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各个苏区时，数次受到敌人的 “清剿 ”、“围剿 ”，有的红军部队也曾数次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然而红军将士靠着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和对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打败了数倍甚至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战胜了人间罕见的艰险，避免了任何旧军队在同样处境下根本无法避免的溃灭结局，取得了伟大胜利。
现只举红 5军在井冈山突围战斗之片断，以作说明：1929年 1月，红 4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国民党军何健即令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 21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 15旅，向赣南追击红 4军主力。同时，命令进至永新一线的第二路张兴仁第 35旅、周浑元第 34旅，进至莲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 1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线的第四路吴尚部 1个旅，向井冈山逼近，紧缩包围圈。
面对着十余倍于我的强敌进攻，守山部队总指挥、红 5军军长彭德怀及边界特委，一面积极做好坚守井冈山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认真研究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及应急措施。
1月 26日，何健率总部从萍乡移至莲花，亲自督战，27日，湘、赣两省各路 “会剿”军队共十余团的兵力，采取“四面围攻”的战术，以湖南方面为主攻，凭借优势兵力，向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大哨口发起了猛攻。
黑云压城，大雪纷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敌人的主攻方向是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哨口的白银湖。
进攻黄洋界、八面山哨口的敌军是湘敌吴尚第 8军的两个旅，每处用 3个团。这次，敌人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深知靠单兵力和轻武器是很难战胜红军、占领险要哨口的，因而搬来了许多重武器，在山下架起山炮，猛轰哨口工事。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在山头上、丛林中，卷起沙石，弥天盖地。
在敌人大军压境轮番进攻的严重情况下，红 5军指战员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于敌人的重炮轰击，工事被打塌了，红军战士只得冒着严寒通宵达旦地加以修复。时值寒冬，气温在零下几度，战士们干脆在修好的工事上浇上水，使工事冻成一道道坚厚的冰墙。
在三天三夜的鏖战中，红 5军指战员和参战的地方赤卫队员，在风雪交加的日日夜夜，得不到片刻休息，饿了吃点炒米、炒黄豆，渴了吃把雪，夜间便睡在稻草中。
在八面山哨口，彭包才率领的第 10大队和教导队一部，仅 100多人。他们英勇抗击了敌吴尚部 3个团的敌人。力量悬殊之大，武器装备悬殊之大，为空前少见。敌人仗着山炮、机枪的掩护，几次冲进我方阵地。守山指战员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最后，子弹打光了，工事全部被炸塌了，100多名红军指战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
在桐木岭哨口，贺国中率领第 8大队和宁冈赤卫大队驻守在白银湖阵地，黄云桥率第 9大队扼守在犁坪阵地，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李聚奎回忆说：“敌人进攻白银湖的战斗是异常紧张的。我们在梨坪的山上，就听到白银湖那边的机枪‘扑噜扑噜’地响，像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敌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袭。贺国中同志亲自带着 8大队坚守。那几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 4天 4夜。”（李聚奎：《红五军在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资料）最后，白银湖阵地被敌人突破。敌人占领桐木岭后，直逼茨坪。
敌人从黄洋界的金狮面，插入了小井村。当时，小井红军医院的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 100余名重伤员没有办法突围出去。敌人进村后抓获了这些重伤员，进行严刑拷打和审讯，妄图得到红军情报。英勇的红军伤病员没有被敌人的凶残所吓倒。他们面对着敌人的屠刀，忍受着饥饿、疼痛，咬紧牙关，拒绝回答敌人的提问。
