帅之一。”
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写给陆军部长的一份报告中说：“如果有关战争的记载都从历史上抹掉，只留下成吉思汗战斗情况的详细记载，且被保存得很好，那么军人将仍然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从那些记载中，军人可以获得有用的知识，
塑造一支用于未来战争的军队。那位令人惊异的领袖（成吉思汗）的成功，使历史上大多数指挥官的成就黯然失色……他渡江河、翻高山，攻克城池，灭亡国家，摧毁整个文明。在战场上，他的部队运用得如此迅速和巧妙，横扫千军如卷席，无数次打败了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敌人。”“虽然他毁灭一切，残酷无情，野蛮凶猛，但他清楚地懂得战争的种种不变的要求。”
俄国将军以葛那吉夫曾经说：“横览宇内，历年之少，而开拓疆土之广大，如成吉思汗者，千古所未尝见也。成吉思汗登蒙古大汗位之初，兵籍之户数约一万三千而已（约三万），其后征服民族之数凡七百二十部之多，其言语信仰，大抵异类。其子孙蒙业开拓，所奄有之全版图，包括今之清帝国，印度之北部，韩国半岛，中央亚西亚之全城，俄罗斯帝国之大半，印度斯幼发拉的士两河间之南部，兵刃之所斩刈，马足之所蹂躏，由东达西，成一直线，径长六千英里（约当中国 1.6 万里），其间列国数十，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才以六七十年之短时间次第削平者也。此最大盖世之雄，果如何而崛起者耶？”
俄国军事家柯列金也说过：“通观世界历史，用很少兵力（拉施德丁说 12万，小林高四郎说 20 万），在很短时间内（公元 1207 年到 1227 年共 20 年）。攻略广大土地（欧亚两洲的大部），统治众多人口（中小路彰说 6 亿人口，我认为有些夸大），除成吉思汗时代的鞑靼人和帖木儿时代的中亚细亚人之外，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
从以上记载看出，不管是中国的军事学界，还是外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大家都一致认为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至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一。曾经有人做过统计，成吉思汗的一生，共进行了 60 多次战争，除了十三翼之战因实力悬殊而主动撤退外，没有一次失败过。所以中国学者刘乐土先生在他的“中国大皇帝书系”《成吉思汗》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是后人难以相比的战争奇才。他逢敌必战，战而必胜的神奇经历，将人类的军事天赋穷尽到了极点……他麾下的铁骑军队，一路势如破竹，硝烟漫卷到了俄罗斯、阿富汗及印度北部。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成吉思汗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神，对手无不闻风丧胆，屈服于脚下……什么人才能称得上战神？惟有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大蒙古国横跨欧亚两洲，在当时他所统治的范围之内，世界上的各种宗教，几乎是应有尽有。其中，包括了蒙古人原来信奉的萨满
教，西藏、西夏和汉人信奉的佛教，金和南宋的道教、摩尼教，畏兀儿和西方各国信奉的伊斯兰教，蒙古高原一些部落乃至钦察、斡罗思各国信奉的基督教（包括景教即聂斯托里派，也里可温，罗马派）等等。蒙古贵族征服天下，基本上是采取屠杀和掠夺政策，但是，他们采取的宗教政策却比较开明，并不强迫被征服者改信蒙古人的宗教，而是宣布信教自由，允许各个教派存在，并且也允许蒙古人自由参加各种教派，对教徒基本上免除赋税和徭役。采取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被征服者的反抗，对蒙古贵族的得天下和治天下都曾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蒙古人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在成吉思汗初起阶段，他正是利用这种宗教竭力宣扬天命论，自称自己是“得天地之赞力”，“天命众百姓都属我管”，并依靠萨满首领豁儿赤、通天巫阔阔出等人的支持登上了汗位，宣称天神命铁木真“为普世之君主”。这说明了，当时的萨满教已经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已经成为成吉思汗等蒙古贵族教化和欺骗人民、进行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
然而，萨满教毕竟是比较原始、比较落后的宗教，用这种宗教欺骗比较落后的人们，还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却难以用它来统治其他更先进的民族。所以在成吉思汗西征的路上，他就千方百计地将中国北方全真派的道教首领丘处机召至身边，向他讨教统治汉人的办法，并大力地扶植道教，用来加强对汉人的思想统治。
成吉思汗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国内外名人、学者是比较一致地加以肯定。
比如，中国学者杨绍猷先生曾说：“成吉思汗并不把自己信仰的萨满教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也不消灭他们的宗教，而是利用各种宗教为自己的军队扩张服务，容许各种宗教存在。”“他虽然大量屠杀那些敢于抵抗的民族，但并不消灭他们的宗教，而是宣布信仰宗教自由。”“成吉思汗命其后裔切勿偏重任何一种宗教，应对各教之人平等对待。”“成吉思汗在宗教为我所用的前提下，一是容许各种宗教的存在，二是允许各族包括本民族有信教自由，三是对宗教职业者进行优待，豁免其赋税。”比如，乃蛮王子屈出律在用阴谋手段篡夺了西辽的王位之后，强迫当地人民放弃自己的信仰。成吉思汗的大将者别就是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一事件，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屈出律。在西征花剌子模和俄罗斯时，成吉思汗与者别等将领也曾多次利用当地的宗教矛盾，为自己的征服战争服务。
英国史学家道森著有《出使蒙古记》，在其绪言中，曾介绍了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与基督教世界的关系，其中说道：“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他在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后裔历代都忠实地遵守了这项原则。”他认真分析了这一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认为“蒙古和土耳其斯坦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会合的地方，蒙古人自己作为新来者发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在一些民族中间扎下了根，而他们是从这些民族获得初步文明的。”所以，在他们的部众和同盟者中已经有很多的人信奉以上各种宗教。基督教的聂思脱里派早在唐初时期就传人中国，取了一个汉名叫景教。元代称为也里可温（阿拉伯语，修士），或称聂思脱里。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之前，汪古、乃蛮、克烈等部就已经信奉景教。
窝阔台的妻子脱列哥那（蔑儿乞人），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妮（克烈部人，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的母亲），汪古部驸马，以及蒙哥朝的大必者赤（副丞相）孛鲁合等，都是景教教徒。所以景教在蒙古汗廷有强有力的势力和靠山。如果取消或压制这一宗教，显然对于成吉思汗的统治是不利的。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对于伊斯兰教，则是采取政治军事上征服和宗教信仰上自由的两手策略。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回教商人就在蒙古各部落中活动，回教徒阿里火者曾参与饮班朱尼河水，成为成吉思汗的开国功臣，后来被任命为镇守中原汉地的第一个大达鲁花赤。成吉思汗派到花剌子模经商和出使的人员中也有很多伊斯兰信徒。甚至参与成吉思汗西征的畏兀儿等三国军队中，也有相当数量的人信奉伊斯兰教。但是，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对象花剌子模则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一派掌权的国家，对于这个政权，成吉思汗在政治军事上则是毫不留情，坚决征服、摧毁，可是他并不强迫当地人放弃自己的宗教。尽管伊斯兰教的主流派哈里发帝国与花剌子模有矛盾，但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也没有放过摧毁这个政权。1258 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攻克了巴格达，消灭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帝国。就像中国学者周燮藩所说：“阿拔斯王朝的灭亡，正式结束了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中的至上地位。”也就是在此之前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体制结束了，即使这样，也没有限制当地人民的信教自由。“伊斯兰教不顾以其名义进行统治的王朝废立，发展为以自身体制维持的世界宗教。它不再依赖军事和政治扩张，照样向世界各地渗透，对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仍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伴随着中亚、波斯等地的相继征服，来到东方的回回人数量增加。蒙古贵族利用回回上层分子和富商大贾作为压迫与剥削中原汉民的帮手，如花剌子模人牙剌瓦赤，不花剌贵族赛典赤赡思丁，富商奥都剌合蛮、阿合马等，都在统治机构中担任了较高的职务。移居漠北与中原各地的回回人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在其聚居地建立清真寺，回教教师答失蛮、苦行者迭里威失，享受与僧道、也里可温同样的免税待遇。但是一般的回教徒——木速鲁蛮则同于编民，一样要交纳赋税，负担差发。总的来说，“在中国，由于蒙古人采取‘信仰自由’和‘兼容并包’的政策，伊斯兰教乘机往东发展，大批穆斯林人迁入中国，为中国各穆斯林民族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基础。”
