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公元 1774 年）是乾隆朝从盛转衰的转折点。爆发于这一年的山东王伦起义，是为转折标志。这次起义规模虽不大，只有短短的 1 个月，但它爆发于清王朝统治的腹心地带，引起了乾隆高度重视。这次起义不仅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揭开了清代中期以后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抗斗争的序幕。
王伦，山东寿张党家庄人，十六年（公元 1751 年）从堂邑张既成习清水教。
清水教是白莲教支派，称“饮水一瓯，可四十九日不食”，故得名。王伦精拳棒，通气功，善治皮肤病，往来于寿张、堂邑、阳谷一带行医传教，教徒发展到数千人。七月，王伦聚一批清水教骨干，密谋于八月二十八发动起义。他们造舆论，说“自八月至九月，有三十多日大劫，从我者得免”，以此动员群众。至约定日，寿张、堂邑同时发难。王伦率头裹白布教徒五六千人破寿张，杀知县沈齐义。王圣如率众七八百人攻下堂邑后，赴寿张与王伦会合。起义军踞寿张 3 日，王伦自称“真紫微星”，封和尚梵伟（或称范伟）为军师，孟灿，王经隆为正副元帅，还设有将军、参谋、宣行、总兵、校尉等官。
九月三日，义军侦知临清副将叶信率部奔寿张，于是放弃寿张，攻阳谷，杀典史方光祀、县丞刘希焘、把总杨兆立。兖州总兵惟一、署寿张游击赶福从兖州增援阳谷，结果赶福被击毙于南门，只有一逃命张秋。当时民谣曰：起义军“振臂一呼破寿张，横刀跃马人阳谷。游击死，总兵生，惜哉谁救赶将军！”义军所至 3 个县城，均搜抄库藏，释放监犯，并根据梵伟意见，“收人心，不杀掠，一切食物易之以价”。有一名义军战土，因食梨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义军因而得到群众拥护，队伍迅速壮大。五日，义军占领距临清 40 余里的柳林庄。
七日，山东巡抚徐绩率兵 500，从梁家浅赶到柳林庄时“适遇大风，官司兵望见贼影，于是将枪炮放尽，及至‘贼人’蜂至，无法抵御”。徐绩被围，幸惟一带兵接应，才免于死。起义军乘胜在当夜进兵临清。临清有二城，一为旧城，一为临清城。旧城土城倾圮已久，无险可守，义军即时占领，并包围临清城西门和南门。临清守将束手无策，竟“急呼妓女上城，解其亵衣，以阴对立”，“兼以
鸡狗血粪汁缚帚洒之”。山东地方官昏庸至此。后因德州、青州与直隶正定相继派兵增援，临清城才能够守住。
九月五日，乾隆接徐绩奏折，才得悉王伦造反之事。他口头上说：“么麽乌合，不过自速其死。计徐绩、惟一到彼会剿，自可迅即就擒”，似乎很不在意，其实内心却十分焦虑。他知道，仅依靠山东省力量，是无法扑灭起义烈火的。八日，传召军机大臣：
“寿张、堂邑好民滋扰不法，不能不迅速剿捕。但恐该省绿营兵庸懦无能，且与奸民等或瞻顾乡情，不肯出力。而徐绩于军旅素所未娴，恐不能深合时宜”。
时大学士舒赫德奉命赴河南督视河工，乾隆估计已行至天津，降渝舒赫德速改赴山东，主持会剿事务，并下令天津镇选绿营一，二千名，沧州、青州各选满洲兵数百名备调。第二天，又下旨令额驸拉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带健锐、火器 2 营京兵 2000 名，前往东省会剿。十一日，乾隆悉义军进攻临清，又急忙降谕直隶、河南 2 两省堵截，防御义军向邻境蔓延。
十二日，兖州镇总兵惟一、德州防御尉格图肯各带兵 250 名增援临清。起义军突然攻击，清军溃散，惟一逃往东昌，格图肯奔夏津。十三日，舒赫德到德州，知道惟一、格图肯临阵逃脱，上疏参劾。乾隆恼怒，令将惟一、格图肯军前正法。
舒赫德还密奏徐绩在柳林庄被围慌张无措情况。乾隆降旨，徐绩问题留以后处置。
九月二十日，经过反复磋商，乾隆终于批准了舒赫德制定的三路围攻的策略。
东路由舒赫德、拉旺多尔济率领，自德州恩县，夏津进攻临清；南路由阿思哈、徐绩统领，自东昌向临清进发；北路由直隶总督周元理率领，自景州经由故城、油房直逼临清。三路约定在九月二十四共同发兵，以期一举扫平。乾隆还指示，应在临清西面丘县、馆陶设兵防守，勿使义军西逃。
从九月七日开始，历经半月之久，起义军屡攻临清不下。此时，他们侦知清大兵齐集，打算放弃临清北上。二十一日，突击运河西岸清兵军营，不逞。二十三日，舒赫德率部至临清。义军五六百人排列城外东南，迎击清军。双方激烈正酣，适阿思哈、徐绩领兵赶到，共同向起义军掩杀。义军寡不敌众，只好退回旧城，与清军展开巷战。旧临清城民居稠密，垣墙高厚。小巷多达百数十处，纵横相错，有的甚至容单人行走。义军利用有利地形，化成小股，到处攻击清军，有的还上屋抛掷砖瓦，并手执红旗，指挥作战。清方虽从新临清城调来 300 名官兵
帮助，终因路径不熟而撤退。
第二天，清兵再入城，全力抓捕王伦。王伦居康熙时曾任河南巡抚的汪灏大宅。王伦义女乌三娘，“年二十许，娟娟多姿而有膂力，工技击”。为保卫王伦，她率其女精兵与清兵巷战，被清军以炮击毙。二十九日，汪宅被清兵包围。侍卫音济图悄悄爬到王伦住的楼上，欲缚获王伦，被护卫义军杀退。有人劝王伦下楼投降，王伦拒绝，竟燃火自焚。据目击者说：“火势炎烈时，王伦衣服胡须已经焦灼，而王伦仍东北角上”。
清兵攻下旧临清城后，血腥屠杀起义军。据舒赫德报告，被杀义军至少上千人，“旧城街巷‘贼’尸填积塞路”，整条街都布满尸臭味。乾隆指示“择一离河平敞地面，无碍田庐者，刨两大坑，分别男女尸身，投掷其中”。至十月三日，抓获义军已达 1788 名，乾隆仍严旨各地缉捕逃脱的义军将士。直隶总督周元理、河东总督姚立德谏言将胁从者释放，乾隆却斥责他们“所办俱未允协”。乾隆说，即使是胁从，既然敢与官兵 77 剑相接，即与贼无异，岂有轻宥。这些被捕的起义军或被凌迟，或被斩决。起义军的家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没为奴。王伦的家族，除部分遣放乌鲁木齐外，全部被诛。王伦的祖坟。于三十九年与五十七年两次被刨开。
乾隆刚知道王伦起事之时，还指令军机处，应查明事变原因。“或该县平昔贪虐不堪，民情怨望，致酿事端，又或办理不善，激生事变”，若是因地方官治绩不善激成民变，山东巡抚应据实陈奏，不得心存欺罔。后义军首领盂灿招供说，因今年岁歉收，地方官妄行额外加征，“以致激变”。给事中李漱芳奏言：“寿张奸民聚众滋扰，大半皆无告饥民激成”。乾隆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
“叛匪捏造此言，冀其解免”，其供言不足为信。李漱芳无知，摭拾入告，“转为乱民设说，尚可谓之人类乎！”。乾隆自我吹嘘说：
“朕临御三十九年，遇有水旱偏灾，不惜帑金蠲赈，并酌予缓带，俾纾民力；若雨畅稍有不时，必多方询问，以通民隐，何致有穷黎之事！”
乾隆认为，把王伦起义的原因，归结为饥民无告滋事，是往他脸上抹黑，因而坚决否认。
王伦起义被镇压后，清朝统治者感推行保甲制度的紧迫性。早在二十二年，乾隆就要求各省督抚，详议保甲条款，加以推行。但各省不为重视，没有认真贯
彻。镇压王伦起义后，十二月，直隶总督周元理奏请保甲制，他说：
“山东逆匪王伦，聚众谋为不轨，先由邪教而起，有白莲、白阳、清水等各种名色，始则念经聚会，敛钱哄骗，渐则散布邪言，习学拳棒，以致流为谋叛。
欲除邪教之根，惟有力行保甲之法。观已通饬道府各府，逐细查造，设立循环二簿，以及门牌。其纸笔等费，在于州县办公项内支给。如有不法事端，即令首报。
官民容隐，分别查参治罪”。
乾隆批阅道：“自应如此办理。”他说：“清理保甲，原系弭盗诘奸良法，地方果能实力奉行，何至有邪教传播，纠众滋扰之事”。他要求各省务必仿效查办，不得仅以虚文覆奏了事。此后，各省迅速执行贯彻保甲法。
推行保甲制度的同时，舒赫德奏请在全国查缴民间所藏鸟枪。他说：
“此次寿张逆匪王伦滋事一案，虽由满汉宫鼓勇无前，得以早行剿灭，而亦因贼无鸟枪一项，搜捕较易为力。是知民间藏匿鸟枪所关甚巨，若不实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衅。臣愚以为所有商民防御盗贼猛兽应用鸟枪呈明制造之例，请永行停止，其竹铳铁铳之类，亦概不许私自制造之例。其民间观存藏在家者，请立定限期，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限不缴，及地方官不能查察者，并清皇上饬部严定科条，示以惩儆”。
十一月二十八日，乾隆批准舒赫德奏请，要求各省督抚转饬地方官，传其旨谕，严定期间，收缴民间私藏鸟枪，并将收缴数目清楚地报上来。如有逾限不缴者，杖 100、徒 3 年，私行制造，杖 100、流 2000 里；每 1 件加 1 等，罪止杖100，流 3000 里。
推行保甲制度和收缴鸟枪，表明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加强防范措施，以压制日益高涨的民间反抗情绪。
甘肃循化厅（今青海撤拉族自治县）是撒拉族聚居地，由 12 个行政区组成，称 12 工。撒拉族信奉伊斯兰教，每个居民区都可建立一座清真寺，每座寺有一位教长，主持教仪，传授经书，形成一个独立的教坊。每位教民要将其年收入的一定比数，交给教长，谓之“天课”。教民遇有吉凶事，请教长诵经，给以银钱，谓之“布施”。
平日，教民也必须馈赠教长，“金粟畜产，无物不纳”。教长通过“天课”、“布施”和接受馈赠等方式，盘剥教民，然后用这些财富去购买土地，又把土地
租给教民佃种，形成了教长与教民之间封建剥削关系。随着一些教长私有土地财产的增加，教长管辖的教坊的增多，原来各不统属的教坊制度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凌驾于各教坊之上的门宦掌教。门宦掌教实行世袭制，它可以任命所属教坊的教长，对教民也有更大权力，“教下之民，概尊之日老人家，对于老人家的命令，服从惟谨，虽令之死，亦所心甘”。这种门宦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在宗教上的集中表现，使撤拉族人民蒙受吏沉重的封建压迫与剥削。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 1761 年）安定县（今甘肃定西县）人马明心，自中亚回国，为反对这种门宦制度，另创新教，别纂一经，名曰《卯路》。《卯路经》内容比旧教《冥沙经》简明易懂，不仅其形式上与旧教有所区别，“念经时则摇头，念毕耍拳舞手”，而且经济上“入其教者，皆有周济”。新教受到广大贫苦的撒拉族人的积极拥护，12 工之中有 9 工的绝大多数人改奉新教，贺麻路乎的位置、苏四十三、韩二个等人，都先后入教，拜马明心为师。
二十七年，马明心在循化传教，河州旧教门宦马国宝勾结循化营游击，将马明心驱回原籍。但新教却仍发展了下来，贺麻路乎、苏四十三，韩二个等人继续传教。为摆脱旧教对礼拜堂的控制，贺麻路乎自筹资金，建礼拜堂 3 座。三十四年，12 工总掌教韩哈济通过循化厅发出通知，枷责贺麻路乎的位置，关闭 3 个新教教堂。贺麻路乎无罪受罚，心中不服，上控陕甘总督，结果被判以“诬告反坐”，发往乌鲁木齐。苏四十三接替贺麻路乎，成为新教首领。
此后，新旧教不断磨擦。两教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撒拉族穷苦农民与封建主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四十六年三月十八日，兰州知府杨士玑、河州副将新柱赴循化，奉命查办清水工旧教头人韩三十八被杀事件。此前，官府已将马明心及其子婿逮捕，投进兰州监狱。新柱到循化后，公开宣称支持旧教。苏四十三、韩二个等人被迫发动起义，于当天夜间与次日上午，率众攻入杨士玑、新柱下榻的白庄和起台堡，杀死杨、新 2 人。二十一日，苏四十三等又攻下河州，杀官吏，放囚狱，一场轰轰烈烈的撒拉族反封建起义由此拉开了帷幕。