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黄洋界，位于茨坪西北面。
敌人毫无办法，将 100余名重伤病员押到小溪边的一块稻田里，在对面的小桥上架起机枪以死来威胁他们。在敌人的枪口面前，红军伤病员们泰然自若，视死如归，表现出崇高的革命节操。他们一个个怒目而视，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红军万岁！”红军伤病员的英雄气概，使敌人气急败坏。敌人立即下令开枪。在机枪的扫射下，100余名红军伤病员倒在血泊之中，鲜血把小井溪水都染红了。
对这场灾难，当年的红军医院工作人员、目击者董青云回忆道：“1929年 1月，毛委员率领部队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敌人来袭击井冈山的小井时，红军医院有 200多伤病员，十几个工作人员。其中有医生资影、徐鸽、谢秋月、伍海泉、伍久奎，还有护理人员，名字我都记不清楚了。200多伤病员中，我记得有：李新华（湖南耒阳人，红军副班长）、徐新（湖南耒阳人，红军战士）、李玉发（湖南耒阳人，红军战士）、邓颖发（湖南耒阳人，红军战士）、汤民新（湖南安仁人，红军战士）、朱娥龙（江西永新人，红军战士）、吴鸿录（江西宁冈人，红军排长）、彭振辉（湖南湘西人，国民党班长）、吴凤图（北方人，国民党班长）、王梅朵（湖北人，国民党班长）、徐子龙（湖北人，国民党班长）。其他人的名字记不清了 ……敌人袭击红军医院时，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 100多重伤病员没有办法突围。当天，国民党军队就把他们全部拖在一块田里用机枪扫死。我躲在对面山上树丛里看得很清楚，先是一个个拳打脚踢，打躺在田里，然后开枪。我流下了眼泪。”（董青云：《在井冈山红军医院小井红军医院旧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军民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建设较好的红军医院”的指示，在1928年修建了这座医院。
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回忆资料）红军将士在敌人的屠刀下视死如归，他们总是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作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仅走了不到三个月，兵力就损失了大半，党和红军面临险境绝路。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的红军战士并没有因为革命受到巨大挫折而失去对党的信任和丧失对革命的信心，而是始终抱定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和随时为党的事业献身的决心，因此，虽然身处险境绝路，却始终保持了理想不移、信念不灭的耿耿忠心不变。在突破蒋介石利用自然天险构筑起的四道封锁线时，由于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红军将士作出了重大牺牲，付出了惨重代价，人数由出发时的 8.6万多人锐减到 3万多人，而在他们保护下的中央机构却基本上没受到什么损失。面对数量如此之多、装备如此精良的强大敌人，8万多红军即使全是机动作战人员，要突出重围已属不易。然而他们硬是将一个拥有 1.5万之众的、搬家式的中央纵队背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仅这一点就足以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
红军的这种气概和力量从何而来？亲身经历并深知这段历史的杨成武回忆说：“我们的指战员英勇善战，为了保卫党中央肯于牺牲一切。许多红军战士为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前途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想到的都不是自己，而是所信仰的革命事业。”
这里我们不妨摘录几段红军指挥员对湘江战役的回忆和有关红 34师全部壮烈牺牲的情景。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役。长征开始时的 8.6万人经此役后还剩下 3万人。杨成武在《血战湘江》中写道：
敌人像被风暴摧折的高粱秆似的纷纷倒地，但是打退了一批，一批又冲上来，再打退一批，又一批冲上来，从远距离射击，到近距离射击，从射击到拼刺，烟尘滚滚，刀光闪闪，一片喊杀之声撼山动地。我们的短兵火力虽然猛烈，可是不能完全压倒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敌人（事后知道，我们对付的敌人，是何健的 16个团）。他们轮番冲锋，不给我们空隙，整整地激战了一天。敌人死伤无数，我们也减员很大。
随着太阳升起，我们迎来了又一个激战的黎明。
拂晓，我们正在战壕里吃饭，突然，传来了敌人的炮声。原来，敌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攻下了我们的阵地，第二天，准备以更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显然，他们改变了战术，不仅从正面加强了兵力、火力，轮番猛攻，并以大部队迂回我们整个阵地的侧翼，特别是用重兵向 5个团阵地施加压力。