主张政教分离是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也就是认为宗教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同的，不能用宗教的主张与利益干预现实的政治。然而，在蒙古族内部也有一部分人主张政教必须合一，因此又导致了不同派别乃至不同政权之间的矛盾与战争。比如在伊儿汗国，第三代帝王曾经改信伊斯兰教，并且采用伊斯兰教的名称，自称为阿合马算端，这样的结果是遭到其他蒙古贵族的反抗，很快就被推翻并被处死了。但是时过 13 年之后，伊儿汗国著名的国王合赞汗，就是依靠伊斯兰军队的支持夺取了国家政权，从此改信伊斯兰教，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他的子孙也大都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而钦察汗国的子孙却改信了当地的宗教——回教和基督教。在语言文字上，虽然蒙古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是统治各地的蒙古贵族，为了其统治的需要，也逐渐掌握了当地的文字和语言。而尤赤后王与伊儿汗国之间的对立与战争，事实上也与宗教信仰不同有关。
在忽必烈以后，元朝统治者主要信奉喇嘛教，西藏人八思巴被尊为“大宝法王”、“大元帝师”。以后每一帝师死，必然从西藏选取一人为嗣，一直到元朝灭亡。元朝统治者这样重视佛教，也是出于统治天下的需要，根据《元史》记载：
“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且险远，俗犷好斗，思有以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尽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帅臣以下，亦僧俗并用，军民尽属统理。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从此以后，佛教掌握了西藏地方的政权，并将教义传入了蒙古地区。中国内地从东汉以来，佛教就已经传入，唐、宋时期曾经出现了不少教派。蒙古统治者提倡佛教，对统治中国内地也是很有利的。
宗教与民族问题，从来就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怎样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政权巩固、社会安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宗教政策确实值得进一步研究。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西征是因为一次东西方的商业冲突：讹答剌城守将海儿汗惨杀蒙古商队，这成为成吉思汗决定西征的导火线。因此，讹答剌城成为成吉思汗西征的首要目标，并且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同时它又从一个侧面说明：
打破东西方之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认为，怎样正确地分析经商与战争的关系，是正确评价成吉思汗功过的关键所在。
在《翻开看世界历史》一书中，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先生曾经客观地分析了成吉思汗西征与经商之间的关系，他说：成吉思汗在占领“朝鲜、唐古特之后，本来想停止扩张。他并没有计划攻占西方各国，而是想要同花剌子模沙拉和平相处。
但是沙拉的一个督统杀了蒙古商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吉思汗仍然是希望和平相处，派使团要求处理杀死蒙古商人的督统。沙拉不但没有同意成吉思汗的要求，反而杀害了使团团长，其余的成员被剃光胡须赶出国境。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恶劣行径，做好准备后于 1219 年进攻并摧毁了花剌子模。”“沙拉杀了成吉思汗的使者，这是血仇，因此成吉思汗下令攻打花剌子模，报了仇。”尼赫鲁先生的这一分析实际上包含了以下几种含意：第一，从成吉思汗的本意来说，在当时“他并没有打算攻占西方诸国”，而是想在蒙古与花剌子模两个东西方大国之间开辟一条和平经商之路，保护两国的和平商人，促进双方和平相处；第二，在 450 名商人被杀死之后，成吉思汗也没有立即选择发动战争，这说明他有和平相处、和平经商的诚意；只是在花剌子模国王杀死其正使、侮辱其副使之后，成吉思汗才不得已而选择了战争。尼赫鲁先生认为花剌子模的这种做法是“无理行径”，“是血仇”，实际上造成了对国与国之间和平交往原则的粗暴践踏；第三，成吉思汗攻打花剌子模，是为了替商人和使者报“血仇”，这就肯定和承认了成吉思汗打击花剌子模的正义性。从这一方面来讲，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在开始西征时具有一定的自卫反击战性质，只是在以后才发展为民族征服战争。有一位华裔日籍学者陈舜臣先生在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成吉思汗一族》
中，曾经将花剌子模的这种行径称为“古代的恐怖主义”，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合理的。
在《元代交通史》中，中国学者德山先生曾说：“国际陆路交通是成吉思汗
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第一次西征“为建立横跨欧亚、空前未有的大蒙古国奠定了基础”；第二次西征即长子西征，“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钦察汗国”，“开辟了通往中国的国际交通——钦察道”；第三次西征即旭烈兀西征，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的另一个汗国——伊儿汗国，“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在《蒙古帝国史》中，法国东方史学家格鲁塞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北京有了天主教总主教……从传播文化这一点说，蒙古人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利。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与之相似。”加拿大史学家斯塔夫里阿塔斯说：“由于蒙古帝国的兴起，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一个政权横跨欧亚大陆，即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往来于这条大道的商人们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在塔那到中国的路上行走，是绝对安全的。”他认为，“横穿中亚的商路”对于当时东西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美国传记名家哈罗兰姆把成吉思汗称为“人类帝王”，他在其著作中说：“虽然当初的成吉思汗从未接受过物质文明的熏染，竟能为 50 多个民族建立了切实可行的典章，维持大半个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信使可以纵横 50 个经度，一个少女怀一袋金子，可以安心遨游这个广大的帝国。”他使得东西交流为之畅通，欧亚文化为之交流，“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是极大的进步。
韩国总统金大中在 1999 年 6 月说过：“有人认为，由于有了蒙古人，人类才第一次拥有了世界史，而蒙古人的倔强不拔、勇猛无敌精神和机智敏捷的性格却塑造了伟大的成吉思汗。同样，我也赞成一些人的评价，网络还未出现的七百年以前的蒙古人却打通了世界各国的关系，建立了国际往来关系。”韩国著名学者金钟日也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全球化’的新概念。但是，‘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时期的大统一。”
成吉思汗西征对促进中西交流方面的作用，我国著名的元史专家韩儒林先生曾经充分地予以肯定。他说：“成吉思汗在开始西征起，便采用中原的交通制度，在通往西域的大道上，开辟‘驿路’、设置‘驿骑’、‘驿牛’和‘邮人’，把中原原有的驿站系统延伸到西域。一直到他的子孙时代还继续改善和发展这一艰巨事