三月二十八日，乾隆接陕甘总督勒尔谨奏折，才知晓此事。第二天，又悉起义军直逼河州。他连下几道谕旨，一方面令在河南查办河务的大学士阿桂驰赴甘肃，传谕西安提督马彪带兵 2000、西宁镇副将贡楚达尔率兵 1000 火速赶赴甘肃，乾清侍卫福宁、泰斐英阿、明山、阿兰保等驰驿前往，受阿桂指挥，令西安、宁
夏各选兵 1000 名备调。同时还宣布对新旧教不同政策，“应明切晓谕旧教之人，赦其互相争杀之罪，令其杀贼自效”。三月三十日又说：“至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或赦一剿一，以分其力”，明确表示其利用旧教以镇压新教的意图。
起义军攻下河州后，半夜渡洮河，以间道直逼兰州，并断黄河浮桥，以阻绝清军。义军环城鼓噪，要求释放马明心。守卫兰州的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杀死了马明心，但因抗击义军失利，不得不释放马明心子婿，并登城向义军求和。
四月一日，起义军围逼兰州城的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内心火急，一面令阿桂迅速遄行，赶赴甘肃，一面加紧调兵遣将，命额附拉旺多尔济、侍卫内大臣海兰察、护军统领额森保，带领健锐、火器营京兵各 2000 名前往，尚书和珅即时赶到甘肃，等到阿桂到达后返京供职，同时，命山西派兵 5000 赶赴前线。乾隆严厉斥责勒尔谨对撒拉族新教传播事，“平时不能预为觉察，以致养痈贻患”。及至四月六日，乾隆获悉贡楚达尔已收复河州，并依次擒获苏四十三之侄苏二个、苏五个，才稍稍放心，根据勒尔谨的请求，除健锐营已发 1500 名外，其余停止前进。
起义军没有攻破兰州，而是引兵向兰州西南的龙尾山、华林山奔去。这里，地接兰州繁荣的西南关厢，可居高临下，俯逼兰州城，而且地势险要，“崖磡止容一人一骑，鱼贯上下”。兰州时已聚集万名官兵，但因阿桂还未赶到，无人统率，“声势既不联络，纪律又不严肃”，“兵不顾将，将不顾兵，一遇贼匪，惶遽退回”，起义军虽仅 1000 余人，但官兵对又军却没太大威胁。身为陕甘总督的勒尔谨，更是终日安坐衙署，无一计可施，不久被乾隆革职，降旨拿交刑部。乾隆还命阿拉善王罗布藏多尔济带蒙古兵 700 人，四川建昌镇总兵鄂辉率藏兵 1000人到甘肃助剿。
四月二十日阿桂到达兰州，便立刻根据乾隆指示，发布檄文，对义军展开政治攻势，宣布“罪魁”仅苏四十三等人，若能将“罪魁”擒献，胁从者就可以奏请宽减，倘执迷不悟，将来大兵剿捕，无分首从，同等对待。阿桂还严密封锁龙尾山、华林山，断绝义军供给，使之不战自乱。起义军粮尽水绝，几次下山挖水源，觅食物，均被清兵杀退。六月十五日，海兰察、明亮等率官兵、川兵及阿拉善兵，冒雨向义军出击。苏四十三率义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而惨遭失败。
苏四十三战死，余部 200 人退守华林寺，继续顽强抗击。六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又两次杀退清兵的进攻。乾隆闻讯，切齿大骂，“贼党垂毙之时，尚敢抵死抗拒，伤我官兵，实堪痛恨！”七月五日，清兵进逼华林寺，纵火焚寺。第二天，清兵缘墙而上，进入华林寺。起义军战斗到最后一滴血，全部壮烈牺牲。
苏四十三起义被镇压下去后，乾隆仍对新教残酷迫害。五月五日，他指示阿桂，“新教逆如此肆扰，实为罪大恶极，不可不严断根株”，“应于事平之后，趁兵威严整之时，痛加惩治”。消灭义军后，乾隆宣布新教和白莲教同属异端，应严行禁止，所有新教的教堂，严令拆毁，教徒惨遭杀害，家属被发往云贵极边烟瘴地。
但是，新教徒并没因此屈服，在苏四十三起义失败的当年，便在田五的领导下，积极酝酿新的暴动，誓死为马明心及其他教友报仇。
田五是甘肃伏羌县（今甘肃甘谷县）一位新教的阿訇。乾隆四十六年，田五组织力量，在通渭县石峰堡制造旗帜、号衣、帐房、器械，修筑城堡，为起义作准备。四十九年正月，田五到靖远县，与新教掌教哈得成，头人哈彦商定，于当年五月五日发难。后因消息泄漏，被迫提前暴动。四月十五日，田五于盐茶厅小山起义，占领了距盐茶厅仅 30 里的西安州营土堡后，接着袭击靖远、会宁，皆不克。四月二十四日，乾隆获悉此事，降旨陕甘总督李侍尧迅速带兵堵截擒剿。
四月下旬，甘肃提督刚塔率兵于优羌城外袭击义军，田五身受重伤，在马营水自刎身亡，起义军首领田介洪，吴二、韩二等相继牺牲。但是，张文庆、马四娃、李可彪等人，又迅速招集千余名义军，在马家堡、黑庄 2 处聚结。五月五日，义军从辙家梁翻山，渡过黄河，攻陷通渭。通渭知县王楼被吓得藏在后园仓房中。
西安副都统明善率兵 1200 名，由静宁进捣，遭义军伏击身亡。乾隆此时方感问题严重性，“此时若不再派重臣前往督率，恐有贻误”。五月十五日，命尚书福康安、侍卫内大臣海兰察率勇将驰驿前往，并檄调西安、宁夏、凉州满汉官兵数千名，旺沁班巴尔率蒙古厄鲁特兵 1000 名，前往会剿。五月二十一日，乾隆又获悉义军欲攻优羌、秦州，急派兵把守入陕门户淠泷一带，降谕阿桂率健锐、火器营兵 2000 前往镇压。二十六日，陕甘总督李侍尧被革职，由福康安接任。
五月底，义军分兵作战。一路由邹家河奔隆德潘陇山，合静宁底店山义军，直扑静宁州城。知府王立柱率兵顽强坚守，起义军未能攻克，遂分兵三路，一在
底店山固守，一回石峰堡，一奔雷大湾。乾隆指示福康安，先肃清后路义军，再集中兵力，攻打底店山、石峰堡。六月七日，海兰察奉命攻击静宁义军。十一日，率 4000 名官兵从隆德进攻静宁底店山。义军伤亡 1000 余人，余部退至石峰堡。
石峰堡据万山之中，四面削险，沟堑纵横，地势极为险恶。六月二十三日，阿桂率京兵赶到。七月五日，福康安、海兰察带兵攻上石峰堡，张文庆、马四娃及2000 名义军并家属计 3000 人全部被俘，起义宣告失败。
在围剿义军期间，乾隆曾发布指示，除义军领袖的家属杀无赦外，其余妇女及 15 岁以下男孩，全部罚为奴。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将历次战斗中俘获的 2600名义军家属，全部赏给江宁、杭州、福建、广东等处驻防满洲官员兵丁为奴。乾隆还颁谕禁止新教。七月二十三日，他降旨说，此后倘有阳奉阴违，信奉新教，或滋生事端，断不曲贷。
自山东王伦起义之后，各地起义此起彼伏。距田五暴动仅 2 年，即乾隆五十一年（公元 1786 年）十一月，台湾发生林爽文起义。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清朝统一台湾，二十三年四月，设立台湾府及台湾、凤山，诸罗 3 县。雍正元年（公元 1724 年）八月，因诸罗北境辽阔，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乾隆时期，台湾仍是一府四县一厅的建制。
台湾受清政府管辖时间很短，吏治废弛，官吏贪赃枉法，嘉庆时有人叫金城的说，台湾“从前地方文武，以械斗，捕盗、捕会匪为利薮，择肥而噬，正凶巨匪虽被获，得贿辄纵去”。是以受委台府官员，都不以冒险渡海为畏途，反以得美缺为喜。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台湾满汉官员不和，互相攻讦。雍正时，巡台满御史禅济布与汉御史景考不协，各树党羽，攻击对方。禅济布甚至公开指使“刁民”，拆毁台湾县粮书马仁、黄成等房屋。乾隆时，台郡兵政更趋涣散。兵丁经常在外开赌嫖娼，贸易牟利，以致戍兵所存无几。一些老兵甚至毫无顾忌地出外打工或做生意，每月交 300 文至 600 文雇请同营兵丁替班，称为“包差”。
起初，包差的钱文皆由班兵丁以及署内四项目兵收受。乾隆四十八年，柴大纪任台镇总兵之后，带头敲诈，各级相继效尤，于所管“包差”兵丁，派缴钱文。
由于大多兵丁长期在外，兵房营汛焚毁倒塌特别严重，据统计，原先有 2400 间有余，到乾隆五十三年仅存 400 余间。许多营兵干脆在外租房，甚至寄宿娼家。
林爽文起义前夕，据闽浙总督李侍尧咨查得实，原有兵丁额数 1 万多名，仅存
7500 余名，其余无着竟达 2500 余名，台湾府有戍兵 3700 余名，实存仅有 500名。在营兵丁，军纪败坏，打家劫舍，迹类兵匪。
皇六子永瑢说：“查台湾一府，地居海中，番民杂处，是以多设兵丁，以资弹压。乃兵丁反结伙肆横，凌辱民人，强买强卖，打毁房屋，甚至放枪行凶，以致该处居民，畏其强暴，相约结合，各持小刀，计图抵制。是十余年来，小刀会之举，皆系兵丁激成”。康乾之际，台湾尤为难治。由于台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内地尤其闽粤两省的民人争相移居。据清人郑光策说，漳、泉客民占移民十之六七，主要定居近海及诸罗、彰化等地，而粤籍客民占十分之三四，主要定居在近山地带及北部淡水、南部凤山等地。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移民们以乡谊为中心纽带，聚族而居，形成闽籍与粤籍，漳州籍与泉州籍不同的社会集团，并为其乡间利益，经常产生冲突。“闽、粤之人各分气类，睚眦之怨，纠乡众持白梃以斗，好事轻生，其习尚然也”。清政府虽屡下禁令，但械斗之风却更加狂烈，成为官府颇感棘手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台湾还出现了许多秘密会社。面对官吏侵渔，兵丁抢掠，台湾民众不满情绪越发高涨，反清秘密组织悄然兴起，天地会、小刀会、添弟会、父母会、一钱会等应运而生。林爽文为天地会成员。
林爽文，原福建漳州府平和县人，乾隆三十八年随父林劝徙居台湾彰化大里栰，四十九年三月，加入天地会为会员。为发展组织，五十一年八月，他与林泮、林领、林水返、张回、何有志、王芬、陈奉先、林里生等饮酒结拜天地会。林爽文善结交、重义气，被推选为大哥。其时，诸罗县捐职州同杨文鳞二子杨光勋、杨妈世为争夺其父家产，杨光勤组织了“添弟会”，杨妈世也组织“雷公会”，相互争斗。官府派员弹压，一部分会众逃往大里栰藏匿。五十一年十一月彰化县俞峻领兵前往大里袱缉捕，放火焚毁林泮等房屋。林爽文、林泮等遂于十一月二十五日集结 200 余人，在茄荖山（今台湾省南投县草屯东北）发动起义，推漳州龙溪县人刘升为盟主。二十七日一举攻破大墩营地和彰化县，杀知府孙景燧、同知长庚、同知刘亨基等。一场台湾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也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起义军破彰化县后，因民众不服刘升，林爽文被公推为盟主，称盟主大元帅，竖旗号，初书“天运”年号，后改称“顺天”。义军一分为二路，一路由王作带领攻淡水，一路由林爽文带领攻诸罗。台湾总兵柴大纪、台湾道永福等虽调兵东堵，但无济于事。
林爽文起事后，其挚友庄大田也按约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凤山仔港庄举旗反清，攻陷凤山县城，自称洪号辅国大元帅。相对林爽文的北路军，庄大田所部是南路军。庄大田祖籍也是彰州府平和县人，乾隆七年随父母定居台湾凤山仔港庄，务农为生。他的起兵，使南北两支义军遥相呼应，台湾清政府顿时慌作一团。
十二月二十日，乾隆得知彰化县城陷落，认为是该县没有做好严密的防范措施，失之疏懈。他把林爽文领导的民变运动，仅视为乌合之众，以为只要派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渡海督率台湾镇道尽力剿杀，即可扑灭，关键是不能让起义残余四处窜逸，或偷越内渡，于是，命闽浙总督常青，福建陆路提督任承恩加强沿海各口岸的巡防。
