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易死难的中国人，就是容易活不容易死的中国人。容易活，指的是他的活力充盈，生气蓬勃，虽在劫运重重、流亡颠沛之中，他照样的可以维持生命。不容易死，并不是指他不肯死，中国人是很肯死的；乃是指死不下去，心虽肯死，以至于要死，而身体却抓住了生命，死也不放。这种特点确乎是自成一格，不容我们不加以讨论。
这活易死难的特点可以分做四部分来说：一是中国人的生殖力；二是他的随遇而安，到处可以适应；三是他的寿命延长；四是五劳七伤，诸虚百损后他的复元能力（译者按：这四点之中，第一点目前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事，至少“人口过剩”已经成为开明分子的一种口头禅语，我们决计切去不译，其余三点酌译如后。） ……中国版图很大，东西跨许多的经度，南北占许多的纬度，所以在土质上、气候上、物产的种类上形形色色，应有的尽有，不应有的也尽有。就我们观察所及。中国人似乎到处可以发达，在亚热带的地段可以，在亚寒带的区域也行，至于这两个地段中间，更不必说了。在各个区域之间，人口发达的程度固然有些区别，但这种区别的原因，决不在人口的活力有什么不同，而在各区域的物力大有不齐；要是物力太差，不足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那自然是不行的。换言之，就是中国人的适应力极大，几乎是到处可以生长，可以繁殖。这在他们的海外移民运动里也可以充分地看出来。海外移民以闽广两省的人为多，这两省的面积，就全国而论，实在是很小的一块，但无论他们移到什么地方，他们总能够应付裕如。印度、缅甸、暹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群岛、澳洲、澳亚两洲间的群岛、美国、西印度群岛、中美洲、南美洲—
哪一处没有中国的侨民？又哪一处他们不能安居乐业？我们到处和中国侨民接触，从来没有听见过失败的消息，或和地理环境调和不来的消息；唯一听得见的消息是他们适应得非常之快，非常之圆满；他们又勤又俭，其程度要远出土著人口之上。他们的团结力也极可观，任何外界的势力不能拆散他们……结果是，土著的人口以及华族以外的人类都人人自危，都开始排斥中国人，到处呐喊着， “中国人非走不可”。但我们替这种土著人口及一般的世界人口着想，以为他们应当心平气和一点，他们目前的际遇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要知就大体而论，中国人是不大喜欢移动的，所以大批的移民运动是不常见的事。要不然的话，中国人口排山倒海般向外发展的结果，不说我们可以无立足之地，怕所谓适者生存一类的大议论，也早就斯文扫地了。
关于中国人的寿命，我们因为缺乏统计，只好说一些很普通的印象。中国的老人极多，这是谁都可以观察到的，或凡是到过中国内地观光过的人大都可以承认的。中国人讲究敬老的道理，以前并且有过养老的制度，在民族的社会理想之中，寿字是最大的一个，并且可以说是第一个。中国人别的事不求准确，不注重数量的表示，但对于寿算是一个例外，他们记载一个人的生年死月，不但从不遗漏，并且一定要把生卒的时辰都记载下来；这种精密的程度在西洋是没有的。传记碑版的文字、讣闻、神主一类死后的记录，对于别的事实可以不详但对于享寿若干岁这一点。这是大书特书的。（有许多地方的方志和人家的家谱里，往往特辟一门，叫做耆寿，把七八十岁以上的人名都登载进去；在南方各省，此种风气更较普遍。）（译者按：明氏这一点论证实在很没有多大力量，我们新生一种事物，大都因为它稀罕，难得遇见；我们尊重高寿的人，安知不因为高寿的人实在太少的缘故？）在中国，百岁以上的人虽不大听见，但是八九十岁的男女是到处可以收罗上一大批的，尤其要是有人肯出来提倡，如同耆老会之类，老人之多，我们认为是民族活力一大表示；尤其是在中国，因为中国是一个异常穷苦的国家，营养方面，往往异常欠缺；但虽在荒年时常来临的穷乡僻壤，也还有不少的人能活上七八十岁，虽非奇迹，去奇迹也就不远。西洋人的寿命，也不算低，但这也不过是最近百年以内的事。百年以来，医学的发达，卫生事业的进展，前者治病于既发之后，后者防病于未发之先，一推一挽，算是把我们的平均寿命增加了不少。但是中国人并没有这种幸运，他们的生活状况还是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年代没有多大分别；在一种普遍的不卫生状况之下而能有如此高寿的男女，也就很难能可贵了。假以时日，卫生的设施逐渐传播开来以后，中国人的寿命延长，一定是更未可限量。
