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我所怀念的一个地方。我以前在杭州住过两年，南京东京各六年，绍兴约二十年，民六以来就住在北京，这些地方都可以算是我的一个故乡，觉得都有一种情分，虽然这分量有点浅深不一。大抵在本国因为有密切的关系的缘故，往往多所责望，感到许多不满意处，或者翻过来又是感情用事地自己夸耀，白昼做梦似的乱想；多半是情人眼里的脸孔，把麻点也会看作笑靥。对于外国则可以冷淡一点，不妨稍为个人主义的，无公民的责任，有寓公的愉快。本来这也不能一概而论，如西洋人看东方事情似乎多存一个“一千零一夜”的成见，以为这一群猴子中间必有十分好玩的把戏，结果将无论什么事物都看得非常奇怪；还有或者在政治上有过分隙的，又未免过于吹毛求疵以至幸灾乐祸，此虽亦是人情所不能免，但与事实当然相去更远了。我在东京居住是民国以前的事，自庚子至二次革命，大家知道中国的知识阶级以至民党对于日本的感情是并不很坏的，自五三即济南事件至五一五即犬养被害，这里边有好些曲折，我们现在不好一句话断定，至于日本虽是外国，但其文化的基本与中国同一，所以无论远看近看都没有多大惊异，如西洋人那样看了好久画下来时女人还不免是左衽，在这点上我们总是比较冷静地看得清白的。因为这些缘由我对于日本常感到故乡似的怀念，却比真正的故乡还要多有游行自在之趣，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写这些回忆，我现在只想谈一点关于日本的感想，先略略说明自己的情调而已。
普遍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日本自己固然如此说，如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的第一项便是这个，西洋人也大抵如此，小泉八云（Lafcadio%Hearn）的各种著书，法国诗人古修（Paul%Louis%Cou-choud）的《日本的印象》都是这样说法。我从前很不以为然，觉得这是一时的习性，不能说是国民性，据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说日本古来无忠孝二语，至今还是借用汉语，有时 “忠”训读作 Tada，原义也只是“正”耳，因此可知这忠君之德亦是后起，至于现今被西洋人所艳称的忠义那更是德川幕府以后的产物了。我以为日本人古今不变的特性还是在别的地方。这个据我想有两点可说，一是现世思想，与中国是共通的，二是美之爱好，这似乎是中国所缺乏。此二者大抵与古希腊有点相近，不过力量自然要薄弱些，有人曾称日本为小希腊，我觉得这倒不是谬奖。我至今不审这个意见，但近来另有感到的地方，虽然仍相信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能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至于所谓万世一系的事实我却承认其重要性，以为要了解日本的事情对于这件事实非加以注意不可，因为我想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有些歧异的原因差不多就从这里出发的。
万世一系是说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贯，自从开国的神武天皇至现今的昭和天皇，一百二十四代，二千五百九十五年，延绵不绝，中间别无异族异姓的侵入，这的确是希有可贵的事，其影响于国民心理者自然至深至大。这里可以分两点来说。其一是对于国的感情。日本古来的幸运是地理上的位置好，人民又勇悍，所以历来他可以杀到中国高丽来，这边杀不过去，只有一回蒙古人想征服他，结果都沉到大海里去了。因此日本在历史上没有被异族征服过，这不但使国民对于自己的清白的国土感到真的爱情，而且更影响到国民的性情上可以使他比被征服的民族更要刚健质直一点。中国从周朝起就弄不过外夷，到了东晋天下陷没了一半，以后千六百年，没有什么好日子过，元与清又两次征服了全国，这给与国民精神上的打击是难以估量的，庚子联军入京时市民贴顺民标语还要算是难怪，九一八以后关外成群成队的将卒都“归顺”了敌国，这是世界少见的事，外国只有做了俘虏，后来还是要回本国去的，这样入籍式的投降实在是被征服的历史的余毒，这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幸运来，他们对于本国所怀着的优越感也不是全无道理的了。但是这种感情也有粗细的分别，即乡土的爱护与军国欲望。如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几首俳句（即时应称发句），其一咏樱草云：
“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 —
只译述大意，一点都不像诗了。樱草中国名莲馨花，但我们不大知道。其二题云《外之滨》：
“从今天起是日本的雁了呀，舒服地睡吧。”这都是诗人的说话。又如大沼枕山善作汉诗，我当初在永井荷风的《下谷丛话》中看见他的一首《杂言》之一，很是喜欢，后来买到《枕山诗钞》，在初编卷下找到，诗云：