常青立即奉旨具体部署进兵镇压。他飞咨黄仕简率提标兵 1000 名、金门镇兵 500 名、南澳镇铜山等营兵 500 名，由鹿耳门登陆进攻，又派副将丁朝雄、参将那穆素里带领标兵 800 名、海坛镇兵 400 名、闽安烽火营兵 300 名，由海坛镇总兵郝壮猷作总指挥，由闽安口出发，至淡水登陆，实施南北夹击。同时参将潘韬、都司马元勋带陆路提标兵 1000 名赴鹿港堵御，常青本人驻扎泉州，会同陆路提督任承恩居中调度。因郡城吃紧，常青又与任承恩再三商量，决定增调提标兵 1200 名，由任承恩亲自统领，自鹿耳门登陆，与黄仕简声势相援。乾隆并不十分赞同这种安排，但迫于任承恩已采取行动的事实，他只好默认，且鼓励他“务须实力勇往，会同黄仕简分路夹攻，速擒逆匪，以期克日蒇功”。
乾隆五十二年正月初，黄仕简、任承恩，郝壮猷等路先后登岸。按预定计划，黄仕简进驻台湾府城，派郝壮猷等率兵 2300 余名往南路收复凤山，台湾总兵柴大纪会同参将潘韬等领兵 2230 名往北路收复诸罗、彰化。任承恩在鹿仔港登岸后，则派守备潘国材等带兵 500 名从中路进攻南投，同时分出小股兵力分别遣往南、北两路配合作战。清军如此部署各路兵马，不能集中，适被起义军分割围打，屡创败绩。黄、任 2 人同是提督大员，互不统属，前者株守郡城，后者安居鹿仔港呼应不灵，各顾所属，消极观望。渡台 3 个月，官军身心俱疲，未能如乾隆所愿，黄，任被革职，交刑部治罪。
在镇压义军过程中，台湾各地乡民义勇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署鹿仔港守备陈邦光，仅有 50 名兵丁防守汛地。五十一年十二月，他邀约泉籍“义民”林凑、林华等率众奋力抗拒，不但守住鹿仔港，而且一度攻占彰化县城。淡水同知
程峻的幕友寿同春，已年过七十，亲往各庄招募义民，会同俸满巡检李生椿及堑城书院掌教原任榆林县知县孙证等攻破竹堑，一举擒杀包括起义军重要人物之一王作在内的 30 多人。所谓义民乡勇，绝大多数是平日与会党势不两立的械斗团钵，清朝政府只要稍加利用，就会给反清起义以沉重打击。林爽文等人对此亦有所认识，尽力争取过对立派的同情和支持，曾派遣涂达元，张载柏执旗前往东港上游招引港东、港西两里粤民，但没起任何作用。五十二年正月，乾隆得知泉州、兴化、广东客民助清军镇压义军取得成功的消息，很受启示，认为这是一股值得利用和发挥的力量，除指示常青要分别查明嘉奖外，对阵亡者，皆视为官兵议恤，同时确定了分化瓦解的方针，五十二年正月，谕常青：
“此等匪徒纠众滋事，无论何处民人，其从贼者即系伙党，自应按名骈戮。
若漳泉民人乡勇，果能应募拒贼，出力堵御防守，自应加以奖赏，不应预存歧视，稍露形迹，转致漳民心生惶惧，别滋事端”。乾隆这一政策，在镇压活动中起到了极大作用。
短短数月，乾隆逐渐认识到台湾局势的严重性，唯恐闽浙总督常青无法“料理裕如”，改派久历封疆的李侍尧来闽接任，而常青熟悉闽台情形，恰可亲自渡海赴台坐阵指挥。另外，又陆续调遣一批深谙台情的官员赴台协助。原任山东按察使杨廷桦在福建多年，曾任台湾道，虽因监犯越狱而获罪，乾隆仍让其带罪前往接任台湾知府。江南提督蓝元枚，系福建世家，乾隆调他接替任承恩陆路提督之职，并随常青赴台。
五十二年二月，常青一行自厦门渡海，三月初由鹿耳门登岸进驻台湾。常青抵台后，立刻调查了台湾官兵的布防情况，各路新旧兵丁共有 13000 余名，主要分驻府城、凤山，诸罗、淡水及鹿仔港 5 地，远比不得起义军林爽文部和庄大田部，兼之义军南北呼应，清军难以奏捷。常青向乾隆请求增兵 7000.闽浙总督李侍尧欲调浙籍兵丁 3000，乾隆认为浙兵“脆弱无能，恐不济事”，命恒瑞带领福建驻防满洲兵 1000 赴府城，命蓝元枚带闽兵 2000 赴鹿仔港。
四月初，乾隆授年逾七旬的常青为将军，恒瑞，蓝元枚为参赞，蓝元枚同时兼往福建水师提督。二十七日，常青奏报击败前来攻打府城的起义军，击毙 2000余人，生擒正法者 50 余人，并招抚起义军头目之一庄锡舍及其部属 2000 余人。
乾隆十分高兴，指示让投顺之人立功赎罪，赏给庄锡舍守备衔，其属下授千把总，
外委职衔等。为表彰常青以古稀之年离家“报国”，且不辱使命，特地赐给他儿子刑部笔帖式喜明为三等侍卫，驰驿赴台湾省亲。五月，乾隆偶然披阅福建人蓝鼎元的《东征录》，该书描写康熙年间镇压台湾朱一贯起义的策略与经过。乾隆认为书中许多策略都可为今用。晓渝常青，李侍尧等人“即往购取详阅，于办理善后时，将该处情形细加察核，如其书内所谕各条，有与现在事宜确中利弊寂要者，不妨参酌采择，俾经理海疆，事事悉归尽善，以为一劳永逸之计”。
降至夏季，南北义军声势壮盛，10 余万民力把清军分割包围于各个据点。
清军名为征剿，实为防御挨打，13000 士兵因水土不服，患病者千余人，其他亦无斗志。台湾府城郊外 10 里皆被义军盘踞，清兵补给线亦被义军从中切断，蓝元枚及各路均中途被阻，无法救援府城。五月，常青侦知林爽文与庄大田约定将合攻省城，“日夜惟涕泣而已”。五月二十四日，常青勉强出城接仗，城中士民还设犒酒以待，以壮将兵之胆。但是，“甫交绥，常青战傈，手不能举鞭，于军中大呼‘贼砍老子头矣’，即策马遁”。于是，常青又奏请增兵 11000 名以解困境。
六月，庄大田又集中兵力急攻常青大营，林爽文则自鹿仔港夹击。常青畏葸，密札和珅，乞求调离台湾。林爽文配合庄大田未能攻克台湾府，移师包围诸罗县，占领该县周围村庄。但是，总兵柴大纪率清军与义民拼命顽抗，义军屡攻不克，损失极为惨重。七月初，蓝元枚奏称鹿仔港四周皆受义军滋扰，漳化、淡水交界大溪等处也为义军所扼；适常青又奏报官军为贼所围，不能动弹。乾隆得悉后十分不悦。他认为：
“用兵之道，合则势盛，分则势弱。今贼首林爽文，贼目庄大田等明知重兵俱在常青，蓝元枚两处，而林爽文牵缀北路，庄大田牵缀南路，使我兵分投堵御，奔走不暇，贼匪得以乘间蹈隙，将南北两路紧要各港社隘口任意抢占，贼势转得联络，狡计显然，乃常青等为其所愚，止知结营自守，分兵防备。遇贼匪击东应东，击西应西，譬之弈棋，使贼人着着占先，通联一气，而官兵止办接应，并无制胜之策，转致疲于抵御，何时方可竣事”。
乾隆于是决心换将。他看中了年富力强的福康安。五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乾隆命福康安火速赶往行在，面授机宜，然后带侍卫章京拜唐阿等往台湾更换常青督办军务。二十七日，授海兰察为参赞女臣，护军统领舒亮、普尔普为领队大臣，各带侍卫章京拜唐阿等二十名，舒亮领头队、海兰察领第二队，普尔普领第
三队，同赴台湾协助福康安作战。二十九日，大学土阿桂仔细分析了台湾地理位置及军事形势，建议应调拨擅于跋涉山路的黔楚兵各 1 万，合广东兵力余，由福康安通盘筹画，首先在要紧地方如府城、诸罗，鹿仔港等地设重兵防守，其次占领水沙连、虎仔坑、斗六门等处，打通南北声势，阻断南北义军之间的联系，变被动为主动，最后挑选可战之兵数万，捣其巢穴，“贼必指日授首”。乾隆对此表示赞许，其后的调兵遣将基本循着这个思路。
八月三日，乾隆授福康安为将军，携带钦差关防赴台督办军务，其随行大臣有海兰察、普尔普、舒亮等。依阿贵之言，令舒亮于湖北、湖南各挑备兵 2000名；又于贵州挑备兵 2000 名，配之以奋勇干练之将为带领，一切军装火药，密为预备。前者由江西入闽，后者自广西入粤，严阵以诗，只听候命。另四川屯练降番，素有勇猛悍捷之称，命四川总督快宁亦于其中挑选 2000 名，由曾罕行阵奋勇出力的将领张芝带领，顺江而下，出湖南、江南，浙江入闽候用。这时入台作战的清兵之数已逾 10 万。
八月五日，负责办理军需的福建按察使李永祺由鹿耳门登岸抵达台湾府城。
十八日，蓝元枚于军营中病故，乾隆念其“忠勇”，追赠太子太保，并赏银 1000两，“所有应得恤典，着该部察例具奏，寻予祭葬谥襄毅”。
十月，福康安自厦门上船，十一月初在鹿仔港登陆。此时诸罗已被起义军围困数月，为表彰城内“义民”帮同官兵奋力守御之义行，乾隆谕令将诸罗县名改为嘉义县。福康安抵台后，首先谋解嘉义之围。十一月八日，清军万余及“义民”
千余分 5 队搜索前进，击退林爽文军，由此打通道路，并接连攻破长庄、西势，潭仔、三瑰厝，海丰庄等处，直抵县城。嘉义解围，使在台官军士气大振。后恒瑞、舒亮，海兰察各部又接连取胜。林爽文、庄大田所领导的起义军即刻便处于被动。二十一日，清军一举拿下南北要冲木斗门，次日又破水沙连山口，并分左右两翼搜山。林爽文见清军来势凶猛，料其根据地大里栰难保，于二十四日夜携家眷转移至内山。二十五日，清军破大里栰。
十二月初，福康安追捕林爽文到集集埔被义军挡住去路。双方经殊死的激战，义军大部分阵亡，少数潜入山中。这时，福康安侦查得知林爽文家眷去向，一面派“义民”杨振文、举人曾大源及社丁杜敷前往水裹社捉拿。同时令海兰察、鄂辉等人连夜分路追赶林爽文。五十三年正月五日，林爽文等人被捕获。北路义军
失败，南路庄大田的处境便急为艰险。月底，清军集中力量扫荡南路据点，庄大田及其他领导人先后被捕，一场波及台湾南北的反清起义随即告终。
三月十一日，乾隆撰《剿灭台湾逆贼林爽文纪事语》一文，十分得意地说：
“平伊犁、定回部、收金川，是三事皆关大政，各有专文勒太学。诛王伦、翦苏四十三，洗田五，是三事虽属武功，然以内地，怀恝弗芗其说。至于今之剿灭台湾逆贼，生擒林爽文，则有不得不详纪巅末，以示后人者”。
镇压起义后，乾隆有针对性地采取多种措施，以严明台湾吏治，整顿治安，增强军事力量。
乾隆知道，台湾事变乃官吏贪黩所致，整顿吏治是稳定台湾局势的关键所在。
起义过后，台湾知府孙景燧首先被查处，此人在林爽文起义前夕，便在彰化县城被打死，五十二年七月，常青奏称台湾府库贮兵饷银款无存，乾隆派人仔细调查，确系孙景燧挪移亏空，于是指示军机处：“不可因已被贼害而宽其罪，使其家属仍坐享丰厚。著琅玕即将孙景燧家产查封，以抵官项”。
与此同时，台湾县知县程峻、署诸罗县知县唐镒，台防同知刘亨基，董起埏等，亦先后被起义军杀死。五十三年三月，湖南巡抚浦霖上奏乾隆：“其被害咎由自取，一死不足以塞责，若目其身已被害，置之不问，而其家属仍得坐拥丰资，岂足以示惩儆！”乾隆遂令将“各犯家产逐一严密查抄入官，以备抵补军需之用，毋任稍有隐匿透漏寄顿情弊”。
总兵柴大纪于乾隆四十八年十月调任台湾，3 年中他卖放戍兵私自带回内地贸易；听任漳、泉兵丁贩私滋事，勒索馈送，到南北两路巡查，需索夫价番钱400 元至 600 元不等，受兵丁谢礼，报补外委；又将番银借贷放债，且收取利息2 分以上。诸如此类丑行，乾隆起初一概不知，还多次嘉奖他作战有功，五十二年六月，降旨补福建陆路提督缺兼管台湾镇总兵事务。及福康安渡台，具折参奏柴大纪劣迹。五十三年正月，乾隆谕令革职审查，在解送京师审讯时，柴大纪供认不讳，最后被斩首。
五十三年四月，为强化台湾地方吏治，福康安等奏请乾隆添设地方佐员，北路六斗门，原设巡检一员，官职卑微，应添设县丞一员，隶嘉义县；大武垅山内有很多村庄，除安设汛防，拨兵驻守外，应加设巡检一员，南路凤山旧县城地处海滨，将下淡水巡检一员移至该地驻扎，下淡水另设县丞一员。同时，停止派御
史巡台之例，从此后可更为福建督抚、福州将军及福建水陆两提督每年轮流派一人前往稽察。
五月，福康安、徐嗣曾联合列出“清查台湾积弊酌筹善后事宜”等 16 款：
节营操演宜设法稽查以核勤惰；水师兵丁宜按期出洋巡哨；严总兵巡查之例以肃营制；兵丁贸易离营等弊宜严行禁止，禁革四项目兵名色以杜包差之弊；换防戍兵宜分交水陆提督互相点验；海口城庙各炮位宜清查安设以资守御；严禁抢夺械斗以靖地方；清查台湾户口搜拿逸犯以别奸良；严禁私造器械旗帜以靖地方；赌博恶习宜从严治；台湾文武各官应责成巡察大员随时核奏，台湾道员准令具折奏事以专责成，请开八里坌海口以便商民，沿海大小港口私渡船只宜严加申禁稽查；台湾南北两路宜安设铺递修治道路船只以肃邮驿。