敌人的后续部队源源开来，他们企图加强实力，攻占觉山，封锁湘江。伤亡在增多，一个个伤员从我们的面前抬过去。经过激烈的战斗，传来消息，5团右翼阵地被敌占领，接着，右翼阵地的敌人，便集中主要兵力往我们 4团压来，向我们背后迂回。敌人从三面进攻过来，黑压压的一片，我们团的阵地处在万分危急之中。这时，陈光师长从阵地上传来命令，要 4团转移阵地，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迟滞敌人的前进，好争取更多的时间 ……耿飚在此《湘江血战》中这样写道：我们刚刚布置好阵地，敌人便开始攻击了。清脆的防空枪声打破了冬晨清冷的寂静。十多架敌机每三架一组，黑压压地低空向我军阵地飞来，穿梭似的发起扫射轰炸，重磅炸弹的气浪，震得我们耳鼓轰响。站都站不稳。翻卷的烟尘使人窒息。树木上弹痕累累，残枝断叶乱飞乱舞，树干被炸中后，立即纷纷扬扬落下一地劈柴。飞机倾泻完炸弹，对面山上敌人的大炮又开始轰击，一排一排的炮弹把觉山阵地重新又覆盖了一遍。炸断的树木枝叶一层层地落在我们的掩体上，把人都埋住了。
……敌人靠近了，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搬家似的，向山坡上爬来，还砰砰叭叭地盲目射击着，他们看看我们没有反应，便认为全被飞机大炮打死了，督战指挥官先直起腰来，接着，士兵也停止了射击，肆无忌惮地向山上攀登 ……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李天佑师长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
伤亡增多了，一列列的伤员从师指挥所旁边抬到后面去。
红 14团报告：团政治委员负了伤。红 15团参谋长何德全来电话：团长、政治委员负伤，三个营长两个牺牲，全团伤亡约 500余人。
团、营指挥员有这样多的伤亡，部队的伤亡是可以想见的。而在当时各团人数并不充实的情况下，一个团伤亡五六百人，可以说已快达到难于承受的最后极限。但是，尽管如此，部队还是顽强地坚守着。
这时，军团的电报不断传来后面的情况：
“‘红星’纵队正在向江边前进。”“‘红星’纵队已接近江边。”“‘红星’纵队先头已开始渡江。” ……在 12月 1日的战斗中，担任全军殿后的红 5军团 34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领率机构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但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大部壮烈牺牲。写下了湘江战役中最为壮烈的一幕。
红 34师是在毛泽东、朱德同志亲自关怀和谭震林、罗瑞卿、萧劲光等同志具体帮助下，由闽西人民子弟兵逐步改编、组建起来的，它正式成立于 1933年春。师团干部大多数是原红 4军调来的骨干和红军学校毕业的，作战经验丰富，指挥能力较强。整个部队士气旺盛，战斗力较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虽然隶属关系几次变更，但始终服从命令听指挥，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在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确定由该师担负掩护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后卫作战任务后，红 5军团董振堂团长、刘伯承参谋长亲自向该师陈树湘师长、程翠林政委及其他师团领导进行了交代。红34师的师团领导一致表示：“坚决完成军委交给的任务，为全军团争光！”
“围剿”红军的敌机
从 11月 30日开始，红 34师阻击阵地上，战斗就空前剧烈。阻击的敌人是蒋介石的嫡系周浑元指挥的第三路军 4个师。该敌自恃兵力雄厚，美械装备，来势汹汹，妄图一举消灭我军，气焰嚣张至极。在猛烈炮火和飞机轰炸的配合下，轮番向我进攻，红 34师广大指战员依靠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精神，杀伤了大量敌人，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30日晚，受到重创的敌人经过调整部署后，发动了更疯狂的进攻。整个阵地上空，信号弹、照明弹，各种炮弹的火花交织在一起。红 100团守卫在前沿阵地的 2营营长侯德奎响亮地提出：“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中央机构和兄弟部队抢渡湘江。”在他的指挥下，全营干部战士与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弹药打光了，红军指战员就用刺刀、枪托与冲上来的敌人拼杀，直杀得敌人尸横遍野。该营有位福建籍的连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肠子被敌人炮弹炸断了，仍然带领全连继续战斗。阵地上炮火连天，前沿工事被摧毁，山上的松树烧得只剩下枝干。部队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仍英勇坚守着阵地，继续顽强地战斗着。与此同时，红 101、红 102团阵地上，也是烟尘滚滚，杀声震天。他们都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负伤不下火线，终于顶住了数倍于我之敌的疯狂进攻。在激烈的血战中，全师指战员前仆后继，付出了重大代价，师政治委员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由于红 34师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迟滞了周浑元部的进攻，掩护中央、军委和兄弟部队于 12月 1日渡过了湘江。