业。”“成吉思汗把东西交通大道上的此疆彼界扫除了，把阻碍经济文化交流的堡垒削平了，于是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距离开始缩短了。中国的创造发明如火药、纸币、驿站制度等输出到西方，西方的药品、织造品、天文历法等也输入了中国。”正是因为蒙元时期用暴力扫除了亚欧各国之间的彼此疆界，又逐步建立了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因此把几千万平方公里之内的各个部分互相联系起来了。比如，在元朝境内就有陆站、水站、狗站等 1383 处，拥有驿马 44301 匹，驿车 3937 辆，驿船 5921 条。“四方往来之使，止则有馆舍，顿则有供帐，饥渴则有饮食，而梯航毕达，海宇会同”，“脉络相通，朝令夕至”。一个使者、商人或旅行者只要能领到帝国发放的乘驿牌，就可以在亚欧各地通行无阻，所谓“之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这种说法并不是很夸张。
亚欧两洲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直接促进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例如，造纸术和印刷术传人欧洲，有力地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发展，使欧洲文化从神学手里不断解放出来，出现了文艺复兴的大好局面。火药和火器传入欧洲后，也令它发挥了在中国所没有发挥的巨大作用。恩格斯说：“在 14 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人西欧，它使整个作战进程发生了重大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并且说：“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进步，也就是经济的进步。”它对欧洲的资产阶级战胜封建贵族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
贵族的政治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指南针传人欧洲，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后来才出现了哥伦布等人的远航，使他们发现了新大陆，这也促使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难怪有的学者这样说：“成吉思汗这样的天之骄子的诞生，使世界从沉睡中觉醒，促成了东西文化交流。被《马可波罗游记》招致哥伦布探险，美洲大陆被发现，欧洲人一度掌握世界霸权，后又使美国崛起，日本被美国打败等等。因此，我把成吉思汗诞生可以认为是改变了世界的方向，形成了今日的世界。”
近几年以来，世界各个国家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从“缩小地球”、“沟通欧亚”的角度研究成吉思汗，认为成吉思汗“冲破了亚欧各国的封闭状态，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确实是一位功不可没的英雄和伟人。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给世界名人排队时，常常把成吉思汗列入中国乃至世界 100 位名人前列，有些甚
至列为十大名人之一。成吉思汗还曾被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评为“千年风云第一人”。
究竟成吉思汗是征服者还是民族英雄？是灾祸制造者，还是千年伟人？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怎么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是否西方人的对他的评价都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呢？或者他们这么做是不是一种民间游戏，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恶作剧呢？研究了一下美国《华盛顿邮报》提出的评价标准和理由，我们认为还不能得出以上那些结论。首先，他们提出的世界“千年伟人”的一个衡量标准是“依据由谁缩小了地球为原则”，经过民意调查，大部分人集中提到了两个人，一是成吉思汗，二是哥伦布。经过认真讨论和分析，他们认为，虽然成吉思汗杀了很多人，可是他与哥伦布一样缩小了地球，而在外交方面却比哥伦布胜出很多倍。其次，成吉思汗建立了世界上版图最大的蒙古帝国，东西从太平洋到东欧；南北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比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伊斯兰世界和前苏联的地盘还大很多，这冲破了亚欧各国的自我封闭状态，沟通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第三，《华盛顿邮报》还报道说：他们评选成吉思汗为人类文明史上第二个一千年的头号风云人物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从政治、军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及世界。”在那一年，他们还同时评选出第二个一千年最重要的发明，就是源自于中国的印刷术。他们指出：将印刷术与成吉思汗“这个人和这件事比较一下非常有趣。成吉思汗从政治、军事、民族心理上深深地影响了欧洲及世界，印刷术从科学文化、教育手段、思想观念上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印刷术改变了历史，同样，成吉思汗也影响了世界。”第四，他们也提到，后来蒙古人并没有治理好中国，对欧洲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所以，成吉思汗也并不是一个温顺和蔼的人，不是一个思想家与解放者，而是一个残酷的人。
那么，为什么他们却要选择这样一个人作为千年伟人呢？他们认为：“他是拉近世界的最伟大的人。”他们指出：“历史并不是圣人、天才和解放者的传说，成吉思汗最完美地将人性的文明与野蛮两个极端集于一身，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位比成吉思汗更加合适的人选。”他们把是否“缩小了地球”、“拉近了世界”当作评价世界风云人物的主要标准。我们认为，他们考虑问题的这一角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由于成吉思汗曾经大批量杀人，而看不到他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由于他曾
经发动了野蛮的征服战争，而看不到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所做的伟大贡献。这些认识，实际上都是以偏概全，存在片面性。我们认为，正确地评价成吉思汗的功绩，不仅是史学研究的需要，也是国内民族团结的需要，是推动改革开放、振奋民族精神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对于成吉思汗的评价问题，既不能模棱两可，也不应束之高阁，而是要通过认真研究，尽可能得出一个客观的、正确的结论。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成功，基本上是军事征服的结果，是暴力斗争取得的胜利，这个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前后经历了二十多年时间（1181～1206 年），大战六次，小战几十次。成吉思汗消灭西夏，出兵达六七次之多，时间达二十三年之久（1205～1227 年）；蒙古推翻金国，前后花费时间二十四年（1211～1234 年），经过了成吉思汗攻金时期、木华黎偏师经营、窝阔台集中兵力灭金等几个阶段，这次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伤亡人员之众都是十分惊人的；蒙古灭亡南宋，花费时间更长，从 1235 年窝阔台大举攻宋，中间经过蒙哥三路南征，一直到 1279 年，忽必烈才最后将南宋灭亡，前后时间达四十五年之久，将近半个世纪。而蒙古军队消灭西辽、统一吐蕃、大理等，也主要是依靠自己强大的武力，只有畏兀儿、哈剌鲁、林木中百姓等是为摆脱西辽的压迫或迫于当时的形势，主动或被迫向蒙古军投降的。蒙古建立的四大汗国是三次西征的产物，面积已大大超出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从 1181 年至 1279 年，蒙古经过五代帝王，前后进行了将近百年的战争，逐步地建立了一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蒙古王国。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就没有蒙古国，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但是，这里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为什么仅有一百多万人口、十来万军队的蒙古国，竟然可以战胜具有几千万人口、几十万、几百万大军的金国、花剌子模和南宋？为什么经济文化落后的小国可以战胜经济文化先进的大国？为什么一个奴隶制的国家可以战胜封建制的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暴力征服是万能的呢？可不可以说谁掌握了强大的暴力谁就能为所欲为、任意改变历史的面貌呢？暴力征服与经济文化的发展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分析一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前因后果，对正确理解这些问题会有一定帮助。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暴力斗争也接连不断，从原始人的拳头和棍棒，到以后的弓箭和刀枪、战车和马匹，直至现代的飞机、坦克、大炮、火箭、原子武器等等，这些都是为暴力斗争服务的。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暴力，但是暴力是受经济制约的，任何暴力都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基础，蒙古族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根据《黑鞑事略》记载：“鞑人始初草昧，百工之事，无一而有。其国除孽畜外，更何所产，其人椎朴，安有所能。止用白木为鞍桥，鞔以羊皮，靼亦剜木为之，箭镞则以骨，无从得铁。后来灭回回，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