乾隆对起义者态度非常强硬，认为“不特首恶之父兄妻子应行坐”凡“受伪职并与官兵抗拒者，亦应一律缘坐”。其中“被贼逼胁从者”，未与官军打仗，“量予远徙”。清朝官员奉乾隆谕旨，在起义失败后，大规模清算了起义参与者。五十三年三月林爽文、杨振国、高文麟、林家齐，廖攀龙、连清水、金娘、林红、彭善，赖树、蒋挺、刘怀清等 20 多人被押往京城审讯，后被分别处以凌迟、斩决，他们的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岁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岁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姐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
民此同时，乾隆却也十分重视对所谓义民乡勇的褒奖。从战争开始，每有奏报中提及“义民”立功，必定给予鼓励。曾经与林爽文相对立的东港上游的广东客民，因自行组织壮丁 8000 名抵抗起义军，乾隆特颁御书褒忠匾额，并赏其头领曾中立同知职衔。南北两路平定后，受嘉奖的“义民”人数愈加增多。对于战死的“义民”，乾隆除优恤其家人亲属外，又鼓励乡里为他们立庙建祠，为后人树立榜样。在北港镇，有乾隆赐给的“旌义”匾额，地方上建起了“旌义亭”。
在新埔镇下寮里也有乾隆颁赐的“褒忠”匾，地方上建起“褒忠亭”。乾隆欲借此整肃台湾民风，与整顿台湾吏风互为补充。
福康安、徐嗣曾等人还特别向朝廷突出了改建城垣、添设官兵 2 项。台湾旧有城垣为莉竹编插而成，虽不如砖石工程坚固，但毁容易，修复也容易。康熙年间台湾朱一贵起事，全郡被占，清军不出七天便将其收复。雍正年间吴福生再起
时，雍正帝干脆下谕无须建砖石城垣。及林爽文起义，同样出现上述情况。于是，乾隆认为“台湾远隔重洋，又系五方杂处，游民聚集之地，难保其百年无事，自应深思远虑，计出万全”，决定台湾郡城及嘉义县城改建砖石城垣，“此外如彰化，风山等县，及现在应行添设官弁驻扎处所，不妨仍用筋桐竹木等类栽插”。乾隆还将熟谙工程的成德遣往台湾协助建城。成德抵台后，负责取形，福康安负责取势，做到“占据要地，不失形势”。由于采用砖石材料成本太高，成德奏请台湾府城修筑土墙，如此以来，可省原估价的三分之二。嘉义县城较小，取势也合理，可照旧规加高培厚，添建城楼。
台湾及澎湖原有水陆兵 12176 名，其中水师 4163 名，陆师 8013 名。由于绿营积习，兵政废弛日久，再加上流民杂处，会党林立，添兵防务事关重大。
五十三年正月，乾隆在讲到战后留台清军问题时提出：“应将素耐炎热之贵州、湖南二省兵丁内，择其强壮得力者，挑选数千，留彼弹压”。四月，福康安奏请在台湾各要冲及汛口各增兵 100 余名，各海口水师酌为移拨，均于新征兵内挑补，归原营官管辖。台湾戍兵，以往为内地各营分拨前往。乾隆觉得如此远涉重洋，纷繁更调极为不便，建议福康安据实况将内地派往兵丁酌留一半，其余在台湾当地募补。但福康安却说：“若先尽义民挑补，既恐未谙军纪，不能得力，又恐招募漳泉之人太多”。最后他提出一个折中办法，即尽量从内地提督一标及福宁、海坛、汀州、金门，建宁五标内抽调兵丁赴往台湾，这样，戍兵中漳泉兵丁大为减少。
为稳固军心，乾隆想办法提高他们的待遇，把查抄起义军田产所得部分，作为台、澎戍兵的粮饷，每人每月可加赏银 4 钱。另外，乾隆还非常注重整顿戍兵纪律，以期提高守卫能力，福康安、徐嗣曾等人提出的 16 条整顿措施中，有 7条是针对官兵的。这些措施虽无法彻底改变台湾戍兵面貌，但短期内却颇有些效果。
乾隆皇帝在通过广求纂书、纂修群书发展文化事业的同时，为了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他还迭兴文字狱，并厉行查缴、销毁禁书。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有鉴于前朝文字狱给统治集团蒙上浓重的恐怖气氛及对整个社会带来的动荡和不安，采取了种种比较缓和的政策，对前朝文字狱造成的遗留问题有所匡正。与此同时，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偏离统治者思想和需
要的著述，也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如乾隆元年正月，御史谢济世进献上自著《学庸注疏》一书。此著作认为，明初帝王所以对朱熹的《四书集注》赞赏有加，是因为朱熹与明朝皇帝同姓的缘故，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表彰古圣先贤，实则是在吹捧自己。对于这种包含反对程朱理学内容的著作，乾隆皇帝虽然认为其“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却未给予惩处，只是“发还其书”。后来，随着乾隆皇帝的统治地位逐步得以巩固，对于一些有碍其统治的著述的处理也开始逐渐升级。
乾隆六年八月，湖北通山县全崇相刊刻了其父全渊所著的《四书宗注录》一书，其中有“推祟逆犯吕留良之处”。乾隆皇帝得悉此事后，令即“追出书板销毁”。同年九月，又因湖南督粮道谢济世所刊自注经书“肆诋程朱，甚属狂妄”，“殊非一道同风之义”，遂令湖广总督孙嘉淦将其有关著作“即行销毁，毋得存留”。然对其作者，乾隆皇帝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处理；而且，在其中的谢济世因受上司诬陷而遭到迫害时，乾隆皇帝还委派官吏严查处理。因而，一直到乾隆十六年夏天以前，文字狱案件次数极少，几乎也没发生康熙、雍正两朝对文字狱涉及人员残酷打击、迫害的现象。
乾隆十六年（1751）夏，发生了一起极有影响的伪孙嘉淦奏稿案。这一奏稿言词之激烈、内容之尖锐、传播范围之广泛以及政治影响之大都远远地超出了乾隆皇帝的想象，因而，这一事件的发生使得乾隆皇帝极感被动与孤立，对其形势的估计也完全错误。他感到，不但在各级官吏队伍中有自己的对立势力，而且因为固有的满、汉民族矛盾，这一势力还有着极为深刻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基础。为了进一步巩固清朝政权和加强专制统治，乾隆皇帝动用全国力量追查伪奏稿作者，在此过程中还寻找时机对各级官员中的反对势力严厉打击之外，并且大幅度地扭转文化政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竟制造了上百起文字狱，对广大知识分子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和镇压。这样，文化界在经过乾隆初年的短暂的平静时期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动乱不安的灾难时期。
乾隆皇帝对形势估计错误，实践固然亦出现偏差。文字狱案发动之初，虽然来势甚为凶猛，数量也相当众多，但涉及人员只是些满口胡言的疯人和一些不安本分、热中躁进的下层士人，真正意图反清和反对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几乎没有。
如王肇基、丁文彬、刘裕后、杨淮震等案便都是疯人所为，而刘震宇、李冠春等
案又全是士人不安本分而自投网罗。如此以来，很难说对加强乾隆皇帝专制统治和巩固清朝政权有何帮助。
尽管如此，为了制造声势，乾隆皇帝还是对涉案者进行了严厉的惩治。与此同时，乾隆二十年（1755）和乾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还亲自先后制造了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和彭家屏私藏禁书案两起文字狱大案，以期指导全国各地官员。在乾隆皇帝的带动下，各地官员望风希旨，如法炮制，将乾隆皇帝制造胡中藻、彭家屏两案时所使用的强拉硬扯、穿凿附会、深文周纳等各种方法皆用上派场。一时之间，国内各种文字狱案件大量频现，至此，全国各地的文字狱案件进入了高潮。
据史料记载，从乾隆二十年春胡中藻案开始到乾隆三十八年纂修《四库全书》
之前，文字狱案件不下五十余起，文字狱所强加的罪名也极为繁多，如：妄议朝政，谤讪君上；隐寓讥讽，私怀怨望；妄为著述，不避圣讳；收藏禁书，隐匿不首；纂拟禁史，怀恋胜国等，总数达十余种。因文字而遭其害的人员，除中下层封建儒生之外，也有不少宗室贵族、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对其涉及人员的处理，不是凌迟处死、籍没家产，就是革职拿问、遣戍边远；并且在文字狱的高潮期间，又有经办官吏的断章取义以扩大案情和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忿等，都更大地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致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百姓甚至供职的官吏都个个惊恐万分，整个社会处于一片极度恐怖气氛之中。
胡中藻案发生之后，江苏地方官首先闻风而动。值秋冬之际，江苏连续制造了《秋水诗抄》案和朱思藻吊时案两起文字狱案件。朱思藻吊时案尤为典型。朱思藻，常熟民人，“读书未成，粗知文义”。乾隆二十年，江苏遭灾，地方官办赈不力，百姓生活极为困苦。朱思藻于是便摘取“四书”中斥责暴君污吏的内容连缀成文，“以泄其怨望之私愤”。对此，乾隆皇帝极为愠怒，以其“怨望谤讪，狂悖不法”、“侮圣非法，实乃莠民”，遂将其发配黑龙江。
之后，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山东又发生了疯人刘德照书写悖逆字帖一案。因为其中有“兴明兴汉及削发拧绳之语”，乾隆皇帝十分痛恨，甚至对刘德照是否疯人也表示怀疑。他说：“当此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肆行狂吠，岂疯颠人语耶！”
遂将刘德照处死，并把不知情而又屏居异县的亲属也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乾隆二十二年，受彭家屏私藏禁书案的影响，以收藏禁书而被判罪的文字狱
案件也开始出现。此时，除积极响应的江苏之外，还有浙江、湖南两省的地方官。
其中湖南巡抚富勒浑因为不谙汉语文义，竟将当地生员陈安兆所著的《大学疑断》
等也作了禁书，当即受到了乾隆皇帝的严厉呵斥。倒是江苏、浙江两省官员比较精明，一则以周瑞南藏匿“妄谈运数”的“妖书”而成狱，一则以生员陈邦彦藏匿、披阅载有“明季伪号”的《纲鉴辑略》一书而上报，颇得乾隆皇帝的赞许。
周瑞南、陈邦彦两人被严惩治罪，其所有书籍传本及书版均令查出销毁。
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各种类型的文字狱案件数量逐渐增多，办理更为严厉。
单是乾隆二十六年一年就达九起。其中江西李雍和潜递呈词案、甘肃王寂元投词案以及浙江林志功捏造诸葛碑文案虽皆是疯人所为，但因李雍和呈词中有“怨天，怨孔子，指斥乘舆之语”，王寂元投词中有“大逆之语”，皆处凌迟而死。两人的亲属也受到株连，或拟斩立决，或拟斩监候。林志功虽无“悖逆之句”，也因“妄称诸葛，自比关王”而被遣远充军。
除这三案之外，对于其他各案，乾隆皇帝亦给予了严厉的处理。如陈九如一案，仅因其家中对联上有“朱朝吏部尚书”、“影内封为大夫”等字迹便被捉拿治罪。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所著《俣俣集》，因有“讽刺官吏，愤激不平，甚至不避庙讳之语”，也被谕令照前朝吕留良之例办理。还有浙江临海训导章知邺，为了发泄他对本省学政窦光鼐的不满情绪，戏作《讨奸邪窦光鼐》一文，其自作“悖逆”之语加上窦光鼐为文驳诘，也被乾隆皇帝拟以死罪。