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之后，红 34师和红 6师一个团被敌人阻隔在湘江之东，西去的道路被敌人切断，部队处在湘军、桂军、中央军 3路敌人的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峻，指战员心情万分焦急。在继续抢渡湘江已无希望的情况下，陈树湘师长当机立断，率领部队东返，准备沿原道转至湘南打游击。当进至青龙山附近，与敌一部遭遇，部队迎头痛击，打垮了该敌。次日下午，又在新圩与追堵之敌激战了 3个多小时，虽歼敌一部，自己也再次遭受损失。这时，敌人调整部署，对红军实施四面包围，妄图将我一举歼灭。在这危急的情况下，陈师长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了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正当红 34师准备突围的时候，广西敌人一部已先发起了进攻。面对疯狂的敌人，广大指战员同仇敌忾，集中兵力火力，勇猛反击。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由于摸不清红 34师的底细，急忙后撤。这次胜利，鼓舞了指战员的信心。但红 34师毕竟是孤军作战，又处在白崇禧的统治区，兵力、粮食、弹药都得不到补充，既无兄弟部队配合，又没有群众支援，因此只有拼死尽快突围一种选择。就在这时，红 100团团长韩伟向陈师长建议：“乘胜立即突围，不能错失的时机。”大家赞同这个意见。陈师长当即决定：由韩伟指挥本团部队掩护，他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领师直及第 101、第 102团余部共四五百人，迅即向东突围。为了掩护师突围和转移，韩伟和该团 2营营长侯德奎同志，将全团不足一个营的兵力集合起来，编成了 3个连，由他俩直接指挥，并重新任命了连、排干部。然后，他们向部队作了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红 34师打不垮、拖不烂的光荣传统，在最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树立信心，争取胜利；要求每个同志，特别是党团员和干部，要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坚决完成掩护师突围的任务。干部战士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决心为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发扬红军战士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当天深夜，突围开始了。虽然部队在山区拖来拖去，三四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没有喝上一口水，肚子饿，身上冷，全身无力，尤其是伤病员行走更为艰难，但是，为了革命胜利，指战员忘了极度的疲劳、饥饿和伤痛，大家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同志们都深切地体会到，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当他们刚刚通过猫儿园附近，正准备向长塘坪前进时，敌人突然扑了上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红 100团新组成的 3个连集中全部仅存的火力，迎头反击敌人，子弹打完了，就和敌人拼刺刀。干部、战士只有一个念头：“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保证师胜利突围！”一场恶战在残酷地进行着。
扑上来的敌人，终于被打垮了。然而，部队又受到了重大的伤亡，全团仅剩下 30来人，并且和师的余部失散了。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韩伟宣布：立即分散潜入群众之中，尔后设法找党组织，找部队。
突出重围的陈树湘师长，率领师直和另两个团余部行至湖南永县左子江时，又遭敌袭击。陈师长身负重伤，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指挥战斗，不幸在道县落入敌手。敌保安司令何汉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领赏。陈师长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时年 29岁。陈师长的英雄壮举，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送回他原籍长沙，悬挂在小吴门的城墙上。其余 100多名红军战士，也终因敌人重围和弹尽粮绝，最后大部光荣献身。
红军指战员们这种英雄气概从哪里来？答案只有一个：他们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为了实现共产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