中国人的不懂卫生，与懂而不肯在生活上实行，甚至于见别人实行而嗤之以鼻，是谁都知道的。这样的不讲卫生，不明白自然生活的道理，甚至于与自然生活的原则背道而驰，而民族至今还能存在，没有走上寂灭的路，在许多西洋人看来，是一个大奇迹。中国人的疾病率和死亡率都极高，但此种高度并不是没有限制，足证中国人的抵抗力极强、复元力极大。恶劣的环境固然极容易教中国人死，而强大的抵抗力与复元力却又竭力挽救他，不让他死。这是一种矛盾的局面，但在这矛盾的局面之中，中国民族就维持到了现在。
讲起复元的力量，我们最好是有些统计来加以证明。但可惜没有。我们只好根据西洋医生的经验说话。中国医学逐渐发达以后，我们希望有人每年把医院报告里的资料，分析归纳一下，尤其对于复元的速率要特别注意，我以为结果是一定很新奇可喜而能发人深省的。但目前我们只能举两三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三个之中，两个是作者自己所接触到的，第三个则得诸于天津某大医院的报告。作者可以说这三个例子是真正的例子，一个可以概许多个，而并不是特殊的。
几年以前，我和一家中国人家在同一个院子里住着。我的窗户下面有一个很大的蜜蜂房，是土砖做的，下面有一个大洞，让蜜蜂可以出入。有一天下午，窗外忽然发生一阵很惨痛的叫声。推窗一看，原来同居的 14岁孩子，不知道是蜂房，把头从底下的大洞里伸了进去。这孩子的头是剃得光光的，又红又大，进去以后，不知是反对他的侵略，还是看错了当做一朵庞大的芍药花，全房的蜜蜂便一拥而上，待得别人把他拖出来，已经是刺上三十来处。这孩子自然不免哭泣一场，但并不久，随后就在炕上睡了。第二天起来，肿也退了，痛也止了，还是那个又红又大的光头。不药而愈，这要算是最痛快的一个例子—当时的痛固然痛，复元的快也真快。
1878那年，一个外国人家的车夫染上温热病。许多人死了，他到第十三天上，也到达了危险时期，忽然之间他爬了起来，三四个人都几乎捉他不住。到了晚上，守他的人把他捆在床上，但一觉醒来，病人已不知去向。原来他自己把绳子松了，光着身子，往外就跑；一直跑到北京内城的城根，中间也爬过树，跳过九尺多高的墙，走过好几里的地。待得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头正在城墙下面的水闸的铁栅栏里，夹在两条铁条中间，不出不进。本来他自己早就要求过，要在护城河里洗一个澡，来退他的热。他总算是如愿以偿，别人把他抬回来以后，热当真退了，后来脚骨里虽有些湿风痛，他终于复了原状。
一个三十多岁的天津人，向以捡拾破铜烂铁为业，他常在靶子场附近拾取用过的炮弹。有一次捡到一个比较完整的，正在敲取碎片的时候，把自己的左腿炸了。治好以后，他仍理旧业， 6个月以后，又遇炸一次，左手、右臂、鼻梁、上唇、右脸、眼梢、额角、右腕、右腿，重的地方完全炸去，轻的地方也是深可见骨、血肉模糊。炸的时候没有别人知道，所以这人就晕倒了 4个钟头，在太阳里晒着。后来有一个官员走过，才吩咐当差的把他抬到医院，自己还伴送上好几里路。但当差的抬至半路，便把他扔在一条沟里。他出血虽多，余力尚在，后来便慢慢地爬了出来，爬到五百码以外的一家粮食店里，把一只装米的筐子倒翻了，钻在里面将息。店主人为省麻烦起见，又教人把他抬到医院，扔在门口。他神志很清，脉息虽微还能和医生谈话。入院以后，第五第六两天有些腹泻，又发了一两天的疟疾，但此外别无变化，四星期以后，他装上一条木腿出院了。这人原是一个抽大烟的人，抽烟的人而能复原得这样快，更可以教人惊奇。
中国人既有此种天赋的能力，假若今后能减少天灾人祸的种种痛苦，能注意到生理上的卫生，能有充分的营养，我们很相信，他们的发展真是未可限量。
没有“神经”的中国人
近代文明有一个很有意义的一方面。其意义所在可从“神经”一名词的许多不同的用法里找出来。 “神经（mervous）一字的原意是“富有神经，精神康健，心理坚强”。后来意义一变，到今日最通行的是“神经脆弱，神经有病，神经易受刺激，易受震撼”。近年以来，神经病学的发展，神经病的名目的多而复杂，也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我们常说这个人 “有神经”，或那个人“有神经”；这样一种“神经”，还是没有的好。近代文明无疑的是刺激力太强大，太容易引起神经上的变化。有神经病的人，比起一百年前的光景来，不但绝对的增加，相对的也增加了。