乾隆二十七年以后，文字狱案件数量上有所起伏，但却一直时有发生。一般情况下每年少则二三起，多则五六起。其中典型的有，在乾隆二十八年有林时元投掷词帖案和刘三元缮写逆词案，乾隆二十九年有邓文亮捏造梦呓案和赖宏典书写逆词案，乾隆三十二年有蔡显《闲闲录》案和齐周华文字狱案，乾隆三十四年有李超海《立品集》案、安敬能试卷诗案，乾隆三十六年有吴士洪呈控收漕弊端案，乾隆三十七年有查世桂私纂《全史辑略》案等。其中尤具影响的是乾隆三十二年时发生的蔡显《闲闲录》案和齐周华文字狱案。
蔡显《闲闲录》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蔡显，字景真，号闲渔，江苏华亭人，雍正年间举人。蔡显以教书为业，先后刊行所著《宵行杂识》、《红蕉诗话》、《闲闲录》等书。因为他在这些著作中对当地官员乡绅的劣迹有所揭露，当地官绅于是摘取其所著书籍中的一些诗句，指为怨望、讪谤之句，并散发匿名
揭帖对其进行陷害。蔡显被迫携其所作各书向当地官员自首。蔡显本意是希望官府为其洗冤，而当地官员竟以此入罪，拟以凌迟处死。
乾隆皇帝在重审此案时，又发现了许多未曾发现的“悖逆”罪证，如《闲闲录》一书对前朝文字狱情况有所记载，称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钱名世以年羹尧案而得罪，以及一些“大逆不道”的诗句，如“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和抄写前人所作之《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对此，乾隆皇帝穿凿附会地予以解释，指斥蔡显：“有心隐约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实为该犯罪案所系。”遂令将蔡显立行斩首，所刊书籍通行销书毁版，为蔡显之书作序以及帮助校刻的二十四个学者也分别被遣戍边远。两江总督高晋因为委任幕僚办理此案，未曾发现这些重要罪证，因而乾隆也给予了他严厉斥责。
齐周华文字狱案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齐周华，原浙江天台县的一个秀才，敢于对时事和一些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在处理曾静、吕留良文字狱案时，曾经假作征求天下生监意见。齐周华因赴刑部具呈己见，要求释放吕留良子孙，而被押解回浙，严加锁锢。乾隆皇帝即位，大赦天下，齐周华得以被释，仍以著述为业。此间，他先后著成《名山藏初集》等十余种书籍，并刊刻面世。乾隆三十二年十月，齐周华以其所著书籍求序于浙江巡抚熊学鹏，案情因此得以揭露。清政府查出其中有《狱中祭吕留良》一文，“将逆贼吕留良极力推崇，比之夷、齐、孟子”，“庙讳御名，公然不避”。
乾隆于是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所刻书籍通通收缴，与版片一起销毁；同时，乾隆皇帝还严令追查为齐周华著作作序的一些学者。受此牵连，李绂、谢济世、沈德潜等或者本人及家属受到提讯，或者著作受到审查。其中如谢济世的一些著作还因此而被禁毁。曾经礼部侍郎的齐召南因与齐周华一族，且又为其《天台山游记》一文写过跋文，被递解回籍，查抄家产，忧惧而死。
纵观乾隆前期的各起文字狱，虽数量多且罪名奇，但是细究实际案情，大多为毛举细故，实欲反清的几乎没有，不过是清朝政府的一些具体政策和个别地方官员有不满情绪而己。而乾隆皇帝对却不辨是非，全部予以严惩，因此，这一活动在全国的蔓延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人民皆极为恐惧，整个社会也因此而动荡不安。
为了维护正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御史汤先甲等官员上疏乾隆皇帝，对当时“内外问刑衙门遇有造作妖言、收藏野史之类多丽逆案”的做法表示不赞同，要求对于此类案件“宜坐以所犯罪名，不必视为大案，极意搜罗”。然而，这时乾隆皇帝正在搞文字狱的兴头上，哪里听得进去这些逆耳之言？他强词夺理地辩解道：
“即如收藏野史案内法在必治者，如《东明历》等书，不但邪言左道，煽惑愚民，且有肆行诋毁本朝之语。此而不谓之逆，则必如何而后渭之逆者？凡在食毛践土之人，自当见而发指，而犹存迁就宽贷之意，必其人非本朝之臣子而后可。”还说：“干犯法纪之人，莫如悖逆、贪污二者，于法断无可纵！……若煦煦以姑息为仁，将官方国纪、风俗人心何所底止？”
于是再无人敢言。倒是有一些臣下迎合乾隆皇帝的意旨，大扯顺风旗。如乾隆二十八年十月，湖南巡抚陈宏谋奏请将各地“疯人”锁锢，以免其“播弄笔墨，滋生事端”，给朝廷找麻烦。同年，福建学政纪晓岚奏请将坊本经书和武英殿所刻各种经书俱仿效开成石经、宋监本先例，凡遇本朝庙讳、御名，均刊去末笔，以示避讳，并要求将此载人科场条例及行文各省，让全国统一奉行。这样，乾隆十六年以后，这股文字狱歪风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
文字狱对于打击反满思想、加强专制统治固然颇有作用，然而，对于禁绝反清著作而言，则效果不佳。一则因中国人多地广，文字狱涉及人员、著作毕竟有限，劳多功少；二则利用文字狱的方式禁绝反清书籍的流传，方法终显被动。乾隆后期，为了禁绝一切反清书籍，乾隆皇帝在继续制造文字狱的同时，还借纂修《四库全书》征集全国图书之名，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查缴禁书活动。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至乾隆三十九年年中，乾隆皇帝又开始发动访求遗书的活动，为了不影响访求遗书活动的进行，文字狱稍作平息，对于违碍书籍的处理办法，也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不过将书毁弃。”至于大规模地查缴禁书更是只字不提。直到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全国献书活动进入高潮，大批图书集中到北京之时，乾隆终于暴露了他的寓禁于征的真实意图。他说；“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他还连下数道谕旨，严令各省把查缴禁书放在访求遗书的首要地位。与此同时，又责令“四库全书馆”将各省进到之书详细检查，发现有关碍者，马上予以销毁。至此，访求遗
书活动竟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查缴禁书活动。
在乾隆皇帝关于查缴禁书的严旨督催下，各省纷纷开始行动。一般都是先行“刊刷誊黄，遍贴晓谕”，造成声势，以劝告藏书之家尽量呈交；继而或派专人或指定地方士绅、各学生监，深人民间详细察访。除此之外，各省督抚还出种种办法，根据各地实况，分别采取了一些查缴禁书的新方式。其中江西省是“传集地保，逐户传谕，无论全书、废卷，悉令呈缴，按书偿以倍价”。如此，两年中收缴禁书超过八千部。
浙江则将候补教职人员分发原籍，因亲及友，清查禁书，并规定：“将来即以缴书多寡，为补用名次后先。”在官吏们的威胁利诱下，全国各地先后缴出大量的违碍书籍。这些书籍，先在各省进行初步审查，由地方官员分门别类，开具缘由，缮写清单，具实上奏；然后把书籍逐一包封，连同版片一起，派员解缴军机处。
此外，“四库全书馆”也对各省采进本反复进行审查，将查出禁书亦交军机处。军机处收到这此禁书，按韵编号，再交给翰林院官员，将书中“悖谬”之处逐条写成黄签，贴于书眉，或将应毁原因摘要开单呈进，最后经乾隆皇帝批准，便将书籍送到武英殿的字纸炉前，在军机处满、汉官员的监视下点火焚烧。
随着查缴禁书活动的开展，活动范围也不断扩大。最初，所禁书籍不过是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伪妄诗文”，到乾隆四十二年《字贯》案发生后，禁书范围扩至当代人的著作，而乾隆四十三年颁布的《查办违碍书籍条款》，又将宋人谈抗金、明人谈反元时“议论偏谬尤甚”的著作也列入销毁之列。
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到四十六年二月，又扩大到收录禁书目录及其某些内容的地方志，涉及明末清初和宋、金之际事迹的地方戏曲剧本以及“天文占验，妄言祸福之书”。在查禁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因禁书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的实际问题，禁书方法也日趋严密。如针对宋人著作中有攻击女真字样、明人著作中偶然涉及清朝先世一类的书籍和清人文集征引或转载有关禁书内容、清初官修各书未能为后来各帝避讳等问题，则分别抽毁其违碍部分，违碍字句进行改动，一些典籍就是这样遭到了恶意的肢解和窜改。
此外，对一些“诋毁之处更多、较寻常违禁各书更为狂悖不法”的反清反专
制情绪强烈的书籍，则禁书毁版，“一并起出”，“尽数解京销毁，毋使片纸只字存留”。据史料记载，自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至四十六年九月的八年之间，政府收缴到的应毁书版达六万七千块之多，通通作为木柴而焚毁净尽！
从乾隆三十九年开始查缴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在各省督抚的请求下展限两年；乾隆四十五年限满之后，又一再延期，并将此项活动作为经常性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约有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的书籍遭到禁毁，民间因害怕引祸上身而私自销毁者更是无法统计。这是继秦始皇焚书之后我国古典文献遭遇的又一场大浩劫，乾隆皇帝推行的反动的查缴禁书的政策，使得中国的古代文化遭受了不可弥补的巨大惨重的损失。
乾隆后期，随着专制统治强化达到顶点和查缴禁书活动在全国的普遍开展，乾隆皇帝又把文字狱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据统计，从乾隆三十八年开馆纂修《四库全书》至乾隆驾崩，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又达五十余起，因文字之祸而受到株连的各阶层人士，范围之广遍及全国，数量之大亦超过乾隆前期，这对于乾隆后期以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清朝政局的发展，对于当时的文化事业，都产生了十分恶劣的消极影响。
在乾隆后期制造的多起文字狱中，禁毁明、清之际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绪的历史著作和打击社会上的反清思想仍是活动的重点之一。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乾隆皇帝通令全国，以“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伪妄诗文”为重点，查缴禁书；同时，乾隆皇帝还不时选择其中民族情绪较为强烈的著作，先后制造了多起文字狱。
