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中常常会遇到我们不好回答又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一旦失言，就会把问题弄得糟糕而不可收场；但只要在冷静中巧妙周旋，一定会摆脱困境。运用模棱两可的模糊话就是一种好方法。
波兰语义学家沙夫在《语义学引论》中说：“交际需要词语的模糊性。 ”
有一辆在崎岖的山路中行驶的豪华客车，满载游客，在快要到达旅游胜地的时候，客车突然慢慢地停了下来。谁也没料到，客车出了问题。游客见客车迟迟不能启动，急于想到达旅游区的心情开始浮躁起来，围着他们的领队，追问客车何时能够启动，何时能够顺利地到达。有的则进行责问，情绪激动可见一斑。这时候，他们的领队则镇定自若，面带微笑，不停地向大家打招呼：“请大家别急。客车只是出了点小问题，不费事的，技术员们正在检查，一会儿就好，客车马上就可以启动，马上就可以启动！为了大家的人身安全，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再耐心等待一会儿！”她不断地进行重复，游客们的情绪终于慢慢平静下来。
这个领队真是聪明，针对游客既急于到达旅游区又要一路平安的心理，面对游客的盘问与责备，没有急躁，也没有给出确切的答复；却用一连串的“一会儿”“马上”等并没有确指的词语给予承诺。然而正是这一模糊语言的运用，使游客们平静了下来，模糊语言抚慰了游客们不平静的心。试想，如果他们的领队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给出明确的时间答复，或者说时间短一些，如“二十分钟之后，就可启动”。但是，如果二十分钟之后，客车仍然不能启动，就会把自己推向矛盾的境地。到时再作解释，游客们已不能相信。到那时，怨声再起，更难平复。或者说时间长一些，也只会增加游客们的怨气，于事无补。当然，也不能面对游客的盘问，不给任何的解释。
模糊语言也是实际表达中需要的，常用于不必要、不可能或不便于把话说得太实太死的情况。这时就要求助于表意上具有“弹性”的模糊语言。随机应变，尤其需要模糊语言。
1962年，中国在自己的领空击落美国高空侦察机后，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突然问外交部长陈毅：“请问中国是用什么武器打下 U—2型高空侦察机的？”这个问题涉及国家机密，当然不能说，更不能乱说。但对记者的提问，又不能不答。于是陈毅来了个闪避：“嗨，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用竹竿当然不可能捅下来，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哈哈大笑一阵便罢了。
模糊论辫的妙用在于其答所不能答，在进退两难的窘境中，得以进退自如。
1972年 5月，在维也纳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纽约时报》记者马克斯向基辛格提出美苏会议的程序性问题：“到时，你是打算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来一场倾盆大雨，成批地发表协议呢？”
基辛格答道：“我打算点点滴滴地成批发表声明。”全场哄然大笑。
“点点滴滴”和“成批发表”是明显不合语言逻辑的。模糊语言学认为：某些语言表达不合逻辑或不合语法，但在具体的语境中能达到较好的表达效果的语言也应当承认。基辛格的回答，表现出过人的机智，使人感到得体、幽默、生动。
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运用模糊语言也是一种客观需要。稍加留心，则随处可闻。比如：“最近出去考察”“我们大多数同志是好的”“适当的时候”“过两天”“一些”都是模糊语言，给说话人留下较大回旋余地。不管未来情况发生什么变化，都不会使自己陷入尴尬被动的地步。
所以有些问题不便直接回答时，我们可以故意玩弄一些辞藻，使用一些虚虚实实的手法，打打马虎眼，使对方得不到准确结果，从而放弃那些令人难堪的提问。
在办事时，采用模棱两可的回答法，是必要的，一来可以照顾到现实的需要，二来也不至于陷入不可后退的地步。但要注意的是，模糊回答必须要注意合理性。如果模糊回答不合理，那就变成怪言怪语，就让人无法理解。只有具有合理性，人们才能接受，才能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