“未甘冷淡作生涯，月榭花台发兴奇，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又二编卷下有《题芳斋所藏袁中郎集尾兼示抑斋》诗四首，其四云：
“爱国忧君老陆诗，后人模仿类儿嬉，中郎慧眼能看破，杯酒之间寓痛思。”本来也很有理解，但是二编卷中有《源九郎》一首云： “八郎单身取琉球，九郎多士况善谋，虾夷若有西征力，鞑靼俄罗皆我州。”此原系咏史之作，称扬义经弟兄的武勇，但诗既不佳，思想更谬，盖优越感之恶化，有如勃阑特思之批评普式庚（Pushkin）晚年，正是兽性的爱国了。
再说其二是对于君的感情。日本现在虽然还有皇族华族士族平民四个阶级，普遍总说古来是一大家族，天皇就是族长，民间亦有君民一体的信仰，事实上又历来戴着本族一姓的元首，其间自然发生一种感情，比别国的情形多少不同，或更是真情而非公式的。在中国六朝时有过雄略（二十一代）武烈（二十五代）诸天皇，据史书上说颇为暴虐，但是去今已远，十世纪时冷泉天皇（六十三代）用藤原氏为关白，差不多是宰相执政，到了后鸟羽天皇（八十二代）建久三年（西历 1193）以源氏为征夷大将军，大权更是旁落，幕府就是政府，天皇不过守府而已，直到一作说话八年明治维新，这才王政复古。臣民中觊觎皇位的也有过两个人，一个是武人平将门，一个是和尚弓削道镜，却都失败了，此外武人跋扈的更不少，不过至多做到废立，自己只要将“将军”握政权就够，这在中国只有曹孟德一人可以相比。顺德天皇（八十四代）承久三年（ 1221年）禅位于仲恭天皇（八十五代），称上皇。但上边还有两位在那里，即后鸟羽上皇与土御门上皇，后鸟羽上皇因为政权为幕府所把握，而且源氏既灭，陪臣北条氏擅权，心甚不平，便下敕讨伐，北条氏军立即占领京都，于是废仲恭天皇，立后堀河天皇（八十六代），三上皇则悉“迁幸”，后鸟羽上竽往隐岐，土御门上皇往土佐，顺德上皇往佐渡，又于京都南北六波罗设“探题”官两员，以临视宫廷。这在历史上称为承久之乱，又百年而有建武中兴之事。后醍醐天皇（九十六代）灭北条氏，改元建武，努力中兴，可是降将足利尊氏复叛，陷京都，三年（ 1336年）天皇幸吉野，称吉野朝，尊氏拥立光明院，自为大将军，开幕于室町，史称南北朝焉。在历史上南朝本为正统，三传至后龟山天皇乃以神器归于北朝后小松天皇（百代），南北分立者凡六十六年。这样看来，武人对于皇室可谓不很客气，和我上面所说人民的感情大不相同，可是塞翁得失很是难说，因为天皇向来只拥虚位不管事，所以人民对于他只有好感情，一切政事上的好坏都由幕府负责任，这倒颇有君主立宪的好处，所差者就是那责任幕府是世袭的独裁者，自然不免有残民以逞的事情，但是由我看来这总比现在还好一点吧。我觉得日本这几年的事情正是明治维新的反动，将来如由武人法西斯政府，实际即是幕府复兴，不过旧幕府的态度是直爽的，他的僭上专擅大众皆知，做事好歹不与天皇相干，这是我所说的较好处了。别国的政治我们不好妄说，实在我也不懂，但这却是实情，历来天皇虽无实权，人民对于天皇的感情则很深厚。在明治四十年顷，大正天皇还是皇太子的时候，我曾在东京见过一次，那时我在本乡的大学前闲走，警官忽然叫行人都在路旁站住，又叫去帽，一煞时皇太子和太子妃坐了一辆马车过来。举着手对众人还礼，我见了很佩服，觉得真有一家和平之象。日前听日本友人说，现今警备森严，情形有点不同了。为什么这样剥夺了人民的信与爱的呢？这在中国不足为奇，但在日本虽然我们是外国能不很为之可惜也。
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有他的好性质，但是也有缺点，狭隘，暴躁。在现今的世界上欺侮别人似乎不算是什么坏事，可以不说，单说他对自己也往往如此，爱之适以害之。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去年秋天我往东京，在一个集会上遇见好些日本的军人和实业家，有一位中将同我谈起许多留日学生回去都是排日，这是什么缘故，他以为一定是在日本受了欺侮的结果。我说这未必然，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不曾受过什么欺侮，我想这还是因为留学生看过在本国的日本人再看见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行为的缘故吧，中国老百姓见了他们以为日本人本来是这样的，无可奈何也就算了，留学生知道在本国的并不如此而来中国的特别无理，其抱反感正是当然的了。那位中将听了十分诧异，说这样情形倒不知道，只可惜我无暇为他具体地说明，让他更知道得切实一点。恰巧今天（5月 3日）北平《晨报》的社论讲及战区内纵容日鲜浪人欺凌华人的事，又引《密勒评论报》调查战区一带贩毒情形，云唐山有吗啡馆一百六十处，滦县一百零四处，古冶二十处，林西四处，昌黎九十四处，秦皇岛三十三处，北戴河七处，山海关五十处，丰润二十三处，遵化九处，余可类推。北平这地方虽在战区之外我想也可以加上，这里我不曾调查出数目，但据我从在北平的好些日本的熟人直接间接听来，颇知道一点情形，其实这已并非秘密，中日的警官以及北平市民大抵都知道了的。有一位日本友人说，他的店里常有人去说要买，答说没有，不肯相信，无论怎么说他总不肯走，盖他以为凡是日本人的店无不卖那个的也。这位友人的窘况与不愉快我很能谅解，他就做了那些不肖的同胞的牺牲，受了侮辱叫他有口也难有分辩。但是领事馆为什么不取缔的呢？