盖回回百工技艺极精，攻城之具尤精。后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也有记载：“鞑靼止以射猎为生，无器甲，矢用骨镞而已，盖以地不产铁故也。契丹虽通其和市，而铁禁甚严。及金人得河东，废夹锡钱；执刘豫，又废铁钱，由是秦晋铁钱皆归之，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
恩格斯也曾说，铁“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成为一种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固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由于铁器的广泛使用，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无疑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也起到了一种“革命作用”。蒙古人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铁器，各种书的记载不完全相同。依据《史集》记载，在蒙古的祖先生活于东北地区时，他们就已经“找到了一处从前经常在那里熔铁的铁矿产地”，他们找来木柴和煤，使用七十张牛马皮做成风箱，鼓风助火，使山壁逐渐熔化，“从那里获得了无数的铁”。用它制成铁器，才得以开辟山林，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活动范围的扩大。《新五代史》中也说道：契丹之“东北，至鞔劫子（蒙兀室韦）……其地多铜铁金银，其人工巧，铜铁诸器皆精好。”根据这些材料来看，蒙古人居住地区并不是“不产铁”，蒙古人使用铁器也不是在金人统治时期或消灭回回之后，而是早在他们西迁以前。在蒙古诸部统一前后，蒙古就已经有了铁制工具“锛、斧、锯、凿等器”；畜产品加工工具已经有刀、剪、针、锥及铁锨等；还有铁镫、铁蹄、铁索、铁锅等，而且蒙古人打铁已经使用“风箱”，有了专门从事打铁的铁匠。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也记载有“俭俭州出良铁”。
对以上材料进行综合，可以说明，蒙古人在远古时期处于“草昧”状态，“百
工之事无一而有”。其马鞍、马镫只能用木材、羊皮制造，箭镞也只能用骨头磨成。他们当时的生产不会有太大的发展，也不可能有脱离生产的常备军队，临时组成的队伍也不会有十分强的战斗力。在后来，蒙古人发现了铁矿，或者说是经过与辽、金等国做买卖，得到了大量的铁，“遂大作军器，而国以益强。”到成吉思汗时期，蒙古的铁制兵器已经有箭镞、铁甲、钢枪、环刀、铁车等等。正是随着铁器的使用，蒙古人才有可能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才可能征服周围比较先进的民族。而征服周围民族之后，则进一步输入大量的金属材料，搜罗大批工匠，利用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进一步改进工具和武器装备。这些，对于提高蒙古军队的战斗力，显然也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不但武器的改进与生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而且军队的产生和发展也与经济状况密切相联。大家知道，在生产力比较低下时，人们不能提供太多的剩余劳动，所以处于原始共产主义阶段的各个部落，虽然彼此之间也不断有军事冲突发生，但是那时并没有脱离生产的常备军队。各个部落的成年男子平时从事生产，遇到战事就临时组织起来出征打仗。直到奴隶社会之初，蒙古各部还是实行这种平时游猎，战时出征的全民皆兵的制度。正因为这样，身为一个部落军事首领的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在他为自己的儿子去寻找配偶时，既没有带强大的卫队，也没有几个贴身的随从，导致自己半路上被塔塔儿人毒死。到了成吉思汗时代，虽然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但是他的多达万人的护卫军却已经完全变成一支脱离了生产的常备军，他所拥有的千户军虽然没有完全脱离生产，但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从事游猎的时间也逐渐少，后来逐步变成了一支常备军。
这充分说明蒙古社会的生产力已经大大提高，社会产品已经比较丰富，完全有可能养活一支脱离生产的强大的军队了。所以可以说，正是在蒙古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蒙古的军事力量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它说明了暴力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因此也绝不会是万能的，它的产生与发展都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任何暴力都要以一定的经济发展作为基础，这一点对于强大的蒙古族也是适用的。
蒙古族经济的发展、军事力量的强大，铁器的使用起了巨大作用，可是蒙古周围的其他民族早在几百年、上千年前已经使用了铁器，他们的军事力量反而不如蒙古，为什么呢？这需要从多个方面来分析其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马匹。铁在生产史上起过革命性的作用，马匹对生产力的发展无疑也起到了重要作
用，也可以说，对军事力量的发展起到了一种革命的作用。火药在被应用于战争之前，特别是热武器产生以前，马匹就被用于战争，特别是骑兵代替步兵和车队，这在军事发展史上也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以步兵和马拉的战车相混合的军队就已经取代了单纯的步兵，而且与匈奴为邻的赵武灵王，甚至放弃车队，去学习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开始重视培养骑兵部队。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兵，曾经将战胜了楚霸王的刘邦包围在白登山上，面临着匈奴的骑兵优势，刘邦被迫献女求和。经过几代的持续发展，直到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主要依靠强大的骑兵部队，才战胜了匈奴。然而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原政权，为了装备一支强大的骑兵，不知道花费了多大的代价，最后汉武帝也被搞得财政危机，临死之前不得不下了一道遗诏，表示要停止战争，注重生产的发展。所以，尽管以后的中原王朝还有骑兵部队，但基本上还是以步兵为主。而北方的游牧民族却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骑兵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与中原王朝的斗争中发挥了骑兵的优势。
就像日本学者村北在《征服王朝》一文中说过：“采用这种机动的编成法的游牧民骑兵团，对于农耕民所编成的迟钝的战车集团，更能临机应变，顺应当时战况，巧妙地应用，重复地将分散、集结轮换使用，令敌人眼花缭乱，使不够熟悉骑兵战法的敌人兵团在瞬息之间被打散，一齐遭到射击而溃灭；但如果形势不利的时候，则迅速地将大部队分解，烟消云散。”因为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马匹既是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是交通和作战的必备工具。“故无步卒，悉是骑兵”，起兵数十万，“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而且重要的是蒙古的战马受到过良好的训练，“阔壮而有力，柔顺而无性，能风寒而久岁月”，从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蒙古的骑兵对于各国的步兵而言，在当时应该是一支“现代化的部队”，它的威力不亚于现代化战争中的装甲兵和坦克。根据《黑鞑事略》
中的记载：“其阵利野战，不见利不进。动静之间，知敌强弱；百骑环绕，可裹万众；千骑分张，可盈百里。摧坚陷阵，全藉前锋。”“敌分立分，敌合立合。故其驰突也，或远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没，来如天坠，去如电逝，谓之鸦兵散星阵。其合而分视马棰之所向；其分而合听姑诡之声，以自为号，自迩而远，俄顷千里。其夜聚则望燎烟而知其所战。”“其破敌则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机。”“不溃则冲，其破可必；或驱降俘，听其战败，乘敌
力竭，击以精锐；或才交刃，佯北而走，诡以辎重，故掷黄白。敌或谓是诚败，逐北不至，冲其伏骑，往往全没；或因喜败而巧计取胜，则在于彼纵此横之间，有古法之所未言者。其胜则尾敌袭杀，不容逋逸；其败则四散进走，追之不及。”
