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初创时期，自然是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而武装斗争走什么样的道路呢？马克思和恩格斯从 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切围绕成功地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照此理论实践，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正确性。这些理论和经验是不是适合中国的情况？北伐战争采用的是长驱直进，寻求会战，逐个攻城的办法，是不是适应农民起义武装本身的特点？红军及其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应是什么？这些问题，现在看来似乎很平常，在当时却是中国革命能不能坚持下去并向前发展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是探索中国社会特定条件和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先驱者。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思想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认识并且运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正确地提出了红军及其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独特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中小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当然，毛泽东找到这条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坚持走这样一条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27年 8月 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接着，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在全国各地相继发动。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的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成为中国革命走自己的独特道路的一个伟大的起点。然而，当时还没有认识到首先要夺取农村，所以，起义计划不仅要求夺取湘赣边界地区的大部分县城，而且计划进攻长沙。结果使三路起义武装均遭挫折，部队损失过半。毛泽东从起义武装受挫的实际教训中，思考了如何保存革命力量和如何把革命继续进行下去的问题。
1927年 9月 19日，工农革命军第 1师各路起义军部队，共约 1500人，陆续到文家市集中。当晚，在里仁学校召开了前委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我形势，重新确定了行动方针。他指出：（一）敌人的主要力量在城市，而且在占了几次便宜之后，反1927年 9月 19日，毛泽东同志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了由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秋收起义部队前敌委员会会议。图为前敌委员会会议室。
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二）工农革命军第 1师各部队，因遭受严重挫折，指战员中失败情绪严重，已无斗志再战；（三）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和湘东各县的工农群众，在北伐战争和配合秋收起义的行动中，因遭敌人残酷镇压，革命力量在短期内得不到恢复，已无力继续支援和配合部队行动。毛泽东提出，目前要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必须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前委多数同志的支持，从而决定改变 “取浏阳直攻长沙 ”的原定计划。9月 20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从文家市出发沿罗霄山脉南下。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西南的三湾村进行改编。此后，工农革命军几经转战，几乎走遍了整个罗霄山脉，终于在 10月下旬进至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没有办法，只好跑到农村去和农民一起打游击，逼上梁山。
到 1928年 2月底，井冈山地区的红军和民众已夺取了宁冈全县、遂川县的西北部及永新、酃县和茶陵县各一部分地区，并在这些地区打土豪分粮分财物，建立了政权，组建了地方武装，重建了各级党的组织。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便初步地建立起来了。
但是，当时党中央并不支持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回忆说：“由于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又由于第 1师遭受了一些严重损失，而且从城市的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似乎是注定要失败的。”加之毛泽东当时在根据地推行的是一种民主的纲领和稳妥的政策，“这样一来，井冈山就遭到党内盲动主义者的斥责，他们要求对地主实行抢、烧、杀的恐怖政策，来使他们丧胆 ”。前委和毛泽东拒绝采用这种政策，又被污蔑为“改良主义者 ”，遭到党中央委员会的指责。毛泽东还被撤销了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前委书记的职务。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则被一些人攻击为 “枪杆子运动 ”。尽管这样，毛泽东仍然深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原来，在红军初创时期，党中央的战略指导思想是贯彻 “城市中心论 ”。这在党的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文章中都有明确的表述。例如：“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挥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下同 ]，第 130页）如此等等。但是，到 1927年底，根据各地暴动失败后相继退入农村的实际情况，党中央也提出了农村割据问题。如 1927年 12月 14日党中央要江西省委 “集中党团的力量到赣南赣西发动革命，与湘南湘东联合造成割据局面 ”。15日又指示湖南省委 “立即派人去指导湘南建立一个非单纯凭靠军队而是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割据局面”；在湘西也要 “尽可能形成一个割据局面 ”。21日，中央致朱德的信中要求他们与在湘赣边活动的毛泽东 “应确实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 ——苏维埃政权 ”。27日，给朱德的信中又指出应“联络北江的农军及广州暴动后退往北江的队伍，参加北江区域的农民暴动，扩大和深入北江的土地革命，做成北江农暴的主要副力，造成海陆丰农暴割据东江的同样的局面”。但是，从根本上说，当时党中央提出的 “割据局面 ”，是作为准备和推动中心城市暴动，进而迅速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必要一环而提出来的，还没有认识到农村包围城市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初期实践中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点，一方面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另一方面又决定了中国革命事业的长期性和艰苦性。1928年 4月，工农革命军第 1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和由湘南农民军组成的部队胜利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4军，毛泽东和朱德、陈毅“一同制订了一个计划，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县的苏区，逐步稳定并巩固湘赣粤边区的工农政权，并以此为根据地，向更大的地区扩展 ”。1928年 5月 20日，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了中国革命战争有发展和首先在农村胜利的可能性，并再次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的政权的方针是正确的。6月 30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特委、红 4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问题。会后，毛泽东在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红 4军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各县作深入的群众工作，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方针。他指出：“有此根据地，再向湘赣推进，则红军所到之处其割据方巩固，不易为敌人消灭。”（《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 ]，毛泽东同志（1927年）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下同 ]，第 26页）他深入分析了红 4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敌情、地形和各地暴动的教训，认为“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 ]，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下同 ]，第 26页）。
1928年 10月，毛泽东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这个决议的一部分）。这是毛泽东系统阐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最初理论著作。决议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各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深刻地指出，由于中国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因而“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49页、第 50页）11月，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进一步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一）有很好的群众；（二）有很好的党；（三）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四）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五）有足够给养经济力。并对边界割据的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等，提出了完整的建议。他强调指出：“割据地区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58页）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和根据地不断巩固与扩大，毛泽东关于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斗争实践中也得到进一步深化，逐渐发展成为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的思想。1929年 4月 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较好，赣北、赣西、赣南、赣东红军武装都有日益发展之势，“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 ”（《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102页）。1930年 1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复信（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首先批评他的悲观思想，然后指出：朱德毛泽东式和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和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他强调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选集》第 1卷，第 95页）。这时，他的以农村为立足点，实行波浪式扩大，逐渐向城市发展的思想已明显地反映出来。因此，当 1930年 6月党中央提出一个“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时，毛泽东没有执行这一错误计划，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利用军阀战争的有利形势得到了发展。
然而，毛泽东的“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却被当时的 “左”倾机会主义者污蔑为 “极端错误的 ”，“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911页）。后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当时受排挤的情况时说：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赶出红军，有十几次我的意见不能通过，只剩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界观上，就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他们公开写文章，说我“丝毫的马克思主义也没有 ”。
当然在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坚持斗争时期，毛泽东还不可能就中国革命的整体范围，在理论上系统地解决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这是因为：第一，当时毛泽东只担负一个地区的领导工作，对全国革命形势的观察和了解，不能不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第二，当时统治着全党的是“左”倾错误路线，党的工作重心是放在城市工作上，这就难免在理论和实践上对于农村包围城市这一正确思想的发展起到很大阻碍作用；第三，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还不丰富，还不具备上升到完整的理论高度的坚实基础。尽管如此，毛泽东当时坚持以农村为出发地，坚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进而逐步向城市发展的基本思想，则是十分明确的。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毛泽东把它作为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问题系统地加以阐述，是在他到达陕北之后，全面地总结了十年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1938年 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重要论断。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治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难；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三位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条件，第二是大国的条件，第三是今日的条件。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150页）同年 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来说，则基于各自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先占城市，后进攻乡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