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本来为富不仁，何况国际，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鸦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并不做这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八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让北平（或地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这于国家名誉有何好看，岂不是贪小失大么？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人排日侮日，其实如此边所说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岂不更是侮日之尤，而其原因还不是在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的名誉的缘故么？这又是甚可惋惜之一事也。
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原是日本有名的东西，在古来历史文艺上的确不少可泣可歌的故事，但是在现今却也已不行了。民国以前我居留东京的时候，遇见报上发表市内杀死多人的案件，便有老剑客发牢骚说人心不古，剑术太疏了，杀人要这样的乱劈，真不成样子，而且杀女人小孩以及睡着的人，这都是极违反道义的行为。老年人的叹息多是背时的，可是这段话我觉得很有意思，至今还记得，虽然年月人名已经说不清楚了。昭和七年（1932年） 5月 15日，海陆军青年将校杀内阁总理犬养毅，所谓五一五事件发生后，武士道似乎更成了问题，究竟这东西在日本还有么？我们回想元禄十五年赤穗义士四十七人为其报仇，全依了国法切腹而死。明治元年土佐兵士杀伤法国水兵，二十人受切腹处分。这些悉是旧式武士的典型，他们犯禁，便负责伏法，即或法偶宽亦负责自杀，依了他们的“道”，也就是斯巴达武士的 “规矩”。后面这回现役军人杀了首相结果都从宽办理，无一死罪，亦不闻不如古武士负责自杀者，老剑客如尚在不知当更如何浩叹也。仔细想起来，这也不是现在才如此，大正十二年（1923年）大地震时甘粕宪兵少尉杀害大杉荣夫妇及小儿，终得赦免，已有前例。其次还有民间主谋的一团人，首领井上日召据说是和尚，初审判了死刑，再审却减了等，据报上说旁听的那些亲戚家属听了减刑的判决都喜欢得合掌下泪。我看了这纪事却只觉得满身不愉快，阿弥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扫地以尽了，主谋杀人的好汉却怎地偷生恶死，何况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照例说，那某粕宪兵少尉，五一五的海陆军人，井上和尚，都应该自杀，即使法律宽纵了他们，这才合于武士道。然而他们都不这样做，社会上又似乎特别奖励庇护着他们，因此可知一般社会亦久不尊重武士道矣。户川秋骨在文集《都会情景》中有一小文谈到这事件，原文云：
“大臣暗杀固然也是紊乱军规，第一是卑怯的行为。这或是由于说什么现代之报仇那种头脑糊涂的时代错误而起亦未可知，然这种卑怯行为在今日却专归那所谓爱国之士去实行。他们自己或者没有自觉到也说不定，这样的事情乃真是士风之颓废也。在这一点上看来，现在顶堕落的并非在咖啡馆进出的游客，也不是左倾的学生，乃是这种糊涂思想的人们耳。
“我尝说今日如有侠客这东西，那也总是助强挫弱的这类人吧，于今知道这句话也可适用于某某了。”某某二字原系两个叉子，无从代为补足，看语气或者是军人二字的避讳吧。 ———说到犬养木堂，并不是因为他与中国民党有旧，我也和他的令息犬养健氏见过，所以恭维他，公平地说倒是他老人家那种坚决的态度很有武士道的精神，只可惜不幸死了，对于中日两国都是很大的不幸，看他出来任这艰巨是原有觉悟的，所以那死也是他的本怀，后人亦不必代为扼腕嗟叹的吧。
我从旧历新年就想到写这篇小文，可是一直没有工夫写，一方面又觉得不大好写，这就是说不知怎么写好。我不喜做时事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但是这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写了要去还拖欠已久的文债，来不及再加增减。在末了我只想说明一句，我写篇文章只是略说我对于日本一两点事情的感想，并没有拿来与中国比量长短的意思。我们所说到底是外国人的看法，难免有不对的地方。至于中国本国的事情自然知道得更清楚，也承认有很多很大的缺点，这个不待人家说自己应该早已明白了，所以我素来不想找寻别人的毛病或辩护自家的坏处。日本在他的西邻有个支那是他的大大方便的事，在本国文化里发现一点不惬意的分子都可以推给支那，便是研究民俗学的学者如佐藤隆三在他新著《狸考》中也说日本童话《滴石山》（Kachikachi yama）里狸与兔的行为残酷非日本民族所有，必定是从支那传来的。这种说法我是不想学，也并不想辩驳，虽然这些资料并不是没有。（周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