这些话固然不错，但我们目前所注意的倒并不是害怕有特别的精神病的西洋人，而是一般的西洋人。这些人的光景很有趣，说他们有病，倒也指不出什么病来，可是他们一天到晚总是记挂着他们的神经系统，惟恐它出什么毛病。简单地说，我们指的是一切“有神经”的人，你，假如你是一个西洋的读者，也就在里面。我们盎格罗—撒克逊人，在这些地方当然会有一个解释，以为我们住的是一个蒸汽和电气的世界，不是一个帆船和驴车的世界，世界不同，脾气自不一样。我们的是一个“动”的世界，以至于“赶”的世界。我们连吃饭都没有功夫，我们的神经不断地在紧张状态之中；所谓“有神经”，便是生活极度紧张的必然结果。
在我们中间，做生意的人总有一种慌张与坐立不安的态度，好像老在期望着什么电报的来到，而此种电报会传达什么噩耗似的。这种不自觉的心理状态是到处可以在一言一动之间看出来的。说话好了，但同时我们总要揉手里拿着的铅笔。我们老在搓我们的手，好像当前有极重要的工作要干而非全神贯注不可似的。转脖子往后看，或左右看，也是极寻常的事，但我们转得特别快，好像一只野兽提防什么埋伏的危险似的。 ……我们连觉都睡不大稳，睡的时间也不及以前的长。极不相干的小事可以把我们惊醒，一声鸟啼、一缕阳光、一扇窗的吹动、一件小东西的坠地，都可以教我们睡不着。最有趣的一个故事是，有一个“富有神经”的人晚上在公寓里睡觉，上床之后，听见二层楼上有皮鞋落地作声，一响以后，他以为一定还有第二响，于是就睁着眼睛在枕上等着，让第二响过去之后再入睡。
这样一等，就等到了天亮。后来发现那位二层楼的寓客是一只腿的，压根儿没有第二只鞋子！
但中国人却不同。在中国，解剖尸体的事还很不普通，但就偶有过解剖经验的人说，他们的神经系统似乎和西洋人的没有什么重要的分别。不过，无论解剖学方面怎样的大同小异，神经的部位怎样的可以彼此对比，我们总觉得他们的神经决不能和我们的相提并论。
中国人的耐性最好，他可以在同一地位或同一状态之下永久的呆着，而丝毫不露厌倦的神色。做文章吧，他可以做上一整天，像一个自动的机器人一般。做一种手艺吧，无论织布、锯木、或打金箔子，总是从日出做到黄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而不以为单调。在以前，连小学生读书也是如此，整天的关在学校里，不许越雷池一步；西洋的小学生也是如此待遇，怕早就变疯了。中国的婴儿，也不比西洋的婴儿，可以自由叫喊，自由活动，它在襁褓里裹着像一支大蜡烛（江南人呼襁褓为“蜡烛包”），在床上躺着像一个泥菩萨。会走路以后，也是整天地立着、坐着、蹲着，没有特别事故，决不动弹。
中国人的用不着运动，似乎是一个生理的事实。对外国人的爱好运动，他们总不十分了解。没有目的地而平白的散散步，他们总以为有点无聊。至于拼了老命赛跑、比球，他们尤其是觉得大惑不解。有一位广东的老先生，看见一个外国女人打网球，事后遇见她的西崽，便问他说， “你的女主人这样地为了一个小皮球赶来赶去，弄得气喘咻咻，人家到底给她多少钱呢？”西崽说这是没有钱的，他只是摇头不信。若是讲玩耍，一个好好的人尽可以出钱雇上许多苦力来玩给他看，为什么偏要自己出马，弄一个筋疲力尽？这在中国人是很不了解的，给他解释了也还是不明白。
（听说李鸿章出使外国，见人家打球，便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在睡觉一件事上，中国人和西洋人也表现出同样的神经上的不同。大体说来，中国人是到处可以睡觉的。对于睡着的中国人，天塌下来也不在乎，不要说鞋子落地的声响了。破砖可以做枕，高粱秆子可以做床；太阳尽管照耀，别人尽管说话，小孩子尽管吵闹—他的一枕黄粱，照样的可以进行，绝无妨碍。到了夏天，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有午睡的习惯的地方便阖村地瞌起睡来，好像冬眠的熊一般，天性发作，一个个倒头便睡。 ……对于劳力的阶级，不说睡的环境可以不拘，连睡的格式也可以通融。中国将来不免要实行征兵的制度，征兵的时候一定要用测验的方法，假定以睡觉的本领做测验的一种，而此种本领的一方面又规定为睡觉的不拘形式，就是，要在三辆并列的小车（一轮手车）的顶上横睡，要能睡着，头要倒挂，像一颗蜘蛛，嘴要脱开，苍蝇可以自由出入——我以为合格中选的人，少则百万，多则千万！ ……中国人很不怕痛，也可以说是“没有神经”的一种表示。