我们从以上记载能够看出，蒙古的骑兵有很大的优越性：一是擅长野战，也就是运动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二是有利于集中优势兵力；三是机动性强，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能够及时捕捉战机；四是有利于歼灭战，敌人往往跑得慢，“不容逋逸”；五是在不利条件下能随机应变，“去如电逝”，“追之不及”。以上几个特点，概括了蒙古骑兵的基本作战方式，他们最擅长的是野战，也就是运动战，包括能够快速歼灭敌人、快速撤退的闪电战。法国学者米谢尔·黄说：作为一位军事家，成吉思汗“在战术上 13 世纪就用了闪电战”。蒙古兵学专家达林太先生曾经总结过蒙古军队的突出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使蒙古全军骑兵化，组建了举世无敌的强大骑兵，充分发挥了蒙古骑兵类似坦克部队那样的强大冲击威力和类似机械化部队那样的快速机动能力。”
在谈到成吉思汗时，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战争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成吉思汗所以是常胜将军，他的秘诀在于集中。”“正如商业上说的，时间就和金钱一样，在战争中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成吉思汗所进行的闪电战，其中的关键就是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和最充分地利用时间。这种骑兵团的作战特点确实“有古法之所未言者”，是步兵和车队所不具备的，所以在对农业民族的作战中，蒙古骑兵具备极大的优势。难怪金哀宗曾经发出如下的哀叹：“蒙古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这是金哀宗的切身体会，他虽然回避了人和战略、策略的作用，但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能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是强大的骑兵和先进的武器装备。
武器和马匹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事战争的人，也就是双方的兵士和将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蒙鞑备录》中说：“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乃其生涯”。《黑鞑事略》中也说：“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俾手有所执，从众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长也，四时业田猎。”所以《多桑蒙古史》
说蒙古人是“生而为战士者”。这种旦旦逐猎、年年游牧的生活状况，既增强了蒙古人强壮的体质，又磨炼了他们坚强的意志，同时也培养了他们高超的骑射技
术。在这方面，以耕桑为主的农业民族无法与他们相比，以手工业、商业为主的城市居民无法与他们相比，各国封建统治者临时召集的未经训练的军队，以及那些纨绔子弟、乌合之众更无法与他们相比。
骑兵是蒙古军队的基础，就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与此同时，因为蒙古人习惯于游牧生活，在作战期间，也“只是饮马以塞饥渴，凡一牝马之乳可饱三人。”所以蒙古军队“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只要有牧场能为马匹和畜群供应水草，蒙古军队就可以自给自足。即使一时缺乏马乳、羊肉，他们还可以以射猎作为补充。正如《蒙鞑备录》所说：“如出征于中国，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后来虽然也需要一些粮食，但也不用自备，而是“才犯他境，必务抄掠，孙武子曰：‘因粮于敌’是也”。这就是说：蒙古军队的生活来源主要靠马匹和畜群，或从前线得到补充，靠“因粮于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蒙古军队作战时的困难，增强了部队的机动性，所以蒙古军队的进军速度往往是十分惊人的，一天能进军数百里乃至上千里，有如电闪雷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蒙古军队作战的优势。正达林太先生所说：蒙古骑兵的另一个特点是出色地解决了军队的给养问题，出征时，“只是牛羊随行，不用运饷”，从而改变了汉族军队“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传统，“把蒙古军建成了冷兵器条件下的不受后勤供应约束的强大的机械化军队。”
蒙古人的风俗习惯也十分有利于蒙古军队战斗力的增强。乃蛮部太阳汗说：
“人曾说达达每刚硬，眼上剌呵，不转睛，腮上剌呵不躲避。”《黑鞑事略》也说：
蒙古人“俗以任事为当然，而不敢以为功，其相与告诫每曰：其主遣我火里去或水里去，则与之去，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解（不好）。”“其俗淳而心专，故言语不差。其法，说谎者死，故莫敢诈伪。”“鞑人贱老而喜壮，其俗无私斗事。”“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蒙古战士英勇无畏，以吃苦为荣，不怕饥寒艰苦，火里敢冲，水里敢闯，不敢进行私斗，也就是怯于私斗，勇于公战，为人淳朴认真，甚至不敢说一句谎话，有这样的基础，部队建立了严格的纪律，“凡诸临敌不用命者，虽贵必诛。”这样一支军队，是由蒙古族特有的民族精神维系的军队，作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它与后来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某些类似之处，自然而然的，这种军队的战斗力是非常强大的。
蒙古军队作战的主要目的和基本动力是掠夺。蒙古战士之所以舍生忘死去进行征战，并不仅仅是受成吉思汗驱使，为他卖命，同时也是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黑鞑事略》说：“其国平时无赏，惟用兵战胜则赏以马，或金银牌，或纻丝缎。
陷城则纵其掳掠子女玉帛。掳掠之前后视其功之等差，前者插箭于门，则后者不敢入。”《蒙鞑备录》则说：“凡破城守，有所得则以分数均之，自上而下，虽多寡每留一分为成吉思汗皇帝献，余物则裱敷有差，宰相等在于朔漠不临戎者有其数焉。”通过掠夺，大大激发了蒙古战士的积极性，所以他们才乐于跟随成吉思汗等到千里之外去进行战争。成吉思汗曾经问他手下的将领：“人生何者最乐？”
有的回答说：春天出猎最乐。成吉思汗说：“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
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儒家常常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处在“以征服战争为职业”这一历史阶段的成吉思汗君臣，不但没有什么“恻隐之心”，反而以别人的痛苦和牺牲当作自己“最大之乐”。他们不仅通过战争掠夺其他民族的财物和马匹牛羊，而且也掠夺其他民族的妇女做自己的妻妾。成吉思汗明确规定，各级将领都可以在战争中抢夺战败者的妻女，他自己更是任意掠夺，所娶妻妾近五百人（见多桑《蒙古史》）。正是因为这种“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俗”，促使成吉思汗的部队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里，没有儒家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而恰恰相反，是发展人欲，毁灭了儒家的所谓“天理”。然而这在成吉思汗看来，满足广大将士的物质需要才是最高的天理，所以他说：“我愿其口餍肥甘，身餍文绣，居得华屋，牧得腴地，道途之内荆棘不生，此我之素志也。”鼓励将士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千方百计地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这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在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曾经有人说，孙武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成吉思汗则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实践家。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事实上的常胜将军，还因为他在兵制、兵种、兵器乃至兵法战策等各个方面都有不少自己的发明创造，在这些方面也“有古法所未言者”。
1.兵制：在这方面，成吉思汗创建了十进位的千户制，他打破了原来氏族部落的界限，组建有 95 个千户军和由大汗直接指挥的中军万户——怯薛军。从兵民关系来看，他推行的是兵民一体、壮者皆兵的制度，“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
下，无众寡，尽签为兵”。这其实是一种全民族总动员的整体战。就像一位美国学者所说：“他是第一个专为发动战争而将一个民族组织起来的人。大约在 750年前，他提出了‘总体战’这一现代战争的概念。”从军政关系、平战关系来看，这是一种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制度，是蒙古国统治体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既是一种层层隶属的军事组织，又是蒙古各地的行政组织和经济组织。