如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刚刚颁布查缴禁书谕旨不足三月，乾隆皇帝便一手制造了典型的屈大均诗文案。他一方面严令广东官员传谕屈氏子孙呈缴明末清初抗清志士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以及其所刊诗文；一方面又令两江总督高晋到南京城外雨花台一带确访屈大均坟墓具体位置，企图毁坟灭迹。仅因查缴禁书活动处于初期，乾隆皇帝才未将屈氏子孙治罪；兼之以年代久远，屈大均衣冠冢旧迹不存，刨坟灭迹一事亦不了了之。
屈大均诗文案后，明末清初抗清志士金堡所著之《遍行堂集》，明人陈建所著之《皇明通纪》，署名“清笑生”所著之《喜逢春传奇》，沈德潜所著《国朝诗别裁集》，明人袁继咸所著的《六柳堂集》，康熙、雍正时期陶煊、张灿所编辑的《国朝诗的》等都先后被禁，所有书籍通行查缴，连同版片一起解京销毁。受此
牵连，原书作者、编辑者及主持刊刻上述各书人的后裔也分别被迫害，或者受到刑罚处分。
随着查缴禁书活动开展的层层深入，乾隆四十四年以后，类似案件出现更为频繁，同时，乾隆皇帝对涉案人员的惩办也更为严厉。乾隆四十四年（1779）正月，江苏兴化县查出明末清初李骈所著的《虬峰集》一书，其中有诗云：“白头孙子旧遗民，报国文章积等身。瞻拜墓前颜不愧，布袍宽袖浩然巾。”被诬为“系怀胜国，望明复兴，显属悖逆”。因李膦无后，乾隆皇帝无法施其淫威，除销书毁版之外，只好掘墓锉尸枭首，以泄其愤。
同年三月，福建省又查出兴国州候选训导冯王孙所著《五经简咏》一书中有“复明削清”的句子，乾隆皇帝于是谕令福建省官员：“照大逆凌迟缘坐例，迅速问拟具奏，以正人心而申法纪。并将所有刷印各本尽行查缴，毋使片纸存留，并查此外不法诗文，一并解京销毁。”同年十一月，江西德兴县查出已故生员祝廷诤所著《续三字经》一书，“胆敢品评列代帝王，任意褒贬”；而且，该书在叙述元朝史实时还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影射攻击清朝男子剃发的文字。祝廷诤虽死，“仍照大逆凌迟律开棺戮尸，以张国法而快人心”，抄没家产，孙辈现存者全部斩立决。
乾隆四十五年四五月间，又先后发生了魏塾妄批江统《徙戎论》案和戴移孝《碧落后人诗集》案两起文字狱大案。魏塾本是山东寿光县的一个普通民人，因为对本县官吏借差科派不满，打算到上级官衙门控告。该县县官闻知后先下手为强，派人到其家里搜查，发现其收有禁书，并在江统《徙戎论》一文中写了一些体会，即刻以此人罪。因为“戎狄”触犯忌讳，乾隆皇帝即刻下令将魏塾立斩，嫡属一律斩监候。安徽和州戴移孝文字狱案，是因戴移孝与其子戴昆合著之《碧落后人诗》、《约亭遗诗》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直长恨”、“且去从人卜太平”
等“悖逆”文字而引起。据此，乾隆皇帝将戴移孝父子戮尸枭首，并将收藏该书的戴世道斩立决。
与此同时，乾隆皇帝还严令各地督抚将社会上流传的上述两书的各种版本及一切版片概行查缴，全部销毁，“俾狂吠诗词，搜毁净尽，以正人心而厚风俗。
倘有片纸只字存留，将来别经发觉，唯该督抚等是问！”乾隆四十七年二月，浙江仁和县（在今杭州市）又发生了监生卓天柱收藏先人卓长龄《忆鸣诗集》案。卓
长龄为清初生员，对清军南下时的种种暴行劣迹极为愤恨，因而所作诗篇多数都透露着强烈的民族感情。如其中一诗云：“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
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即揭露了清军的景行。对此，乾隆皇帝极为痛恨，除将卓长龄等五人开棺戮尸外，就连收藏该书的卓天柱也受到斩立决的严厉处罪。
在这一时期乾隆皇帝处理的多起类似案件中，影响较大的是徐述夔诗狱案。
徐述夔是江苏东台县的一个举人，生前著有很多种诗文。徐述夔死后，由其子徐怀祖将他的遗作请人校订之后刊印行世。乾隆四十三年夏，徐述夔的孙子徐食田因田土问题同本县监生蔡嘉树结仇，蔡嘉树因赴官府首告徐食田私藏禁书。江苏布政使陶易受理此案时，由于蔡嘉树行为甚属卑污，没有批准他的指控，并拟将蔡嘉树坐以反诬之罪。但当乾隆皇帝得知此事后，案情却发生了戏剧性地变化。
经过对该书的审查，乾隆皇帝从中发现了许多反对清朝统治的文章。
如徐述夔在《咏正德杯》一诗中称：“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
又其《一柱楼》诗称：“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他认为，“大明天子”不用说是指明朝皇帝，“壶儿”与“胡儿”谐音；“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也被他牵强附会地说成“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言‘去清都’，显有去本朝、兴明朝之意。”如此一来，徐述夔显属“系怀胜国，暗怀诋讥，谬妄悖逆，实为罪大恶极”。
此外，乾隆皇帝还发现，为徐述夔校订诗作的两个学者一名徐首发，一名沈成濯，都没有命名正理：“必因为逆犯校书后，始行更改此名”，“诋毁本朝剃发之制，其为逆党显然。”“此等鬼蜮伎俩，岂能逃朕之洞鉴！”所以，他严令两江总督萨载将隐匿禁书的徐食田及所有相关人犯拿解至京，所有该书流传抄录之本悉数搜缴尽毁，“务使犬吠狼嗥，根株尽绝”。经过严刑审讯，最后定案：徐述夔、徐怀祖父子被开棺戮尸；曾为徐述夔作传的致仕礼部尚书沈德潜虽已死去，仍摆脱不了干系，也被扑倒墓碑，追夺官职、谥法；其他受牵连的人犯，像藏匿该书的徐食田，为该书作跋的毛澄，校订该书的徐首发、沈成濯，处理该案不力的江苏布政使陶易、东台知县涂跃龙和陶易的幕友陆炎等人，一律处以斩监候，秋后行刑。至此，这一大案始告结束。
在对明、清之际的历史著作和社会上的反清思想而屡兴大狱的同时，乾隆还
从加强专制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对触犯皇帝尊严和侵犯皇权、违制上书言事的士民官吏也从不网开一面。首先是对触犯庙讳、御名者予以严厉制裁。乾隆皇帝即位伊始，对于庙讳、御名的避讳问题并不讲究。臣下申请改动人名、地名以行避讳者，不是责怪其多事，“尊君亲上，原不在此”，就是批评其孤陋寡闻，不曾熟读《札记》。后来，随着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加强，因行文不慎触犯庙讳、御名而遭到制裁者虽然屡见不鲜，但在当时不过是所定罪状之一，纯因犯讳而予治罪者尚无先例。
但是，到了乾隆后期，由于专制统治得到空前加强，在著作、诗文中冒犯庙讳、御名成了被定罪入狱者的一条主要罪状，一大批文人就是因为这样的无心之过而丢掉了脑袋。
如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河南祥符县民刘峨刷卖《圣讳实录》。事实上刘峨的本意在于提请人们注意避讳，而乾隆皇帝得知后，却认为该书“竟敢将庙讳及朕御名各依本字全体写刊，不法已极，实与王锡侯《字贯》无异。自当根究刊著之人，按律治罪”。除刷卖者刘峨等人被治罪之外，全部流传之书及版片也概行查缴，解京销毁。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湖北黄梅县监生石卓槐因其所刊《芥圃诗》不避庙讳、御名，书遭禁毁，人被处以凌迟之刑。乾隆四十六年闰五月，游僧昙亮以所携经卷中直书御名而被斩立决。这一年十一月，湖北黄梅县民吴碧峰因在刊刻明人瞿罕所著的《孝经对问》、《体孝录》二书时，“庙讳、御名均未敬避”，而被监毙狱中。
庙讳、御名如此，即便是那些敢于使用习惯上为皇帝所专用的一些词眼的文人，乾隆皇帝也极不客气。如乾隆四十年四月，江西疯人王作梁只不过在投递书信上写有“坤治”年号而被凌迟处死。乾隆四十三年十月，江苏赣榆县廪生韦玉振为其父刊刻行述，因为使用了“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字样，即被捉拿治罪。同年十二月，革职知县龙凤祥因在镌刻图章中有狂诞之语而被发配至伊犁。
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家住河南的湖北孝感生员程明_}至在为他人书写寿文中写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的文字，被乾隆皇帝拟以斩立决。
此外，因为此时乾隆皇帝在位已四十多年，已过耳顺之年；而且数十年来屡兴大狱，惭德极多，所以对于“老”、“死”一类字眼也极为忌讳，每逢见到臣下和士人在著作、文章中使用这些字眼，均再三推敲，并怀疑其有意诅咒其死而严
加惩处。如乾隆四十四年四月，直隶民人智天豹使其徒弟在乾隆皇帝巡幸途中献上本朝万年书。智天豹原意是想借此向乾隆皇帝邀宠，不料乾隆皇帝看过后，却以该书仅编至乾隆五十七年，其意是在诅咒自己早死，下令将智天豹斩立决。同年五月，安徽天长县贡生程树榴在所刻诗文序言中有指斥上天的意思，文云：“有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这几句话，乾隆皇帝看来看去，越看越觉得是在说自己。他说：“天有何老少？必因近日王锡侯、徐述夔二案，借造物以为比拟，忍心害理，莫此为甚。”所以，他下令将程树榴立即斩首，程树榴之子和处理该案不力的官员高见龙皆处以斩监候的严厉制裁。
在因臣民文字触犯忌讳而发生的各起文字狱中，以王锡侯的《字贯》案和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孔庙案最为有名。
《字贯》案发生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十月，是由江西新昌举人王锡侯因发现《康熙字典》存在着一些问题，加以删改编成《字贯》一书而引起的。《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之书，批评该书，自然是“罪不容诛”。江西巡抚海成闻讯后，立即奏请乾隆皇帝，将王锡侯革去举人，。进行审讯。然而乾隆皇帝在审理该案的过程中，又发现《字贯》一书的凡例中“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堪发指”，把这看作是更重要的罪证，命令将其拿解至京，照大逆律处决。同时又通令江西及相邻各省查禁王锡侯的所有著作和版片。尽管江西巡抚海成首举此案，但却因没有发现这一重大问题，被乾隆皇帝斥为“天良昧尽”，革职入狱。因牵连此案，已故尚书史贻直和钱陈群的子孙遭到提讯，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西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官员均受到了处分。
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孔庙案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这年三月，乾隆皇帝西巡五台山返京途中休致大理寺，卿尹嘉铨使其子前往保定行在，上书乾隆皇帝，为其父尹会一请谥，并要求将其父与本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一起从祀孔庙。那时的封建社会，赐谥与否、赐予何谥以及决定让谁从祀孔庙，都是最高统治者才具有皇帝的权力，尹嘉铨竟然直接向乾隆皇帝乞求，显然是触犯皇帝权力的越轨行为。因此，乾隆皇帝非常愤怒，指责尹嘉铨“如此丧心病狂，毫无忌惮，其视朕为何如主也”？“此而不严行治罪，何以张国宪而惩将来？”所以，他立即命令将尹嘉铨革去顶戴，拿交刑部治罪，查封其博野原籍以及在京家产，并对其所著书籍进行审查。结果，又发现其著作中“狂妄悖谬