这一点，凡是在医院里做过事的人都知道。中国人忍痛的本领是很普通的，几乎是很普遍的；同一程度的痛苦，要在西洋人，也许早就晕倒，中国人却处之泰然。就这一点，我们资料甚多，可以发挥成一篇专门的稿子，但姑且不必吧。英国的女小说家乔治·蔼利奥德（George%Eliot），平生很讨厌基督教神学里所讲的东西，也不喜欢牧师的唠叨，有一次在她给人的信里说， “最高尚的职业或‘选召’（基督教中通行的名词，指一个人做传道工作，是由于神的选召）是用不着鸦片一类的麻醉品做帮衬的，要有什么痛苦，要能坦白地忍受，丝毫不减神志清明的程度。”若是这话对，至少大多数的中国人便有此种本领。
英国的女诗人白朗宁夫人曾经说过， “没有同情的观察是教被观察的人受罪。”这话不但对这位女诗人很准确，就是对他的同国同种的人也都适用。一个西洋人不喜欢有人看他，尤其是在做什么细致或困难一些的工作的时候。中国人却不然，似乎看的人越多，他便做得越高兴。（走江湖的医生，在庙会里或市集上替人拔牙，去眼翳，治耳聋，总是一面治，一面演讲，把病人当做表证的对象；围着看热闹的人越多，他讲得越是起劲；那病人也从不会说一个不字。）一个外国人跑到内地，到一个村镇，便会有许多人蜂拥而至，把你围住，跟着，教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中国人虽不打骂你，也不嘲笑你，但是不同情的两只眼睛瞪着你也够教你急出疯病来。但这种洋人心理中国人是不懂的；他们自己可以尽管让人看，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别人不行。
西洋人睡觉的时候讲清静，害病的时候尤其是注意环境的安谧。亲戚、朋友、医生、看护，都是战战兢兢的，唯恐有什么扰乱的事物，来妨碍他的复原。假若复原无望，他们自然是更来得小心翼翼，到送终为止。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习惯又恰恰相反。有人害病，消息一出去之后，亲戚朋友便从各方面蜂拥而至，病越凶险，来的人越多。清静两个字是谁也想不到的，似乎谁也觉得无此必要。望病的人正是多极了，熙来攘往，络绎不绝；于是走动的声音，开门关门的声音，叙寒暄讲病源的说话的声音，深怕治不好而引起的咨嗟叹息与呜咽哭泣的声音，要是迷信的话，再加上和尚、尼姑、师娘、道士因为赶鬼而造作的种种呐喊与乐器的声音—便通力合作地把病人早早地催进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不知中国的病人如何，也许因为“没有神经”之故，可以消受得起，甚或竟会闹出一些转机来，但在西洋人处此境地，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速死，因为死才是解脱。以前法国有一位著名的妇人，教仆人对来拜访她的宫人说， “主人抱歉得很，不能延见，因为她正想着死（engaged%in%dying）”。一般西洋人对这位法国妇人是很表同情的；一个人既“生于忧患”，至少也该“死于安乐。”但在中国，这样的婉辞谢绝，主人既不会说，客人也不会接受。
一个生于忧患的人，平日也总有不少的操心与厌烦的事。中国人生活很苦，论理这种经验一定比别的民族要多，好几天不下雨，或连上下好几天雨，也许足以打断一年的生计；打一次小官司，或无辜的受人牵连，也许可以倾家荡产。诸如此类的天灾人祸，不但是时常遇见，并且你可以逆料它们来到，眼看它们一步一步的逼近；在中国人却能处之泰然，行所无事，真有上文那位女小说家所说的“神明不乱”的一般光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民族性中最奇特的一种现象了。凡是目击过中国荒年的景况的人都明白这现象究属是什么。
无论我们用一种什么看法，中国人总是一个谜。要希望了解这个谜，我以为我们第一得明白承认中国人在天赋上有和我们极不相同的一点，就是“没有神经”，不吃“神经过敏”的种种亏。在未来东西洋人的交际生活里，这一个特点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目前还不敢逆料。但我们是多少相信适者生存的说法的。谁是适者，谁能生存，是“富有神经”的欧美人呢，还是不厌不倦、随遇而安、麻木不仁的中国人呢—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