其千户长对于其所属人民，既有军事指挥权，又有行政统治权和法律治裁权，同时还有征收赋役的权力。正如《世界征服者史》所说：“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蒙古的每支千户军还建立了一呼百应的管理指挥系统，建立了上下一致的官兵关系，正是依靠了这 95 个千户军，成吉思汗才能横扫千军，先后打败了金朝、西夏，一举征服了西方。
2.兵种：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以运用骑兵为主，接着又先后组建了工兵（匠军）、炮兵、水军等。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草原时，主要依靠骑兵；在进攻金朝、西夏、花剌子模时，及时组建了炮兵；直到忽必烈南下征宋时，又根据形势组建了水军、步兵等。他们能够注意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军事斗争经验，注意多兵种的有机配合。比如在攻夏、攻金时，既学会了攻坚战，又巧妙地利用骑兵的机动性，诱敌出城、长途奔袭、声东击西，多次取得了攻城战的胜利；在西征中，他们则使用了火器乃至利用凝固石油弹攻击敌人坚固的城墙和内堡；在忽必烈南下灭宋时，他们则做到了骑兵与水军、炮兵的默契配合，如焦山之战，先是对张世杰的十万水师进行包围，然后火烧战船；襄樊之战，他们则骑兵、水军、步兵、炮兵配合，最终取得了胜利；崖山之战，也做到多兵种配合作战，只用了几百艘小船就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张世杰的水师，最终南宋灭亡。
3.兵器与装备：蒙古弯刀和弓箭是蒙古骑兵的主要武器，当然也混有其他十八般武器，这些武器杀伤力很强。在他们占领了北京和金朝的一部分地区之后，蒙古军队很快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技术——中国的军事技术即攻城器械、射火器等。北京大学教授余大钧先生在《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
一书中说：“成吉思汗把从金、夏俘虏的大批工匠，一部分送往蒙古高原从事武器生产、各种民用手工业生产和建筑，一部分则编组为匠军以便行军、攻战时开
辟道路、架桥、造船和制造、修理各种攻城器械。除些之外，还特别将俘虏、征集来的大批炮手、水手编组为炮手军、炮手水军，增强了蒙占军队的攻战水平，特别是提高了蒙古军的攻城水平。”法国的东方学者里夏尔说：蒙古军取胜的原因，在军事上“首先是装备”，“拉丁人认为蒙古人的力量在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于骑兵穿着很厚的锁子甲，头戴一顶柱形尖顶盔，盾牌裹有金属，马匹也披挂铁甲，骑兵们可以不受箭支的袭击而迫敌。他们在肉搏战中基本是一支所向无敌的力量。”
“作为进攻性武器，很明显，蒙古人的弓弩是最可怕的。”他们除了使用短小的单刃弯刀之外，还会“使用一种与西方很不相同的长矛，有些蒙古人的长枪上配有挠勾，可以把对方骑兵拉下马来”。在军械方面，“鞑靼人非常善于利用武器争夺城堡”。成吉思汗十分重视工匠，注意保护工匠，正是利用中国内地和中亚地区的大批工匠，为蒙古军队制造了大量先进的武器和攻城器械，因此保证了成吉思汗南征和西征的最后胜利。
4.战略战术：成吉思汗不仅仅“只识弯弓射大雕”，也是能征善战的勇士，而且可以说是一位精通战略战术、深明治国之道的军事战略家和政治家。纵观成吉思汗一生的征战历程，我们可以总结出，成吉思汗是非常重视战略战术的，而且确实有古法所未言者。
第一，他十分重视利用对方矛盾、争取多数、各个击破这一政治、军事斗争的原则。比如，他先是利用札木合、王罕与蔑儿乞部的矛盾，依靠前者打败了后者；又恰当地利用了金朝与塔塔儿等部的矛盾，依靠金朝、联合王罕打败了塔塔儿和札木合；然后又利用了札木合、王罕、桑昆之间存在的矛盾，偷袭王罕，取得了胜利。在以后的南征和西征中，他也注意利用矛盾，逐个击破。在一个时期，总是集中力量进攻一个主要敌人，尽力避免两面作战、同时树敌过多。在攻金之前三攻西夏，破坏了西夏与金的联盟，然后才集中力量攻金；西征时虽然没有避免两面作战，但其主力部队集中于西线，金国只留有一两万军队经营；在西征过程中，他也不是全线出击，而是一个时期集中解决一两个最主要问题，为了阻止敌人的联合，甚至不惜使用离间的手段。
第二，成吉思汗特别重视军队的建设和政权的建设，能够采取符合当时情况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他所建立的怯薛军和千户军是他取得胜利的根本依靠，
他所建立的各级政权组织是他统一蒙古高原、建立大蒙古国的根本保证，他所颁布的法律法规和训言，有力地促进了蒙古的统一和军令、政令的贯彻落实。成吉思汗尤其强调严明的纪律和军队的集中统一，他规定了军队的各种纪律以及对违纪的处置办法。“对于将校之有过者，只须遣派一最微贱之臣民，已足惩之。此将虽在极远之地，统兵十万，亦应遵守使者所传之命。若为受杖，则应伏于地，若为死刑，则应授其首。”
第三，因敌攻敌，是成吉思汗取得胜利的重要秘诀之一。据《蒙鞑备录·军政》记载：“凡攻大城，先击小都，掠其人民，以供驱使。乃下令曰：每一骑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备则每名需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昼夜迫逐，缓者杀之。迫逐填塞，壕堑立平。或供鹅洞炮座等用，不惜数万人。以此攻城无不破者。”一个骑兵可以掠夺十个俘虏作为攻城的先头部队，或者用来修筑作战工事，这说明了俘虏队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蒙古骑兵。一个人数较少的民族要征服人数众多的民族，就必然要从对方那里得到人力的补充和支持，必须收编和改造敌方的军队，充分利用俘虏组成作战或后勤供应队伍。这种从前线获得人力资源的补充、依靠敌方的力量攻击敌人的策略，对保证蒙古军队作战胜利发挥了巨大作用。
第四，注意了解敌情，努力做到知己知彼。这是成吉思汗取得胜利的又一重要原因。虽然成吉思汗屡打胜仗，但是他的军队并没有麻痹大意。《黑鞑事略》
说：“其行军尝恐冲伏，虽偏师亦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如某道可进，某城可攻，某地可战，某处可营，某方有敌兵，某所有粮草，皆责办于哨马回报。”这就是说，蒙古军通常不用“屯重兵于城内”，“只城外村落有哨马星散摆布，忽遇风尘之警，哨马响应，四向探剌，如得其实，急报头目及大势军马也”。如果遇敌人偷营劫寨，“一营有警，则旁营备马，以待追袭，余营则整整不动也”。像这样注重了解敌情，规定了遇有突然事变时的应急办法，进一步保证了蒙古军队作战的胜利。德国学者加文·汉布里说：“成吉思汗的情报是由商人提供的，而商人们则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看作是他们的保护人。”在实际上，不仅有商人为成吉思汗提供情报，还有各部的奴隶和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其中的很多情报，自然是成吉思汗派出的专门化的情报人员搜集的。
成吉思汗为了及时得到各种情报，非常注意重赏和重用提供情报的有功人员，在当时，有人甚至被封为“自由自在的人”——答剌罕，有人则被任命为一个地区的长官。为了顺利通商和及时得到各种情报信息，成吉思汗还特别修筑了四通八达的驿路和驿站，包括专用于军事上的“望云驿”。在 700 多年前的古代，成吉思汗就十分重视信息的收集和传递，这确实是他的另一个过人之处。就像陈献国先生所说：“建立驿站，为以最快的速度传递政令、军令，充分利用骑兵优势，凡是战争所到之处都配置了‘箭速传骑’。以‘箭速传骑’逐步发展到设置驿站，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完善、最迅速、最强有力和最可靠的通讯网和物资供应周转站。”韩国的《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写道：“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业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因特网的前奏。”
我们常常讲“国富兵强”，意思是说一个国家经济上“富”，往往也表现为军事上“强”。经济上比较先进，军事上往往也比较强大；经济上落后，军事力量一般也会逐渐衰弱。所以我们又说，落后就会挨打，就会受人欺侮，任人宰割。
但是，蒙古贵族取得天下的历史，结合其他许多历史事实，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
国富不一定兵强，经济上的富国，不一定是军事上的强国。穷国可以打败富国，小国可以打败大国，落后者也可以打败先进者。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暴力斗争、军事斗争具有区别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独特的发展规律。
一方面，暴力的发展要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暴力的强弱与经济的先进和落后有直接关系。另一个方面，暴力一旦产生，它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暴力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完全成正比，暴力斗争的规律并不完全等同于经济发展的规律。
大家知道，成吉思汗所在的蒙古——孛儿只斤——乞颜部，是蒙古高原上比较落后的一个部落，而被它征服的塔塔儿部、克烈部、乃蛮部等，在经济上都要比乞颜部先进一些。在蒙古统一以后，虽然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与周围的其他国家相比，他在经济上仍然比较落后。当时的畏兀儿、西辽、西夏、金国以及南宋、花剌子模等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实力都比蒙古要先进或者说要强大。但是近百年战争的结果，却是经济落后的战胜了经济先进的，经济实力较弱的，战胜了经济实力较强的，人口较少的战胜了人口众多的，对于这样一个历史现象，究竟如何解释呢？为什么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军事上反而比较衰弱呢？