之处不可枚举”。其中最主要的，如自雍正以来，雍正、乾隆两帝皆严厉指斥朋党，压抑臣权，巩固和提高君权，“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之语”；又其书中“有为帝者师之句”，“俨然以师傅自居”；还有就是其所著《名臣言行录》一书，“将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悉行胪列”，并且他所著书中都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除此以外，乾隆皇帝御制《古稀说》，自称“古稀天子”，而尹嘉铨竟也自称“古稀老人”。所有这些，在有意加强皇权的乾隆皇帝看来，都是故意造次。因此，他认为：“光天化日之下，此种败类，自断不可复留！”于是判尹嘉铨绞立决，所有著作、版片通行查禁，解京销毁。这场轰动一时的文字狱大案历经半年之久才宣告结束。
另外，对于指斥时政和违制上书言事者，乾隆皇帝也都给予了严厉的惩罚。
乾隆后期，朝政腐败，贪官横行，民不聊生，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一些士人或公开建言，或私下著书，对朝廷和地方弊政进行揭露。较典型的有：乾隆四十四年七月，安徽生员王大蕃远赴安徽学政戴第元江西南昌原籍投递书信，且附奏疏一页，内列“漕粮、考试、收税诸弊”及“贪官害民”之事。乾隆四十五年七月，又有广西平南县生员吴英向布政使朱椿投递策书，“请蠲免钱粮、添设义仓及革除盐商、盗案连坐、禁止种烟、裁减寺僧五条”。
同年八月，湖北乡试时，发生宜昌生员艾家鉴于试卷上书写条陈，指斥书吏舞弊殃民一案。对此，乾隆皇帝不但不严加调查，反而视这些揭露、批评者和建议者为“不安本分”，分别予以严厉惩处。如对王大蕃奏疏，虽并无“悖逆”之语，但仍以其不安本分，将其发遣伊犁。对于吴英、艾家鉴两案，更因其多有狂诞之语、迭犯御名而分别拟以死罪。尽管如此，由于政治黑暗，士人私下著书指斥时政弊者仍然不断。最主要者如乾隆五十三年七月发生的贺世盛《笃国策》案。
贺世盛是湖南耒阳县的一个老秀才，久不得志，为了抒发胸中的抑愤，著成《笃国策》一书，在书中指斥朝廷开捐“终为财动，有妨正途”，并对州、县钱粮征收中的“淋尖、踢斛、高价折收”和官场上的买卖官职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
此时，乾隆皇帝因年迈和怠于政事，已有数年不搞文字狱，但在发现此案后，又起杀机。为此，他颁布谕旨，诏告天下自己在位五十三年间蠲漕免粮的德政，还极力为自己开捐辩解。对于贺世盛，他认为：“此等狂悖之人，若竟从宽典，
俾安坐囹圄，势必更肆狂吠，犹如曾静之罪大恶极，寸磔不足蔽辜。”因此，他谕令将其斩立决，并销毁其著作。就是通过这种残酷镇压的方式，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强化到了极点。
乾隆五十年（1785）以后，各地人民起义迭起，兼之以乾隆皇帝年老，精力明显大不如前，怠于政事，因而，文字狱的数量逐步减少；同时，乾隆皇帝对各起文字狱案件的处理也明显放宽。如乾隆五十年七月，步兵统领衙门在审理刘遇奇《慎余堂集》、《清风亭集》案件时，因为其中有“对明月而为良友，吸清风而为醉候”以及未避庙讳、御名等情节而欲禁毁这些著作，并将其子孙治以悖逆之罪时，乾隆皇帝却说：“清风明月，乃词人引用成语。此而目为悖逆，则欲将‘清’、‘明’二字目为悖逆，避而不用，有是理乎？”至于未避庙讳、御名，就算不考虑作者生于顺治时期，无法预为避讳，“即现在乡曲愚民，其不知庙讳、御名者甚多，岂能家喻户晓！即偶有未经避写，亦无足深责，”为此，他下令将所有人众概行省释，不予追究。
又如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江苏沐阳县民张怀路诬告监生仲见龙的祖父仲绳所著《奈何吟》一书“词多狂悖”，江苏官员于是将仲见龙捉拿治罪，乾隆皇帝在细阅该书后，发现所谓狂悖之处，是就明朝而言，认为“不值代胜国追究，将其裔孙治罪”，因而指斥当地官员办案不利。乾隆皇帝似乎企图以此平息人民的不满情绪。然而，由于连绵不断的文字狱和长期以来的专制统治，早已使乾隆皇帝的统治基础岌岌可危，因此，乾隆皇帝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未有所成效，人民不满情绪继续不断增长，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也像将要倾倒的大厦一样，摇摇欲坠。
制造文字狱是乾隆皇帝一生政治活动中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其文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一活动对乾隆时期的政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影响都极为深刻。首先是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直接严重动摇了乾隆皇帝专制统治。
清朝初期，满、汉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皇权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康熙、雍正两朝在正常的封建法律之外，有限度地使用文字狱这个武器，在社会上对反清民族思想进行镇压，在统治机构内部对影响皇权增长的异己力量进行肃清，手段虽显得十分残酷，但却是当时形势所必须，而且也在客观上收到了巩固清朝统治、加强皇权的效果。
而到了乾隆统治时期，清朝入关已逾百年之久，民族矛盾早已降为次要矛盾，
而且由于各种政治机构的不断完备，皇权也已发展到极点。如此情况下，乾隆皇帝却片面地夸大敌情，并为此无限制地迭兴文字狱，这就不可避免地大大扩大了打击面，使得许多并不反对清朝统治甚至拥护清朝统治的士民官吏也受到了极其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而人为地在扩大和激化了社会矛盾，并严重地削弱和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而且，在文字狱的高潮期间，所有统治工具都通通为了清查案情、追究同党、查缴销毁书籍版片而工作，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日常事务的正常处理。这就为吏治败坏提供了适宜的客观环境，同时也因株连过多而使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乾隆皇帝制造文字狱，虽然是重操康熙、雍正两帝的治御之术，以求达到加强君主权力的目的，而且在短时期之内确实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就乾隆一朝的总趋势而言，这一活动的长期开展，不但严重地削弱了清朝政府的政治统治，也直接导致了乾隆皇帝专制统治的衰落。
其次是摧残社会文化，禁锢人们思想。乾隆皇帝制造文字狱，不但使古代典籍，尤其是明清之际的典籍遭到了严重损害，而且由于这一时期文字狱数量多、持续时间长和处理极为严厉，也对生活在这一时期中的两三代人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不良影响。广大知识分子为避惹祸上身，除了盲目颂扬天子圣明之外，就是钻在乾隆皇帝所划定的几部经史书籍中讨生活，搞考证，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严重地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与世界潮流相差甚远。两三代人的思想长期遭到禁锢，对社会的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无疑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从而导致了近代以后被动挨打局面的形成。对此，乾隆皇帝的专制统治及其推行的制造文字狱的政策，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统计，终乾隆一朝，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在一百一十起以上，焚毁书籍也达三干部之多。乾隆皇帝的这种政策，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但使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同时也对当时和此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恶劣的不良影响。
宠信和珅以及和珅弄权，是乾隆后期败政的最直接体现。和珅弄权，标志着清朝社会已陷入黑暗年代。
和珅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他出生于乾隆十五年（公元 1750年），父亲叫常保。和珅曾祖父尼雅哈纳曾因军功赐巴图鲁，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和珅 10 岁时与乃弟和琳一起被选送人咸安宫官学读书。学校位于西华门内，
创办于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原为培养内务府人员的优秀子弟而设立的。乾隆年间扩大招收八旗官员子弟入学。学校所开课程，主要是满汉蒙古语文以及经史等典籍，此外还学习骑射与火器等军事技艺。因为和珅天资聪明，记忆力强，遂成为咸安宫官学中非常出色的学生。乾隆三十二年，和珅与内务府大臣、户部侍郎英廉的孙女结婚。英廉，字计六，号梦堂，姓冯，内务府包衣籍汉军镶黄旗人。
和珅作了英廉的孙女婿，就有了一个相当强大的靠山。完婚后，英廉又连续升迁，乾隆三十四年任刑部尚书，四十二年为协办大学士，四十五年官至东阁大学士。
和珅结婚时，还承袭了三等轻车都尉，这个职衔虽不显要，但薪俸颇丰。第二年，他参加顺天府试落第，23 岁时又被授予三等侍卫，挑补黏竿处。据黏竿处又称“上虞备用处”。据《啸亭续录》卷 1 载：“定制，选八旗大员子弟中猿捷者为执事人，司上巡狩时扶舆、擎盖、捕鱼、罟雀之事，名日上虞备用处。盖少年血气债张，故令习诸劳勋，以备他日干城卫之选。实有类汉代羽林之制，而精锐过之”。意思是说，黏竿处是皇帝的御前近侍，皇帝出巡时在旁边服侍，平时要陪同捕鱼罟雀等游乐，又带有护卫性质，只有八旗大员子弟才有资格人选。清朝前期，许多达官显贵或本人由此出身，或设法送子入黏竿处当侍卫，以求日后荣华。
过了一段时日，和珅又调任仪銮卫侍卫。乾隆四十年，和珅开始平步青云。
这一年，他被擢为乾清宫御前侍卫兼副都统。次年正月，授户部侍郎。三月命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大臣。八月调任镶黄旗副都统。十一月充国史馆副总裁，戴一品朝冠。十二月兼步军统领。四十二年，兼崇文门税务总督，总理行营事务，补镶蓝旗满洲都统，六月授正白旗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四十四年八月，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四十五年三月，授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兼都统、议政王大臣。