首先，它说明了经济先进与军事强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发展经济的目的，主要是解决人和自然界的矛盾，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要求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当然，也需要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但是与自然界作斗争，调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然而，暴力、军队却属于上层建筑的问题，它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政治集团，以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摧毁落后的上层建筑，解决政权归属的问题，保护或摧毁经济基础，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暴力的强弱尽管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一定关系，但它的主要目标却是“与人斗争”。军事力量是不是强大，暴力斗争能不能取得胜利，与武器、装备的是不是先进有着重要关系，但我们说，起决定性作用的还不是武器，而是掌握武器的人。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也是人，是劳动者，但暴力斗争对人的要求与发展经济又有所不同。
我国有句古话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开展军事斗争、暴力斗争，成败的关键不仅在人，而且在于“人和”，在于军队的统一和团结，在于上下一心，全军一致，在于能否集中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否进行统一指挥、统一调动，能否实行灵活、统一的战略战术。但是，经济的发展却不一定要求“人和”。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奴役大批奴隶进行集体劳动，可是这却是带着锁链的劳动，被迫的劳动，那里并没有什么“人和”。而分配在井田里或游牧民族的奴隶，也主要是进行个体的劳动。在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个体劳动符合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以也可以造成封建社会的经济繁荣。它也不要求所谓“人和”。然而进行军事斗争、暴力斗争，既不能依靠带着锁链的奴隶，也不能由分散的个体农民去单独进行，而是需要把他们高度地组织起来、统一起来，还需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他们乐于或者不得不为战争献身。
所以，起义的奴隶、农民以及处于上升阶段的剥削阶级，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多数人的利益，因此能比较好地做到“人和”，能组织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反抗民族压迫的战争，通常也符合一个民族中大多数人的利益，其关键在于这种战争的领导阶级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组织人民，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做到“人和”的条件和能力。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们正是处于一个“以征服战争为职业”的阶段，他们的社
会组织有利于他们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兵力。成吉思汗以征服和掠夺为号召，充分调动了广大战士的积极性，所以他们比较容易地做到了“人和”。另外，他们以畜牧业为主，战士具有善于征战的基本素质，又易于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因此就形成了一支十分强的军事力量。而与它敌对的其他国家，由于经济的发展造成了统治阶级的腐化，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逐渐尖锐，而广大从事个体生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一方面对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不满，另一方面也缺乏应对战争的锻炼，所以很难组成一支强大的军队。即使他们也有人数众多的军队，却很难做到“人和”，难以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就是蒙古人得天下，其他国家失天下的首要因素。
其次，先进的经济并不等于强大的暴力，因为先进的经济只是为加强军事力量提供了可能，而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却需要各种社会条件和统治阶级的主观努力，需要最大限度地调动全国的物力和财力，来装备这支强大的军队。金国、南宋、花剌子模等国的统治阶级，虽然有先进的社会经济基础，然而在这种先进的经济中受益的只是少数皇亲国戚和大地主、大商人，他们根本不愿意用自己的财力和物力去装备抗战的军队，而只是关心自己的富贵荣华和游玩享乐。面对着国破家亡的惨重局面，统治阶级却依然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在这些国家里，虽然经济先进，国库却并不富有，有的甚至仓无储粟、国无积蓄，军队武器破旧，装备少得可怜，在前线奋战牺牲的广大将士，往往是因为得不到后方的有力支援。
即使国库有钱，也是任凭少数掌权者随意挥霍。所以，他们就很难组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相反地，蒙古是个新建立的国家，它的经济力量虽然没有金国、南宋和花剌子模那么雄厚，可是它的统治阶级也不像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那样只知道醉生梦死，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己的财力和物力，而且采取了“因粮于敌”的掠夺方针，不断加强和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这样，就使它的装备力量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增强。只要能最大限度地动员和集中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就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一个规律。鼠目寸光的、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人力、物力、财力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依靠暴力取得成功的原因，首先在于他们所从事的历史活动，符合了当时的时代要求。当时的时代要求究竟是什么呢？大体来说，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蒙古高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蒙古高原各部族的社会经
济不断进步，人口也不断增加，各部之间的交流和冲突也日益增多。蒙古初期那种“小国寡民”的奴隶制国家已经无法继续维持了，经济的发展要求打破各部族的界限，要求有更大范围内的统一。蒙古高原上，频繁的战争和混乱的社会给各部族人民带来了灾难，人们希望能有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希望自己的生命财产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二是蒙古高原各部族人民，强烈要求摆脱金王朝的民族压迫，反抗金王朝的屠杀和掠夺政策。三是中国各族人民反对各地封建政权的割据和相互混战，要求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成吉思汗所进行的战争，虽然是以个人复仇、血族复仇开始，而以民族征服告终的，但这其中也包含了弱者反抗强者，被统治民族反抗统治民族的因素，在客观上，这种战争符合了时代发展的要求，成为扫除蒙古高原上各个割据力量、摧毁中国北方各个割据政权的强有力的手段。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各族人民长期进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长期互相交往、互相融合的必然结果，蒙古族的暴力符合中国各民族人民要求祖国统一的愿望，所以蒙古族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蒙古的暴力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他们是以落后的民族征服先进的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都曾企图用蒙古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其他民族先进的生产方式，所以曾经大规模地屠杀人民，摧残社会生产力，大量地掠夺各族人民为奴，残暴地掠夺和破坏社会财富，所有这些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各族人民反对他们的屠杀和破坏，起来反抗蒙古征服者，这种斗争是正义的，也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要清楚，这与我们肯定成吉思汗等人的历史功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并不矛盾的。
当然，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对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能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蒙古族所发动的统一战争，同时又是民族征服战争。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之间的统一不可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完成，也只能通过民族征服的方式来实现。我们肯定成吉思汗及其子孙为统一中国所做的努力，同时又肯定反对民族征服的人们；我们肯定了忽必烈，又肯定了被忽必烈下令杀害的文天祥。这看来好像自相矛盾的，但是这实际上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所做的肯定。而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方面来考虑，他们又都有可以否定的一面。与世界上的所有事件一样，蒙古族的暴力也具有两面性，他的统一战争本身具有进步性，而统一的过程存在一定的破坏性。
在当时的西夏、西辽、金朝以及南宋等国，都是地主阶级掌权的封建国家，经济文化相对比较先进，然而军事力量却都不如蒙古强大。蒙古西征的对象花剌子模、斡罗思等国，当时也处于封建割据的社会状况，与金国和南宋相比，更是不堪一击。拥有先进的经济和文化，当权者却是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正是当时这些国家的基本状况。相反的是，成吉思汗所代表的蒙古奴隶主阶级在当时还是一个生气勃勃的阶级，处于上升阶段，他们所建立的蒙古经济文化虽然比较落后，但却形成了一支中央集权的统一指挥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近百年的战争，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这些对手都先后被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所打败。它不仅说明经济与军事具有不同的发展规律，而且说明，处于上升阶段的奴隶主阶级也是一只真老虎、铁老虎，而处于没落阶段的封建地主阶级却是一个纸老虎、豆腐老虎。强大的奴隶主政权是完全能够在军事上打败和征服没落的封建主政权的。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一个国家中掌权的阶级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是生气勃勃、奋发向上，还是腐朽没落、江河日下。掌权的阶级所处的状况，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政权的盛衰兴亡，这是一条值得吸取的历史经验。
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战胜这些国家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割据分裂者无法保持自己的独立。当时的中国社会处在一个混乱的割据时代，不仅各个政权之间互相争夺、矛盾重重，而且各个政权内部也是腐朽的，充满了各个阶级、各个民族以及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花剌子模、斡罗思等国内部矛盾更加突出，情况更加严重。所以他们只能被蒙古军队分别击破，剥夺了其生存的权力。
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政权，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没有力量战胜敌人，在强敌压境时还只考虑其内部纷争，不能联合作战，或者只顾乞降逃跑，或者乞灵于宗教，乞灵于上帝和十字架，这个国家、这个政权在乱世中就不能生存，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它的人民也就只能成为亡国奴，只能处于任人宰割、任人屠杀的地位。相反地，统一集权的国家却可以形成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用在正确的方向上，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用在错误的方向上，就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但是，它却揭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真理，团结统一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在社会斗争中，各奔前程者必定没有前程，集体奋斗者才会成功，这也是一条值得吸取的历史经验。
另外，少数民族统一中国这一历史现象，应该怎样正确看待呢？日本学者村
上正二先生认为，元朝和清朝都属于征服王朝，它们能统一中国的原因，首先与它们所采取的生产方式、民族心理有关。而匈奴和北魏等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他们的畜牧业与中原的农业是完全对立的，这不足以支持他们征服中国，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历史现象。从古至今，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民族的国家理应该由多个民族联合治理，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是历史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自从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以来，也就是后来的汉族，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都是由汉族的剥削阶级来统治，虽然其他少数民族也曾经在边疆地区建立过一些民族性的政权，或者也曾入主中国北方，但是一直到蒙古统一中国以前，少数民族从来没有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统治者。汉族的统治阶级，依靠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暴力，不仅对广大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并且对周围的少数民族进行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这种统治其实是极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的统治，所以必须用暴力来维持，必须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自从周秦以来，一些少数民族及其统治者，曾经多次反抗汉族剥削阶级的统治，有些还企图同汉族剥削阶级争夺对中华民族的统治权，然而这种斗争常常以失败而告终。战国和秦朝都曾经抵抗并且战胜了北方的匈奴；西汉、东汉统治者迫使一部分匈奴人投降，另一部分匈奴人西迁到欧洲；唐朝打败了突厥军队并且迫使一部分突厥人西迁；曾经占领了中国北方的北魏统治者，也没有统一中国。
中原的农业社会和北方的游牧社会相对立，这造成了他们之间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生活方式的对立，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不同的民族心理。几千年以来的民族冲突正是由此所产生的。然而，处在上升阶段的汉族地主阶级还是具有比较强大的力量，他们打着民族斗争的旗号，还能够号召广大汉族人民起来斗争，同时，他们所积极捍卫的封建生产方式，也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被大多数汉族人民所接受，所以他们才有可能战胜少数民族的进攻或侵扰。然而自从北宋以后，汉族的地主阶级在民族斗争中就经常打败仗，最多只能维持屈辱的和平，最惨的是南宋与金朝划淮为界，偏安一隅。这充分说明了汉族的地主阶级已经走过了它的兴盛发展阶段，正一步步走向衰弱和灭亡。蒙古统治者只凭借十来万军队，最后却战胜了拥有上百万军队、几千万人口的金朝和南宋，正是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对手是一个已经在走下坡路的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后，也逐
渐变成了封建统治者，继续走着汉族地主阶级腐化没落的道路，所以最终只能被农民起义的暴力所推翻。然而，遗憾的是，依靠农民起义力量上台的明朝统治者也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封建社会的进一步衰落，最后又被人数不多的满族所灭亡。蒙古贵族和满族建立的元朝和清朝，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因为它不仅是少数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而且是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对人数众多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客观卜增强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