十月，授《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任理藩院尚书。四十六年，兼任兵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及方略馆总裁。四十七年以原衔充经筵讲官，封太子太保。四十八年赏戴双眼花翎，任国史馆总裁。四十九年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仍兼管户部，授一等男，兼正白旗都统。五十一年授文华殿大学土，仍管户部。五十三年封忠襄伯，赐紫韁。五十七年兼任翰林院学士。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调正黄旗都统。二年调管刑部，仍兼管户部。三年充任参赞机政并兼部务，晋封一等忠襄公。除此以外，和珅还兼管太医院、御药房和崇文门税务监督。因此，《清史稿》
本传说他“宠任冠朝列矣”。
在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下，皇帝个人的意志掌握着大臣们的生死进退。和珅政治上扶摇直上，从一个小小的三等轻车都尉，转眼间人军机处，任尚书、议政王大臣，大学士并封伯进公爵，无疑是因其深得乾隆欢心。
民间有许多有关乾隆为何宠爱和珅的传说。或说，乾隆当皇子时，因嬉弄一个妃子，致使这妃子被赐死，深感内疚。和珅酷像那个妃子，遂得乾隆宠爱。或说和珅熟读《论语》，能流利地向乾隆作答，因而得器重。陈康棋《郎潜纪闻》
卷 1 有曰：
“一日警跸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
‘虎兕出于柙’三语。扈从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子云何？和珅独自，‘爷谓典守者不能辞其责耳’。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
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这些传说是否真实，现也难以考证。然而，为人机警，善于揣测主子心思，又小有才干，办事干练，无疑是和珅取宠于乾隆的主要原因。他得势之后，更是对乾隆百般曲意逢迎。作为军机大臣，“言不称臣，必曰奴才，随旨使令，殆同皂隶”，“皇帝若有咳唾，和珅以溺器进之”。乾隆晚年挥金如土，内务府人不敷出。和珅经管崇文门税务，以崇文门所得税款，供内务府开销，使内务府不仅“岁为盈积，充外府之用”。乾隆 7 旬、8旬庆寿以及千叟宴，都为和珅所办，规模盛大，乾隆十分满意。而和珅家族与皇室联姻，又使和珅与皇家之间沾染裙带关系，感情更加密切。四十五年，乾隆赐和珅长子名丰绅殷德，并将其最宠爱的小女儿和孝公主嫁给丰绅殷德。“丰绅”
满语是福泽意思。和孝公主出嫁时，乾隆赏给她大量土地、庄丁和珍宝作嫁妆。
和珅的女儿，也嫁给康熙的玄孙贝勒永望作福晋。和珅的侄女又嫁给乾隆的孙子即皇六子永珞的儿子绵庆。这几桩婚姻，把和珅和皇室紧密结合在一起。
和珅得势后，竭力培植亲信，结党营私。在和珅政治集团中，除其弟和琳之外，还有福长安、苏凌阿、伊江阿、国泰、景安、徵瑞，以及和珅老师吴省兰、吴省钦兄弟等。和琳比和珅小 3 岁，在和珅荫蔽下之下，由一个小小笔帖式累迁至工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并于乾隆五十九年授四川总督。乾隆六十年，贵州苗民石柳邓起义，和琳赴军中督战，封一等宣勇伯。第二年，云贵总督福康安卒，和琳受命督办军务。八月，染瘴气卒于军，被追封为一等公。福长安是大学
士傅恒的小儿子、孝贤皇后侄儿。他从蓝翎侍卫累迁正红旗满洲都统，武备院卿，兼领内务府。四十五年受命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累迁户部尚书。和珅是军机大臣又长期兼管户部。福长安人军机处、任户部尚书，与和珅关系勾结更为紧密。
苏凌阿，姓他塔拉氏，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六年繙绎举人。年青时充中书舍人，人们笑其庸劣。晚年时因儿女与和珅家族联姻，得到和珅提携，从此官运亨通。乾隆五十年自吏部员外郎超擢，历兵，工，户三部侍郎，迁户部尚书，出任两江总督。他任江督时，公然对下宣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入阁时，“龙钟目匪，至不能辨戚友”。徵瑞，曾任两淮盐政。为保这一美差，常常向和珅送礼，其中一次就送白银 20 万两。嘉庆元年（公元 1796 年）二月，和珅妻去世的时候，徵瑞又送 20 万两银，和珅嫌少，又多送 20 万两。景安，姓钮祜禄氏，满洲镶红旗人，是和珅族孙，由官学生授内阁中书，历经河南，山西，甘肃市政使，乾隆六十年授河南巡抚。嘉庆元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北攻河南，景安驻军南阳筹措军饷，加太子少保。
第二年，他为了攘功，竟派兵镇压难民，以此报捷，受赏双眼花翎，封三等伯。他“附和珅，懵于军事，然居官廉”。国泰，姓富察氏，是四川总督文绶的儿子，纨挎子弟，因早贵横行霸道，对属吏动辄训斥。乾隆四十二年迁山东巡抚。
山东布政使于易简乃大学士于敏中弟弟，国泰竟要求他长跪白事。乾隆四十七年，御史钱沣弹劾国泰行私枉法，勒索属员，升调以行贿多寡为标准，致使历城等州县各亏空八，九万或六七万两之多。乾隆命和珅和左都御史刘墉率钱沣前往山东盘查仓库。因为和珅潜通消息，在刘墉等到达之前，国泰就挪借市银官库帑银。
但市银与帑银规格不一样。帑银每 50 两铸成 1 锭，市银轻重不一。钱沣知道这些后，在历城县宣布，凡商民借给官府市银，应尽快领回，迟则封库人官。结果商人都赶快领回银两，库藏一空。盘查结果，亏空 4 万两。接着又盘查了章丘、东平、益都 3 州县库，也同样有亏空。全省共查出亏空达 200 万两。和珅无法包庇，国泰、于易简被处以死刑。
和珅上恃乾隆为靠山，下以一批官僚为羽翼，贪污索贿，乱政祸国。官员想要升迁，先得贿赂和珅。兵部侍郎玉保，诗才敏捷且熟读兵家诸书。乾隆原想任玉保为山西巡抚。但是有人已先以厚赀贿赂和珅谋此缺。结果其职被贿赂者所得。
朝鲜在华使者郑东观说：
“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僵，莫不侧目唾骂”。和珅弄权，清朝政治腐败，外国人亦看得分明。如此卖官鬻爵，政以贿成，直接影响清政府国家机器的运转。以河工为例，《啸亭杂录》中指出：“乾隆中，自和相秉政后，河防日见疏懈。其任河帅者，皆出其私门，先以巨万纳其帑库，然后许之任视事。故皆利水患充斥，借以侵蚀国币”。
掌管水利的官员，竟然希望发生水灾，以从中牟利，河工败坏，自不待言。
对于和珅擅权乱政，朝中自有许多不满者。他们慑于和珅权势，只能伺机向和珅开火。五十一年五月，有两广总督富勒浑的家奴殷士俊案件。经江苏织造四德等揭发，在殷士俊住居的常熟家中，查出现存及出借的银钱共 2 万余两，田360 余亩，房屋 3 所，并抄出殷土俊之子殷孝基捐监部照一张。乾隆当即断定，殷土俊作为一个家奴能有如此多财富，肯定有勒索行为，而富勒浑为其主，因而将富勒浑革职。家奴勒索致富，罪及主子。殷士俊富勒浑案给和珅等很大启发。
六月中旬，御史曹锡宝弹劾和珅家人刘秃子：
“（刘）本系车夫，洊管家务，服用奢侈，器具完美，苟非侵冒主财，魁扣欺隐，或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焉能如此”。
当时乾隆在热河一带。他接到奏折后，立即面询随驾的和珅。和珅答道：
“刘秃子刘全儿，并无秃子之名，本系世仆，有旗档可查。因家人众多，宅内不敷柄止，是以令其在宅西附近兴化寺街居住，一向派在崇文门税务上照管一切。素著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或因扈从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
乾隆听了和珅辩解后，立即表态：
一，刘全儿“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有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积蓄，亦属事理之常”，二，著留京办事王大臣会同皇孙绵恩，以及都察院堂官传见曹锡宝，令其就所奏逐条指定，如有以上情节，即据实参奏，从严审办，“如若徒空言，岂有以无根之谈遽人人罪之理”。第二天，乾隆又说，据朕揣度，曹锡宝参奏，“或其竟本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以家人为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来波及地步乎？”
乾隆这两次表态显然都站在和珅一方。他认为，第一，刘全儿久在崇文门办
理税务，稍有积蓄，也属事之常理，这就为刘全儿排除了“尅扣隐私”劣迹；第二，曹锡宝参奏刘全儿目的在于“将来波及”和珅，如此一来，乾隆就更明确表示要保护和珅。和珅自然心神领会，立即上疏辩解说，他曾经询问了刘全儿，回答说“不但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以挟以出外之物。我与曹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乾隆与和珅一唱一和，从而使曹锡宝陷入犯有诬陷大臣罪的被动局面。
事情不仅如此。曹锡宝在参劾刘全儿之前，曾将其奏疏送同乡朋友江苏南汇人侍郎吴省钦看过。吴省钦卖友求荣，立即驰往热河，暗将消息告诉和珅。和珅令刘全儿立刻毁其居室、衣服、车马，凡有逾制一切器具，全部藏匿，不得留有任何痕迹。六月十八日，留京办事王大臣回奏传询曹锡宝的结果。据曹锡宝说：
“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从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理税务，我亦不知道。
伊与额税之外有无擅自加增，及别项情弊，亦未有人说过。我因闻全儿庄屋服用甚是华美，与路过兴化寺街留心察看，见有房屋甚是高大，我想伊系家奴，焉有多赀造此华屋，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是以具奏”。乾隆阅后，更加果断地说，“看来该御史意欲参劾和珅，而又不敢明言，故为此奏，隐约其词，以为旁敲侧击之计”。遂令绵恩、都察院堂官并步军统领衙门司官一员，带着曹锡宝，先至刘全儿家中看视住屋，究有若干“，而后再到阿桂等各家管事家人住房一一察看，”有比全儿多且大者，则当诘询曹锡宝，何以转不参劾之故。一经比较，情伪立见。和珅和刘全儿早已先作准备。查看结果，当然于曹锡宝不利。七月十八日，乾隆对此案进行处理：“我朝纲纪肃清，大臣中亦无揽权藉势、窃弄威逼之人。此所可以自信者”；曹锡宝以虚词参奏，“必启门户党援之端”，其目的在于盖今年为乡试之年，伊不过欲因进折，或记其名而出差耳，所见甚鄙！给予革职留任处分。
曹锡宝参劾和珅家奴，竟让自己惹火烧身，受了处分，和珅地位则更加稳固。
此后，终乾隆之世，再无人敢触犯和珅。正如《清史稿》作者之言，高宗中年之后，“大臣恃宠乱政，民迫于饥寒，卒成祸乱”。和珅弄权，对乾隆后期政局败坏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